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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特文格勒



  我在编辑《天涯》杂志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谈到1948年芝加哥乐团邀请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在抗议的传单上,印着另一位意大利伟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的话:"只要在纳粹德国演奏过的人,就无权演奏贝多芬。"(见单世联《演奏贝多芬的权利》)
  富特文格勒因此而未成行,演奏贝多芬的权利也就成了一个长久的话题。
  为纳粹德国效力过的音乐家当然不止他一人。大师级的理查·斯特劳斯,还有后来名震全球的卡拉扬等等,也有类似的历史污点。他们曾出任纳粹的音乐总监或地区音乐总监,甚至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希特勒庆寿。凡是受到过纳粹德国伤害的人,凡是珍惜人类生命的人,都有权谴责他们在政治上的这种怯懦。就像中国众多感时忧国之士曾经有权痛惜"戏子无义"式的现象。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诗)演艺圈里有人不悯国事,不守义节,其所占圈内人数的比例,可能既不会多于其它行业,也不会少于其它行业,只是他们社会知名度较高,更容易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系列歌碟《红太阳》在九十年代的重新流行,其政治原义大失,更使我相信演艺作品以声色内容为主,而以文字内容为次,与义节的关系,不似文字作品那么直接和紧密。演艺是多种表达方式的合成,具有特别的多象性和多义性,既在国事之内,更在国事之外,一时的神思恍惚,更可能使演艺人员在声色的梦幻中迷失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富特文格勒等诚然是可悲的失足者,但他们为纳粹演奏时闪烁的泪花并不一定都是为希特勒而流,泪花中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我们所难以洞察的心弦颤动和意绪暗涌,也许藏有诸多未解之义。
  声色之义难解,演艺人员大多又不擅文墨,很难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从而进入报刊评论和我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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