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惟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像,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惟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

  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惟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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