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英雄路              江山不幸诗人幸    


                            
    让一个作家介绍同时代的文学, 偏颇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任那些评论者
(尤其是作专家态的外国评论者)东一竿子西一棒子地介绍,文学创作的真实又几
乎只能被座灭。中国这个巨大古老的存在,在20世纪末正面临着再生与衰灭的大关
口;无论大势如何,在这样的时代里,文学的醒目是必然的。日本有的学人认为:
中国无文学。这种观点唯一还能被容忍的一点地方,是这种观点排斥着一种政治性
过强的文学(尽管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几乎都把中国小说当政治入门书读)
——然而,文学是极其自由的形式;中国文学该怎样写,只可能由中国作家们自己
决定。无论形式变成怎样一副形象,形式本身就蕴含着规律。

    这样看来,由我介绍,也许比由某些“专家”介绍更好些。

    1979年前后出现的一批文学作品,今天回味起来都很幼稚,甚至都(不是全部,
当时也有相当老辣的作品)有一点中学作文味。比如王蒙的《最宝贵的》,直露、
过短、真诚;几乎等于一句话:“人不能告密”。再如卢新华的《伤痕》,肤浅、
媚俗,从小市民的流行观点解释中国官僚体制及其命运的大命题。同期的民间刊物
除了政治上与形式上的勇气多一些之外,大多也是一些相当概念化的作品,如《在
社会的档案里》。

    但是,70年代末叶这一期小花朵,都共同具备着一种动人的东西,真挚、不安,
等待着时代给自己以爱。而且,其中一部分作者迅速地向文学意味倾斜。向着艺术
的道路在那几年里很简单地被打通了。

    那时的“时代”至今令人怀念。那是一个全民读小说的特殊时代。中国人的文
学热情畸型而感人。每一位在当时发表了好作品(或者是较好的中学生作文)的作
者,至今都可以以名家自居,让后日发表了优秀得多的作品但总吸引不了公众视线
的新秀们嫉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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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对西方文学的注重也迅速展开了。在无人知晓之间,中国作家中出现了
两种潮流:一是在各种领域里掀起波澜,“干预生活”,触及政治的政治社会类作
家。他们的特征是在体制之中小规模地揭露黑暗面,丧失的是深度和艺术性。二是
感受着西方艺术的滋味,开创形式,注重语言,企图寻找真正的艺术真谛的现代派
作家。这一批人蔑视或摒弃体制本身,但是有相当一些参加者仅仅是现代派而并非
掌握着现代主义。

    两道大潮,一直影响到今天。可以预言,20世纪最后这几年里,中国文学仍然
处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分裂和继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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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黄金时代。有些论者说,80年代出现了超过三四
十年代的文学繁荣,这是阿谀之辞。

    但是80年代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

    在小说领域,最初是“意识流”以及形式本身对于故事小说的冲击。新诗则被
称为“朦胧诗”;——值得注意的是,在80年代初,民间刊物与一般公办刊物之间
区别在减少,原民间刊物的作者们也成了公办刊物的索稿对象。

    这个时期的例子举不胜举。前述“政治社会派”作家们一再制造话题,他们始
终聚集着社会上的议论。年轻的仿效者层出不穷,但是都很难在这个时期里取得文
学界的统治地位。

    似乎有一种默契:在中国的出版界和优秀作家之间,不成文地存在着一种心情:
摸索可行而且能存留后世的道路。因此,文学界更受青睐的,也许是创造了新体裁
的作家;而并不是趣味在新禁区的作家。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中国文化界的理解存
在距离,更与外国的所谓中国文学研究大相径庭。

    前一类作家,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篇篇都表现出一种激进。土
气些的李存葆,从《高山下的花环》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立正敬礼
的姿势下为民请命。后来,这一传统又被一支庞大的报告文学大军继承;村村点火,
处处冒烟——仿佛一个从未被人描写过的中国在他们笔下清晰了,仿佛一条从来不
敢相信的希望也从他们笔下诞生了。

    后一类作家掀起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热”。不是由学术界,不是由理论
界,更不是由文学评论界,重要的是由作家们首先提出了“文化”这一概念或命题,
并使之一下子耸动了视听。后日出现的风俗画、民俗电影,包括俗不可耐的流行歌
曲“西北风” , 都起源于80年代中国小说作家在探索中涉及的文化讨论。外国的
“研究者”们根本没有同级的修养,所以他们只能哄而论之,用“寻根”这种浅显
词汇来瞎子摸象。

    与此前后,出现了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归去、来》、莫言的《红高梁》、
昌耀的长诗《慈航》、王安忆的涉及性主题的新作和扎西达娃的“西藏魔幻现实主
义”小说。还有不能概括的作家和作品,也几乎都在80年代出现了。

    举三个不甚适当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一种现状:这种状况就是——中国当代
文学刚刚摆脱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左右,开始有了自己把握自己形式的力量。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莫言的《红高梁》、余华的《现实一种》,可以构成
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对比组合。

    王蒙的作品是迄今为止对中国传统最深刻有味的一次刻画。人人有感而人人难
为——王作恰恰正是这把解剖刀。小说冷酷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文明早已开
始的末世相,而且刀尖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早期的真诚被成熟的戏闹篇幅隐蔽
净尽,读着人感到心惊肉跳——将来怎样呢?作品并不关心这个老问号,它尽管完
成了这个大手术。

    莫言的作品,其精彩在于,它使穷乡僻壤的读书人,振奋,并知道了自己家乡、
土语、土味十足的传说的魅力。它无穷无尽地倾泻着一种“乡村知识”,强有力地
战胜了学院派。全文神神鬼鬼,虚虚实实,在诡异的用词中创造了一种恶意十足的
辉煌。

    余华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回答了人们对“年轻人”的怀疑。由于它和它的一大批
姊妹篇,人们发现年轻人更老辣、更“坏”、更成熟。这种成熟性意味很深;它们
否定的东西是全面的,不仅对于父兄文化传统,既使对于真善美等老生常谈,它们
的否定也一样地无情、冷漠、恶毒。但它们拥有着某种捉摸不定的真理,读者可以
不相信它或对它反感,但也会发现它非常酷似一种中介的桥梁。

    ——这3个不适当的例子, 都拥有与西方文学关系不太大、唯届作家自己的形
式及语言。仅仅就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它们虽然不一定是当代世界文学中美好的
作品,但确实是当代世界文学中高水平的作品。

    当然, 我举出的这3个例子都不用于政治社会派。而且我也没有说我多么尊崇
和喜爱这3篇小说。 我只是想说:如此拥有着私人的形式和语言系统,已经意味着
伟大的文学正在迫近——没有明天和今天的界限;那伟大的文学之潮的潮头,昨天
就已经来临了。

    今天尚不是对上述两类(艺术与社会,或者有更多类)文学一言论定的时候。
追求艺术性的作家与追求社会性的作家之间,虽然文人相厌,但是尚不能说一种追
求已经压倒了、或者是优于另一种。但是今天可以对把中国文学当政治小册子读的
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研究者)下结论——他们的忙到今天的日子和所谓研究几乎是
毫无意义的;因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从他们的印刷垃圾中产生过。相反,
指导过中国文学界、 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几次理论——如李陀、刘心武、冯骥才3人
关于观代派的讨论;如王蒙关于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的讨论;如韩少功关于楚文化、
文学的根的散文而引起的文化讨论——都是由作家提出并普及向世界的。

    对中国当代文学前途的判断,又决不应是模棱两可的。我本人属于、也认为应
当寻求真正具备艺术意味的文学。未来总会洗刷今天,值得珍视的只是人的心情。
当年的《伤痕》式的浅薄解说,早就被严峻的真实粉碎了。艺术即规避;选择了文
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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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末,对拉丁美洲小说新潮的关心也终于收场了。也许,中国当代文学就
这样迅速而不为人察觉地、在短短十几年中完成了准备阶段。80年代末期新出现的
作家,已经不太带有西方文学模仿者的烙印。90年代将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文学高潮
的胎盘。

    在日本,我从未见过一个热爱中国当代文学的留学生。

    也许他们认为日本既然是经济大国,便一定也是文学大国吧。而自己的祖国,
既然如此江河日下,那么也无须再说什么文学了。

    不知道究竟是中国可悲,抑或是中国作家可悲,或者是中国读者可悲。

    但是,中国人正感受着现世人类很难感受的内容。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感,包
括生活的丰富感,也许恰治在这时正独惠于中国人。我猜,真正的世纪末和我们憧
憬的新世纪之间,应该并不存在一道墙。也许人有了钱确实能获得一切。但是有的
东西,恰恰会因为人有了钱,便永远也得不到了。

    在黑暗中,久久麻木的感情有时会变成一种触角。在这茫茫的混沌中,有一阵
微弱的喧嚣正在逼近——只要你尚能使用心灵,你就会感觉到。它清晰可触,似有
似无,等待着你。

    那就是大时代的初声。那是死灭与再生交替时分的音响,是新世纪的露珠般的
信号。

    不能就这样让生计消灭心的感性。

    在这样的前夜,旅人正在整装起步。下一次将出现的是不能归类的作家,以及
他们的生涯故事和不朽作品。那将是中文,神秘的四方形图案;它将改变这近百年
的陋习逼人学习,因为唯有它拥有着承载如此一个世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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