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 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 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 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 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 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 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 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 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 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 真的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 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 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 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 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 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 是让人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 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 襟衣，一双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 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 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 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 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 中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 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 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 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 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 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 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 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 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 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 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 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 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 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 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 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 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 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 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 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 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 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 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 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 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 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 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 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 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 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 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 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 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 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 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 混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 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 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 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 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 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 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 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 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 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 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 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 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 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 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 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 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 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 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 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 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 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 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 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 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 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 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 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 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 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 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 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 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 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 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 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 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 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 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 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 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 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 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 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 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 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 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 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 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 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 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 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 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 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 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 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 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 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 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 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 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 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 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 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 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 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 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 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 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 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 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 “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 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 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 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 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 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 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 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 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 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 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 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 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 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 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 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 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 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 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 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 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 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 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 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 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 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 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 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 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 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 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 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 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 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 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 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 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 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 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 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 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 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 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 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 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 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 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 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 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 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 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 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 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 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 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 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 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