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第七章   访问陈家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
    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他家居住面积有六七十平方米,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
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
着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10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
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
柜。地上铺着地毯。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
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
的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
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小孙子给他带来
了欢乐和安慰。
    他的视力不错,听力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倘若电视台播
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一般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
视剧。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
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
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的儿子给他买书。陈伯达曾是“万卷户”。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
册。他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
书。自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
过稿费。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
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其中
1/3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
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
加到每月200元。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
活费,也增加到每月200元。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的藏书,但是,迟迟未
能发还。在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陈伯达一些被褥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陈
伯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语录》!直至
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这才发还陈伯达的藏书,这时陈伯
达去世已经6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找到一小部分,不过1270册而已!正因为这
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新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
泰的作品。书如海。从书海中撷取的这些令他产生兴趣的书,反映了陈伯达晚年的精神世界。
    他依旧秀才本色,读书看报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他的思想机器还在不停地运转。
    他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只是偶尔听见住在这幢楼里的一位著
名女歌唱家练唱时飘来的甜美的歌声。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绪凝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正在服刑期
间的他,无法发表他的文稿,他却还是在那里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
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
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
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他的这些未曾公诸于世的文稿,开列若干文稿的题目和写作年月,以供读者了
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1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他也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他一般先写草稿。从他的草稿上可以看出勾勾划划,删删改改,画满各种修改记号。改
定之后,他再整整齐齐抄写一遍。保持着以往的写作习惯。
    他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北京市场上供应的那种绿格400字稿纸上。文末签署的日期,一
般指完成之日,并不意味着是这一天写的。有的文章几千字,也有不少文章上万字。他写的
字迹清楚,容易辨认,简体汉字中掺杂着许多繁体汉字。
    陈伯达的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那种犀利的文锋,过多地引
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80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以上披露的他的手
稿,都是在他从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退下之后写的。他的思想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
者颓废郁闷之中。他把目光从高楼投向远处。正因为这样,他连美国新著《大趋势》、《第
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讨,加以评论。
    陈伯达的近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从他众多的手稿中选出两篇比较短小的,一篇是
《求知难》,一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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