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文集             乾隆批钱 


 

    钱谦益,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是明末清初的大诗人。清代的沈德潜编选《国
朝诗别裁》时,将他的作品放在首位,颇让乾隆皇帝好大一个不高兴,批下旨来:
一个降臣,竟置于篇首地位,简直是岂有此理了。而且还选了皇考,也就是现在突
然红得发紫的雍正,给戴上“名教罪人”帽子的钱名世诗作,哪还了得?艺术标准
第一的沈老先生,从此,就在政治标准第一的乾隆面前失宠了。

    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我估计多少有一点同是诗人的嫉妒,但对统治者来说,
他之所以批钱,更多的是政治需要。从他写过的一首挖苦钱夫子的诗,便可看出他
是从大节入眼,来评断这个人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
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满清入关以后,
在顺治立国,康熙初政时期,都曾不遗余力地延聘江南才秀,尤其是明末的名流耆
宿,文士遗民,以收揽人心,巩固政权。到他做了皇帝,已是“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的大一统局面。于是,作为一国之主,就要提倡对他的忠贞不二了。

    他指示修《明史》的馆员们,说这个钱谦益,不能与另一降清的名将洪承畴齐
肩并列,虽然都是贰臣,一个贰得好些,一个贰得差些,洪若放在甲卷,钱也就只
配放在乙卷。以此类推,当汉奸的周作人碰上乾隆的话,估计连丙卷也进不去。

    沈德潜对牧斋先生诗篇的高度评价,并不过分,那确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诗人。
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对他的诗作,也是推崇备至的。我很欣赏他的
一首《吴门春送李生还长干》:“阑风伏雨暗江城,扶病将愁起送行。烟月扬州如
梦寐,江山建业又清明。夜乌啼断门前柳,春鸟衔残花外樱。尊酒前期君莫忘,药
囊吾欲傍余生。”

    此诗作于顺治五年,是他饱经人世沧桑,风云变幻以后的作品,诗评家认为,
他明亡以后的《有学集》里的诗,要比早年的《初学集》更胜一筹。虽然这时,他
早已剃了头作大清顺民,可在笔下还是会流露出思念旧国的心绪,全诗惆怅沉郁,
苍凉无望,真是感到这个曾经很热闹一阵的文人,那晚景的颓唐落寞。

    周作人则不一样了,这个汉奸甚至到了晚年,与曹聚仁先生通信,提到上海虹
口公园里鲁迅墓的坐像,犹嘲讽有加,这当然以他理解的鲁迅而论,或者也许会并
不赞成的这种判断,当无不可。但从他口中说出“那坟头”三字,切齿痛恨之音,
蔑视不屑之意,是完全可以感觉出来的。人死以后的归宿之地,叫陵,叫墓,叫茔,
叫坟均有之,独“坟”后赘一“头”字者,则绝对是贬义的了。由此可见,此人一
以贯之的这种看法上的分野,恐怕就不仅仅是针对鲁迅,而是针对以鲁迅为代表的
一切革命文化,当是无疑问的了。

    对钱牧斋来讲,长干依旧,物是人非,阔别数年以后,在他的记忆中,已不是
他的风月场加名利场的那座城池了。所以,才有“江山建业又清明”的感慨。“清
明”,与“江山”联系在一起,既作时令节气的解释,也有两朝交替的寓意在内。
看来,这位东涧遗老,已经能够重新审视钟山脚下,秦淮河畔,那段难以忘怀的岁
月。

    那时候,风流才子钱牧斋和江南艳姬柳如是的情爱故事,曾是街头巷尾,饭后
茶余的谈资。而当崇祯吊死煤山,江南议立新君,钱谦益在政治漩涡中的色色表演,
也是令满城百姓侧目而视。或许这就是文人难耐寂寞的秉性了,作家或者诗人,即
使年纪一把,有的人,也还如孩提一般发作人来疯的毛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颇不肯更不甘于被冷落的。有好处,无他,手痒;有名声,无他,心痒;有座位,
无他,臀痒;有热闹,无他,腿痒。总之,这样的好事之徒,非大挫折,不会罢手,
非大失败,不会顿悟。

    一开始,钱谦益跃跃欲试,与史可法等人,本来是一心拥戴潞王的,结果,福
王立,也就是史称之为南明的短命王朝。虽然在崇祯朝时为礼部侍郎的他,顺理成
章地为小朝廷的礼部尚书,但无立王之功,不免有些失落,甚至还有些忐忑。其实,
这不正好,写你的诗得了,谈你的爱得了,何必在南京患得患失,不可终日?不,
人来疯的病,使得他很难激流勇退,还在漩涡中愈陷愈深。名隶于东林,自视清流
的他,一反常态,竟然去谄事马士英,居然去推介阮大铖,成了一个“进退失据”,
匪夷所思的人物。所以,顺治二年,满清的豫亲王多铎大军南下,他率先迎降,也
就不奇怪了。前一年,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到南方,柳如是曾劝他以死殉国,可到了
跳湖的时候,他嫌水凉,便不想做烈士了。那时不死,现在,就更得求生了。
    问题是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由钱谦益和王铎拟稿,赵之龙签署的《降清文》
中,亏他们琢磨出了这样一句遮丑的名言:“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
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
矣!”所有投降派都会为自己的堕落,想出些好说词。但文人的本事,就在于能把
一件极肮脏的行为,说得不但动听,而且理直气壮,这也是历史要唾弃这种败类的
缘故了。

    话说回来,尽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其实,他不是第一
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名与实之不符,人与文之相悖,在文学史上,钱谦益只能
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况,陈寅恪文章里,提到他辞掉清朝的史官高职,回到家
乡后,还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动。所以,后来人读他的诗,至少不至于那么恶
心。从他这首《吴门送李生还长干》看来,显然是历经一番反思以后的心声。李生
要到长干去了,他从家乡常熟来到吴县为他饯行,能不对记忆中的烟雨金陵,生出
唏嘘感伤的诗情吗!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铁杆汉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
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来说,若将这首诗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话,让一个
不太了解历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会从诗句中感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勇气。但
是,要是告诉他,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作品,恐怕马上觉得这首诗变味了。

    他的《双照楼诗集》,其中不乏这类激越昂扬的诗篇,但他这个人被历史唾弃
了以后,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随着他一块儿被粪土的。这部诗集,不知为
何至今没有人捣腾出来赚钱,倒是文化汉奸周作人的书,却变着法儿地一出再出,
一些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也变着法儿为其洗脱汉奸的罪名,实在令人费解。固然,
因人废文,不妥,同样,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恶丑于不顾,也是很不妥的。

    通过乾隆批钱这件事,告诉我们,有多少丑,就是多少后人的话柄。一些人硬
要把丑恶的事实,涂上美丽的色彩,我想,历史是不会买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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