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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二)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他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
),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他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像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
“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合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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