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5节 逃号张志华回来了    


 


  我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曾写到老右中的惟一逃号张志华。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运送工具之际,从荒芜的茶淀逃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张志华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劳改队中的逃跑行为,当然可以以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对其进行判刑,但是张君逃离劳改队有一年多的光景,归队后居然仅仅做了一个书面检查,就算是过了鬼门关。最初,我以为是张志华自动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否!他是浪迹到江南杭州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来的。

  张志华是个文学迷,因而很快成为我患难中的朋友。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与北大中的谭天荣,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枪决于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许是文学的缘分,他到了三畲庄不久,就坦诚地向我倾诉了他外逃后的一切。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热爱自由。”他说,“我在茶淀时,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出逃的时机。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后(指环绕于农场四周的金钟河),便南下了广州。”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走向混沌》)和清华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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