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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心情就和一个当真里通外国的奸细被人抓住了证据 一样。我甚至于张不开口说明那天是怎么回事，而按小皮球的说法，卡佳“没有穿 衣服”，这太骇人听闻。我的经验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必败，用后来学到的台湾 国语说已经“死定了”，如果我强调她并非裸体而是穿着完整的泳装，除了证明我 态度不好和狡辩，还能有什么用处吗？ 另一条船上的专家组长给我与卡佳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给我找了太多的麻 烦，我的生活从此走向了蹉跎直至危难——这样的故事了无新意，容略。 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包裹。我当着领导与皮球的面打开了它，里面竟是——对不 起，喀秋莎和俄罗斯，相当劣质的黑乎乎的粗粉条和一广口瓶咸菜。 这就是苏联的副食？这就是苏联的礼物？这就是喀秋莎的馈赠？我们在莫斯科 餐厅吃过很好的俄式大菜呀。 这里还有一个最最不可思议的谜：我虽然俄文并不过关，字母还是会认会读会 拼的。我翻遍了那个倒霉的包裹，没有王也没有万或者哪怕是吴或者翁，我没有从 包裹的收件人栏那里找到自己的名字哪怕是类似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从寄件人那里 找到或卡杰琳娜，或斯密尔诺娃，或二者皆备，或卡佳，或喀秋莎的名字。俄国人 的名字再复杂，包裹表面再磨损，我的俄语再差，我相信我是能够分辨我们两个人 的姓名的。恰恰相反，我从包裹收件人栏读到的模糊不清的字母更像是皮球的名字。 在我拿起包裹看个不停的时候，皮球大喝一声：“看什么？还想念你那个苏联女特 务吗？” 论级别皮球连科级都算不上，而我当时已经是正处级了。她怎么敢对我这样吆 喝训斥？问题是我与穿泳装（进行日光浴）的斯密尔诺娃划船事发，该死的专家组 长那天确是高举着卓尔基相机对着我们的船照过相。我是肚里有鬼（毛主席说愈怕 愈有鬼），根本不敢分辩。我已经头昏脑涨，我想到的比已经发生的竟然还糟，我 想如果领导让我交待粗粉条加咸菜是什么密电码，那可怎么好？在阶级斗争民族斗 争国家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刻，有这种问题的人先枪毙再定案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想 着唯一的活路是过两年发生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争，给我一个炸药包吧，我准 备连炸２０辆苏联坦克。还不行吗？ 条条大路通向失事和坠毁。条条道路都可以叫你完蛋。反胡风和肃反中我基本 无事，反右中我侥幸过关，反右倾中我也只是自我紧张了一下而已，这回，我可是 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这以后的故事乏善可陈。有一点变化，从此我喜爱起吃粉 条来了，没有“思想动机”，只是口味上爱吃。我一直纳闷，俄罗斯的粉条到底是 什么味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