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承志文集 美文的沙漠 1983年至1984年之间，我曾经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以及 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 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以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 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 研究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 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 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 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 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 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 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 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他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 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 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和刻意求真 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 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 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 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 译对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问题和问题已经解决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 鲁迅著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风起，译本不绝。如《水浒》的日译本已多达数十 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和更自信的译家总认为，伟著实际上并 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和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 学的原因。 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 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 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 的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他们的语言无 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 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 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 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对别人的攻击至此结束。 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 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 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 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 惊奇：惊奇汉语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 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 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 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 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 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 魂。 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 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 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挖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 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 这是绝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 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 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 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 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 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 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 侯，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实上太难了。 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 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 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 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 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在突破语法一 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 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倦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 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为追求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 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 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 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会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 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 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 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 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 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 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 悲和可笑的。 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 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 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 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捉摸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 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 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 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 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 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信念，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 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