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文选

                  郭小川检讨书


《检讨书——  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简介:本书献给不愿出
卖自己,坚守社会良知的人们  面对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一个曾经给过我们
无尽激情与梦想的战士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你会感受到重压下良知的沉重呻吟,
混沌中真诚的无力挣扎,和思想暴力下人格被摧折时的嘎嘎作响,此时,你是否会
认为,我们的民族大需要作一次文化大检讨了?!

    1919年郭小川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36年开始发表诗作

    1937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1939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

    1949年任《天津日报》编委

    1953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1955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

    1956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

    1957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

    1958年筹备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成为作协重点批判对象

    1959年10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10月20至11月初,郭
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11月,郭小川本人被批判。11月25日
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12月递交了第二次“  补充
检查”……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
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
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
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
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1956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
8月间,默涵、光年、白羽和我住在西山,当时是党交给我们考虑文艺工作的任务
的。我住在那里,也想不出主意,情绪极端不安,我觉得,我不是搞理论的,让我
搞这些事简直是浪费时间。有一个晚上,我就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好几个  “我要
下去啦”,以后到10月间写成了《山中》一诗。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
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
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
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  ”是哪儿呢?
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王亚凡同志说:
我在《雾中》一诗的注上和《月下集》序言中“向群众诉苦”  ,“向党伸手”,
实际上这首诗已经是“诉苦”和“伸手”了。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
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
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
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
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
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
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
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
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
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
(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
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
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
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
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
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
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1956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
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
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这个人可以敌我不分,向敌人诉苦,
对于党的审查,暴跳如雷,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
“主观战斗精神”。从这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个人主义与各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的
联系。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
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
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
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
中达到极点……

    给刘白羽信。6月间,给白羽同志那封信,标志着我的个人主义的爆发,公然
与党对抗。这个问题,同志们批判得很深刻,我不多说了。我只想指出:这是我的
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爆发是不可能的。那些天,我的思想非常坏,我
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同时,那时我还有一种
阴暗的想法,觉得党不那么重视我了,连荃麟同志都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但我是
一个好党员,对党忠心耿耿,不但在创作上有“才能”,而且在组织工作上也有
“才能”。《伯乐与千里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思想情绪下写成的。在同一思
想支配下,我还在《月下集》序言和《雾中》的小注中发泄了这种情绪。这的确都
是“向群众诉党的苦”,这已经发展得不像个党员了。

    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逻辑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
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创作,更谈不上才能。现在看来,
我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
的确是乱七八糟的,前些时看了,实在不忍卒读。大家为了鼓励我举出的《向困难
进军》,就是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学上,我注目的是当个大作家;一是从党务工作上发展,
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职位。前几年,还有个从研究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当理论家,
这几年不想了,因为觉得这方面不行。这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发展下去,
的确是万分危险的。

    据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
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份名为“第二次
补充检查”中我们发现了,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这份检查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
不如说是他抄袭了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他把批判者抛出的种种帽子统统
拿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1962年郭小川调人民日报社任记者

    1966年被批判斗争、靠边站

    1968年被揪回作协批判、蹲牛棚

    1970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1973年被江青诬为修正主义分子

    1974年因林彪案被隔离审查

    1975年致胡乔木“万言书”

    1976年因吸烟失火窒息身亡

    生前出版诗集10部

    摘自《检讨书——  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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