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
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
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
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
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
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
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
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
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
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
‘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
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
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
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
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
“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
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
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
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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