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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文选 据点 ——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日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协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称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大的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他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帐，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帐，由村里公摊。按帐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死饿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那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呻吟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合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的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 “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承轴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子，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上了笑脸，马上说： “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事，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边追边喊： “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觉得事不好，索性跑起来，外边雪大，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叫道：“谢谢先生救命之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会生下来的。” “你跑什么？” “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怕你谢我！” “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只是收生婆外行，让她耗尽了体力，过分虚弱了，才产不下。那样的几粒“仙丹”入肚，能不恶心吗？一恶心胃就痉挛，胃一痉挛，腹肌就收缩。腹肌收缩，歪打正着，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主人只当仙丹灵验，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发郎中上路。尽管祸中得福，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 此系传言，并无对证。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而又不离大谱的人。 三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邓智广进了马蜂坞。 这一天是大集。山东土话叫“花子街”，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大小摊贩不得拒绝。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东临道”，是山东的贫困地区。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没有河流，不通舟揖。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唯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鸡鸭、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换回火柴、海盐、德国针、西洋色。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苏州镜子，天津“月中桂”的鸭蛋粉，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全靠人背马驮。走旱路必经此地。村中南北大街两旁，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小饭馆。有一家药铺取名“大生堂”，门外立匾上写：“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并没有人参鹿茸。一家剃头店，张个幌子上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日军占据此地后，集市停了几个月。但乡民生活离它不行，日本人也想维持个 “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伪军政机关来了；也少不得吃用奢侈之物，于是集市又重开了。为了维持集市交易，日军也订了几条规矩，汉奸部队、伪职文员虽少不了敲诈勒索，但也还没到明抢明夺的地步。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并不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橛，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济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就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苕木铁。再往里是杂货市。这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木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叮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大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 ……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 …… ……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 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技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拌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了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她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棚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弓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梢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人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走驴的人是刘四爷。 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人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条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口交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热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财，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蠲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对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帐，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弄了个汉奸区长当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们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四十本学生地图（我们当军用地图使），带来一封信，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保证不当铁杆汉奸。我们收了他的礼，回答说谁好谁坏，抗日军民有帐，自会区别对待。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然后锁上门，卸了招牌，拉上驴，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口。门外贴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第八区区公所”，一张写着“马蜂坞乡乡公所”。乡公所占着前院，院里地上铺了席，席上堆着白菜，猪肉，杀了的鸡，宰了的羊。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打捆装车。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敬献XX部队年礼一车，新春大吉”。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说：“拴到槽上去。”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抽烟的，喝茶的，剥花生的，眼睛都瞧着屋内。屋内弦呜鼓响，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 还剩下本半半本没有交代清。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 …… …… 一见到刘四爷，就有人招呼：“四爷来得巧，刚开书，听听吧？”刘四爷说： “你们倒会找乐子，区长在这儿吗？” 那人没说话，把嘴向更后边一努，笑了一笑。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 刘四爷说：“有话不在里边讲，在门口闹哄，区长知道不揍你们？” 穿军装上衣的说：“就这一套军装，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我来接岗，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这怨我骂他吗？”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不是我不脱，我里边棉袄肥，这军装裤子瘦，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吧。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 穿军装上衣的说：“站岗的不许动地方，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碰上区长出来，说我军容不正，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 刘四爷做保，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 这院虽小，房子却很整洁，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财政处”、“秘书处”、 “政务处”的纸条。三间西屋贴着“军事处”。“自卫队”的纸条，正房三间写着 “区长办公重地，闲人免进”。 这房一明两暗。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几个茶几，用泥坯砌了炉子，炉子口坐着燎壶，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绣的是“鸳鸯戏水”。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他掀帘走了进去。过一会门帘又掀开，从里边探出个头来，却是宋明通。宋明通说：“你三叔叫你呢！” 智广进到里间，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抽屉上了铜锁。北墙下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宋明通坐着一张，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南边窗下一铺小炕。炕头放着炕柜，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依次是周曼华、陈云裳、李香兰、白光。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炕中间放着烟盘，铜烟灯，红木烟枪，小茶壶，水果盘。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拨着泡儿，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吸的声音有板有眼，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赶紧呷了口茶，长长的喷出一口烟来。这才说： “自己爷们，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 智广说：“三叔如今做了官，不比在家里。” 邓明三笑道：“爷们，别调理你叔。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笑道：“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最讲义气，最有良心，嘴也严。咱爷们说笑话，不用背她！”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我又听不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我去看看吧。”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向屋里几个点点头，把各人茶杯满上，径自出去了。 邓明三坐起身，啜着茶说：“这女人有心胸，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不用怕她漏风。说正经的吧，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来有什么事？用我帮忙尽管说。” 智广说：“三叔既这么说，我要再执拗，就显着外道了。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 邓明三说，马蜂坞是个大据点，这底下又分好几处。最高的一处是“皇军部队”，在村东一里地，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人们叫他洋楼。外边围着壕沟，铁丝网，火力充足，安全牢固，里边全是鬼子兵。二等的是“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围子上边有碉堡，外边有护城壕，中间开一座门，门外悬吊桥。天一黑把吊桥吊起，围子门锁上，外边间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也算能睡个安生觉。第三等的就是些文职小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占用几间民房，支个门面。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住一宿联银券五块，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他还出租麻将牌，代办夜宵。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自然不会花这笔钱。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夜夜还是去住。 智广问邓明三：“你也去住吗？” 邓明三说：“我要不去住，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 智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 邓明三啜了下牙花子说：“这个怕不行。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 智广说：“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一动真的就完了，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这时插嘴说：“大侄子，别怪我多嘴，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他准帮忙。”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这包在我身上。” 智广说：“说清楚，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点着支烟，吸了几口说：“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土围子好进，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可一宅分作两院，里边又砌了一堵墙。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进不了宪兵工作队。” 智广不满意地说：“照这么说，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先都别急，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见机行事。只要能抓住机会，就让大侄子进去。话再说回来，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万一出了事，好汉作事好汉当，不要连累了三叔。” 智广说：“那是自然，怕死还抗日吗？” 又说了几句闲话，邓明三打瞌睡了。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 六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就听见人喊狗吠，还夹着笑声。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指挥洋狗追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却又手拉皮带，不让它真咬住。看见人被追得连窜带跳，年礼踩得乱七八糟，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他拉住了狗，仍然笑个不停。 宋明通问乡丁们：“怎么个事？”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喊洋狗咬他们。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道：“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 日本兵说：“要几个鸡蛋，我的狗饿了。” 智广翻译过来，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日本兵磕开一个，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一连磕了四五个，狗不吃了。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又说：“有烟吗，给我几盒。”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拿出三盒烟。日本兵一看，连连摆手说：“不要这个，要好的。‘天坛’、‘前门’有没有？” 宋明通说没有，可以马上派人去买，叫他等一下。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 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就去日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就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啊……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撕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那边，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他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找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智广擦干了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接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简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瘩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人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眼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帐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助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 “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子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八字胡出错牌，麻子一个劲抽烟，只有“剿共”班长，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胡。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谁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捭着眼，晃着头说： “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原来“剿共班”刑讯犯人就在院子里进行。靠南围墙东边，用两棵树横架了一根杉槁，一溜吊着四五个脱掉上衣、后背已打得皮开肉绽的人。树上挂了三四盏风灯，在吊着的犯人面前围了一群兵了在看热闹，从人缝里可以瞧见横绑在板凳上一个扒光身子的人，脑袋悬在凳头朝后昂着，发出沉闷的、牛吼似的呻吟。智广扫了一眼，赶紧扭头快走。三姑娘在后边紧跟着，颤抖着说：“这群畜生，他们就不是人养的吗！不得好死的！” 智广说：“他们得不到好报应。”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 “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正，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任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就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还鸡毛子喊叫的，这两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了，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降，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站岗的说：“队长别跟小孩治气，我去叫。” 他跑了两步，把邓明三叫了出来，邓明三一见金队长，马上作揖说：“队长有什么吩咐，还不请到屋里去说。” “屋里人多嘴杂，就在这儿说吧。”他凑近邓明三，压低声说，“刚才接了个电话，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要上这儿过年。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多多打扰。” 邓明三说：“就去车，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 “派人的事我自己办，你就备车，不要对人讲，放出风去又招麻烦。” “是，决不误您的事。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这是喜事，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 “那一定，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你又是地头蛇，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出了事可找你说话。” “放心吧，大白天没事。” “车要头天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都没有。” “你放心，全我在我身上。” “那就拜托了。唔，这位是你的侄少爷？” “是是，我兄弟的孩子！” “有出息，一点不惧官，长大是个材料。” “借您的金言。” “还有件事老兄海涵，老三今天那边有事，叫你守空房了，你放心，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我光叫她开盘，决不拉铺，哈哈。” “玩笑了，玩笑了。” 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领智广回到屋内，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见他进来，那人就说：“快来吧，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明天得吃你的喜。来，刚掷了骰子，还没抓牌呢。” 邓明三说：“牌兴不换手！你先打。这半天我也光了，又忘了带烟膏子来，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 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递给邓明三。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蹾了几下。那人说：“你那烟不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哈德门烟松，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 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他打开纸包，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倒进烟头。把烟举过头，仰起脸叼住，划了根火，对天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憋住没喘气，然后舒舒服服地“哈”了一声，顿时精神起来。 智广看得恶心，便问：“三叔，你天天抽这个吗？” “不，有大烟我不用白面，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阴性。就是孙局长爱用它。” “孙局长？什么局？” 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戒烟局，我就管戒大烟，还能自己抽它吗？” 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邓明。说麻子是警长，八字胡是宣抚班长。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所长住在县城，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这里实际就两人，一个警长一个警士，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警长办理良民证，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班长吃了一个空额，还剩一个班员。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宣传画是免费领的，他当年画卖，一户一张大洋五角。没钱给粮食、鸡蛋也行。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 说了一阵，智广困了。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那屋盘着炕，烧着地炉，智广脱了鞋，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 八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 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就去找宋明通，向他报告昨晚从“宪兵工作队”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 宋明通说：“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 智广心想，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别处无门可人。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又难免引人注意，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正这时，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 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交代完了，宋明通就去忙活。智广想出个点子，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 “三叔，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可这小子在暗地给你拆台，你听说没有？” “没有哇，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打我什么主意？” “我听他那站岗的说，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 “这我知道。” “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听说要是那个降了，给他个官做。” “什么官？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你知道拔哪个坑吗？” “哪个？” “就拔你，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官小了人家不动心，官大了拔不动，就你这区长，名份不小，势力不大。答应那人要投降，叫他当区长。” 邓明三一听，立刻七窍冒烟，大骂了起来，说：“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本还没收回来，就要撤我！我跟他拼了。这话靠实不靠实？” 智广说：“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无风不起浪。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干啥不找她来问问？”邓明三一叠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 刘四爷看看智广，对邓明三小声说：“我要走了，你还有啥吩咐的，叫大侄子出去躲躲？” 邓明三说：“他是那边的人，也不必背他了。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说这是我们代收的，不敢留下。另外那二百，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只要给我条后路，我决不干‘剿共班’那样丧天良的事……” 正说着，外边喊三姑娘来了。邓明三就住了嘴。 三姑娘睡眼惺松，披散着头发，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一进门先打哈欠，懒洋洋地说：“刚给上眼，你又叫魂。” 邓明三没好气地说：“昨晚上卖了力气了，没少得赏吧？” 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你又不赎我从良，还不叫我做生意，我怎么混世？” “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 “我哪点没有义气？” 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笑笑说：“三姑娘别当真，我三叔是心里着急。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 “有啥说啥，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 邓明三问：“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 三姑娘说：“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 “金队长说啥哩？” “他光叫我劝酒布菜，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 智广问：“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 三姑娘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能听见啥？” 智广问：“一句也没听到？” 三姑娘说：“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他们溜下来歇腿，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 邓明三急问：“听到啥你可快说呀！” “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 邓明三问：“怎么硬法？” 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说金队长说，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决不会放他了。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八路知道他已死去，也不会再救他来。当前就两条路。硬顶下去，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表示合作，想当官给官做，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送他去大地方享福。” 邓明三问：“许他什么官？” 智广使个眼色说：“是叫他当区长，替我三叔吗？” 三姑娘说：“人家金队长说，想当区长就当区长，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顶哪个角就叫那个角让位。有皇军作主。” 邓明三忙问：“那人说要干啥？” 三姑娘说：“硬就硬在这里，人家一个字不吐，连大气都没出。金队长没办法，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对他说，你不愿说话也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就算讲和了。你要自己不穿，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 邓明三问：“换了没有？” 三姑娘说：“人家不是一句话没说，衣裳也不接，自己站起来回关他的房子去了。” 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骂道：“这些贼攘的，就得八路军治他们。来，老三，给我烧口烟吧！人家那才叫汉子，咱是松三八！抽烟，活一天算一天！” 刘四爷告辞出去，智广也跟着出来，又回到了宋明通处。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说道：“这就好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智广问：“什么任务？” 宋明通说：“今天，必须在今天，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叫他坚持下去，组织上设法营救他。” 智广说：“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昨天我都到了门口，还给拦住了！” 宋明通说：“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汉奸再硬也怕主子，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爷们，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叫他们知道，老八路厉害，小八路也不熊！” 一顶高帽，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直奔洋楼而去。他出门的时候，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飞跑出村了。 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衫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 “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座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里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唔，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西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都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橘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的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 “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里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通通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 “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人”等话，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 “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出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的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主席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