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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 色



  记不清是哪位文艺理论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过一篇文章,质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美,认为美是客观的,形式的,相对独立的,不会因人的阶级属性而转移变更。文章谈到他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评审。当时决定国旗为红色,只是因为红色好看,不光为共产党的代表支持,也为评审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所支持。还有五颗星是放在红旗的中心还是放在红旗的一角,并不牵涉到什么政治含义,只是一种纯粹形式的考虑,结果被各方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放在一角,可见有超阶级的美学规律在起作用。他后来把这一心得告诉了毛泽东,居然得到了赞同与应和。毛泽东还说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古训,表示人类有共同的美感。
  两人的谈话在很长的时间内秘而不宣,因为在当时一旦公开就将动摇"阶级性"所奠基的意识形态,危及整个官方文化理论体系。直到毛泽东去世多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位理论家才在一篇回忆文章里透露这一史实。
  与同时代大多正统或异端的思考者一样,这两位前人私下的交谈,仍在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解释:如果不是普遍"阶级性"的解释,那就是普遍"人性"的解释。其实世界上的人不仅可以类分"阶级"或"人",依据其它观察角度,还可以类分为男人和女人,老年和儿童,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山地居民和海岸居民,爱读书者和不爱读书者,患高血压症的人和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如此等等,不可尽说。类与类之间有异,一类之内则有同。各类属性交织于人,形成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情境,使其审美趣味变化万端,在不同层面上出现无限组合,岂能是"阶级性"和"人性"的两把大尺子所能一劳永逸地划定。因此,如果说国旗方案评审委员们一致同意了将五颗星放在红旗一角,但这种方案未必能让一个咬着指头的孩子满意;如果说评审委员们还一致同意将国旗选定为红色,但这种选择未必能让一个犹太教或者一个伊斯兰教的人觉得满意。而这些不满,既不是"人性"失效的结果,也不是"阶级性"失效的结果。
  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有同嗜"的还是"无同嗜"的,完全取决于不同方法下的比照,更进一步说,取决于人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来进行比照。即便是看似最具普适品格的色彩,看似最为超然、抽象、纯质、物质化的色彩,作为相对形式中最基本和最彻底的形式,一旦进入某种比照,也会有特殊的义涵和功能显现出来。比如红色既可以用来制作革命的红旗,成为"无产阶级的色彩"(红色1);也可以用来制作高官的红顶、教长的赤袍、财阀的朱门以及美妇的绛唇,以热烈和艳丽的义涵,被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共同接受(红色2);但一旦出现在交通灯上,就暗示着紧张和危险(红色3);一旦进入医院,它就成为一个禁用的意义符号,意味着激动和亢奋,将对病人形成情绪和心理侵害(红色4)。
  医院里的背景色调总是采用浅蓝色或者浅绿色,就是这个道理。正是在医院里,深深隐藏在红色中的另一种义涵内容浮现了。它可能是前人面对火焰和鲜血的经验,沉积了以火烹食、以火驱兽以及战场上血流成河等等原始记忆,不再是没有内容或者没有义涵的东西。它使病人们感到本能的不安,证明了它即便可以超阶级、超民族、超宗教,但还无法"超生理"--如果我们约定病弱者/健康者这一个新的分类尺度。循着这一思路类推,绿色、蓝色、黄色、白色、黑色等其它颜色也不是没有内容和义涵的,它们可能来自前人面对森林和草原的经验,或者面对大海和天空的经验,或者面对五谷和土地的经验,或者面对冰雪和流云的经验,或者面对暗夜和钢铁的经验……它们无不藏蓄着生命过程中的福乐和灾祸,无不悄悄演化成一种心理基因。只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其它经验无限覆盖之下,在文化建构和文化瓦解的复杂过程中,它们已经在色彩里沉睡,如果不是处于特定情境--比如处于一所医院,就不再苏醒过来。
  义涵就是沉睡的过去,总是在色彩(红色N)里多重性地隐匿,等待着具体情境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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