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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8)


  可以为祖先讳,可以为故乡讳,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声咆哮,儿孙们,让我真实,让我自在,千万别为我装扮!于是,远年的荣耀负载出远年的恶浊,精美的陶器贮存着怵目的残忍。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离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搀扶他们,但我又立即跳开了,带着恐惧和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段落,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梯。文明是对蒙昧和野蛮的摆脱,人类发展的大过程如此,每个历史阶段的小过程也是如此。王阳明他们的产生,也同样是为了摆脱蒙昧和野蛮吧,摆脱种种变相的食人和猎首。直到今天,我们大概还躲不开与蒙昧和野蛮的周旋,因为文明永远显得如此珍贵。蒙昧和野蛮并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结果,一切文明都会遇到两种对手的围攻: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在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故乡,不管是空间上的故乡还是时间上的故乡,究竟是属于蒙昧、属于野蛮,还是属于文明?我们究竟是从何处出发,走向何处?我想,即使是家乡的陶瓷器皿也能证明:文明有可能盛载过野蛮,有可能掩埋于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象。能这样,也就够了。

  告别河姆渡遗址后,几乎没有耽搁,便去余姚市中心的龙泉山拜谒重新修复的四位先贤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七

  第二天我就回上海了。出生的村庄这次没有去,只在余姚城里见一位远房亲戚:比我小三岁的表舅舅。记得吗,当年我初到上海时在钢琴边与我握手的小男孩,终于由于语言不通而玩不起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阴差阳错他到余姚来工作了,这次相见我们的语言恰好倒转,我只能说上海话而他则满口乡音。倒转,如此容易。 我就算这样回了一次故乡?不知怎么,疑惑反而加重了:远古沧桑、百世英才,但它属于我吗?我属于它吗?身边多了一部《余姚志》,随手翻开姓氏一栏,发觉我们余姓在余姚人数不多。也查过姓氏渊源,知道余姓是秦代名臣由余氏的后裔,唐代之后世居安徽歙州,后由安徽繁衍到江西南昌,历史上姓余的名人很少,勉强称得上第一个的,大概是宋代天圣年间的官僚余靖,但他是广东人。后来又从福建和湖北走出过几个稍稍有点名气的姓余的人。我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泊到浙江余姚的呢?我口口声声说故乡、故乡,究竟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河姆渡、严子陵时代的余姚,越窑鼎盛时期的上林湖,肯定与我无关,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正这么傻想着,列车员站到了我眼前,说我现在坐的是软席,乘坐需要有级别,请我出示级别证明。我没有这种证明,只好出示身份证,列车员说这没用,为了保护软席车厢旅客的安全,请我到硬席车厢去。车厢里大大小小持有“经理”证明或名片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开始用提防的眼光注视我,我赶紧抱起行李低头逃离,可是我车票上的座位号码本不在硬席车厢,怎么可能在那里找到座位呢?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把行李放在脚边。我突然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离开余姚到上海去时坐火车的情景,也是这条路,也是这个人,但那时是有座位的,行李里装着酒浸杨梅和霉干菜,嘴上嘟哝着余姚话;今天,座位没有了,身份模糊了,乡音丢失了,行李里也没有土产了,哐啷哐啷地又在这条路上走一趟。

  从一个没有自己家的家乡,到一个有自己家的异乡,离别家乡恰恰是为了回家,我的人生旅行,怎么会变得如此怪诞?

  火车外面,陆游、徐渭的家乡过去了,鲁迅、周作人的家乡过去了,郁达夫、茅盾的家乡过去了,丰子恺、徐志摩的家乡过去了……

  他们中有好多人,最终都没有回来。有几个,走得很远,死得很惨。其中有一个曾经洒脱地吟道: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车窗外的云彩暗了,时已薄暮,又想起了崔颢的诗句。淅淅沥沥,好像下起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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