陈村文选                   关于《少男少女》





  听说《文学月报》在讨论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小说发表前后,曾听到一些批评,也收到读者的来信。现就借《文学月报》的版面,一并作复,算是加入讨论。

  这个中篇的写作,前后跨三个月。查记录,从1984年9月22日写到同年的12月25日,其间因去北京、济南而一度中断。写成后读稿的感觉与写前的预期大致吻合。因想投往月刊,篇幅则不敢加长。

  这篇小说,以我本人的想法,主要是想写给当父母的与当教师的人们看的。因此用了第一人称,用了一个孩子的口吻。小说中的故事由三菱来叙述,以求更贴近一位年轻人的心理。

  全文实际写了八个少男少女,四男四女(稿子写成后,为它取名时将三菱的妹妹漏了,于是成了“一共七个”)。作为作者,对他们的看法和褒贬当然是有区别的。也写了几个当父母的,也有区别。我无意将这八个少男少女来概括中国的全部少男少女,也不准备将小说写成论文或调查报告,那是社会科学的事。文学不同于科学。

  我想,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愿不愿“看见”,那些孩子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他们不仅存在着,还在成长着,今后还将负起建设、保卫和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责任。因此,必须正视他们。

  我四岁开始当舅舅,二十七年来,有了八个甥侄,他们不总是让我看得惯。我曾当过教师,教过的许多学生中很有叫我头疼的一些人。我是社会的一分子,见过许多“文学青年”或非文学青年,我要自己努力去理解他们。

  我们的社会,是以雷锋为楷模的社会,但是,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雷锋的,甚至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行为。这个道理是如此明白,但在文艺作品中,一些似乎不那么有光彩的形象往往得不到描写。描写并非为了鼓励不良行为,不是这样,相反,是要求人们正视它。假如我们有信心,有勇气的话,只能正视它。同时,这种描写也是为某些行为正名。社会发展到今天,旧式的父子关系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这是很可惜的,也是必然的。

  在写作中,我没用我们都习惯的方法来为三菱贴金。其实,他既清楚又不清楚自己。他的话既当真又不正真。他既气壮又气馁。到第十九节的结尾他问出“我是谁?”时,悲哀已到了顶点,毫无幽默感可言。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这篇小说再不能写下去了,再写就全没了欢悦的色彩。要是仔细一些谈的话,可发现这小说不是个喜剧,三菱也并非他自称的“乐观主义者”。

  顺便提一下,《文学月报》六期上华玉章同志的文章拜读了,得益匪浅。但有几处确是误会,如三菱并没骂过他父亲“下流”。更没欣赏反转片的“浪得入味了”(这时他反用出了全文中最激愤最刻薄的词句)。另外,似乎没有“三个妙龄少女都对三菱钟情”的情节。负片和三菱几乎是冤家,对申光是三菱在自作多情,唯一可以拿准的是反转片,可惜最终还是闹翻了。所以,三菱也不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至于七个少男少女“没有一个真正刻苦读书的”,说得也不确,至少有申光在读着,并被三菱讥作“书呆子”。阿克发为了读书而去课余卖瓜,三菱为了阿克发读书而去当模特儿,这样的精神,实在不应称作“阿混”。

  我们以往熟悉的是高尚的语言配上高尚的举止,于是皆大欢喜。可惜生活中就是有许多例外,假如文学不斜视的话,理应去表现。

  说实在的,我很有点怪罪自己的意思。文中,我在三菱身上堆积了真诚,坦率,正义感,不图名,不贪利,不盲从,乐于助人,蔑视等级观念,不逃避体力劳动,不坐吃老子,不乱交女朋友……这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真怕三菱消受不起。生活中,我确实没遇见过集这么乡优点于一身的好青年。何况,他还有决非无病作吟的痛苦感。有人曾批评我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说这种批评全然不对。

  三菱是个矛盾的人物。他不爱读书,却又读着。自以为不以姑娘为然,却又终于和反转片“在鬼魂前相吻”。他有非常诗意的理想,同时又在不停地骂人。他一面腹诽父亲,一面又遵命回家,被父亲的一句话(“咱们谈谈吧,孩子,谈谈吧。”)引得心都疼了(我的心都疼了。真的。这是多大的诱惑呵!)。他一面极想独立,甚至想把妹妹也领出家门,一面又自知“我的学问也差得老远,他们犯不上要我”。所有隐蔽在他贪嘴之后的重大冲突,对于一个孩子,确实过于沉重了。

  小说中提到了一些家长,提的最多的是三菱的父亲。我不想往他脸上抹黑,他做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有时甚至也很有分寸。但是,他的爱终于没被儿子所接受。他与我们的许许多多家长一样,不懂自己儿女想的。正是他与阿克发的父亲,使得三菱与阿克发终于弃学。细究起来,除去坚守寨子的申光,其余的几位不再上学,多少也与其家长的态度有关。可见,仅仅当一个“没有恶德”的家长是不够的。三菱说“老子不知儿,小子好忧愁”。他并没说“小子很快活”。年轻人是希望被父辈理解的。这和父辈希望理解年轻人真正的思想一起,构成两代人沟通的心理基础。

  小说中信笔提到了去年的一篇全国得奖小说,我以为将可尊敬的父辈与下一代对立的写法是极不妥的。对少男少女们,还应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善意,而不仅仅予以皮相的漫画式的描写。假如我们的父辈囿于某些原因不能理解他们,那么,作为他们的兄长的我们,更不该乱说一气。这样于事无补。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一些公认的坏事,如偷瓜,未婚先孕,“临孕脱逃”等。这些最容易叫中国人气忿的事确能在生活中找到。我无法事事让三菱来充一下英雄,因此只在文中做了些曲折的手脚。比如偷了瓜还钱,比如不将富士和负片的关系写得令人羡慕。文中还有一些更常见的坏事,如负片的等级观,言行极不一致;如富士的钱财观念等。有些我们已经麻木了,在听到那种口是心非的单口相声式的发言,我们会有“笑死我啦!”之感么?

  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少男少女必然也变得复杂,如果家长们、老师们、领导者们只有爱心与热情,没有与此适应的心理准备与学识准备,必然会败下阵来。看一眼如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样的担心也许不是完全多余的。

  因为看多了耳提面命式的小说,想起写这样的一篇。我想试着“以不严肃表现严肃,以不正经表现正经”。做个实验。在社会生活中,以严肃来表现不严肃的事较多,大到“四人帮”的言语,小到偷儿的申辩,常常如此。这种现象,构成讽刺小说的基石。文学史上,有《唐·吉诃德》等一批名著。我所说的实验,也不是新鲜招式,文学史上有《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及荒诞派戏剧等。但我没敢走得太远,基本还是用很写实的手法,只在遣词造句上掺入大量口语式的和幽默、机智、诙谐、挪揄、刻薄的话,掺入主人公的自嘲。同时,将全篇处理成内冷外热,寻求行文的流动感、跳跃感。这些不光为了给三菱造型,还想使小说好读一些,耐读一些。

  我想,在纯文学和俗文学之间应当可以有路相通。目前,发表纯文学的期刊大受俗文学和纸价的冲击,度日维艰。假如能在坚持艺术方向的前提下,兼发一些好读又不媚俗的稿子,想来会扩大读者面。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是极难得的,中国也远没到涌出足以满足那么多纯文学期刊的版面的作家群。如果我们的一部分刊物和一些作家能稍稍放下点架子,不光有益于自身,也可给俗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写俗而不俗,其实是非常难的,何况又要读者愿读。我很愿做点试验,梦想有一日写出“阳春巴人”来。

  前几天看报,有条消息说,在“读书热”中,在多少多少万职工上职大业大电大夜大函大的同时,上海工人的实际操作水平下降了零点六级。乐极生悲呵!

  改革中的社会是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我自幼学到的非A即B式的评判方法常常碰壁。于是,笔下的形象有时也模糊起来,不是一个“好”字或“坏”字了得。少男少女们也不复诗中的纯洁、天真。我想,大人最好从一厢情愿的境地中自拔,不要对孩子说瞎话,以免被孩子笑话,也可少教孩子们一点口是心非。

  虽说我喜欢三菱,为自己作品辩解,但这篇作品确实不是上乘之作。在好作品渐多的今天,重读它也能读出小汗。但愿会出现少男少女们描写自己的佳作,到那时,我的这篇不成形的作品自然可以消隐了。

    (原载《文学月报》198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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