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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冬文集 小东的画书 在爸爸的遗物中比例最大的是那些笔记，大约有四十本之多吧？其中一本的某 页记下了某天爸爸要办的事，“找老顾”、“寄信”、“买树苗”……其中有一项 ：“小东的画书”。那天爸爸也许出差在外，他想到要给我买一本画书；他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竞成了这本描绘死亡的画书的主角。 ——题记 有一件事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就是爸爸的自杀。我是偶然听说此事的，在他 们饭后茶余的谈论中。当时他们已不再避讳我，那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解密。 至少我听上去是这样的感觉。他们语调平和，自在镇定，在这之前刚刚议论了一番 天气和不断上涨的物价。可对我来说还是有点突然，好像挨了一棍。我警惕地环视 了一下周围，没有人在看我。他们自顾自地说着，接着话题又转换了。我倍感轻松， 脸上竟然露出极其平静的微笑。我笑得极其自然，一点也没有掩饰的意思。这样做 并不是十分困难的。毕竟，爸爸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曾经自杀过，又有什么意 义呢？就算他自杀未遂—一像他们津津乐道的那样，又有什么意义？反正他是死了， 而且时间也已医治了我们的伤痛。 他们，是爸爸的一些老朋友，在很多事情上比我对爸爸更了解。他们深诸内情。 他们大概认为那件事妈妈已经对我说起过无数次了，理由是我已经长大，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成人了。但是，他们想错了。妈妈并没有告诉我爸爸曾经试图自杀。在此 刻的这张饭桌上面，她的表现没有让我感到尴尬和局促。妈妈甚至都没有朝我看上 一眼。就像她的确对我说起过什么一样，或者由于年龄的缘故妈妈忘记她是否对我 说过了。事后，我也没有再问她。某个时间一过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就这样分享着他们的秘密，在碗边吐了一小堆鱼骨头。我很想让他们的话题 回到爸爸自杀这件事情上来，使我更多地了解一些细节。在喝汤的时候和撤碗以后 他们分别又讲到一些。我不断地点头，报以感激的笑容。我给叔叔伯伯们点上烟。 斟满茶，用行动鼓励着他们，但没有主动问起一个字。应该说，我的收获还是颇多 的。后来我就盼望这些叔叔伯伯们经常光临我家了。 果然，他们又来过几次，看望妈妈和我。有时候他们谈到爸爸，有时候他们根 本不谈。毕竟，爸爸已经辞世十年，他们来不过是为给我们孤儿寡母增添一些欢乐 的气氛，而不是来哀悼死者的。毕竟，哀悼的时间已过，而生活仍在不断继续。在 他们不多的几次探望中有时候即便谈到爸爸也不一定会谈他的自杀。当然也不是故 意不谈，这件事早已不是那么严重了。 每年一次，或是过年，或是爸爸的祭日，他们相聚在我家。妈妈做饭，他们则 在客厅里大聊特聊。的确是快乐的。他们的友谊那么长久，几乎经过了半个世纪， 其间有那么多的生死考验，如今还能团聚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呀！而且他们的官职 彼此相当，有相同的工作经验和话题，家里都有了第三代，都到了离休和快离的年 龄。要是放在从前由于工作繁忙，恐怕还抽不出时间来呢。并不因为少了爸爸一个 而若有所失，相反，对死去的老友家属的关心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在他们 中间有李伯伯和姜叔叔。文革期间姜叔叔坐过大牢，险些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李伯伯也曾吞过铁钉企图自杀。如今他们都逃过了那凶险一劫。劫后余生的快乐持 续至今，使他们几乎要手舞足蹈了。仍然有死亡的话题，有自杀，但那不是关于爸 爸的。后来他们谈起各自的身体、锻炼方法以及补药饮食，离爸爸就更远了。 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几乎都曾想到过死。有的仅仅是这么 想过，有的付诸了实施（像爸爸和李伯伯）。爸爸的自杀如果被证实确有其事也没 有什么希奇的。时值今日更没有什么羞耻可言。在座的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在党 的章程中明文规定不许自杀。也许这一戒律曾长久地压迫着他们，在危难之中挽救 了部分人的生命。当他们日薄西山死亡将至时戒律似乎也无能为力了。这伙当年的 地下党就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带着新装的心脏起搏器和人造肛门，至少从肉体 上看已成为异己的东西了。 一切都是精心准备的，一天，爸爸走上了赴死的道路。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那个 年月里永恒不变的中山装，风纪扣已经扣死，有如套好了绞索。在他的绿书包里放 着工作证和一张因公出差的证明（为住店需要），证明上加盖了有关组织的大红公 章。再就是一瓶装得满满的白色药片—一他杀死自己的武器。红、白、绿三种鲜艳 的颜色构成了爸爸死亡的图案。 我看见他登上了那辆开往六合的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爸爸一路摇晃，来到那 陌生县城的街头。他满面苦愁，站着问路，被指引到一家旅社的前厅里登记住宿。 服务员提着一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前去开门，爸爸跟随其后，穿过阴暗的走廊走向他 此次旅途的终点。他反扣了房门，和衣躺下，也许在此之前还晃了晃桌子上的热水 瓶，看看有无开水。然后他倒了水，耐心地等待开水冷却。他将和着药片钦下这杯 水。在等待的间歇里爸爸点燃了他的最后一支烟。也许是整整一盒，或者两盒，直 到烟蒂像袖珍的碑石般插满了烟缸。到此为止爸爸的行为和一个通常的住店者并无 两样。 爸爸的自杀是无踪迹可寻的，抽象地存在于我所感知的时间中。此事的神秘在 我看来并不在于计划的周密，仅在于处理的果断和干净。此事定然存在过，但它在 未来被消除了，就像一种气味被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最后风也止息。有时候想象也 不能到达那一点。想象不能到达的地方通过别人的转述也不能到达，情形也许更糟。 在叔叔伯伯们的饭后茶余，我所能接受的其实只是爸爸自杀的事实，我不能接受的 是那些细节（虽然对此我有着无比的癖好。既然大家已经打破沉默，爸爸的自杀之 举多少就是可笑的了。他们不能复原那件事，他们能做的只是将它消灭干净。现在， 由于年迈糊涂，他们放弃了自己擅长的而做起了完全不能胜任的事。我为爸爸的老 朋友们感到悲哀。然而，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也经不住这样的诱惑，通过想象把 爸爸赴死的那幕写下来。我不是没有这样做过。也许我做过还不止一遍。也许我三 番五次地这样做过（比如本段落就写了七遍以上）。但我还是无法将叙述进行下去。 ］多年以后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在水网密布的洪泽湖地区，爸爸肩上搭着毛巾 走向河堤。他是那样地健壮，每走一步小腿上的肌肉都在膨胀。他的小腿非常结实， 和我鹭鸶般的细腿完全不同。即便成年以后我的强壮也没有达到爸爸那样的程度。 他的身板就像一个农民。他赤着膊，穿着宽大的裤权去堤上游泳。我跟在后面，也 搭了一条毛巾，为爸爸的健壮而感到惊讶。在泛黄的水渠和河沟里爸爸畅游不已， 以木桥为起点涵洞为终点他一连游了三个来回。他的泳姿是矫健的，和当地农民的 狗刨不可同日而语。时而仰天朝上，任其漂流。爸爸的仰泳绝对自在，发白的躯体 在水波中起伏不定。有时，他干脆脱了裤子裸泳，反正四周无人，河堤上有一丛丛 的条柳同时可作为屏障。爸爸让我站在路边放哨，看看有无农民前来。我看着他的 衣服、香烟和火柴，双手抱着自己的膝盖很认真地履行职责。青青的枝条间爸爸像 一只木筒随波逐浪，小腹处的体毛显得又密又黑。然后爸爸换我下水，他则坐在岸 上吸烟。他让我松开扒着水泥桥墩的双手，告诉我水里并不可怕，何况还有他在一 旁保护呢。我还是不敢，甚至于连狗刨也没有一试。爸爸不得不再次下到水中，托 着我的肚子，一手按下我的脑袋。我呛惨了，像一个真正的溺水者那样拼命地挣扎。 回家后爸爸就让我在洗脸盆里练习憋气。我把头埋在水中，直到后来可以坚持一分 钟了。爸爸说：“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我一到河里还是害怕。我的最佳 记录是游过一条宽二十米的河沟，即便如此还得爸爸在另一头接应。 爸爸死后再也没有人在游泳方面对我提出过苛刻的要求。他们只是奇怪，我的 少年在水网地区度过竟然不会游泳。再后来我的年纪大了，对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 就推说我命里畏水。与此同时我对会水者的钦佩与日俱增，对他们的健壮和勇气给 予了过分的肯定。因为爸爸当年是健壮和勇敢的。他年轻的小腿肚饱满而光滑，连 水珠都不能在上面停留。 爸爸怀着极大的热忱迎接从狱中归来的姜叔叔。在我们的三间草房里，他们通 宵达旦地谈话，破例允许哥哥和我在一旁旁听，并不赶我们去睡觉。姜叔叔从未自 杀过，他更有资格成为我生活的老师——一至少爸爸是这样想的。他（姜叔叔）是 那个时代里英雄般的人物，我秘密的榜样、勇气教师，他的行为和电影里的革命烈 士简直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姜叔叔是活生生的。 他向我们展示了细长白皙的手腕，每逢阴雨天气那里就酸疼难忍，那是常年手 铐折磨的结果。为使他交代罪行，提审他的人常常在上面猛踩。当然，姜叔叔没有 屈服。他没有出卖别人，其中也包括爸爸。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给姜叔叔送去了最 后的晚餐，虽然有鱼有肉，不比平时，但姜叔叔还是难以下咽。最后他还是说服了 自己，吃了个底朝天，大碗里的白酒也喝得点滴不剩。他们蒙上他的眼睛肥姜叔叔 押上一辆等待已久的吉普车。有人在他的耳边悄声说道：“你仍有最后的机会。” 汽车在市内运行，姜叔叔在作最后的思想斗争。有一张事先准备的纸条就攥在 手上，由于出汗太多，他担心钢笔写成的字会因此模糊。那张纸条上写明了自己的 冤屈，希望偶尔捡到的路人去有关部门为他伸冤。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姜叔叔将 纸条偷偷扔出窗外。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了，虽然知道此举是毫无希望的。他想它 多半被千万只脚践踏在泥泞里了。然而正是靠了它的激励姜叔叔才决心一死的。我 们仿佛看见一个人向着他生命的尽头急速狂奔，只有这张轻飘的纸条逆向飘向人群。 它那样轻盈，不可能把他带回来。然而吉普车掉转了方向，它载着视死如归的姜叔 叔在郊区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过是一次假枪毙，一次毫无幽默感的捉弄，真叫人 肝胆俱裂呀！没有赴死经验的人无法加以理解。姜叔叔告诉爸爸：他最脆弱的时候 正是回程，如果他们再玩这样的把戏他肯定就垮了。 为打发无聊的时光姜叔叔在狱中玩起了香烟壳。当时他还被允许抽烟，所抽的 牌子和狱外的爸爸一样：南京牌。烟壳由红黄两色叠印而成，衬纸是灰白色的。姜 叔叔将灰色的衬纸裁成窄窄的细条，在红黄二色的烟壳上来回穿梭。他开始编织， 像一名巧手的织女一样，利用这从未有过的材料，织出了心脏的图案和一些奇特的 文字。这样的工艺品出狱时竟积累了一百多张。这次他给爸爸也带来了一些，作为 特殊的礼物，以志纪念。 爸爸让我好好保存这些经过编织的香烟壳，我将它们分别夹在一本辞海的书页 里。烟壳上的字样有“忠于人民”、“忠于党”、“相信群众”几种。当时我还年 幼，并不能完全理解那言简意赅的措辞，但对编织工艺本身的独特和巧妙已很能欣 赏。这几张烟壳后来成了我特别的珍藏，不时会拿出来向要好的同学夸耀，当然还 有姜叔叔传奇般的狱中生活，也是值得我经常吹嘘的。 另有一些未经编织的烟壳，在白色的背面姜叔叔用钢笔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是他为自己而办的一张小报，定期出刊。钢笔字有横写的，有竖写的，有文章也 有歌谣，烟壳上还画了细致的花边，把不同的内容区别开来。我对不同花边的兴趣 显然要大于对文字的。那些文字有时是摘抄的一段语录，有时是狱中生活的日记， 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和锻炼，姜叔叔自称是一笔流水账。 相对而言，歌谣则有更强的文学意味，朗朗上口，简单易懂。在一首歌谣中姜 叔叔描写了他的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老家，在家乡的一条小河里畅游，和他在 一起游泳的是他的儿子。可一觉醒来仍在狱中，姜叔叔因此而热泪盈眶了。 因此我知道了姜叔叔像爸爸一样也会游泳，也喜欢泥浆泛起的河沟。他也有一 个儿子，但他游得一定比我要好。后来和爸爸一起游泳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姜叔叔， 他梦中的那条小河，那些条柳、涵洞和细微的浊浪和这里也是一样的吧？ 当时爸爸已去县文化馆工作，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权利，为深入生活他进入湖区， 和渔民们交朋友。他整月整月地呆在湖上，追随撒网的船队。爸爸乐在其中，每次 短暂的归来都眉飞色舞，向我们讲述湖上的见闻和生活，有现在的，也有从前的故 事。爸爸对湖区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了如指掌。他讲渔民们的种草实验、古老的狩 猎方式。一干人站在齐腰深的浅水里，将船慢慢地推出滩头。那船上架着巨大的喷 沙枪。前方是野鸭群，它们在觅食，毫无警觉。这时几条船上的枪同时响了，从各 个不同的方向扫射过去。一群野鸭被射杀，几乎无一漏网。令人担忧的是如今的野 鸭群越来越小了。 爸爸将麻袋里的几只野鸭子抖出，外婆捋毛，清理内脏。那鸭子不像家养的那 样，脖子上的绒毛完好无损，脑袋却被击烂了。脊背上埋藏着一些生铁的颗粒，爸 爸交代清洗时一定得当心。即便如此在吃鸭子时我的牙齿还是被硌了一下。爸爸说 那是喷沙枪子弹。由于没有及时放血，鸭汤的颜色浑浊不清，爸爸说倒是很像洪泽 湖水的颜色。 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草房前的小桌子上喝稀饭。爸爸的归来、悠扬 的虫鸣使我感到安全。爸爸一直在说那宽广的水面、他刚离开的那个地方，那里的 人物和生产，以及渔业和飞禽的情况，那里的未来以及地理。爸爸在晚风中沉浸其 间。看得出来，他十分愉快，就像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一样地平静和坦率。后来 他说起一种叫“海东青”的鸟，言语间充满了欣赏欢乐。那鸟儿不大，但很勇敢， 连老鹰都怕它。它很漂亮，但不艳丽，正如名字所反映的那样是青色的。名字本身 也很好听，而且还有一个字与我相同。爸爸对我说：“你要学海东青。我们东东要 像海东青一样地勇敢、无畏！” 爸爸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带我到湖上去，让我见一见海东青。然而我害怕那辽阔 而混浊的水面，于是用哭声求助于妈妈。妈妈说：“他还小，等长大以后再说吧。” 爸爸坚持道：“一个男孩子总得经风雨见世面。”妈妈反驳他说：“这里的风 雨就已经够大的了，要是在南京孩子会吃这样的苦吗？” 外公、外婆当然是站在妈妈一边的。就这样第二天爸爸走的时候还是孤身一人。 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从此无缘见到爸爸赞赏备至的海东青。我只能想象，在那辽阔无 边的湖面上举头望去：一只青色的小鸟箭矢一样直插云霄。 爸爸自杀未遂，经过洗胃、灌肠等一系列折磨他被救活了。但部分毒素从此滞 留在他的体内，将在时间中慢慢地发挥作用。我们还以为是湖上的风寒和艰苦生活 损害了他的健康—一爸爸的气管炎再次发作了。当时我们全家已离开生产队，搬来 县城。爸爸依然坚持不懈地到湖上去，可每一次归来都没有了以往的欢颜。他脸色 发灰，裹着一件大衣，步履踉跄。爸爸多么瘦，转眼之间就成了一个老人了。他放 下挎包，立刻在床上躺平，拼命地咳嗽，那样剧烈，使身体的两头都翘起来了。仿 佛就要把他的五脏六腑咳出来，他的脸憋成了猪肝色。妈妈不间断地把痰盂倒出去， 我们家里日夜响彻着爸爸的痛苦的咳嗽声。 最迅捷的医疗方式就是挂水，在盐水瓶里注人青霉素，几十万单位下去爸爸立 刻就好了。乌云尽散，晴空显现，第二天一早爸爸就可以靠在床头看书了。一家人 围着他不禁感到奇怪：昨天还那样地性命攸关，可现在怎么就没事了？全家人对青 霉素的迷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们不再笑话当地农民对青霉素的态度。在生产队时我们就知道，要是谁家的 猪生病了，一针青霉素下去保管马上就好。猪几乎是农民唯一的副业收入，因此青 霉素的匿乏在所难免。当然生病的不仅是猪，人生病了也认青霉素。但在农民的眼 里，猪有时比人显得更重要，于是出现过大队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的事情。 一针蒸馏水下去病人也能马上好。至于猪那就不行了。猪是畜生，无法接受暗示， 蒸馏水在猪身上起不到青霉素的心理作用。爸爸强烈地依赖起青霉素来，除了当时 的医疗条件恐怕和环境也不无关系。好在我们家已来县城，当年走动的下放干部中 有不少进了县医院工作，弄几支青霉素还是问题不大的。那些自省会大医院下放的 医生由于受到环境的熏陶也十分信赖青霉素，至少对于皮试不过敏的人来说，它不 失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有效方法。医疗上的青霉素真可谓风气使然。 由于有了青霉素爸爸便能及时康复，返回湖上。可他的归来越来越频繁了，间 隔的时间也比以前要短。湖上的生活毫无医疗条件可言，爸爸每次归来都是为了治 病。我们位于县城的家现在成了爸爸的后方病房。每次，他都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 伤员那样虚弱，奄奄一息。开始的时候还能一个人东倒西歪地走回来，后来就必须 有专人护送了。他们架着他，后来是拖着他来到门前。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后来 增加到两个人。再后来他们不得不动用工具——一架板车或一块门板，爸爸躺在上 面，再也不能直立行走了。即便是最严重的时候送爸爸回家的渔民也没有超过三人。 爸爸的体重已降至百斤以内，抬担架用两个劳力已经足够。除了青霉素，爸爸归来 的方式也让我联想到那些患病的生猪。在少年时代的某一时刻我常常看见那可怜的 幻像：爸爸被人粗暴地弄进家门，肮脏不堪，昏迷不醒。他就像那些畜生一样生来 命贱，只须一针青霉素下去马上就恢复了生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所需的医疗设备更加齐全了，即便没有医生在场妈妈也能 独立操作。只是青霉素的用量惊人地加大了，以前二十万单位具有的疗效现在要八 十万甚至一百二十万单位才能达到。爸爸的体内产生了难以制服的抗药性。后来改 用链霉素威者青链霉素双管齐下，勉强才能解决问题。这一切是在相当时间里发生 的递进，因而不易使人察觉。再说，除了青链霉素他们还有其它什么行之有效的手 段吗？没有了。最后，他们把两百万乃至四百万单位的青霉素注人了盐水瓶。 三年以后爸爸生肝癌去世了。事后妈妈恍然大悟，以她后来获得的医疗保健知 识得出结论：当年为扑灭爸爸的哮喘而大量使用青霉素正是祸根之所在。她没有提 及在那之前爸爸服下的一瓶安眠药。所有的这些妖魔蛰伏在爸爸的体内，特别是他 的肝脏部分，毒害了那里的组织，病变就不可避免了。 读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到南京（当时我们家已从洪泽县城抽调上来）。可怕 的城市炎热难熬，感冒流行，我一回来就病倒了。鼓楼医院里挤满了前来挂水的病 人，急诊室和走廊里人满为患。我终于在后院临时搭起的一个简易棚内占据了一个 位置，那里也放满了躺椅，挂水治疗的人同样座无虚席。躺椅旁金属支架林立，上 结盐水瓶的累累硕果。每一张躺椅前都有病人的家属坐在小凳上照应，到处是热水 瓶、饭盒、酒精炉……。这一切对于不轻易生病的我来说是很新鲜的。多年以后我 终于有机会体会到爸爸挂水的滋味了。我认为那迷迷糊糊任人摆布的感觉绝对是一 种享受。一只手臂平放在椅子的扶手上，渐渐地麻木不仁。多年以后爸爸和我换了 个个，此刻他正坐在我前面的凳子上守着我。在感冒猖撅一时的期间里他竟没有病 倒，没有因此引发他的气管炎真是一个奇迹。 他不仅没有病倒，而且工作繁忙，责任重大，这是他在百忙之中抽身来看护我。 我想看护我本身也是他的一项工作吧？我在想爸爸挂水的历史也许从此就结束了。 也许是真正的工作和责任医治了他的病体。于是我很愿意自己病得更沉重一些，衰 弱一些。在烧得稀里糊涂的时候爸爸在我的印象中重又变得强大起来了。我依稀回 到了少年时代，一条混浊的小河边。爸爸强壮的裸体在我的梦中反复再现。相形之 下他的儿子是多么地懦弱无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后来我痊愈出院，发现病中对爸爸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幻觉。随着我一天天地康 复，爸爸急遽地衰老。他的消瘦不可遏制，在白炽灯的阴影里他的脸看上去就像一 个骷髅。爸爸身着中山装、长裤布鞋，在闷热无风的环境里瑟瑟发抖。他的体虚那 样明显，也许穿戴整齐只是为了掩饰瘦骨磷峋的裸体。在雷雨将至的瞬间我真担心 一阵狂风会把他吹得无影无踪。可爸爸的内心是火热的，并且热得反常。那一阶段 是他一生中最暴躁的时期，爸爸的脾气明显地变坏了。无端地发火，惹事生非，多 管闲事，妈妈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些受不了了。他们不知道当时爸爸已病人青盲，并 且无药可治，他离最后的时刻已指日可待。他们对他的坏脾气表现出了异常的认真， 但谁也没有怀疑到这是一种病态。他们只是纳闷：“老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 们为爸爸非同寻常的心理变化而痛心疾首。 那年夏天，感冒才是南京城中最大的威胁，除此之外人们根本无暇顾及。爸爸 没有感冒，他属于少有的健康者之列。他尚有体力骂娘，出口伤人，在此全城人民 万众一心抵御感冒的严重时刻只能惹人讨厌。那时候有谁还关心报纸呢？除了上面 关于感冒的防治知识，以及有关感冒病毒蔓延或被遏止的报道。唯有爸爸一人，看 完政治经济版后勃然大怒。他指着办报的李伯伯的鼻子说：“这张报纸办得就像你 的那张脸！”李伯伯小时候因出天花，脸上落下几十粒麻子，他当众被爸爸骂得无 地自容。 爸爸内心的怒火焚烧不已，伤己及人，他的胳膊瘦得就像干柴。可是，没有人 认为他生病了。他们只是为他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而惊异不已，啼嘘感叹，被他 的精神所折服。爸爸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品质在这一时期已发展到极至。他像居 民委员会的那些老太婆们一样，无事不管，甚至连菜场里缺斤少两的事也要过问。 送我去火车站的路上爸爸怒斥一个不肯给孕妇让座的小伙子，对方要和他拳脚 相见，揍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一顿。爸爸竟毫不自知地以九十斤的体重迎上去，被 小伙子抓住衣领，几乎提离了地面。下车后我还在生爸爸的气，觉得他丢人现眼， 让我非常难堪。好半天了，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爸爸反常地安静，提着旅行袋在路 灯下跟着我向南京站走去。我在一棵树的影子里停下来，坚持不让他再送了。爸爸 自知理亏，沉默着，站在我的对面吸了一支烟。他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嘱咐我多 写信回家。然后爸爸过了街，我目送他矮小的背影远去，消失在对面楼房的黑影里。 我为我的生身父亲感到难过，为他的衰老和乖僻。但我并没有想到这就是生死诀别，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 爸爸死于肝癌。对此类疾病我一无所知，也无兴趣作深入的了解。据说爸爸被 发现时已到了晚期，几乎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人院照例是因为气管炎发作。这次 没有动用青链霉素，所以治疗所需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后来哮喘止住了爸爸也没有 出院，对外仍声称是治疗气管炎。远在千里之外的我接到妈妈的来信，说是这回想 根治，所以爸爸住院的时间延长了。妈妈重提往事，说以前在农村没有条件等等， 如此这般哄得我信以为真，安下心来在学校里继续念书。妈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甚至还给我带来了爸爸完全康复的希望。 我没有给家里回信。像一个愿意表达独立意志的年轻人那样我给家里的信本来 就少，况且家里一切正常（爸爸的气管炎也在正常之列）我的回信就更加可有可无 了。爸爸本人大约也得到了和我相同的解释，认为延长住院不过是根治多年顽疾的 需要。安顿好我们父子，妈妈随后对外宣布了爸爸的真实病情。她需要人们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保住这个公开的秘密。妈妈在爸爸生命的最后阶段所作的努力 主要是保密而非医疗方面的。 医疗是例行公事，对爸爸而言不过是进入死亡的一系列必要的仪式。服药、转 院、放疗化疗不过是仪式的一部分而已。爸爸任人摆布，在医学问题上他从不想了 解得更多。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不明真相的只有他和我。凭借这一点我是否能够得到 某些安慰？同时在性命攸关的谎言下生活的经历是否使我和爸爸靠得更近了？当然 不能，在死亡面前如此美妙的解释只可能是谎言中的谎言。 妈妈天生的表演才能在此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尽管这是一次多么艰难的表 演。爸爸当然也预知了死亡的来临，因为它毕竟离他更近。他彻夜倾听它临近的脚 步，持续不断，有如鼓声催促。求生的本能有时也需要响应妈妈编造的谎言。爸爸 在自欺欺人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刻。在半信半疑中用P 徊犹豫间，似乎所有的人都 处在同一境况里。他们在一起交谈、接触，实际上已相去甚远。他们的道路各不一 样，隔膜已经诞生。是表演使他们还待在一起，他们表演在一起，实则已经分离。 爸爸的临终是在舞台上，雪白的病房，雪白的床单，众人簇拥，还有不败的鲜花。 爸爸微笑着，骨瘦如柴，如此上画。在他的枕下压着一本关于肝癌防治的医书。这 方面的知识他从不问人，但早已了如指掌。 爸爸直到临终都在等我的来信。他不停地问：“小东来信了吗？”他的时辰已 到，来日无多，我那封拖延未写的信也许推迟了爸爸的死期。但他最终也没有等到 我的信，抱憾而去。那天夜里哥哥突然钻到外公外婆的大床上来，说他害怕。当时 哥哥已是二十三岁的青年，外公、外婆不禁感到奇怪。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爸爸 于当天凌晨三点去世了。我曾为哥哥神秘的感应感到妒忌不解，回想在学校的那段 日子里自己竟然没有一点预感。没给家里写信便是一个证明。甚至在接到爸爸病危 通知（当时爸爸已经去世）以后，在开往南京的普快列车上我仍在一本本地翻阅连 环画。我坐在过道边的旅行袋上，翻阅车上出租的连环画，并不认为爸爸已经死了。 我的不适应仅出于对旅行的厌恶和坐车的反感，生性如此，况且这是一节多么混乱 和肮脏的车厢啊！况且这次旅行猝不及防，在我的计划以外，使我夜不能寐。我无 法把对爸爸的担忧从此刻的焦虑中分离出来，对死亡所引起的反应我还一无所知， 不能加以识别。 一早我就到了。走进院子以前他们都还在睡觉。花坛内的花朵开得正艳，我认 识其中的鸡冠花，沐浴在阳光里丝纹不动。我敲了门，说我回来了。随后传来了哭 声，很多人在哭。我进到房间里面，为房子里竟容纳了这么多的人而感到吃惊。我 的两个姑姑都来了，分别率领着她们的全家，还有我大伯家的孩子。女的都住在家 里（男的在外面另开了旅社），所以我听见的哭声是来自一群女人的。此刻她们从 床上坐起，并未下地。她们坐在床上相拥而泣。两个姑姑和妈妈抱作一团，外婆独 自在她的床上号陶大哭。她对我说：“你爸爸去了！”真是多此一举，即便我再木 讷十倍也早已明白了。外婆当众向我宣布，哭声就更加响亮了。就好像这里死的不 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似的。当她们从睡梦中醒透了，就哭得意义明确，毫不迟疑。 似乎是我的归来证明了爸爸的死。由于紧张，我的牙齿磕碰着，屈身到了床前。两 个姑姑和妈妈的手臂交错搭在我的背上，她们在我的耳边痛哭流泪。她们发出的声 音那样大，就好像我听不见一样。也许是我精神恍惚，她们要求我精力集中。我也 很奇怪自己，在这样悲痛的时刻我竟能注意到一些别的东西：一只绘有帆船的痰盂、 几只东倒西歪的鞋子…紧闭的窗帘使房间里昏沉黑暗，阴影重重。后来我退回院子 里，好让她们在里面穿衣裳。 我从妈妈那儿拿了钱，去菜场买肉。这么多的亲戚得吃饭，我为能在此时替家 人分忧而感到高兴。一出小平房我感到好受多了，出了院门，出了巷口，我的感觉 越来越好。多年来我还从未这么早地起过床，这么早地来到街上，干买菜、拿牛奶 诸如这样的事。早晨本身也那样地新鲜，行人寥寥无几，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就在 我经过时有人哗啦一声卸下沉重的门板。我拿着一只翠绿色的塑料菜筐，脚下踩着 潮湿的石子路，几乎要用少年时代的跑跳步奔驰起来。后来我想到：自己并非起得 早，而是一夜未眠。我为自己的精力和清醒程度感到吃惊。 肉铺前尚无人排队，但已经开张了，我来得正是时候。我买了肉，将红白相间 的一快放人绿色的菜筐。我注意到案板因常年剁肉而下陷，但被收拾得很干净。屠 刀和肉斧明晃晃的，一点锈迹都没有，像展品一样排列在肉案上。卖肉的身着皮裙、 护袖、白帽，身材高大而作风严谨，令人不由地信任。甚至铁钩上的两扇猪也单纯 得可爱，白白胖胖的，准备好了任其宰割。 我没有立刻回家，故意在街头逗留了一会。我使用了临街的一处公用厕所。我 将菜筐放在厕所的矮墙上，开始站着小便。越过矮墙我看见街景，车辆越来越多了。 我一面小便一面向外看，觉得视野非常开阔，一览无余又细致人微，就像戴了一副 新眼镜一样。在这样的早上我们家死了一个人，虽然他是我的父亲，但与这个世界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与我的关系似乎也不是很大。 我被他们带去向爸爸的遗体告别。哥哥和我坐在一辆吉普的后排座位上，陪同 我们前往的人叫田大重，此人在返城的知青中很有名气。此刻他表情肃穆，声音嘶 哑，两只眼睛因哭泣或睡眠不足红肿着。老一辈作家中田大重很尊重爸爸。他和哥 哥是同辈人，都在尝试写小说，哥哥对他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后来在回忆爸 爸的文章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哥哥写的是田大重。他想借田大重的声望说明爸爸的 重要。这样的方式属于一个二十三岁的人大概是很正常的。 我们被带往医院后面的一间平房，有人给我们打开了一扇门。田大重和穿白衣 服的护士在外面等着，我随哥哥进到里面。平房高大空荡，是专门用来停放尸体的。 我记不清是否有其他的死人，我的注意力完全被爸爸吸引住了。他躺在一张装有滑 轮的床上，从阴影中向我们移来。爸爸被一块白布彻底裹住了。他已没有呼吸的必 要，这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哥哥上前解开爸爸头顶上白布挽成的结，他的面容就暴 露出来了。他那样地瘦，头颅橡塑像一样地精巧，仿佛按比例缩减了。哥哥毛手毛 脚地掀开白布的一瞬间，爸爸的嘴是张开的。我看见白布在离开爸爸面孔的时候微 微受阻了一下，嘴角的一丝粘液被拉长，像透明的玻璃丝，随后被拉断了，白布被 完全掀开。爸爸因常年吸烟牙缝里积满发黑的烟垢，看上去他一副毗牙咧嘴的模样。 与他愤怒的遗容相比，被尸布裹住的躯体相对太小了。爸爸就像一个婴儿，被裹在 襁褓之中，不哭也不闹。哥哥命我退后一步，好腾出地方来向我们的爸爸鞠躬—— 否则我们的脑袋就会碰着爸爸的身体或在担架上磕破了。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哥哥喊着口令。我随之弯下腰去， 但幅度有限。向死者鞠躬我这还是第一次（面对大人物的遗像除外），还得好好学 习，重要的是需要克服心里某种别扭的东西。 爸爸被重新盖上了，哥哥照原样打了一个结。随后我们出来了，来到阳光里。 田大重被换进去，他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爸爸的面容是很耐看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胖子。他向来很瘦，颚部突出， 颧骨高耸。爸爸的消瘦是因为生病，并非酒色所致。他的神情中毫无颓唐迷茫之色， 有的只是苦难。肝癌晚期，他看上去已很苍老，比实际年纪至少大了二十岁（爸爸 死于四十九岁）。大家开玩笑说妈妈看起来就像他的女儿。他们的意图显然不是针 对爸爸不正常的衰老的，而是在恭维妈妈年轻。但实际上爸爸和妈妈相差只有一岁。 爸爸虽衰老瘦弱，远看就像一个骷髅，但他的脸上从没有眼袋、老人斑，顶上更是 没有一丝白发。爸爸的脸上当然有皱纹，但不是细密浅显的那种。爸爸的皱纹不多， 但极深，就像雕刻出来的那样坚定不移，绝不暧昧。尤其是他眉心的那道竖纹，如 此深刻，常年不解。爸爸的模样不是忧愁软弱的，而是绝顶的愤怒、沉重和敏感。 田大重曾长时间地凝视爸爸的遗容。在爸爸去世前一个月，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也 久久地端详着爸爸。她就是外公的妹妹，我们的姑奶奶。 姑奶奶是一个基督徒。她本人的生活历经不幸，但善良和平的心性始终不变。 解放后我们两家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我们是革命之家，是新社会的中坚和领导阶 级，至少当家人是这样的。爸爸是中共党员、专业作家，他有义务带领自己的家庭 追随社会的进步。姑奶奶一家则常年处于社会底层，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社会革命的 对象。这样的两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难能可贵地一直保持来往。爸爸住院期间，经 主治医生特许可适当配合中医治疗。妈妈拿了爸爸的病例去中草药医院开方抓药， 因姑奶奶家靠得近，煎熬中药的事就由她代理了。姑奶奶每日两次为爸爸煎药，而 后从瓦罐内泌出，过马路送往医院。爸爸喝药的时候她就远远地坐在一张凳子上看 着。她的耐心无以伦比，直到看见爸爸将最后一口汤药喝完。 那时候来看望爸爸的人很多。爸爸靠在床头和他们说话。争论。那些来看望爸 爸的人一定注意到了有一个老太太，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满怀忧虑地看着爸爸。她 的面容是善良而苦愁的，笑意中夹杂了一丝辛酸。她端详着爸爸，很久很久。不难 想象姑奶奶曾向她的神为爸爸祈告。当然这些并不为爸爸所知。他是坚定的无神论 者，从不相信上帝，甚至与他（上帝）为敌，此刻正向虚无的深渊急速滑去。姑奶 奶从无那样的奢望，在爸爸最虚弱的时刻改变他的信仰，把去“见马克思”的路途 偷换成接受上帝的审判。她只是为爸爸祈祷，长久地、耐心地、无条件地，直到爸 爸死后。我完全相信虔诚的姑奶奶会这样做。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姑奶奶在世的日子里，我们家一旦有事她总会前来帮忙。 她所做的不光是祈祷和说教，甚至她从来都没有那样明确地做过。她做的事再实际 不过，为我们家帮的忙再实际不过。带孩子、做饭、处理丧事。据说哥哥和我出生 时姑奶奶都来帮着料理。我们家的生与死总有她的出现。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注意到 姑奶奶是基督徒这样一个事实。我开始学习基督的教诲恐怕和这也不无关系。在我 理解的信徒生活中当然也包括了姑奶奶的形象。可我是一个革命者的儿子，血管里 流淌着爸爸的血，他的愤怒、绝望和死亡是不容忽略的事实。也许我因此宁愿空缺、 怀疑和拒绝。我不能因廉价的皈依而把爸爸抛弃在地狱里。 现在爸爸又变了一副容貌，供四大重以外更多的人瞻仰。在火葬场三号厅里单 位出面举行了追悼仪式，爸爸依旧躺在担架上，那块覆盖着他的白布已被彻底揭去。 爸爸的周围簇拥着各色鲜花，其中大都是逼真的塑料制品。他衣冠齐备，双目紧闭， 那顶深蓝色的呢帽从没有如此端正地戴在爸爸的头上过，虽是他的旧物，此刻看上 去也变成异己的东西了。爸爸将随他的衣物一起燃烧，还有他鼻梁上的那副眼镜。 我们收集的骨灰中将包括所有的这些物质的残骸，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妥。难道爸爸 所剩无几的骨头肌肉在他死后不也仅仅是物质吗？我们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当一个 人已经死去，怎样处置他的身体都是一样的了。 他们给爸爸化了妆，以平息他愤怒的面容。他最后的精神标志被抹去，如此一 来才获得了应有的平静。爸爸的嘴唇血红，两腮粉嫩，衣服上可能还洒了香水。他 的容貌比任何时候都还要陌生和恐怖。众人对着它而不是爸爸拼命地失声痛哭。哭 声震天动地，但秩序依旧井然。大家列队缓缓前行，绕灵床一周向爸爸的遗体告别。 哥哥和我一边一个架着妈妈，她哭得几乎休克过去。我们小声地告诉她谁来了谁来 了。其间闪光灯直闪，哥哥的一个有专业技术的朋友摄下了这悲哀的一幕。 来人从大厅一直蔓延到院子里。花圈、挽帐也如此，多得无处可放。仪式结束 后它们都将迅速撤去，三号厅当天还有六个追悼会要开。花圈将再次出租，派上用 场。四盆塑料万年青则可以留在原地不动。与此同时一号厅、二号厅里热闹非常， 三五个追悼会在火葬场的院子里同时并举是十分正当和必要的。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我们的确没有什么特别的荣耀可言，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悲哀，顶多 是追悼会的场面稍大一些而已，来人数量稍多，收到的挽帐稍多。那天与别的追悼 会相比，爸爸的追悼会肯定是最壮观的。 爸爸的老朋友们不为火葬场的黑烟所动，他们倒是担心起城市的环境污染来了。 几年后他们陆续退休，开始过上了晚年生活。他们开始修补自己的身体，有病治病， 无病开始健身。他们起得那样早，去附近的公园里吐纳或做操，有的舞剑，有的跳 舞，在重新组合的集体里再次找到了各自的位置。这里谁都不是领导，人际关系间 没有利害可言。昔日的厅局级干部为自己能与民同乐而感到高兴，被领导者和过去 的上司称兄道弟，再没有人会对他指手划脚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他们赶上了 大好时光。或者说现在的政治已不是他们的政治了，经济的迅猛增长也只关系到他 们的晚辈。“瞧他们折腾的！”他们说，不无自豪的成分，同时也并不真以为然。 现在，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有自己，每年一度定期去医院体检，由于医疗设备的迅速 更新，再棘手的病因都能及时发现。他们以捕捉任何微小的症状为乐。滥用青霉素 的历史已经结束，粗陋残暴的医疗方式也已过时。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再是肝。因为 心平气顺，恼怒不生，肝脏的品质自然越来越好。他们的普遍问题是心。由于生活 优裕，活得又长，心脏的负荷变大了。他们大都发了胖，大腹便便，腰间脂肪堆积。 于是每年中有一个月去医院挂水，疏通血管，活跃心脏，是为保健。在他们订阅的 书报中《半月谈》、《参考消息》已屈居第二，《益寿文摘》和《祝您健康》成了 他们新的精神食粮。一时间他们拥有空前丰富的保健知识。他们总是爱吃海带、紫 菜、香菇这样的黑色食品，而尽量远离肥肉、腌菜这样的传统食物。 妈妈是他们中最活跃的分子，她的身体最好，心胸最为开阔。她的个人榜样以 及经验足以成为所有人的老师。她只是遗憾这一切来得太迟，知道得太迟太晚，否 则爸爸的下场就不至于那样了。一切都缘于无知，才拖延下来。要是放在今天凭妈 妈的经验发现爸爸的病变还不是小事一件？甚至病变都不会发生，科学而卫生的生 活足以防患于未然。妈妈的遗憾无法加以弥补，就将有关知识的运用转嫁到哥哥和 我的身上来了。她督促我们早起早睡，生活规律，饭桌上经常素食，难得见肉。更 有甚者妈妈经常塞给我们各类药片，有维生素、珍珠钙、西洋参、补气的、安神的， 不一而足。即便是头疼脑热妈妈也重视得不得了，如临大敌，她给我们诊病，逼我 们吃药，并想当然地认为她和爸爸生过的病哥哥和我都有，只是发作与否的问题和 迟发早发的问题。因此我的胆囊炎、颈锥病（妈妈所有的病症）不是曾经有无的问 题，而是及时地被她扑灭了。至于我们的肝，那当然是重点的重点。妈妈毫无妥协 余地地禁止我饮酒，在我身体不适时她让我服下了大量的云芝肝泰和柴胡冲剂。我 们家消夏的饮品常年以来除了绿豆汤还有茵陈汤。远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妈妈每次 托人捎东西去，除了大包保肝治肝的药物就再无其它了。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不 断尝试各种锻炼和健身方法。唯有在这一问题上她总是最时髦的，喜新厌旧，追随 风尚，并乐此不疲。妈妈练过甩手疗法，吃过醋蛋，家里培养过红茶菌。气功方面 更是所习甚多，做过鹤翔桩、香功、八段锦，打过太极拳，目前进行的是中华益智 养生功一天两次妈妈用两只特制的小锤在身上敲打不休。那小锤木柄，下包金属铁 皮，看上去极像两枚手榴弹。妈妈将小锤在开水里烫热后开始舞动，砸在身上扑扑 有声，既热又沉，是名热络锤。妈妈还去和平公园里扭秧歌，跳交谊舞，以活跃心 身。家里的医疗保健设备添置了血压计、地磅、药枕以及纠正颈锥的器械。同时妈 妈深知一个人的心理对其身体健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涸此她尽量摆脱日常琐事，去 金陵老年大学报了名。她选修国画专业，在接受艺术熏陶的同时修身养性。另一门 旁听课则是医疗保健，妈妈认真听讲，兴味盎然。课余时间养花植草，绿花阳台， 每日早晚搬动花盆，其乐融融。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听说爸爸曾经自杀的事。一天我抱着妈妈送李伯伯的一盆花 草去李伯伯家，后者正在阳台上浇花。当时李伯伯团胃癌已动过四次手术，见我来 他点头微笑，那灿烂的面容一点也不像是一个病人。在我的理解中爸爸的这些老朋 友应数李伯伯离他最近了。他（李伯伯）经历过死亡，而且也曾自杀。我小心翼翼 地重提往事，问李伯伯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就吞下了铁钉？我试图从一个劫后余 生的人身上追究爸爸当时的心境。没想到李伯伯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那回事，他 从来没有自杀过，更别说吞食什么铁钉了。他的面孔在鲜花中暗淡下去，不再理会 我，因此我断定某些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只不过现在他仍把此视为耻辱。可为什么 他们在谈论爸爸的自杀时表现得那么轻易和坦然呢？答案只有一个：爸爸已经是一 个死人了。死亡使他们原谅了他，原谅了他曾有过的软弱。在这支衰老的队伍里自 杀仍然是被禁止的，仍然是一个首要的禁忌，并随着自然死亡的步步逼近越发显得 必要。在他们之中只有姜叔叔的行为才是值得荣耀的，他为他们增光添彩。尤其今 天更是如此，既然他们已历经磨难，克服了重重艰险，活下去本身直至终点就是一 首英雄主义的赞歌了。 回家的路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沉思：看来活下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其不 容易才产生了非凡的意义。正常死亡是人生的最后目标，虽然人人必有一死。因此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不主张自杀。甚至连以虚无为本的存在主义者也要求我们 重复活着这一毫无意义的举动。当然，这是生命意义的最低点，但最高或较高的又 是什么呢？就像一个睿智的老人曾向我解释的那样：“活着就是要知道活着是怎么 一回事。”非常绝妙，但依然是一个圈套。在所有这些答案中爸爸和一切早夭的、 短命的，和一切自残自戕的人都仍毫无价值可言。 难道活着真是唯一和基本的吗？ 可否冒天下之大不题作这样的设想：终止、中断和残缺是有意义的？ 由于平静而愉快的晚年生活妈妈不禁又想念起爸爸来了。她的开场白总是： “要是爸爸能活到今天……”是啊，如果爸爸能活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他当然不会去阳台上种花裁草，去公园里练功或舞剑，关于这点妈妈和我都同样清 楚。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爸爸是不会退休的。他不会像他的那些当官的朋友们那 样歇下来之后无所适从。他们上老年大学，锻炼身体，为第三代奔忙，我想爸爸不 会有此闲情逸致。爸爸的工作（写作）是持续性的，职业要求他一如既往。他的幸 运在于从事的行当可以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他的不幸当然就在于他的短命了。 看看他的那些活下来的同行吧，妈妈更加确信这一点。当年他们是同一批人， 经历了相同的劫难，爸爸一向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智慧和精力都更胜一筹。妈妈认 为爸爸应得到相同的回报，甚至应所获更多。他的那些同行如今各就其位，显赫一 时，他们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甚至在生前他们的著作就已进入经典之列。他们进 入文学史、教课书，又从那里出来，现世的活动如此频繁，在报刊电视上反复出现， 曝光率之高令妈妈无比嫉妒。他们的活动已越出狭隘的文学范围，更富于直接的现 实意义。出任内阁部长、提名中央委员、出国访问、接受奖章、发表演说、持不同 政见、办先锋刊物、扶持文学新人、下海、兼职、顾问……。至于写作本行，其领 域也大大扩张了。报告文学、内部参考、新诗旧词、散文杂感一应俱全。另外还有 警世格言、健身秘诀、回忆批评频频发表。读书笔记、私人书信、哲学思考更是层 出不穷。他们竞相评注《红楼梦》，举办水墨画展，四处题词，撰写书名刊头，弄 得墨迹污染无处不在。他们深知自己的权威势力足以左右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同 时也由于来日无多因此有必要奋力一挣，也许那美妙的不朽就就此投怀送抱了。 妈妈的遗憾是不无道理的。而我宁愿爸爸在这一切发生以前就已死去。事实也 就是这样。也许这就是终止、中断和残缺的意义所在。我难以想象爸爸活得又长又 得意，四处周旋，仪态万千，就像我难以想象他是一个胖子，西装革履，指甲修得 干干净净。爸爸是愤怒而害羞的，他的感受力不允许他达到某一点。在美感方面他 有最好的鉴别力。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但他就是不会 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感到遗憾，爸爸最好的书没有机会写出。但如果他真的活着， 他会只埋头写书吗？如果真的活着，在当今的世界里什么事不会发生呢？我几乎不 敢想象另一幅与现实更为契合的图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爸爸在一切发生之前死 去吧。爸爸死得正逢其时，多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妈妈能够理解我的感受么？ 她能否同意我大逆不道的言词？我该用怎样的方式安慰妈妈？一如对爸爸选择死亡 加以肯定。 我说：爸爸至少可确保晚节了，他不再有机会喜新厌旧，把您抛弃了。他不再 会有鲜闻传说、感情纠纷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他的肉体已经朽坏，功能丧 失，因此他的灵魂反倒更加洁净了。 妈妈对我此说嗤之以鼻，她相信爸爸如果活着也不会像我说的那样。我无法反 驳，在这一问题上妈妈似乎有比我更多的发言权。同时这一问题也是虚妄的，爸爸 不能死而复生，给我们一个他自己的证明。 爸爸的死给我带来的不适只是在追悼会前后，我为妈妈的情况而焦急。现在她 要担当起家长的重任，给我们遮风挡雨了。 回到学校我继续学业。一天晚自习时我离开了教室，来到外面的树林里。我靠 在一棵杨树上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我为爸爸的死第一次哭泣，也是最后一次。流 泪的时间很短，当我由蹲的姿势变为直立的眼泪就止住了。我为自己暗自落泪而不 好意思，同时也感受到了释放后带来的轻松。再后来我恋爱了，对爸爸的死已无暇 顾及。我又开始流泪了，但这是为我的爱人所流的。我再也没有不好意思的心理， 相反，我宁愿她能及时看见。我的眼泪毫无节制，如江河流淌，响动也变得巨大而 可怕。我在痛哭，为她曾爱过别人，为她仍有可能离我而去，为假期短暂的分别， 为误解、为童年，为一切悲惨的想象我痛哭不已。两只眼睛经常保持红肿，但我并 不羞于见人。我的视力由于哭泣也开始明显下降了。两年来我的眼泪就这样地不值 一文，但我并不自知。我被哭泣的快感所陶醉，就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我甚至在 为自己的哭泣而哭泣了。我感动于自己如此爱她，又不被理解，自动沦落到这个无 助而被动的位置上。我不可救药地进入到这一悲哀的角色而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 分离来临，我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伤心不已。由此我判定自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 她的离去如同末日来临。这是在白天清醒的理智之光的映照下我认识到的，我以为 她于我的重要性几乎等于我生命的全部。可我们感受的世界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 是我们的梦境。与我现实的感受平行，在我肤浅不安的睡梦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我 的爱人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我想梦见她都是不可能的。我曾做过多次愚 蠢的尝试，如睡前默念她的名字，或在中途醒来时回忆她的形象。但一切努力都无 济于事，她极少出现在我的梦中，即便出现了也和其他一些姑娘的面容混淆不清。 爸爸倒是经常光顾我的睡梦，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他的来访越来越频繁了。 在梦中爸爸从来都是活着的，年轻健壮，但一如既往地愁眉不展。我从来没有梦见 过死去的爸爸。梦中的爸爸总是出现在家里，有妈妈陪伴一侧。即便他们所在的房 子已不是下放时的那栋草房，令我感到陌生，但如果你的双亲都在里面活动，那一 定是你的家无疑了。哥哥和我都还那么小，不到自立的年龄，外公外婆依然健在。 就好像并不是爸爸主动来访，而是我孤身一人回到了往昔，回到了他们那里。他们 活动着、摸索着、交谈着，情景熟悉而单调，又似乐章回旋不已。光线是暗淡的， 话语是简短的，面容少有的年轻和简朴（所有的人），可事物是陈旧的。在这样的 梦中醒来，我会为爸爸实际上的不存在而感到惋惜。我会为他的死而痛心和流泪。 现在是一九九五年秋。 一九六九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农村，当时爸爸三十九岁。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如今我已经三十四岁了。哥哥长我五岁，三十九。我们和当年的爸爸已是同龄 人了。 郝年，二十八岁，青年小说家。今年清明后的一天他陪我去给爸爸扫墓。爸爸 的墓在望江矾。十六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新辟的坟场，爸爸是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今 草木茂盛，石碑拥挤，要找到爸爸的墓已不像当初那么容易了。我们在山坡上择路 而行。清明前后的扫墓热潮已经过去，整个小山之上只有我们两个活人。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而不是和家人一起来给爸爸扫墓，所以心情格外轻松。往 年的祭扫活动中我总是要安慰伤心落泪的妈妈，打发那些前来要钱的农民（他们不 由分说，帮你铲去墓边的杂草）。如果你不给钱或给得少，农民们就会诅咒地下的 死者，或者威胁说在你离开后破坏坟墓。况且正值清明，山上来人众多，真比集市 还要热闹窒息。更让我难堪的是哥哥每次都要履行仪式，后退两步略整衣裳，向爸 爸的墓碑三鞠躬。我总在想象另一种不同的祭扫方式，不必来去匆匆，像做贼一样 （为逃避要钱的农民有时甚至连爸爸的墓也不敢认），就像今天这样，没有别人的 打搅，我们可以待得时间长一些，在爸爸的墓前多抽几颗烟。 临来时我想到自己带上工具，清除爸爸墓边的杂草，结果我找到一把剪刀。当 我在墓前剪除那些到处滋生的细竹条时，郝年转到墓后在着爸爸的墓志铭。 那凹陷的文字油漆已经斑驳，况且又是文言，读起来颇为费力。郝年在那里埋 头看了半天。后来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张白纸，让他把墓志铭抄下来。与其说是抄， 不如说是描摹，其中的一些字我们完全不认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抄录完毕。 我将全文照录如下：方之（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中共党员，早岁献身革命，一 九五七年转为专业作家。唯行直道，绝无媚骨；遭时屯逼，坎场终身。其为人也， 于群众则披肝沥胆，休戚同关。于奸佞则笔伐口诛，不假辞色。故其发而为文，是 非判然，爱憎炽烈，侠骨入髓，力彻七札。所撰《在泉边》、《出山》暨《内奸》 诸篇，溪径独开，文坛蜚声，观其文者知其为人，知其人者益服其文之生于情也。 晚而弥笃，炉火臻青；吴天不吊，速丧育英。呜呼痛哉！呜呼惜哉！一九八零年二 月。 一个农妇提着铁锨走上山来，她一声不吭地帮我们清理爸爸墓前的败叶杂草。 我的剪刀毕竟不好用，不如铁锨来得利索，于是就随她去了。我问农妇哪里有纸钱 卖？她说下面的小店就有。我给了农妇五十元钱，让她下山帮我们买三十块钱的纸 钱，余下的二十元是给她的（作铲草和跑腿的酬劳）。农妇问：“要什么样的纸钱？” 我说：“就每样都来一点吧。” 几分钟后她从山下上来，身后跟着一条毛色混杂的草狗。她将一大堆纸钱交到 我们手上，种类应有仅有。一万和十万元一张的冥币各有几叠，印得十分粗糙，纸 张也很低劣，但仍在努力模仿人民币具有的气概。领袖肖像也被玉皇大帝或阎王爷 取代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任那些元宝，虽也是用纸折成的，但外面刷了一层银粉， 看上去像那么回事。纸元宝由一根细线穿成一串，另有一根树枝供人烧纸时拿在手 上。当然，最令人倾心的还是那些质朴发黄的草纸，厚厚的一叠，既柔软又毛糙， 还那么抽象（和冥币、元宝相比它更不像任何具体的钱）。它不像任何人世间的钱， 因而最有可能在阴间流通——如果阴间真需要用钱的话。 我和郝年在爸爸墓前腾出一块地方，焚烧各类钱币，烟雾缭绕，烈火熊熊，呛 得那条草狗啊乞打了一个喷嚏。它那么脏，那么瘦，甚至也不会吠叫。它像我们摇 尾乞怜，神情悲哀，又完全没有目的——我们没带任何食物。它是和那农妇一道上 来的，在我们的祭扫过程中充当了一个角色。仿佛在那古老的时代，荒山、烈火、 草纸和灰烬，一个人和他的朋友，还有他那条忠实的狗，在父亲的坟前。 我们没有三鞠躬也没有献花圈，对此我感到满意。我以为当天的祭扫就到此结 束了，没想到郝年从衣服里摸出一叠稿纸架在冥币的余烬上—他还没有完。 这是两篇小说的手稿，一篇是我的，一篇是郝年的。郝年显然有备而来（至于 我的那篇手稿怎么会在他那里的此处不必深究）。两份手稿在爸爸的墓前烧起来， 边角卷起，方格内的字迹逐渐被黑蝴蝶般的灰烬蚕食掉。所有交付死者的东西都要 通过焚毁的途径来传递，都要经过烈火的检验。 郝年从未见过爸爸，但读过他的书。他对爸爸的尊敬是晚辈之于前辈的那种。 当然这与我有关。如果郝年不认识我，我们不是朋友，他恐怕永远也不会读到爸爸 的书。爸爸的书是过时的那种，并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里致力于文学的青年必读的 一类。仅从艺术上的继承和反叛而言，他们只会针对卡夫卡、海明威、鲁迅等等， 也许还有活着的马原、昆德拉。爸爸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年轻一代的忽略之列， 由于他们革命者的身份，在文学上的成就几乎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不是爸爸的儿 子我也会持同样残忍的看法，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便现在我也只是读爸爸的书， 而对他的那些同龄人没有任何兴趣。我并没有觉得因此有什么不妥或不公正的，因 而我对爸爸的某种遗憾的心情在逻辑上就没有立足之处了。我试图把爸爸的短命因 素考虑进去，言下之意：如果他活得足够长就能超越他的那些同行。我知道这样的 假设永远是虚妄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多么强烈地感受到爸爸并不是我或其他人 文学上的父亲，当然也包括郝年。别看他此刻如此虔诚，在爸爸的墓前焚烧手稿， 但他并不觉得爸爸的书对他的写作有任何稗益。爸爸是他抽象的前辈，这样的举动 （焚烧手稿）只能感动我们自己。也许郝年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命运如此坎坷， 充满艰辛，弄不好还会半途夭亡。郝年在自勉，在他泪水盈盈的目光中我感到了那 种继承前人未竟事业的决心。郝年在爸爸墓前的感受是丰富而实际的，非常符合他 在文学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信心和欲望。而我却不能完全像郝年那样想。爸爸的死 首先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在文学上努力只能说明此事的虚无本质。作为一个后来 的写作者我只想继承他的命运，他的隔绝和生硬，他的卑微，也许这些才是馈赠给 我们的财富。当然，我们都只是在情绪冲动时才会这样或那样想，当两份手稿化为 灰烬郝年和我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仪式终于完毕，我和郝年像两个收工的农民一样蹲在爸爸的墓前吸了一支烟。 郝年问我：“老爷子抽烟吗？”我说：“抽啊。”于是郝年点了一支烟，搁在 爸爸墓冢的水泥顶上。山风吹来，那微弱的红色一顿一顿地向后移去，留下一截越 来越长的烟灰，真像有人在吸食一样。 “老爷子的烟瘾还挺大！”郝年说。 直到爸爸抽完了那支烟，我们才起身下山去了。 转眼到了夏至。这天我和为民去鼓楼附近的猎人酒吧喝啤酒。 为民是我的小学同学，二十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两家自小也有来往。为民叫 爸爸“韩叔叔”，这点和我的其他朋友不一样，比如郝年，他们只知道爸爸是作家 方之。当然后来（特别是我开始写作以后），我结交的朋友大都是郝年这样的了。 我后来的朋友大都有点自命不凡，他们以天才自诩，总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 他们不甘于普通人的平庸生活，任何正常状态都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倾向于文学多 少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和天性。尽管后来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开始时的情绪基本上是 一致的。多年来我的周围充斥着以文学为信仰的男男女女，我本人更是他们中典型 的文学青年。我的生活与为民相隔绝（虽然其间也偶有来往），待我们真正有机会 坐下来交谈时发现彼此都已面目全非了。 据我所知为民一直在过最常规的生活，上班下班，结婚生小孩。曾几何时老实 人为民成了一位气功高手了。我知道为民有神通，所以今天特意请他出来给我的一 个开酒吧的朋友看财气。为民说开酒吧的朋友生意好不了，因为房顶上有一团黑气 自上而下地罩着，就像一口倒扣的铁锅。即便有新的资金投入，那黑锅也只能向上 稍许升起，而不能完全祛除。我因为将信将疑，就把为民带到猎人酒吧。同样是酒 吧，这里的生意少有的好，来客盈门，灯红酒绿，为民稍一闭目，说这里的财气旺 极了。 由于气氛实在不错，我们就留下来喝啤酒。我们对面坐在S 形的吧台上，每人 要了一扎生啤。在我们中间是一只印有Marlboro字样的烟缸，我和为民对抽了很多 支烟。小姐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五，而没有任何牌子的国产香烟。这里的一切都尽 量做得洋气，富于外国情调。我们身后有人在投掷飞缥。酒吧的另一角设了一张桌 球，两个老外绕着台面转来转去。一个说英语的中国女孩和他们在一起。但酒吧里 更多的毕竟是她的同胞，在他们密切的注视下那可疑的女孩态度显得很生硬。我对 为民说：“那几个头上琚了红色的男孩很可能是做富婆生意的。”我相信为民从没 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他紧锁眉头，只顾喝酒。后来他说：“今天是夏至了。” 我一时全无反应，随后就觉得难以理解了。在这样的地方，在我们的城市，在 这些踌躇满志的人们中间竟有夏至这回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我似是而非地问： “是吗？” “是，”为民说，“所以我今天特别敏感。每逢节气这天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有 所感觉。”他告诉我刚才一个女老外对那说英语的中国女孩说了句什么，虽说他不 懂英语，但他觉得她是在用最恶毒的话骂她。 我说：“没错，她骂她是狗娘养的。大概是妒忌了吧？”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 么，那女老外的表情充满了轻蔑和厌恶，谁都能看得出来。还有这里的生意，明摆 着的好，还用他为民说吗？ 我想了解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也许，这些东西对我而言也不是那么地不重 要。 我说：“我有一些事情想请你感觉一下。” 为民问我：“是关于女人的吗！” “这是没有意义的，”为民说，“因为到了下一次，你让我看的就不是这个女 人了，而会是另一些。还是让我帮你看看身体吧。” 我说：“不忙。你知道我现在已不像从前，女人对我的影响不会太大。我们权 当做一次游戏吧。” 我坚持低级趣味，让为民帮我看一看和女人的关系，而不是其它。为民无奈地 摇摇头，说：“好吧。” 我说：“我心里分别想着三个女人，你看一看我和她们的关系以及前途。” “第一个。”我说，心里想着那人，默念着她的名字。 为民双目低垂，丝纹不动，良久他抬起头来直视我的眼睛，说：“图像是这样 的，她无动于衷，依然故我，是一条直线。而你有向她那边靠近的意图，但最终没 有靠上，你们还是分开了。” 我说：“好。下面是第二个。” 为民吸了半支烟，这次他没有闭目，只是凝神想了一下，告诉我：“你没有想 法，是一条直线。对方绕了一个大弯向你靠近，和你交汇了，但仍继续向前。后来 她突然一个转折，又向你靠近，你们再次交汇。再往上我就看不清了，似乎两条线 重叠在一起了，不过也说不太清。” “第三个。”我说。 “第兰个，”为民笑起来，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就像麻花或者油条，纠缠 不休，绞过来绞过去的，有分离也有相聚，永远如此。” 后来我问为民能不能看死人胞说：“可以呀，死人是有灵魂的，有的在天上， 有的在地上。” 我问：“在天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天堂里？是不是说那里的环境要好一些？ 而在地上是不是在地狱里？那里的环境不怎么样？” 为民说：“倒不一定。” 我紧追不舍：“那么在天上离地有多高？几尺，还是几公里？” 对此为民无法回答。关于超验问题的交谈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有距离的幽默的 调子。这样的调子是恰当的，不至于使谈论变得庸俗，或使为民的敏感落人妄想的 境地。幽默使神秘的预知和感悟到女人为止，而在死亡的领域它们则会变成愚蠢的 迷信。即便如此，当我们涉及到死者灵魂的时候我还是不禁想到了爸爸，十六年后 他的灵魂安在？天上还是地下？我没有向为民提及我的疑虑，因为那毕竟是不可以 言说的事，是不能以任何幽默加以距离对待的问题。 后来为民凑近我，小心而严肃地说：“暧，韩叔叔的灵魂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啊。” 我说：“我没有问你他的事啊。” 为民听而不闻，继续道：“他还在飘。”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是为什么！” 为民说：“似乎有什么事未了。” 我说：“是什么事呢？” 为民再次低下头去，闭目沉思，很久很久，他说：“和你有关，似乎是不放心 你。”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感觉的。在他的下面是你、你哥 和你妈，他的目光一直看着你。我试着让他注意到你哥，但他把目光掉回去了，始 终看着你。” 我问：“是不是所有的死人都这样，灵魂在空中飘荡？” 为民说：“不。”他随便举了一例，他的一个同事最近得病死了，为民曾看过 他。他的灵魂已经安定，入土为安，了无声息了。 我解释说：“你看见的也许是‘信息遗留’。”我对为民讲述了十六年前爸爸 临终时的情景，他一直在等我的来信。可直到他死后那封信我都始终没写。爸爸是 抱憾而死的，他没有等到我的信，他在为我担忧。“你怎么能肯定你看见的是今天 而非十六年前的事呢？”我问为民。 对方说：“也许是吧。” 这时一阵掌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一个高大的外国人跳到桌子上随乐声扭动起 来。他一手持着酒瓶，肥硕的屁股左右摇晃。在他现实的压力下那张简易木桌嘎吱 作响。他向我们呼喊着，不是我们所有人，而仅仅是我和为民，只因为我们正襟危 坐，表情木然，与店堂内的气氛相互隔绝。我们过于安分了。那老外想让我们和大 家一起快活起来。 几天后我遇见郝年，把夏至那天为民关于爸爸灵魂的那番话对他说了。郝年将 信将疑，看得出来怀疑的成分还是更多一些。最后他说：“无论如何这是很动人的。” 他是指爸爸执意注视我的目光。在爸爸为何为我担忧的问题上郝年亦有解释，当然 完全是郝年式的。他认为我子承父业，也在写作，爸爸其实不是担忧而是希望，希 望我从他中断的地方继续下去，有一个比他更好的结果。爸爸在密切地注视着我的 写作，仅此而已。我呢？差不多快要相信郝年的说法了。可惜爸爸不能亲自从空虚 中作答。 1995．9 ．1 ，0 ：19 附录：轮回三章之——叙事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父亲是纯洁的革命者 燃烧黑发的火炬 迎娶母亲——他美丽的新娘 他是诗人兼战士 上升，有如明星 却陨落在猪圈旁 永远的遗憾：我不能分享他短暂的荣耀 我出生在红色中国 昔日的国都，又一个牛年 世间的轮回流转 带来穷人新的灾难 我出生，和人们争夺口粮 六一年的集体死亡刺激了 后来的人口过剩 我在早夭的婴儿中脱颖 （在此之前我和两亿个精子竞争 犹如中了大奖 甚至逃过了其后的人口政策） 我老二，一个生命的奇迹 然而并不知道感激 此刻的记忆中呈现外公悔罪的形象 父亲自杀未遂，没有人通知我 怕打搅我无用的成长 红旗自母亲单位楼顶飘落 武斗的卡车满载着前去搏杀的躯体 炎热的夏天、小巷 恐怖的谣传使人们清凉 演习的警报，战争的模仿 未来的逃兵爱上了木制的刀枪 革命是一场狂欢 忽而奔跑的人变成了脚下的泥浆 我的双亲在时间中变形 我在被忽略中发现了性 邻居的女孩，我的玩伴 姐妹六人算不算妻妾成群？ 我为离别而落泪，为搬迁而兴奋 为祖母的死欣喜若狂 我颠倒的情欲也不完全颠倒 经历灾难又总在它的边缘 披红挂绿的车队驶过大桥 锣鼓喧天拍打着江面 六口之家奔赴它未知的前程 葬礼和婚礼同时在冬天举行 下放的家庭和土地结合 孩子们翻开了田野的书页 被触摸的牛——我的属相 它的真实胜过一根皮带 我们是外来者，第一批落户的人 我的种族有赖于我是一个男孩 提亲的队伍络绎不绝 大队书记的千金 该不会辱没老韩家的门第？ 下放带来文化的侵袭、植被的北移 如同一场古代战争 瓜果蔬菜和泡桐树苗对那块土地的爱 远胜于我们 涧南草狗的亲情也更为悠远 比当地老乡更认得我们这门老亲 我学会了一种方言 还有鸡鸣狗吠、小鸟的啼 只有眼镜是无可争议的族徽 展开翅膀降落我幼稚的鼻梁 我知道我不会在此长住 我知道我的视力只限于书本 没有画画的才能 却练习谋生的一技之长 剃头匠把剪刀传给他弱智的儿子 父亲拒绝向我传授他的手艺——文章 突然，政治的追杀至此 尖利的哨音中母亲被捕上了南大堤 历史坚硬如镣铐铿镪 柔软又好比北风的飘带 外公的白发凄凉 父亲青霉素过量 癌细胞也在寻找绝望的土地 有如虚无来到我心间 当尸布将那人像婴儿一样裹紧 烈焰的红舌就窜出了爸爸的口腔 那是一九七九年，我北上 并结束了身后的田园 1994．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