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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文集 我的两位邻居

　　落笔写我的两个邻居，很觉为难；总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人和邻居的关系，实在忽视不得。相处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见面就碍眼，那就尴尬了。比如，清早起来，都是差不多时候去上班，往往你刚走出大门，他也正跨过门槛，如果相好，便会微微一笑，一个说“你早”，一个说“你好”，大家快乐，带来整天高兴，工作累些也不觉得，那效果赛过一碗参汤；如果相恶，就糟了，本来是吃完早点，和亲爱的孩子妈贴了贴脸，鼻子上沾满了香味儿，被柔情蜜意陶醉着，满面春风跨出门来的，扑面碰着邻居，蓦地便如在冰天里宿了一夜，一脸霜花，一个向东别头颅，一个朝西扭脖颈，一件件陈账宿怨涌上心头，十亿八千万个细胞都像生错了位置，浑身没一块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体受损，一年三百六十天，难得一天不是如此，谁能受得了？何况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呢。

　　所以，我历来主张，同邻居应该和睦友好。我像汽车驾驶员一样，坚决遵守 “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的交通规则，至今从未发生过“撞车”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员会想到要评选睦邻模范，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这次写小说，我异想天开，要把俩个邻居写出来，真担心会出点纰漏。从来写小说，总要有褒贬；一褒一贬，会引出一喜一怒，一爱一恨，三家人家，闹出两派；尽管我笃定是在多数派一边，心里也不受用，万一以后吵出事来，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扬一番，落个皆大欢喜。可是这也很难，古来论功行赏，也不曾有几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没有意见了！说了东邻十分好，西邻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风波。自然，全批满分也可以，不过小说写成那样，便如一九七八年的奖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难煞过多少皇帝，我一个握笔杆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珑！拍马吗，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装闻不见，或者闻惯了不在乎，但在人群里就难混了。有风的时候还好，只有下风头的人闻着了骂，一旦风停，四面八方就都会骂过来，岂不成了过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么办呢？我不禁又想起从前的皇帝来，他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个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谢恩，三呼万岁。这是我能做得的吗？

　　千难万难，真是写邻居最难，左思右想，还是三十六着，不写为上着。因此，两年多来，一直未敢动笔。

　　最近，我的东邻方铁正同志不幸病故，哀伤之余，我的心又萌动起来，为了纪念他，忍不住不写了。但这种情绪，必然会使我过誉老方而疏慢西邻的刘长春同志。老刘呀，这可要请你原谅了。人类的感情总倾向于怀念死者的好处，一个人的缺点随着死的到来会被宽恕，一个追悼会上总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恶的人，由此可知死对人们感情的变化起着多么伟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确实是老方的好朋友，我们同过患难，经常互相帮助，都为友谊建树过功勋。为了他的过世，我们至今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我们也有充分谅解的基础。这次老方同我们永别，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进我们里边来了，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也总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今天对你的称赞j比老方逊色，便觉得不乐；那么，我郑重保证，只要我能死在你后头。我一定有机会像称赞老方一样称赞你的。如果倒过来，要劳驾你参加追悼我的会，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你也只会叨念我的好处了。我充分理解我们都能够顾全大局，所以我毫无后顾之忧。

一

　　我和我的邻人——东邻的方铁正和西邻的刘长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身体都搞垮了。那原因无非是挨了些无情棍，受了些窝囊气。现在也不必再多说。一四人帮”粉碎以后，各种冤案、假案、错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着的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死了的也不亏待，都开追悼会。报纸上不断登载这一类消息，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热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影响极深，对忠臣的被害，虽然忿忿不平，但现在看到了大出殡，满足于死后的荣耀，心中也就释然了。对于追悼会上，偶然夹杂个对死者实有罪责的人，有时也会引起一番议论，但都宽宏大量，并不学“四人帮”的样子，把他拎出来；认为他既然能在死者灵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种追悔的，表现。当然，有人也谈到这可能是装腔，而装腔是牵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这个原则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余气，或有余悸；既而想到一个人终于不得不煞住气焰，装出“腔”来，又何妨看他今后如何把戏演下去，暂不计较也罢。人民总是乐观的，对前途充满信心，自古以来，坏人从来就有，一旦绝种，生活就显得单调了；鳄鱼、老虎，现在都要重点保护；最杰出的医生，在癌细胞面前束手无策；最平庸的生物学家，却高喊禁止破坏生态自然，你看这世界有多矛盾！坏人能够存在，是因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够存在，是因为终于能不让坏人得势。你看，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三个人，都关心这种带有运动势头的追悼会。有时一起闲聊，痛骂一顿 “四人帮”之后，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讲一点心酸的话，开几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刘长春长叹一声说：“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现在老罗，好时光错过罗，身体垮成这个样子，你们要替我开追悼会罗！”

　　我看着他红润的脸色，已经发胖的身体，比三年前年轻了十岁，正在返老还童，心里十分羡慕，嘴里却说：“老刘，我们三人中，论年纪是你最大，按理你应该先死。你的儿女都成人了，自己也当过几年（区房管所）主任，虽然‘文化大革命’ 中丢了官，例证明你同林彪、‘四人帮’没瓜葛，落得一身清白。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算虚度一生，人困难免一死，你我谁能破例，细想起来，的确还是你先死为顺。”

　　我说罢，自己先笑。方铁正睁大着近视眼，在镜片后盯着我，那苍白清瘦的脸，正儿八经，先张开嘴巴“哧”的一笑，然后又骂我说：“扯淡。”便抿紧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刘听罢，皱起眉头，半闭着眼睛瞅住我，半恼半笑地说：“你看你，我一说死，你就巴我第一个，尽念咒语，再没一句好话。”说罢，抚了抚脸，挺了挺胸，还做了个扩胸的动作，好像听到了晦气话，要为自己壮胆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连忙分辩说：“哪里哪里，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们参加你的追悼会，你不先死，这会我能有价吗？我倒希望走在你们两位前头，免得为老朋友伤心掉泪。”

　　于是，老刘也跟着我笑了。但这笑，就像敲错了琴键一样，随即戛然止住。因为我们都看到老方没有笑，他啄着嘴，一脸不屑的神气，分明在骂我们言不由衷。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最可能走在我们前头的。他看出我们故意回避不说，就生气了。好像我们要瞒着他把状元抢走似的。

　　这无声的责备，逼得我和老刘互相使了个眼色，一时沉默了，后悔不该开这种霉气的玩笑。起初，我们到并非有意，后来确实是存心不说他的。现在被他看穿，真觉得亏待了他，有点过意不去；好像只有赞成他第一个升天，才对得起他似的。

　　要在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我是个低能儿，我竟说：“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这分明是废话，本来就已经不再说了嘛！这更是蠢话，难道“不说”还要发表声明吗！

　　老刘毕竟当过主任，会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认为我的话揭开了盖子，便抓住战机，直截了当摊牌了。他板着脸，又正经。又严肃地说：“老方。你确实应该当心，你看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叫你吃药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锻炼不锻炼，一天到夜还在狗一样叫，猫一样跳，你究竟还想不想活下去？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不听，你要做顽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顽固掉了，有好处吗，唔？”

　　这些话，听来狠得过分了，但却明显地是为了一个同志的生命担忧，狠得越过分，就是越关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很感动，我承认老刘对老方的感情确实胜我一筹。于是我连忙说：“是啊，老方，大家都很关心你啊（我不敢说‘我很关心你’，真惭愧），你的身体，是要赶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还怕没有事情干吗！何必急得那样子，像来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还磨夜呢。”说到这里，老方好像不耐烦了，简单明白地插话道： “我睡不着。”

　　我不甘心地说：“睡不着，就吃点安眠药，总不能任它去，一个人有多少精神呢……”我还想说下去，忽然被老方睁大的眼睛盯得有点吃不消，好像他在责问我： “你刚才声明‘不说了’，还噜嗦什么？”我连忙闭上了嘴。

　　这时候，老方才把眼睛望着别处，毫无表情地说：“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刘大声说，甚至站了起来：“你这个聪明人，给什么迷住了心窍？你今年几岁了？四十六，比我小八岁，难道连我这点年纪都不想活？孩子还小，老婆还年轻，你能死了吗？”老刘说着，忽然愤怒起来：“‘四人帮’要整死我们，我们都挺过来了，那时候，我们就是不死，要活着看到他们垮台，这不是，他们垮了。告诉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书记老周被关起来的时候，‘四人帮’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们一面装腔作势，告诫他不许自杀，一面却在关押他的房里放了绳子、小刀、安眠药、敌敌畏……诱他上钩。可老周哪，就不上当。你想想，你还能……” 说到这里，老刘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连忙看了看表，说：“总是为了你，又过了五分钟了。”说罢转身就走，还连连回头说：“你想想，你舍得，我还舍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点过五分，唔，不错，老刘上床的时间是二十一点，真超过五分了，这是难得的、三四年来，老刘定了个作息时间表，执行得极严格，他的身体明显地健康起来。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样，何至于叫人担优呢！

　　老刘走了，我又不敢再讲话，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来，一面走，一面咕噜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点也没有听我们的劝告。

二

　　我想着这两位邻居，当天夜里竟失眠了。

　　这两个人，都是犟脾气，从来不听劝。各人还自以为是，要求对方听话，真是怪极了。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抱成见，反而很合得来似的，一向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为了老方的健康，老刘一再劝他像自己一样，有计划地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要他早晨起来跑步，下午打太极拳，晚上做气功，并且把买来的有关资料送给老方。老方不听。老刘不灰心，有一次便请人从吉林买到一斤人参，他按原价让半斤给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两支。到下一年过了梅雨天，竟发现都霉烂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骂了一顿，声明从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时住不进医院，他却千方百计走后门让他住进去，而老方却待不住，治疗得稍有好转就出院。老方呢，一贯主张老刘在落实了政策以后应该去上班，老刘至今不去，他说： “这算落实的什么政策，我本来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帮’坑害了这些年，反倒叫我去当第二把手，我咽不下这口气。”老方就说：“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老刘大笑道：“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呆，也难怪，没有当过头头，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老方不赞成说：“你是受过‘四人帮’ 害的人，竟也会沾上‘权迷’的习气。”老刘不满道：“不是我去夺人家的权，是我的权被别人夺了，不还给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现在降职使用，倒像是犯了错误，这不是颠倒了吗！”老方也不满说：“就算你有理，人民总没有亏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总说不过去。”老刘一挥手说：“算了，你是个迂夫子，同人民的账，也不是一天两天结算的，死下来总算吧。我身体不好，现在就锻炼锻炼，这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讲来讲去，就是这样。老刘不但不去上班，反过来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递给组织上的报告，老方也居然会答应，两个人常在一起，细谈情况，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时间。这种报告前后打过几次，老方白天没有空，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更动人的是老刘的儿子，功课本来极差，七七年高考低于分数线很多，后来跟着老方补习，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学。现在，老刘的女儿，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课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从不厌烦。我在旁边看了，着实感动，又觉得老方耗费的精力太多，实在有点替老刘说不过去；也难怪老刘会对老方如此情重。说到根上，总是既然住在一起，不会没有这些往来，也说不上谁沾了光，谁吃了亏，反正是为大家好。都值得称赞。

　　但是，老刘毕竟是很会照顾自己的人，不仅用不着我担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体，本来比他强，由于他坚持体育锻炼，我竟不如他了。确实，我们是很聪明的，终于找到了延年益寿的最好办法。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每天从清晨三四点钟开始，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跑步声。青年人最有雄心壮志，他们岂止为了健康，还力争当出色的运动员；中年人就不同了，无非是为了加强抵抗力，保住朝气而已；至于老年人，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实在不忍离去，也参加了这个行列，因为即使做不动什么，活动活动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所吸引，所感动，觉得个人的身体也是革命的本钱，实在无权玩忽，也常想参加到锻炼的队伍里去；有时候真的做了，但总是一天捉鱼，十天晒网，坚持不下去，而且起得过早，锻炼得过分一点，反而早饭以后想睡觉，上班也差劲，人家笑我炼的不得法，而我则模模糊糊地想到锻炼也要具备条件，我一天到夜很忙，体力消耗得多，本来就累了，再锻炼岂不更累。但又怕别人误会这理由是为自己意志薄弱辩护，自然不说出来。

　　可是，老方是脑力劳动者，意志又坚强，身体这样差，为什么不肯听老刘的话呢，锻炼锻炼，对健康应该有好处啊！他是我们之中最年轻最有作为的一个，如果这样下去，岂不糟糕！想起来，老方的经历，也真叫人感叹，他四九年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就在党委部门工作；五七年反右后，就调到中学里去教语文。他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从未受过表扬，他也从不计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翻他的档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调来中学的原因在于思想严重右倾，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这样重大的政治结论，他竟像被蒙在鼓里。这时候别有用心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他是内定右派。他当然不承认。他性格本来就犟，竟硬顶起来，于是从灵魂到肉体，被斗得七荤八素。从此竟一蹶不振。起初还坚持劳改，在学校里打杂，从扫厕所到拉板车都干；后来躺倒了，又被认为是装死，罚他站在冰天雪地里请罪，一直到失去知觉。之后便常发气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脏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厉害，平生也不曾学会照顾自己，一旦让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干，发病的时候，喘得躺不下去，就干脆备课或批作业，往往几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两年来，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干。我有时半夜起来解手，总见他房里的灯还亮着，凑进玻璃窗一看，他还在埋头批作业，喉管里“叽儿叽儿”的喘声，竟响出窗外来。我怜惜地说：“老方呀，你不要命啦，还不休息！”他便说：“快好了，就睡就睡。”却不动身。我看不过，有时推门进去（他从不闩门，爱人在邻县做妇女工作，难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让批。他忙揪住，笑着说：“你看你看，这个学生想得有趣，但不会写。” 我当然不肯上当，干脆灭了台灯。他拗不过我，叹一口气，坐到床上去说：“睡，睡。”然后又咳嗽，喘着说：“这些学生，都快高中毕业了，作文还写不顺，错别字好多，他们同我们一样错过了光阴，再不抓紧些，将来怎么办？”我非常感动，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体再垮下去，怎么办？”

　　我的话完全没有用。他不但没有改，从去年十二月，他那“内定右派”错案得到改正以后，整个寒假，他几乎门槛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写着写着。问他在干什么，他起初腼腆着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在写一本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说，他要用自己的体验去感动学生，他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要推动学校的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我又高兴又忧虑，说：“好虽好，你吃得消吗，该量力而行啊！”他笑着说：“劲道上来了，倒放不下手；这小说一动手写，就像发了神经病，旁的事都想不进去，脑子里想的尽是这事儿，梦也做着它。”我说：“这可糟了，你还是不要写吧。”他摇摇头说：“已经上了马，总要跑到头才能歇了，否则，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过去，他显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时候穿了棉衣，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只是更像老头子了，佝偻着背，脚步拖沓，右手时时按在下肋骨处，好象那里生疼。天一热，脱棉换单，使人大吃一惊，他真是皮包骨头了。他却开玩笑说：“这里边也有学问，课文里有‘精瘦’这个词；什么叫‘精瘦’，以前我只会解释成‘瘦极了’；可是，‘瘦’到什么程度才算‘极了’呢？总还不懂，现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肤，若推得动，那还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动，皮贴牢在骨头上，夹层里不再有一点肉，才叫‘瘦极了’。”说罢，竟开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个乐天派，也想说几句俏皮话，竟干了嗓子，讲不出声音来。……

　　想到这些，我怎能入睡。睁眼看看，他的房里仍亮着电灯。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见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贯注地用笔指点着一篇作文，向站在桌边的老刘的小女儿讲解。不知为什么，我竟留泪不住，心里又酸又甜，又爱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三

　　一个人，像老方那样夜以继日地劳累，即使有强健的身体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刘都十分后悔没有能及时把他阻止住。

　　实在说来，我们还不够关心，也不完全懂，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一天过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过去了，老方好像还是那个样子；一个月过去了，老方也并没有躺下来。于是就认为大概还不要紧吧，有意无意之间就让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说。我们好像在做着一种试验，试试一个人的生命力能顽强到什么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战胜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样才能够靠近这个坚强人物的身体。……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我是这样的残酷！我枉为老方的老邻居，几十年亲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认清他的品格；我竟没有想到这个人从来没有叫过苦，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从来就是甘愿烧尽自己的油脂、照亮别人的火烛，从来就是慷慨剖开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应该指望他会向病魔屈服，早就不应该认为他有一天会喊吃不消而躺倒。……我们总是容易关心那些有一点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英雄好汉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这样愚蠢！

　　老方在寒假里写的小说，三月里在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评论家还写文章，称赞他写得好。我们这个小县城，立刻轰动起来。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是指实际上生活里的哪个、哪个，甚至还来向老方讨谜底。学校里更加热闹。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畅，十分有劲，拼命要做出更大贡献，好让老方再写一篇。少数几个被怀疑是犯有官僚主义或对教学工作不负责任的模特儿的，不免暗暗闹了一阵情绪，深怪老方出他们的洋相，过后想想，大都能够觉悟，有所悔改。只有极个别的人，竟怀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还有一些人，虽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说里指出的那些毛病，却连声称赞老方写得好，说那种人确实应该批评，否则就妨碍四化，自己却偏偏不改。这种人大概也是受了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早就练老了脸皮，或者是长期被触灵魂把灵魂触僵了。这些都瞒不过学生的眼睛，都是他们告诉老方的，后来老方又把这话告诉我和老刘，并且谦逊地说：“总还是我技巧不够，热情不炽，不曾能够感动这些上帝。”

　　总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内容尽管有争论，文字功夫却无人不说好。学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绕着他，他教的又是毕业班，谁都知道现在考大学有多紧张，认准了好老师，个个都希望多受点指导。所以，每到晚上，穿梭似的上他家来，拿出作文请他面批。他们总是把他团团围住，就像是茧皮困住了蚕蛹，顾不上这蚕蛹快要把丝吐尽了。他强喘着气，耐心地讲解，有时还发出带喘的“呼哧，呼哧”的笑声。……就这样一天一天忙碌着，一直到把这批学生送去考完大学。他看来一直很兴奋，脸色常常发红，眼光很亮，好像腰板也挺直了一点。我和老刘都暗暗惊奇，觉得生命实在伟大，实在神秘，以为奇妙的精神力量会使他在千锤百炼中健康起来，我们忘记了他的躯壳也是物质，忘记了任何物质承担压力都不能超过限度。谁都体会不到那个时期疾病究竟怎样在折磨着他，他又用怎样巨大的毅力同病魔抗争。

　　高考揭晓，他教过的两班学生，语文成绩没有一个不及格，平均分数是全专区最高的。老刘的小女儿，也考取了大学。这些消息，就像是一支支强心针注射进老方的身体里，使他有可能作最后的一跃，暑假以后，他毫不犹豫地又登上了讲坛。

　　终于有一天，他像一张硬弓的弦，铿锵一声绷断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像往常一样，他也走出门来。打过招呼，我就见他身子微微一颤，咳了几声。我以为是今早上比昨天稍稍冷了一点，并未引起特别注意。我们还同走了一小段路。街边的梧桐，落叶增多了，但街心花园的菊花，却正盛开。我们就在那里分别，这时一天晴朗，阳光已经照到树头，高空里飞过几只鸽子，响起一派轻淡缥缈的哨声，老方抬头看看，还微微笑了一笑，好像非常欣赏这美妙的天曲。这一天我非常愉快，因为工厂要新建一个车间，决定派我到外地去参观同类工厂，收集参考资料。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可以见识见识外地的风光。下班后，我一路轻快走回来，一进院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三家人家，寂静无声，不见一个人影、喊了几声，无人答应。突然，老刘流着眼泪出现在我的面前，呜咽着说：“老方死了。”

　　我顿时如遭天打雷劈般呆住，似乎大叫了一声“怎么会呢？”其实这句话并没有说出来。

　　“已经送殡仪馆了。”老刘接着说：“我们两家的人，都在帮忙。”

　　我一头冲进老方的房间，好像偏要在这儿再找到他似的。……我像扑进了大海，被波涛颠簸得摇晃起来。我支撑在一张椅背上，眼泪无声地哗哗直淌。

　　我立刻想起了老方一年前说过的那句话：“我只想再活五年。”我觉得我们真傻，当时竟一个人也没有听懂，他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已经活不到五年了吗！可我们……我们真傻呀！

　　我抬起泪眼，看看老刘。老刘站在台前，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的几张纸，脸色非常难看。我不禁也伸头去看，很快就弄明白，那是老刘请老方代笔却还没有写完的一份申诉书（据我晓得，这已经是第六次申诉了）。我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灯光，这应该是老方最后的笔迹。

　　当时我确实没去想别的。但是，老刘忽然像女人一样大声地哭起来，我惊异地呆望着他，因为从未见过他这种样子。我这种态度不知道触动了他哪一根心弦，他竟哭哭啼啼朝着我喊道：“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参加追悼会！我要把儿子、女儿都叫回来！……”

　　…………

　　为了替老方治丧，我请了三天假，开过追悼会以后，领导上就催我赶快出差。

　　我隔天买好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打算五点起身，吃点东西动身。这样时间也很充裕。

　　这天清晨，我按时起身了。孩子妈也被吵醒过来，她睁眼看了看表，就说： “还早呢，才四点钟。”

　　我连忙再看看，果然只四点。不禁苦笑一声，觉得自己这几天真有点昏头昏脑。但既然已经穿好衣服，也就不想再睡。嗽洗完后，打开炉子烧早饭。坐着无事，就走出门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深秋的早晨，气候已经凉了，穿着绒线衣，仍觉单薄。这时天色浓黑，门前广场四周有几盏路灯，透过梧桐枝叶，一线线射到广场上，明暗相间，有一二十个人，已经在那里锻炼身体，有的跑步，有的打拳。我真自愧不如，又一次想起了老方，便更羡慕这些强健的人了。

　　我一面深呼吸，一面信步走去。我看到近处梧桐树下，有一个人在原地跑步，上身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头，气喘吁吁，一线灯光照在他的脸颊上，看出那晶亮的汗珠，如雨点般滚落下来。我钦佩得五体投地，不由得再靠近去细细欣赏这位杰出的锻炼者的神态，我很快就发觉他竟是老刘。

　　这时候，我心头蓦地涌起一股非常厌恶的情绪，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失礼了，竟不曾招呼他就迅速回身走开。我愤怒，我憎恶，我顿时背叛了我一贯称羡的东西，我诅咒这种锻炼！当时我的神经显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么叫生，什么叫死，不知道我的两位邻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刘还是老方。我强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以免真的发起疯来。

　　 1979．1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