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文集  附录       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作者:  孔庆茂

    一见钟情

    1932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业。在此之前,杨绛还在东
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在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一件非常风光的事,对于这样一
个难得的机会,杨绛却犹豫了。她以前常听父亲说起留学的事。穷人家的孩子留学
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
索。如此这般,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学习自己喜爱的文学。以过慎重考虑,
杨绛告诉父亲不想到美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后来她果然考上了清华,还因此认识了钱钟书。她的父母便开玩笑说:“阿季
(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那时,清华
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
真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
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
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上
更神气。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
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
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
她等待一个人--等待着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
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
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
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
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
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
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
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
挺有缘份的。1919年,8 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
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
“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连璧合”。当然
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
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的时候,这位清华才子与这位“清水芙蓉”的南国佳
人相爱了。他们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沟通理
解,文学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
采。他隔三差五地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
“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
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
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宋明理学家最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
却化腐朽为神奇,把这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
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有谁不愿去怜爱这样的才子呢?这位南国佳人很快就被钱钟书这支独一无二的
爱情神箭给“俘虏”了。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
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
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概谢绝
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
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
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
能力,他的知识大都有缘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
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之中。东北局势不
安定,这是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心
上人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可他们的书信不断,钱钟书的情书仍一封赶着一封。

    “黄道吉日”缔结良缘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
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
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
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
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
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
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
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
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
对,甚是般配,本当就定了下来,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不可少。本来,两
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
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
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
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
婚礼仪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

    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大学,仍要回清华
读书,钱基博介绍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不觉又
是草木摇露为霜的秋天了。

    在这凉风瑟瑟的晚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到离别情怀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
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
减少些思家之情的。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他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
京,见到了心上人。半年多离别,该有多少话要向心上人倾吐呀。可是,紧紧地拥
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
悄滑落……

    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
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况且英国退还的庚款奖励国内成绩优秀的
青年到英国留学,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
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
什么功夫的。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
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
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
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
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
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
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
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她想家想
得厉害,下午一到家门口,行李还撇在家门口不顾,便飞跑进父亲屋里。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
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
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
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
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
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
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
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
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
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
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
“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
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
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
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
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
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
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
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
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
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
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
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
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
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
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
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 月9 日,杨绛被
“揪”了出来,3 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
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
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
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
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
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
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
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
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
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
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
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
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
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
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
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
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
如今,钱钟书、杨绛都是八十七八岁高龄的老人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的名利都如
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他们对人生这一关早已参透,乐乎天命,任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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