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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也是典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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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庆 张笑天同志的《公开的“内参”》（下称《内参》，见《当代》一九八二年一 期），以引人入胜甚至略带神秘色彩的情节，更以它触及到当代青年大学生最敏感 的“思想解放”问题，引起了颇多读者的瞩目。而作者倾注了大量笔墨所刻画的女 主人分——S大学学生戈一兰，不论读者对她持褒持贬，都不会否认这个形象的生动 性与丰富性，比较之下，作者另外塑造的，与之相对照的两个正面女大学生——康 五四和徐晴，却不免流于苍白而相形失色。 对戈一兰形象的塑造，《内参》的作者，大概过于想收到“异峰突起”的艺术 效果，在前面大半部分篇幅内，对戈一兰少了暗示、铺垫和伏笔，以致读毕小说， 起初也的确有那种受了“愚弄”的感觉——怎么？这样集才识、聪慧、美丽于一身 的当代女大学生，最后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女流氓？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 过，当这种比较直观的初步印象过去之后，再回过头来咀嚼咀嚼，更深入地顺着作 品的思想脉络来一番索隐探微，你又会觉得并不是这么回事了，你会以为戈一兰的 形象是站得住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作者并没有“愚弄”我们，而是在 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进行着用心良苦的创作。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由无数对立而又统一着的矛盾组成的。而 人的身上，似乎又可以说是集中了世上最丰富、最复杂、最微妙的矛盾。一切把人 简单化的倾向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一个人先天的禀赋如聪明、 美丽与后天获得的才识、风采、辩才等等，它们本身虽只带有中性成份，却是不能 游离存在的，必须附着于某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上，作为社会性的人而言，可以向善， 可以作恶；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反动。换句话说，人的种种素质，是用来作恶或 是向善，完全取决于那个人有怎样一颗心灵，也就是有怎样一种世界观、人生观。 好人固然可以是聪明、美丽的；坏人就未必不能是聪明、美丽的。好人可以有学问， 有才识，坏人又何尝不能有学问，有才识？这种例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 活中，都是不胜枚举的。我国封建时代，不是有那么一些以道德、文章相标榜的 “学问家”、“道德家”，在关键时刻竟腼颜事敌，成为国家民族的千古罪人么？ 他们岂不是很有学问、很有才气、很有风度！就拿戈一兰而言，她的一切迷人的风 采不过是金玉其外，而她那浸淫着资产阶级唯我主义毒汁的灵魂才是她败絮般的中 核。只不过她生活在战胜了左倾路线肆虐的中国土地，有了可能以一个“解放型” 的姿态欺世惑人而已。无疑，正如作者描写的那样，她惊人的美丽、敏锐，有才智， 有思想，有头脑，她的某些议论甚至是犀利而精辟的。但这毕竟只是她表面的东西， 有的是为了给自己“爱情多元论”披一件理论外衣，更多的则是作为达到自己特定 目的的一种烟幕。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她的表象，判定她只能是一个探索者而不能是 其他，我们岂不是也与那位记者一样，几乎要犯下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在戈一兰 身上，既有着薛宝钗那种含而不露的城府（如她对记者的攻势，就采取了迂回包围 的长期战略，使人难以察觉她的终极目的；在通信中寄一张丑女的照片并自题“无 盐”，借以打消记者夫人的猜忌。）同时，又有着王熙凤那种敢于直言宣泄“从来 不怕什么阴司地狱报应”式的赤裸裸的坦率，从而使这个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诱 惑性，进而至于使一个阅历颇深、具有全国名气的大记者，也一度为这种障眼法所 惑，险些卷入一场可怕的漩涡。作者苦心孤诣所刻画的，正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 判若二人的性格统一者，而不是某些人所指责的前后不一，判若二人的性格分裂者。 这种表里不一的形象可以在生活中找出无数个原型，因而这个人物是站得住的，也 是可信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会有人物前后不够协调的感觉呢？除了前面所说作者在创 作上缺乏必要的伏笔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惯性与欣赏习惯有问 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先入为主”的成见几乎是人人皆有的，正是戈一兰扑朔 迷离的表象先吸引了我们，在头脑中已构成一个美好的定论，最后，当她“图穷而 匕首见”，为了脐身上层文艺社会而不惜大耍流氓手段时，感情上才不可接受或不 愿接受，怨作者和我们开了一次玩笑。（作者多半早已预料到这种可能，偏偏给小 说最后一章的小标题，冠之以“这并不是玩笑”！）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 那就是十年浩劫中“八个战”的文艺桎梏，使我们的头脑无形中也模式化了：或者 就是那种面目英俊、智勇双全、谈笑风生、临难不惧的打红光的好人；或者就是面 目可憎，行动猥琐、语言鄙俗的打蓝光的坏人，表里倒是一致了，性格倒是统一了， 可现实生活哪里如此简单！流毒所至，当作者为我订：提供了一个立体感的、多侧 面的、里外不一的人物形象，反而使我们觉得头晕目眩，不能认识了。 戈一兰的形象除了她的可信性，我感到这个人物的塑造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性， 而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典型意义。只要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如果没有伴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来的那场“解放思想”运动，冲决各个左的禁区，把各项工 作引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今天整个国家的局面是不会这样好的。然而，解放思 想，作为中国七十年代末特定社会条件下，带有某种启蒙性质的运动，毕竟只是一 种手段、一个起点，而不是目的、不是终结。问题的症结在于解放什么，怎样解放？ 解放到哪里去？正是这个关键的一点，成了真解放与假解放的试金石。戈一兰式的 “解放”，无非是利用我们党相对的开放政策，多读了一点（也许只是多知道了一 点）原先的禁书，利用我们的社会从几千年的封建中延续而来，又受了长达十年的 严重创伤，必然无法在一夜间克服全部弊病，故意做出那种愤世嫉俗、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样子，高谈阔论。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暗中却拼命猎取着一己的利欲。她 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色相在豪华的饭店，在出租汽车司机面前左右逢源，甚至与 一个家资过万的老头子，与可以帮助她出国的“朦胧诗人”安路路保持暧昧关系， 表面上又装得那样清高，嘲弄金钱婚姻与没有爱情的法律婚姻。现实中虽然并没有 那么多如戈一兰那样的美人，但不是确有一小部份青年，成天开口萨特，闭口弗洛 伊德，甚而至于把肢解了的革命导师的某些言论也攫为身上的羽毛，把自己打扮成 一个时髦的“解放型”？他们并没有为国家兴亡而探索的兴趣，甚至没有起码的作 人的公认道德准则，在灵魂深处，只有一个无限扩张了的自我——我的价值，我的 利益。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冯大兴不是因杀人抢劫而过早地断送了自己么？不是 还有个别大学生为他抱不平，在报导这个消息的新闻稿上妄加评议，而为之大唱赞 歌。挽歌么？（还应该说，那评议也写得颇有文采，颇有才气呢！）不是有被视为 “好学生”的大学团委委员，在“性解放”的浊流冲决下，接连诱好了好几个农村 青年妇女而被开除学籍么？不是有待分配的毕业生，夜晚闯进校长卧室，扬言：分 得不好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宁愿在大城市坐牢，也比去边区吃苦强么？（以上例 句，均见年内各地报刊。）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正与任何一场深刻的变革一样，难 免泥沙俱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又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在部分大学生中造成了一 定的思想混乱，这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者适时地为我们反映出这样一个侧面， 提供了戈一兰这样一个畸形的形象，借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觉，正是表现了作者 的社会责任感和犯难的勇气。 这个形象，对当今占绝大多数的真正求索者们，为中华的崛起而着力思考、孜 孜以求的人，为不断追求真理而使之更加完善的人，仍然不无一定的规戒与借鉴作 用。对他们来讲，更大可不必对号入座，象鲁迅先生指出过的那样，硬把自己划入 作品中的某一类，好象作者写了一个所谓的“解放型”，就是诬蔑了所有的“解放 型”，就是诬蔑了自己。这样过于“解放”的联想，与作者的本意就相去太远了。 诚然，象戈一兰这种类型的人在当代青年中绝不可能是多数，但典型的意义并不是 以多寡来分的，而应该是较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的表现。选取一个尖锐的、 也许并不多见的形象，正是表现生活矛盾与典型实质的更有力的手段。作者正是在 这样一个极端个别的人物身上，含容了普遍意义的社会内容，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而被赋予了一定的典型意义。 （愿载《文谭》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