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小品           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显露出来能手,
        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
                                ——歌德

    年前,陕西的朋友来银川,邀我到西安这座历史名城观光,同时向西北文坛的
老前辈们学习,与同行们交流创作经验。我非常高兴。但我又请朋友们答应我这样
一个要求:是不是能允许我过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动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
的敏感诧异地问,为什么偏偏要过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情,只不过因为元月四号是我儿子三周岁的生日。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
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
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
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银川是个雨雪霏霏的日子。如雨的雪粒飘洒到地上很快
就融化了。街上和医院里的甬道都湿漉漉的;天气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
秋。使人既满怀着欣然的希望,又夹缠着无端的哀愁。我在市医院那间玻璃破碎、
四面透风的产科候诊室里席地而坐。地上到处是一滩滩呕吐物和垃圾。墙上也污秽
不堪,涂着一缕缕令人可怖的血迹;卫生宣传画多半是残缺破损的,仅剩下一张完
整的人体解剖图也似乎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氛。走廊上不时传来临产妇的呻吟和陪
伴者的抚慰。这种絮叨的抚慰却更使人慌乱。候诊室里坐着的多数是男人和老太太,
虽然都默默无语,脸上却表现出一种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他们每人(当然也
包括我)身边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装满食品的网袋。那模样,不像在迎接一个
新的生命的诞生,倒像准备去做一次艰难的长途旅行。
    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
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
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
奋斗才能胜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个小时,有点熬不住了,去医院的门房烤火。待烤暖后回来,深
夜十一点,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出世了。抱着他从产房出来的护士,据她自己说看过
我的《吉普赛人》和《邢老汉与狗的故事》,私下里给了我一点特权,允许我在他
进隔离室之前看他一眼。那面貌不怎么好看,像个肉红色的小虫虫;脸上沾着血污,
蹙着眉,闭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样费力地挣扎了半生。这时,我眼睛里渗出了泪水。
这泪水不是来自做了父亲的欢愉之情,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感动和意识到承担了责任
的沉重感。孩子的出世,我当专业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许是大半生)中全然
没有想过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极左路线给我规定的身分,不允许我为社会、
为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倒也使我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拣到一个烟屁股就是这一天
最大的享受。我可以用玩世不恭来掩盖对国家、对社会的命运的忧虑;“冷眼向洋
看世界”,这种“冷”,是热透了的“冷”,里面蕴含着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的辛酸
与悲哀。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这样的变化,怎能
不使我潸然泪下呢?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
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
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
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
“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
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
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
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重视他三周岁生日的缘故。这个日子,也是我搞专业文学
创作的三周年。他当然还不会总结自己三年来的收获,只会吃巧克力。我却想在一
个安静的环境里,沉下心来思考一下这三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
    我想撇开一切关于艺术技巧的、关于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关于什么杂七杂八
的“当代文艺思潮”的种种问题不谈,我认为我这三年来在文学创作上最主要的体
会,就是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必须进入”由状态!
    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学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概念。
实际上,政治上的绝对自由是没有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
不过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现在当时来说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和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权。所以,说到底,政治上的自由与不自由,不过是主体
方面的感受。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摘引一段黑格尔在《美学》中的
话:

        “主体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简称为‘自由’。自由是心灵
    的最高定性。按照它的纯粹形式方面来说,自由首先就在于主体对和它自
    己对立的东西不是外来的,不觉得它是一利。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对
    立的东西里发现它自己。就是按照着这种形式的定义,有了自由,一切欠
    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
    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
    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
    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
    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
    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
    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
    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
    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
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
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
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
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
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
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
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
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
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
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
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
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
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
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
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
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
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
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
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
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
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
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
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
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
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
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
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
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
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
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
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
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
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
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
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
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
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
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
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
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
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
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
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
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
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出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
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
的矛盾;光明的尾巴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
“角度”变成了一种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种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
一体的和谐一致性,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感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
那种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很
不明智。我请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
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个“高度”在哪里必须弄清楚。这个高度只能是在党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
宁主义上。作家如果只满足于“低度”的一致,作品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概念化、
公式化的倾向,重复过去那一套图解政策的做法。如果作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文学作品远离政治的问题解决了,相反,这时作家还会产生一
种政治的激情和冲动,似乎非要在敏感的、尖锐的当代政治题材上发见和表现自己
不可;作家就会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情要用自己的笔,直接参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如果作家对马克思主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还不太熟悉,政治这玩意儿在他眼里就是陌生的;并且,由于过
去的政治风云,由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换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洞察力,而仅仅凭经验来观察,那就会如黑格尔说的,“经验的观察……使
我们觉察到一个跟着一个的变化……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表示出关系的必然性。”于
是,政治在人们面前就简直是恩格斯所称的一片“偶然性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
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
    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够发挥出主体的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只有心灵
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达到文学创作上的“化境”。在这种境界中,什么暴露与歌
颂、阴暗与光明、社会效果如何、应该写什么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
里出来的都是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
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
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
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
殊问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
有联系,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
长河中的相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
来的。当然,历史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
和优秀的古典名著,比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
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
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害关系的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
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
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
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
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
这显然是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
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悉到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
不幸消除”,使“主体和世界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
与社会主义这两项原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
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
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
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
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
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
已经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
效果来。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
的激情,于是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
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
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
“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
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
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
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
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
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
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
与特点,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
倾”、“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
的村史,而且毫不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
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
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
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
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
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
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
“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
已遏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
难复杂的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
会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
样那样的批评。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
不尽相同,他还是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
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
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
还是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
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
立在流沙上。不管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
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
精神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
央要点名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
“专门寻找精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
但我坚信党中央提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
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
“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
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
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
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
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
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
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写出社会
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
的界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
清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
写完了。我感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
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
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
是满足的、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
克思这句话:“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
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四十六卷,上册,第四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
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
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
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下一页  回目录  在线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