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8节 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这里所以盗用仙境中的“瑶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个“池”字为水字旁,三个死者中的两个,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个死者,是知识分子中书呆子的类型,他并非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痴愚杀死的。他名叫张赞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的儿子,划右之前是新华社的资料员。张资平在鲁迅先生笔下,其形其像无需笔者多言——但是在他儿子身上,却难以发现父亲的遗传基因。在老右中间,他是个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类陈端昭的话说,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机器人的程度(不知这样一个木讷的人,何以在五七年也成了右派)。

  张赞祖负责一块水稻实验田,实验田的旁边有一个调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陈端昭走到池边急于小便,便往化肥池里撤了泡尿。张赞祖立刻急了,认真地朝他喊道:

  “哎!你为什么往池子里撒尿?”

  陈不解地反问说:“你这个人也真怪,往池子里撒泡尿怎么了?”

  张急赤白脸他说:“会影响调配好了的化学成分!”

  陈笑了笑:“你这呆子,怎么会成右派?划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夫子,在春未的水田耙地季节,出了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死亡事件。在农场的所有农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时还是春寒时分,水田里放满了水,拉着耙地器的马,在泥水中走着,后边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马儿后边,来来回回地走动着,直到这块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线。

  马在前面被泥水溅成泥马。

  人在后面被泥水溅成泥人。

  而人不同于马的是,马有一层皮毛护身,不怕泥水之冷;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穿着衣裳下水,因而在没有女号的地方,往往是冒着刺骨的水寒,光着身子下水。像张赞祖这样的一根筋,是干不了耙地的活儿的——他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拉着耙地归来的马,到水塘里把马身上的泥洗涤干净。他干这个差事的时候,总是用手牵着马的缰绳,惟恐马儿逃跑,等马洗完身上的泥浆之后,再把马牵入槽头。有一天,这个书虫又牵着马到水塘边洗澡,哪知这匹马离开泥浆地以后,洗澡心切——张赞祖刚刚拉着马缰,那马儿就朝水塘狂奔。本来张赞祖扔开马缰,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这个呆子,受习惯心理支配,还是死死地拉住马缰不放。结果是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这个呆子是只旱鸭子,不懂水性;当时又适逢水塘边上无人,那马洗净耙地的泥浆回到岸上,独自奔向槽头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绝对忠实于自己职守的张赞祖,就再也没能上来。

  北砖窑的乱坟岗子里,有了张赞祖的名字。这不是自杀,也可以称之为自杀——自杀于他刻板的忠诚。虽然这种死亡颇有点“末路英雄”的别样风情(是为了农场的一匹马而死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坟地上和其他死亡号一样,土丘前只有一块砖头。

  第二个自杀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陆浩青。这是与张赞祖在思想上遥相对立的死亡。从他进了劳改队后,就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笔者在前文中提及过,他在团河的三畲庄已悬梁自尽过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给他以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的尖子生,也许会有“回头是岸”的悔悟;但是,当时的政策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送进了公安局开设在延庆的精神病医院(吕荧也一度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过——笔者)。这种雪上加霜的冷冻结果,无疑地更加重了陆浩青的死亡决心。团河的同类开往老巢茶淀时,又把他从精神病医院弄了回来,当成好人一块儿奔赴茶淀,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

  他在回到茶淀之后,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游戏”: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来到老巢他依然“照方抓药”。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被同类救了下来;第二次,队长专门派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换了个地方,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圈,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第三次,他开动一个化学系大学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钻进自拴的那个○形套套。同类们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他终于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去处。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倒在地上,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他不愿意呆下去的地方,飞向了他几次争取、几次失败,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

  此事对我震动极大,虽然他自杀于东区,西区的同类们听到消息后,还是足足议论了好一段日子。多数同类都在感伤之余,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及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刹海,曾使我们苟且偷安的同类,无以面对勇者;此时有良知的同类,又受到一次灵魂的震撼。

  但是前面两个同类的死,都不具有第三个自戕者的丰富内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陌生的同类,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以他的表现来说,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或者出什么背离改造经伦的事情。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可能的去向:

  “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去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的前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给全组的成员们,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大,队长才下令让他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死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他的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无返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到溺水时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自我解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死亡遗言,大意是让来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劳改农场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前两个自戕的老右,死因中都留下了时代风云赏赐给他们的精神异常;那么敖乃松之死,则无这方面的精神变态—— 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个荒唐年代的祭品;可是祭品与祭品相比,显然带有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分量。

  正是由于此故,有的同类为他的死流下了眼泪,有的为他的死写了悼诗。直到历史新时期,我们从各个地方平反回来,昔日同窗难友偶然相聚,还常常为之涕零。记得,张志华(我前文写到的那个逃号)从福建老家来北京看望我时,曾说过敖乃松足可以称之为一代知识人的风范。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游戏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当年整死人的活人,或将许多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化官员,当成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脸上的污垢,心灵里的霉斑。仅以文化界而论,他们的地位比这个来自南开的大学生要高得多,但是放在灵魂的天平上称一下重量,他们的人文良心又显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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