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泯灭                 二


 

  是的,子卿仿佛是少年时期的我的一部分。不,不仅仅是一部分,简直还是另一个
我自己,替我去百折不挠地走向一个我所走不到的目标似的,替我去追求和实现一个我
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望似的。我内心里暗暗嫉妒着他的时候,实则是在常常地恼着我自
己的不争呵。更多的情况下,我因他的悲伤而由衷地悲伤,因他的喜悦而由衷地喜悦。
于今我总在想,本来应该是我出现在他写的某一本书里,却怎么变成了我来写他?却怎
么变成了这样!
  于今我总在想……
  喂得半饱不饱的牲口干起活来是最卖力气的。
  子卿是知青中对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适应性最强的一个。他从不抱怨什么。
  他还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
  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
宿舍中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过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
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
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当然,
那时候他免不了也要买一样菜。而我便非买上两样三样菜不可。为的是能使他多吃上几
样寻常日子里根本吃不到的好菜。
  我们每天的工资是一元六角八分。每个月还有八元钱的固定的严寒地区津贴。每月
大家都能开到四十三元多。星期日如果不休息,则按加班算。年节加班,还计双份日工
资。赶上这样的月份,谁在月底拿到六十多元的工资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六
十多元呀,这在当年,相当于城市里一个四级工的工资呀!而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
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
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
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
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
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
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
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
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
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
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
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
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
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
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
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
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
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
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
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
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
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
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
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
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
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
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
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
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
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
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
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
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
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
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
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
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
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
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
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
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
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
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
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
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
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
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
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
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
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
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
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
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
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
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
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
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
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
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
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
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
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
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
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
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
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
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
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
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
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
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
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
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
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
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
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
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
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
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剥夺上大学的权力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
吗?可你却一直地还在做大学梦!一有空儿就跑这儿来解什么解析几何!把自己搞的诡
诡秘秘的!如果你这种思想被别人知道了,向连里汇报了,不把你当成反扎根反改造的
典型批判才怪呐!……”
  他一掌推开我的手,冷冷地说:“我不信!我不信从此这个时代的大学课堂空荡无
人,而时代本身却毫无反省无动于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在我自认为有理的时候,每每的我也说不过他,更别指望
说服他了。总是那样的……
  他又说:“人可真是古怪的东西!比如一排那个张邵文,还有李冉,他们也都是三
中的高才生,三中又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怎么一到了北大荒,怎么才经历了三
年的时间,就变了呢?就好像是个小学生似的了呢?就好像心里从未想过考大学这回事
了呢?就每天只晓得下棋,打扑克、赌烟、喝酒、吹牛、扯淡,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知青
公子哥儿似的呢?……”
  听得出来,他确实心存困惑。显然的,他经常在想这些。
  我对他叫嚷起来:“他们怎样关你什么事?他们能变得那么样有什么不妥?有什么
不好?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月光下,他的脸上只有一双眼睛是亮亮的。他那双亮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
和我刚才一样,他对我也感到讶然,并且感到了愕然。
  我又叫嚷:“他们那是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是明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
而安!是大智若愚!……”
  “你够了!”——他也叫嚷起来:“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信‘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信‘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信人生是由机会决定的!我信机
会只属于对它有所准备的人这句话!你以为我翟子卿从小活得像个小叫花子,长大了,
每月能和别人一样挣钱,还摆脱不了穷气,还愿意和小时候一样穿得像个小叫花子啊?
你把我根本想错了!根本看错了!我年复一年穿那件破棉袄和破棉裤,那是为的时时刻
刻自己提醒自己,我翟子卿不会长久属于这儿,不应该长久属于这儿!北大荒不是我人
生的最后码头!‘兵团服’不是我自己打心眼里认可的光荣!实现我从前的理想才是我
的光荣!今天戴上一顶坦克兵式的皮帽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也值得自我感觉良好?终有
一天,我翟子卿要戴上作家的桂冠!或者博士帽!……”
  听了他的话,我一时什么都不想说了。是自卑感使我觉得无话可说。它又重新压迫
到我身上来,仿佛将我一下子压趴在他面前了。我到北大荒以后的最突出的感觉,便是
自信地认为自己长大了,长成一个大人了。哪一天,那一个夜晚,我悲哀地意识到,在
子卿面前,我不过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中学生。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自寻某种快乐,
我对自己,对将来,似乎早已没了什么打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打算和处心积虑的
打算。然而子卿却有。不但有,而且早已在进行着暗地里的,充分的准备了!和他比起
来,我的头脑不是太简单了吗?如果不是他的诡秘行踪被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对他内心
里的想法竟一无所知。以前,他似乎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他的想法他的打算,往往
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打算。他在任何他认为必须争取实现的目的方面,既
不会隐瞒我更不会抛弃我。而他现在却开始隐瞒我开始抛弃我了。他的心计似乎已开始
只属于他个人了。而以前我曾处处依赖于他的心计并曾是获益者啊!我因意识到自已被
关系最亲密的人当成了大傻瓜,因被隐瞒被抛弃而非常伤心,非常沮丧。联想到他方才
怎样用鞋底迅速地抹平沙滩,怎样地企图继续隐瞒我,我内心里甚至情不自禁地萌生了
一种愤慨……
  他又说:“机会肯定是还有的。我本能地感到着它的存在。它正隐蔽在今后的某个
日子里,不一定在某种条件之下,它会倏地显现出来,使对它毫无准备的人目瞪口呆,
反应迟钝,措手不及。而它会拉扯上那些为它有所准备的人,从反应迟钝,措手不及的
人们身边擦肩而过,匆匆远去。对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它甚至会一去不返,永不回头招
手。有时候,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便意味着失去了一生的转机。所以我时时提醒自己,
告诫自己,要求自己千万不能跟别的知青们一样。你说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随遇
而安,是大智若愚,那么就让我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吧。我现在必须省吃俭用。必须节
约每一元钱。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为我的老母亲,多积蓄一笔钱。哪一天机会真向我
招手微笑了,我去上大学了,三五年内,我没有工资了,那笔钱要用来养活我娘,要用
来维持我读书的。我不在乎现在别人们怎么议论我。为了将来,现在遭到什么议论都是
值得的。吝啬鬼、钱串子、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无非都是讽刺我嘲笑我
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有什么呢?不能达到伤害我的目的……”
  我耐心地等到他沉默了以后,问:“你说完了吗?”
  他说:“完了。”
  我说:“你有什么话可说吗?”
  他说:“没有了。”
  我站了起来,说:“那,我们回连队吧。”
  他也缓缓站了起来,面对面地望着我……
  我将脸转向了一旁……
  他忽然用双手扳住我的两肩,请求道:“你可要替我保密!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
你看到的,我对你说的,千万不能,不,不是不能,是不许,不许泄露给第三个
人!……”
  我说:“行。”
  他说:“你得发誓!”
  我随口向他发了一个誓……
  他这才半放心不放心地将他的双手从我肩上落下……
  子卿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备干粮及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绝不下饭馆,亦
绝不住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火车站公共汽车站或边防检查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
啃干粮。渴了,喝自己军用水壶里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若军用水壶里的水冻实了,
倒不出来,一时也讨不到水,塞嘴里一把雪一块冰就算喝水了解渴了。没有哪一个知青
高兴和他结伴探家。他也不愿和别人结伴。他一向独往独来。如此这般,他积蓄下的钱,
要比全连每一个男知青和女知青都多得多。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
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那一年冬季我探家——也就是我和子卿在小河边谈过话那一年冬季,他让我捎笔钱
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
  五百!在当年,对于我和他这样的穷家子弟,甚至对于普遍的人们来说,大概相当
于如今的五万吧?按当年人们对钱的概念,千元以上就是一笔巨款的数目了!
  我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么许多钱来?”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
钱的。”
  他扳着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每个月都开“满勤”。原来他自从下乡后,
仅休息过四个星期天!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夏
秋季节,每个月他几乎只换饭票,不换菜票。而那一个月只需要六元钱就足够了。虽然
他在知青们中是一个孤立的人,正如他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是一个孤立的孩子和少年一
样,但在老战士老职工们之间,他的人缘都相当好。他常帮他们干活儿。常替他们写信。
也常替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历史问题交待书、生活困难申请书、错误或者作风检讨书什
么的。总之,这使他了解他们的许多隐私和许多不愿公开的事。了解和知道了许多老战
士对老战士、老职工对老职工也讳莫如深的事。然而子卿具有一种许多人都难具有的优
点,那就是——他是一个愿意、善于、并且完全能够替别人保守住隐私秘密的人。不管
是谁,只要你请求于他,甚至根本不用请求于他,仅仅是暗示于他,那么他则会将替你
保守住什么隐秘,作为他对你必须承担的一项义务和责任。你的隐私你的隐情你的某件
唯恐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即使烂在他腹中,他也绝不会辜负,更不会出卖你对他
的信赖的。除非那是你的罪过或罪行。老战士老职工们对他好,不是不可理解的。不是
没有道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力气方面和在对钱的态度方面恰恰相反,有求必应,常
帮他们干活儿。他可以随便出入于任何一家老战士或老职工的菜院子,如入无人之境,
“按需所取。”他常从他们的菜院子里拔棵葱,架上摘条黄瓜,秧上扭个柿子,或割一
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讨他们一勺酱拌着吃。有时他也从他们的鸡窝里掏走母鸡
刚刚下出的蛋,或借用他们的鱼叉到河里去叉几条鱼,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
体内起码需要的营养。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夏秋季节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
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不吸烟,不喝酒,是男女知青
中最最典型的一个“低消费者”。他扳着手指跟我算完了一笔细帐后说,不要以为他在
亏待自己,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
缺少什么营养……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
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应该买哪一口吃。自己
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所以要常常往家寄钱,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她是完全
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天经地义的。她老人家完全不
必有任何心理负担舍不得花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儿的吗?
她老人家舍得花,我就放心,就高兴,就觉得尽了孝,就觉得幸福。否则我加班加点,
省吃俭用图的什么?……”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给他母亲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他说他太了
解他娘那种伴随着穷日子生活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
花的。必然会觉得都是儿子的血汗钱。必然会替儿子继续积攒着。除非买成吃的东西,
摆在她一眼可以看见的地方,不吃就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
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总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想再喝上一口新新鲜鲜
的鲤鱼汤。而从他懂事以后,家里吃过有数的几次鱼,而且是咸鱼。从未吃过一次鲤鱼,
更不用说是活的了……
  子卿他一提到他母亲就大动感情,就眼泪汪汪的。
  我向他保证,他求我的每一件事,我都会替他做到。做不到不回连队见他……
  我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我母亲一
眼能看见的地方。
  我对母亲说:“娘,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留坏了,你肯定
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渐渐噙满了泪水。母亲掩饰地
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地也没
人教导就学会孝敬娘了……”
  我问母亲:“娘,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娘可说不上来……”
  母亲欲言又止,吞吞吐吐,一时竟不能说出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娘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连点头:“爱吃,爱吃,连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
吗?……”
  当时正值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
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革”时代。“文革”时代的特点是——革命口号
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许多副食
商店差不多是徒有虚名。至于什么“水产商店”,全哈尔滨市就没有一家!只要粮店正
常开门,并有粮可卖,老百姓仿佛也就心满意足,感激不尽,谢天谢地了。“文革”时
代的中国老百姓,大概是地球上当年最典型的“素食人口”。三年不知肉味儿甚至也不
想。想也是白想。连一扎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杂鱼,一旦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奔走
相告,转眼便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鲤鱼!何况活的!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年画上才能
见到鲤鱼。象征着“年年有余”。当年,如果谁想贿赂一名干部,只要行贿之事是对方
权限以内的事,拎着两条鲤鱼,兴许就会达到目的……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如果松花江里没有,我也就罢了。可松花江
里明明是有松花江鲤鱼的嘛!如果当时是冬季,我也就罢了。可当时正是松花江鲤鱼肥
硕的秋季嘛!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城市,沿江碰运气。天黑后投宿在松花江下游
的一个小渔村。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正是我的母亲和子卿的母亲的出生地。留我住
下的是一个独身老人。他的小小的泥草房在村子的最边儿上,紧靠着江。在他的小小的
泥草房里,便能清楚地听到江水涌岸发出的响声。他的“家”里,如果那也算是“家”
的话,除了几只小板凳,和卷在火炕上的黑糊糊的被褥,再就什么也没有了。我给了他
两元钱,他就很高兴地留我住下了。并主动说要把被褥让给我铺盖。说时,一边将手伸
入衣内摸虱子。我奉献出随身所带有备无患的一瓶廉价的白酒陪他喝。老头奉献出了几
块成萝卜。我们就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只破碗摆在地上,摆在我们之间。村里当年
还没有电。尽管离城市才五十多里,却并未因为离的近沾了城市的什么光。土墙上直接
抠了个小窝儿,一盏小油灯在那小培窝里发着比萤火虫大不了多少的光。我和老头儿就
对着瓶口喝。他一口,我一口!我一口,他一口。酒是好东西,劣质的有时候也是好东
西。它能使陌生人之间很快地就变得亲热起来。那老头可不是酒鬼。显然的他已很久很
久没喝过了。几口酒之后,他那双混浊的老眼里有了神采,甚至炯炯发光。他喝得挺斯
文。尽管是嘴对着瓶口喝,却极在意地不发出喝的声响。每次只喝一小口。将瓶子递给
我之前,还用袖口里面儿抹一下瓶口儿。他那袖口里面儿同样油腻腻脏兮兮的。我一心
为了博得他的好感,故意装出很欣赏他的“卫生”习惯的样子。我暗暗打定主意,要搞
到两条活鲤鱼,不往别处动心思,就在这老头儿身上下功夫了。
  老头儿的话渐渐多了。跟我聊起了他命中的种种不幸。老伴儿怎么在三年自然灾害
年月吃野菜中毒死的,儿子怎么因为偷了集体的半袋粮食被判了刑,女儿怎么因为违心
的婚事自杀的……说到伤感处,老泪潸潸,泣不成声。
  我陪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七分是真的被引起了同情心,三分是表演。
  最后我认为前面的种种“铺垫”够充分的了,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便向他提出了
我的请求,希望他连夜驾船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
  老头儿听了我的请求,揩尽老泪,一时间又变得相当冷静,不那么容易求得动了似
的。他不肯答应我。说怕被村里人发现。说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
国家的。偷偷捕国家的鱼,那罪名是不轻的。我又掏出了二十元钱,继续苦苦相求。他
两眼盯着我手中的二十元钱,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说一牵扯到钱,那他更不敢了。说
偷偷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问题就更严重了。不必别人怎么“上纲上线”,自己
心里也清楚,起码是“损公肥私”的罪名。我从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分析透了他的心理—
—分明,他尤其怕我得到了鱼后,再卑鄙地出卖他,使他既不得不还我钱,最终还担了
罪名。为了使他相信我不是那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我指天诅地,引神证鬼,向他发
了几番誓……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到两条活鲤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不明白我的话。沉吟有顷,又问:“你有好几个娘?……”
  我觉得三句两句也没法儿对他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他也不见得立刻就能理解。不
理解岂非还是等于没解释清楚?心里一急,就扑通给他跪下了。因为跪得并不那么情愿,
而且还感到很屈辱,眼泪也就随之涌出来了。
  我编了一套瞎话,眼泪汪汪地骗他。我说。目前城市里正在流行一种病,许多母亲
们都传染上了这种病。一旦传染上了,就无药可治,命在旦夕。只有一种民间偏方可救
她们的命。那偏方又是非鲤鱼汤服不可的。我说得神情哀婉,煞有介事。一时间连自己
都快相信自己编的瞎话了。
  “真的吗?……”
  老头儿半信半疑。
  我跪着不起。言之凿凿说是真的!说您老可千万发发慈悲,救救母亲们吧!
  当年,尤其当时,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在那件事上我会专执一念,不
达目的死不罢休。我暗想,为了体现我和子卿对我们的母亲的孝心,编瞎话骗骗那老头
儿也不算多么可耻。
  毕竟是农村人。毕竟是个毫无文化的老头儿。他毕竟孤陋寡闻。毕竟对城里之事毫
无所知。毕竟的,也就好骗。
  老头儿大动了恻隐之心。
  他连忙往起扶我。并说:“孩子,快起快起,既是人命关天的事,我也就顾不得那
么多了……”
  我趁机将二十元钱塞入他手里……
  老人带着我,绕村子去到江边,偷偷摸摸地推船入水……
  接连打了几网,打上来的尽是水草。我唯恐他丧失信心,从旁不停地说着些鼓励的
话。
  终于有一网,打上了两条一尺多长的肥鱼。看样子每条都有二斤多。
  我高兴地说:“这下就好了,这下就好了……”
  他逮住一条鱼看了看,一声不吭地放在船里了。逮住另一条看了看,叹口气,沮丧
之至地说:“都不是鲤子,都是鲫鱼……”
  他说罢就想将两条鱼放回江里。我手疾眼快,急忙制止住了他。
  我说:“鲫鱼就鲫鱼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说:“那怎么行?偏方是万万不能凑和的!凑和就不顶事了。”
  我说:“当然的,最好是鲤鱼。不过实在弄不到鲤鱼,据讲鲫鱼也是可以的。并不
影响治好母亲们的病……”
  在他的小泥草房里,他喝了两大口酒,对着两条鱼的鱼嘴,喷到了鱼腹中。说醉鱼
即使离了水,也可以活很长时间。又将我的布袋浸湿,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入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栽栽歪歪地游。
  母亲蹲在地上,守着盆,开心地观看着,感慨系之地自说自话:“多少年没见过活
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又看到了。看到了活鱼,就想到了我们那个小渔村。它既然还活
着,就养着它吧。咱们可别忍心杀生啊!可怜的鱼,就为了我当娘的一句话,你怎么就
被我儿子弄到我家来了呢……”
  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一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
给子卿母亲送鱼。
  我两天前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处,
而且被重摆过了,摆的像某些人家过年过节上供似的,仿佛不见少。
  我问:“大娘,您怎么不吃呀?”
  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啊,摆那儿好看!”
  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呀?”
  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那得让左邻右舍
都知道。别人们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时常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孝心儿子,虽
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
  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
  子卿母亲说:“好,我再吃,我再吃……”——拿起一块点心,从没吃过点心的小
孩子那么稀罕地吃了起来……
  我就趁机将子卿嘱咐我替他劝导他母亲的那些话学说了一遍……
  子卿母亲一边嚼着点心,一边侧耳聆听。听着听着,流泪了……
  子卿母亲流着泪说:“其实,我哪儿舍得吃,哪儿吃得下去呀!那都是用俺子卿汗
珠子掉下摔八瓣挣的钱买的不是……”
  我赶紧转移话题,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如何求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
何到处去买而到处也买不到,如何蹬着自行车离开城市,从一个渔村弄到了两条鲫鱼……
  子卿母亲连忙找来只桶,盛了半桶水,叫我快将鱼放进去……
  子卿母亲也和我母亲似的,蹲在地上,守着桶,开心地观看着,嘴里说着和我母亲
说的差不多的话……
  最后她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吗?……”
  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更好。我家那条,我娘也不许弄死。”
  子卿母亲说:“人有人命,鱼有鱼命。世间万物,都是有个命好命歹的。人知道命
不好的苦楚,就不能反过来不替落在自己手里的鱼的命想想……”
  那天,我忽觉获得了一种意外的理解方面的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
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啊!
  我们的母亲,是值得我和子卿特别孝心的啊!
  那天,我内心里也对子卿充满了感激。觉得我对于我的母亲的孝心,是受他感染的。
正如我当年由不用功学习到变得用功学习,也是受他感染的一样……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
需我带给他。
  子卿母亲交我一个大包袱。说包袱里仅仅是一条棉裤,虽然仅仅是一条棉裤,却似
乎比一床棉被还重。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
  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也太厚了呀!”
  子卿母亲说:“听讲你们那儿冬季里天寒地冻的,冷的邪虎嘛!”
  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像腰以下围着床被子了,没
法儿干活了……”
  子卿母亲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活着,全指望他了啊。我是他娘呀,我不心
疼他谁心疼他?好孩子,你千万别嫌麻烦,就给他带去吧!……”
  那一天我又明白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包含了些什么我以前不曾思考
的内容……
  我回到连队,一见子卿,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我替他给他母亲买到了一条肥硕
的活“鲤鱼”……
  子卿微笑了。
  而当我将那个大包袱交给他,他打开后,双手捧起棉裤时,忽然将脸埋在软软的棉
裤上,无声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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