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集 第一次下乡
一 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
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
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
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
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
“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
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
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
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
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
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
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
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
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
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
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
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
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
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
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
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
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
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
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
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
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
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
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
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
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
主食。
村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二 “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
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
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
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
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
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
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
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
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
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
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
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
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
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
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记得看过什么《清宫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问：
“进得好？出得好？歇得好？”“进”、“出”、“歇”在乡间是三道重关。“歇”原
指睡眠，在我们就指“居住”；“进”和“出”就指下文的“饮食”和“方便”。
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由我们
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我们一伙就有了一个家。但我和女伴儿只是“打
游击”。社里怕冻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钱买煤，她家睡的是暖
炕。可是没几天，工人回家度假，党支部书记肖桂兰连夜帮我们搬走，在一间空屋里尘
上扑鼻的冷炕上暂宿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
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得登
上竹榻，再蹬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
会滚下来。我的女伴说：“对不起，我不像你身体轻，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
只好睡下铺。”我想，假如她睡上铺，我准为她愁得彻夜不眠。所以，理所当然，我睡
了上铺。反正我经常是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
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从窗里看到下面空场上生产
队排队出发，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
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我和女伴儿以及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
这个大炕。她们俩起得早，不及和我们见面就去劳动了。我每晨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
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动物
园里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铺盖卷上，沿墙安放。娃娃们都上炕游戏。一次，我女伴的铺
盖卷儿给一个娃娃骑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亏没透入铺盖内部。四人睡这么一个大炕，
够舒服的，尽管被褥有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我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我们可以加入干部食堂，
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如加入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
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我们愿意接近老乡们，也不惯吃两顿干饭，所以加入了农民食
堂。老乡们都打了饭回家吃。我们和食堂工作人员在食堂吃。我们七人，正好一桌。早
晚是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我很欣赏那又稀又腻的粥。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
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自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
“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
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
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
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噫气，又是泄气。有
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
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
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
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
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
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
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
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
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
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
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沙锅，放在老先生
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
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
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
“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
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
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
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
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
夜阑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
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
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
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
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
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
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
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
这个关也算过了吧？
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
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
清洁离不开水。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
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
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
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
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
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
“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
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
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
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
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
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
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
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
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
三 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
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
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
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
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
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
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
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
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
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
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
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
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
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
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
（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
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
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
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
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
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
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
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
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
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
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
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
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
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
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
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
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
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
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
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
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
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
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
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
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
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
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
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
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
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
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
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
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
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
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
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
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
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
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
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
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
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
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
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
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
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
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
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
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
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
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
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
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
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
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
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
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
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
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
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
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
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
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
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
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
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
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
“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
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
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
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朴质，
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
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
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
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
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
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
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
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
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
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
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四 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
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
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不儿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
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
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
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
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
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
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
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
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
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
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
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
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
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
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
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
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
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
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
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
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
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
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
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
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
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
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
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
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
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
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
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
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
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
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
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
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
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
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
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
人端洋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
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
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
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
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
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
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
“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
“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
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竞不知是抄袭了人——
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
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
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
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
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
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
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
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
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
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
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
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
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
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
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
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
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
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
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
美确有道理。
五 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
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
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
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
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人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
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
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
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
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
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
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
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
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
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
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
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
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
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
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
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
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
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
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
“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
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
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
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
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
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
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
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
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
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
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
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
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
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
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
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
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
毕业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