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            第七章 四人结成一帮      


                         
                        林彪把张春桥作为攻击目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是张春桥在“文革”中赖以立命的王牌。毕竟,这么
个“小组”的“副组长”,是个不论不类的头衔。
    张春桥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九大”。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状态下,于北京召开。
    下午五时,当毛泽东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时,他的两侧的阵营是那么的分明。今
日用历史的眼光细细审视那张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左侧,依次为: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毛泽东右侧,依次为: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
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在中共“八大”,张春桥连中央委员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跃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在很讲究排名次序的会议新闻公报上,
是这样提到张春桥的名字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
    由于“中央文革”的五名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
副组长张春桥以及唯一的组员姚文元已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从
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林彪在政治报告中,用了一句话,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
的历史功勋:“这个《通知》(引者注:指《五——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
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就在张春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
击。
    这一回,不是“红革会”炮打,不是《文汇报》炮打,却是林彪这位“副统帅”
率众围攻张春桥……
    江西庐山,炎炎酷夏中的清凉世界。两度“庐山会议”,都曾震撼着中国:一
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全国卷起“反右倾”狂飚;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与林彪在这里摊牌。林彪不敢正面强攻毛泽东,却把张春桥当作总攻
的目标。
    事情还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是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的。
    党章的《总钢》,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
一段“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一看,皱起了眉头,图去了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
地”。
    毛泽东对待这一问题,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说: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
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后,开始了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内中重要
的一项,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宪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个喜欢动动嘴皮的人,具体的修改便由张春桥着手。
    张春桥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于毛泽
东的高度赞扬的话,以表示新宪法“突出毛泽东思想”。可是,那三个副同要不要
写入新宪法呢?
    倘若写进去,毛泽东见了会发火。毛泽东已经几次图去这三个副同;
    不写进去吧,显然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
人人皆知。删去二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
    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张春桥只能选择一个。权衡再三,张春桥倒向毛泽东。
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
    另一个尖锐的问题,自一九七○年三月八日起,又摆在张春桥面前,迫使他再
一次要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抉择:原宪法中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九七
○年二月八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显然,倘若照毛泽东的提议去办,修改宪法时
要删除原有的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
    据这天深夜十一时半,林彪秘书于运深所记述的林彪意见,原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
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
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这下子,问题复杂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泽东。那是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经毛泽东提议,第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到了一九六四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
然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随着“文革”的进行,刘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一九六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晨惨死于河南开封的软禁之地。眼下,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如果仍设国家主席,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人,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就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
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过了十一年,已经七十
七岁高龄的毛泽东,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
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已经察觉林彪的野心,故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
的条文。
    林彪呢?他的三点意见,说穿了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不会再当
国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那只有一个结果——林彪当
国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叶群,把话讲得很明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
里摆?”
    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在宪法修改问题上。张春桥卷入了漩涡
的中心。
    张春桥再一次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于权术,他深知
林彪的分量远不如毛泽东。
    一九七○年八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为攻击目标——
为的是间接地打击毛泽东。
    张春桥一下子成了整个会议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庐山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位“副统帅”的火力,够厉害的,集中地轰
击着张春桥,使张春桥的衬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湿。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习惯于信号弹上天,各路兵马同时总攻。在庐山,林彪
也来了这么一手。
    总攻张春桥的时间,定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个别的人”,
影射张春桥。
    五员大将一起上阵,臭骂张春桥。当时的会议记录,记录了他们的原话:
    华北组。陈伯达以他那别人难以听懂的闽语发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
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中南组。叶群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搁在脖子上,仿佛有人要杀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
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
收回!”
    西南组。吴法宪(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张
一合,气嘟嘟地说到: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
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
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组。李作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戴着一副墨镜,
附和着叶群:
    “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
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
    西北组。邱会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振振有词地说: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
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在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
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
席。”
    山下。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打来长途电话,要秘
书代他写书面发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
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
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好家伙,林彪一声令下,山上山下,海、陆、空一齐出动,差一点把张春桥轰
扁了!
    其实,与其说是炮轰张春桥,倒不如说是炮轰毛泽东。
    毛泽东反击了。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
毕竟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林彪一伙栽了大跟斗。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谈及第二次庐山会议: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
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
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
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
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
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封“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
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
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
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
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
上的讲话),没有问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
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
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
(引者注: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
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
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
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
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
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
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
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
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
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翻车了,倒大霉了!”林彪之子林立果的一声惊呼,倒是最形象地勾画了林
彪在庐山上的一败涂地。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蒙古温都尔汗的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
林彪集团从此覆灭。
    张春桥顿时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

    张春桥已经不安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了。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句消了,张春
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
了。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于。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
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
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
文元来,要差得远。”
    回到钓鱼台,张春桥捉摸着毛泽东为什么问起王洪文。他意识到,毛泽东正在
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突然问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当然无法启唇问毛泽东。他,求助于江青。
    江青如今与张春桥已是有着多年的“战斗友谊”,无话不谈。她告诉张春桥重
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要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
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
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张春桥一听,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后耍弄着伎俩,想方设法
限制他的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果然,几天之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是,毛泽东
没有说明意图。
    毛泽东终于明确地提出,让王洪文到北京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王洪文奉命来到了北京。就连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来
北京意味着什么。
    毛泽东的召见,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书房里,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三十七岁的年轻人的手。七十九岁的毛泽东,
自从“亲密战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老态明显地增加了。
    召见之际,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对王洪文问长问短,显得很热情,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
王洪文集“工农兵于一身”——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
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毛泽东没有说明调王洪文来京的原因,张春桥又不便点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
下来,闷得发慌。
    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王洪文翻了几页,就索然无味。
    没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觉得寂寞极了。
    他望着桌上的电话机,打电话到上海解闷。
    马天水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当时王洪文电话记录稿:
    “到北京以后.太寂寞了!有时,一整天开会,又累得很!这几天,一连出席
七机部的会、河南的会、湖南的会。下午三时出去,夜里三时回来。我看不进书。
调到上面来,真不习惯,巴不得早一点回上海……”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春桥向毛泽东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头。
    “他怎么能回上海去呢?”毛泽东笑厂,“我想提议他当副主席呢!不过,这
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你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王洪义。”
    张春桥的旁敲侧击成功了。他终于巧妙地从毛泽东的嘴里,得知了意图。
    张春桥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是他在安亭
事件中一手扶植起来的,成了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从他的部属跃为他的上司,抢走了原本注定属于他
的副主席的位子,这使他大为不快。当然,也有使他觉得宽慰的,因为王洪文毕竟
是他的人,王洪文来到中央,增强了他的势力。王洪文不论怎么样翻跟斗,也翻不
出他的一手心……
    经过一段“见习”,王洪文在北京崭露头角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工洪文、华国锋、
吴德二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另外,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
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七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共包括一百
零四名委员。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李德生为
副主任。这个名单,是毛泽东建议的。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举行。念政治报告的是周恩来,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当梳着小分头的王洪文走上
主席台,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国内外为之震惊了。
    外国记者敏锐地发表评论:“毛泽东选定了年轻的上海工人首领王洪文作为接
班人。”
    还有的国外评论,说得不大客气了:“毛泽东习惯于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他最初选择了刘少奇,被他发动‘文革’打倒了。他又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却反叛
了他。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为接班人,天晓得这个年轻的接班人后来会怎么样?”
    在召开中共十大的日子里,张春桥忙得喘不过气。他担任大会秘书长。须知,
这个职位向来是由党内重要人物担任的——中共七大的秘书长为任弼时,而中共八
大的秘书长则为邓小平。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选举结果:中共中央
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张春桥呢?
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中。
    望着中共十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张春桥的心情是沮丧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
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忙忙碌碌担任了大会秘书长,结果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仅多了一个第三号人物王洪文,还增加了叶剑英、李
德生。
    望着叶剑英的名字,张春桥由沮丧转为恼怒了。本来,在林彪集团覆灭之后,
张春桥以为凭着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一身冷汗,理所当然会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
倒台,却导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怀仁堂里坐在张春桥对面的老帅、
副总理复出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代表时,便宣布为“二
月逆流”平反。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引者注:指叶剑英)‘二月逆流’
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王、关、
戚那个‘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
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于是,老帅们、副总理们—一恢复名誉。就连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
震林也平反了。显然,他们没有一个会与张春桥握手言欢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毛泽东又亲笔批示要解放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
邓小平从乡居三年多的江西返回北京。二十天后——三月十日,邓小平恢复了党的
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中共十大,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他和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
李葆华、廖承志、秦基伟、杨勇、王铮等被选为中央委员。
    与此同时,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于会泳、金祖敏、刘湘屏、谢静宜等,
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张春桥意识到,一场新的决斗又要开始了。

                            囚首垢面的葛正慧

    葛正慧仍身陷囹圄。张春桥对于政敌,从来不会手软。专案组一次次审讯着葛
正慧,毫无结果,他说来说去无非是“记不清楚”那句话。
    蚊子倒渐渐多起来,从敞开的窗口蜂拥而入。
    葛正慧再三要求给一顶帐子。看守不理也不睬。
    地处郊区,四周是水田,而牢房里的电灯又是通宵开着。蚊子连同各种各样的
小飞虫,夜夜骚扰着葛正慧,比受任何酷刑都难受。
    他不断拍打蚊子。尽管被打死的蚊于满壁血斑,星星点点,可是蚊子仍络绎不
绝地飞入牢房,驱之又复来,打不尽,灭不绝。
    “交代吧!交代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窗外,响着看守的诱降声。
    葛正慧暗暗咒骂:张春桥是人间的蚊子,人间的“四害”!
    浑身上下,被蚊子叮起一块块红斑,奇痒难熬。在那人间地狱中度过五个酷暑,
在群蚊的日夜轮番轰炸之下,居然体内产生抗素,蚊子叮了不起疱,不发痒,只是
鲜血不断被吸走。
    他面对着猛如虎的苛政,面对“四人帮”的虐待,思想上也产生了抗素。诚如
《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天底下所有监狱的窗,那铁条都是竖的。唯有这儿关押要犯的牢房,窗上铁条
反而是横的,仿佛给犯人上吊自杀提供了方便。他不畏死,却不想死。他的心中,
常常喃喃自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要把牢底坐穿,看那些豺狼横行到何
时。
    没有日历,没有报纸。不知今宵何日,不知明朝何月。他真的被蒙在鼓中,围
墙外的生死搏斗他全然不知。
    突然,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的一大,看守在门上的小洞口大声喊道:“把语录
交出来!”
    红色的语录,是他身边唯一的书本。他感到莫名惊讶:为什么要交出语录?
    他小心地把红色小书从小洞口递出去。注视着看守的一举一动。
    看守把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嚓,嚓。”居然发出撕书的声音!
    葛正慧焦急万分:如果那个看守撕坏了书前的毛主席像,反诬他撕,那他有口
难辩,罪上加罪的。
    那看守转过身来,把红色小书朝小洞口一丢。他赶紧接过语录,急急地翻查。
他立即发现:那印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林
彪题词的一页,被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也给撕掉了。
    “把林副统帅的题词还给我!”他赶紧对看守说。
    看守双眼一瞪,吼道:“还提什么‘林副统帅’?!给我闭嘴!”
    葛正慧茅塞顿开:“林副统帅”垮台了!
    他喜不自禁。心想,林彪倒了,你江青、张春桥还能支撑几日?
    看守撕去林彪题词,使他在万分孤寂中听见惊雷。
    他多年在图书馆工作,终日读书、阅报,养成了习惯。如今终日在空白中度过。
他迫切地希望看报,希望知道大墙之外是何等世界。
    “我要看报!”他郑重其事地向看守提出来。
    “你想看报?你想窥测方向?”看守大抵具有极高的“革命警惕性”,马卜从
葛正慧的一句话、联想到“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之类反胡风时的习惯用语。
    “为什么不能看报?就是关在提篮桥,也允许看报的呀!”葛正慧所说的“提
篮桥”,也就是上海监狱。因为上海监狱在提篮桥,上海人习惯地称之为“提篮桥”。
    “这儿不是提篮桥!你罪大恶极,枪毙了还便宜你,所以关在这儿。你还想看
报纸,白日做梦!”看守沉着脸,从牙缝里蹦出这几句话。
    葛正慧知道,再争也没用。但是,没有报纸,不听广播,过着完全封闭的生活,
真是度日如年。
    小洞口一次又一次响起看守的呼唤:“坦白交代吧,马上把你放掉!你看,外
边的天空多蓝,空气多好!”
    如同笼中之鸟,他天天渴望自由。然而,一想到他的自由要以销毁那份铁证—
—《鲁迅先生轶事》为代价,他宁居小小囚笼,不慕天高海阔。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回回夕阳西沉。熬过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度过群蚊围攻的
酷暑。
    忽然,有那么一天,从小洞口竟丢进一份《人民日报》。
    看守怎么如此大慈大悲?给了报纸,还说道:“你不是要看报纸吗?给你!仔
仔细细地看吧。”
    葛正慧连忙拾起报纸,不由得一怔:《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赫的地位刊登一
张照片,一个大包头、戴眼镜、中山装笔挺的人物面带三分笑,正在跟朝鲜外宾握
手。如果不看照片说明,他差一点认不出来这位“首长”。哦,说明上写着,“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就在这时,小洞口又响起看守的声音:“怎么样?看见了吗?你还敢炮打吗?
赶紧交代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葛正慧愤愤地把报纸掷在地上。他简直不可想像,“狄克”会成为“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更咬紧牙关。越是“狄克”得志,越是不能交出那本《鲁迅先生轶事》。总
有一天,“狄克”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看守只给他看这一份报纸。此后,不再给他看报,而是逼着他交代。
    在秘密监狱中关押了五年多,他竟然只知道大墙外的两桩事:林彪垮台,张春
桥上台。
    囚首垢面,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吞辱含冤。望着铁窗,他常常喟然长叹。虽
说他无妻无子无女,但他心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前途。
    他,忧天下之忧——“狄克”仍在得志,仍在猖狂!

                             结成“四人帮”

    “狄克”,正在做着总理梦!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例行的体格检查中,发现患早期癌症。
    渐渐地,周恩来日益消瘦,每日大量便血,一九七四年四月,他不得不住进北
京医院。
    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诚如寒冰与炽炭,两人尖锐地对立。张春桥做
着总理梦,邓小平成为他的最大的障碍。
    一个是靠“打倒走资派”起家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南海西门小
屋,向蒯大富面授打倒刘邓机宜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
    一个是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大帽子下解放出来、重上政治舞台。他要对
“文革”进行大整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挨整而改变他的政治见解。
    论资历、论能力、论智慧、论经验,张春桥都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最使张春桥坐立不安的是,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周恩来支持邓小平。
    敦请邓小平复出的,是周恩来。毛泽东呢?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的信
上,写下一段批示,赞扬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没有历史问题,历史上他是挨整
的,二战时期邓毛谢古,他是毛派的头子。大家可以看《六大以来》。”
    这里的“二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至一
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毛谢古”,邓为邓小平,毛为毛泽章,谢为
谢维俊,古为古柏。一九三三年,“邓毛谢古”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打击,人称“毛派”。毛泽罩就是毛泽东的小弟弟。
    唉,当邓小平成为“毛派的头子”时,张春桥正是“华蒂社中坚”!
    接着,毛泽东又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张春桥懊悔不尽,当年没有像整刘
少奇那样,置邓小平于死地。如今,邓小平复出,毛泽东倚重于邓小平,构成了对
张春桥的最大的威胁。
    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正式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工作,任总参谋长。邓小平本来就在军队中有着很高
的声望,“刘邓大军”的邓便是他。出任总参谋长之后,他受到军队的拥戴。张春
桥心中发慌了——他虽然从“文革”一开始就穿上军装,后来当上南京军区第一政
委,可是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几乎等于零!

                          独力难当,四人结帮!

    在“中央文革”的旗帜下,张春桥与江青、姚文元实际上早已结成一伙。
    说实在的,张春桥在江青面前,虽然总是装出一副顺从的姿态,但是打心底里,
他并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中!在张春桥看来,江青不过是个草包,如此而已。他处
处“敬重”江青,全然因为她是“第一夫人”,她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地位和特殊
作用。在两次炮打的危机中,都是这位“第一夫人”拉他一把,才使他脱离险境。
    至于姚文元,向来对他言听计从。姚文元是他一手拉扯上去的。在姚文元面前,
他永远是“老上级”。
    王洪文虽说有着俊俏潇洒的外表,张春桥却知道他的底细——绣花枕头而已。
此人胸无点墨,在张春桥掌握之中。尽管有时也与张春桥闸点别扭,毕竟畏惧张春
桥三分。
    毛泽东本来寄望于王洪文。谁知王洪文一到北京,就被张春桥拉了过去——他
们本来就是一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一帮。起初,人称
“上海帮”。这样以地域定名,未免使上海人反感。于是,又有人称之为“四联帮”。
最后,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一个传之千古的名字——“四人帮”!
    就在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毛泽东便对这个接班人失去了信
心。毛泽东已经察觉了王、张、江、姚的不正常的活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
毛泽东当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迄今有案可查的毛泽东最早批评“四人小宗派”—
—“四人帮”的话。
    “四人帮”,人们通常称之为“王、张、江、姚”,那是按照四人的职务高低
加以排列。也有的称之为“江、王、张、姚”,因为首领是江青。在“四人帮”之
中,张春桥是军师。江青的旗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棍子,王洪文的副主席
牌子,他们“四合一”,结成一帮。“四人帮”的核心,是张春桥。
    “四人帮”之中,其实没有一个“正宗”的上海人——王洪文是东北长存人,
张存桥是山东巨野人,江青是山东诸城人,姚义元是浙江诸暨人。除了姚义元能操
上海话之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连“阿连”都不会说。“四人帮”曾一度被称
之为“上海帮”,那是因为这四个人都是从上海“基地”起飞;
    蓝苹的成名,便是在上海滩、她的“革命样板战”,她的批判《海瑞罢官》,
都是以上海为“基地”才搞起来的;
    “狄充”钻入左翼作家阵营,也是在上海滩。后来,就任《解放日报》社长兼
总编,出任何庆施政治秘书,直至解决“安事事件”,发动“一月革命”,都是在
上海干的;
    王洪文从部队复员以后,分配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在安亭卧轨拦车,他成为
“工总司”司令,都是在上海。正因为这样,在中共十大召开时,张春桥握着上海
国棉十七厂的代表杨小妹的手说:“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至于姚文元,他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七年发表了那篇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录以备考》,他写那篇震惊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都在上海。
    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张春桥救出了陷入困境的中共上海庐
弯区党委宣传部干事姚文元,在他把持的《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姚文元“批判”
胡风的文章,张姚有了交情。接着,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张存桥、姚文
元结成一伙。
    自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王、张、江、
姚终于结成“神圣同盟”——“四人帮”。
    一八七四年四月十日,穿着中山装、留着短平头的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团日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同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面对各国的
代表,邓小平侃侃而论它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见解。这是邓小平自从被
“文革”风暴刮倒之后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公开露面,成为外国记者目光汇聚的焦
点。
    外电纷纷预测:“精力充沛的矮个子邓小平,毫无疑义将成为周恩来的接替者,
中国未来的总理。”
    读着内参上登载的外电评论,张春桥那黑眼珠顿时成了兔子般的红眼珠。在副
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张春桥一直把双眼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显然,只要周恩
来健在一天,周恩来就是总理。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是“第一副总理”。因为
“第一副总理”有双重意义:第一,现在总理正病重,“第一副总理”意味着主持
国务院日常工作;第二,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
    周恩来已正式向毛泽东建议,设立“第一副总理”。毛泽东呢,也觉得需要设
立“第一副总理。不论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深知邓小平和张春桥势不两立,同
为副总理,平起平坐,倘不明确谁“第一”,国务院的工作会乱套。
    在中共十大之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一九七四年十月,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住院,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抵达湖南长沙
疗养。江青呢?接连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嘱她“不要多露面”。诚如江青自己所言: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十月四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电话的
内容,迄今仍可从王洪文亲笔所写的电话记录中查到: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这一句话,引起一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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