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集
                                雾中人
        无处归宿的船儿，最终会在漂泊中沉没。
        无处栖息的鸟儿，最终会在盘旋中死掉。
        你依傍在哪里？
        你生根在何处？
                                   一
    莫愁大地被暴雨搅成泥泞，顷刻就被烈日晒干；莫愁冰冻的河面一片死寂，很
快就给春风化解。繁花到处盛开，转眼落红满地，林木凋零不久，又是一片醉人的
新绿。万物在白日的光亮里赤裸袒露，随即被漫无边际的黑夜遮掩起来。潮汐是大
海喘息，气流是天空呼吸，春夏秋冬是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老苑和生还。冥冥中有座
巨大而无形的钟，日夜晨昏，兴衰枯荣，是这钟面上的刻度。谁适应这钟的节律，
谁就生存下来。否则就会给不停地运行的时针抛下，在无声无息中遭到淘汰。
    天地间，有暖风、雨露、清泉、土壤、果实、氧气和紫外线，也有台风、地震、
火灾、洪水、虫害和病毒……一种植物绝种，就使另一种动物断食；“生存养育着
生存，灭绝连系着灭绝。于是宇宙诞生了一种最有适应力的生命--人。
    人创造社会，社会却给人出难题。人们愈是想识破世界的一切奥秘，世界在这
愈来愈多的发现中反而变得更难解释。人类的童年是克服自然，人类的成年是克服
社会；大自然渐渐明了，社会渐渐穷于应付。中世纪田园生活那种单纯，是未开化
的单纯；有如牧童短笛，属于音乐的孩提时代。孩子们巴望快快长大成人，成年人
却怀恋一去不返的童子岁月。人间交流的深入，始知民族、思想、文化、习惯和语
言的隔阂，如同鸿沟，纵横交错。物质富足，精神随之更新；哲学的普及，使每个
脑袋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世界是混乱还是丰富了？人与人的距离是更远还
是更近了？而科学的昌达又带来忧患。人在排除旧障碍的同时，树立新障碍。风车
和天花离开地球，电脑和污染降临人世。难怪人们怀旧，幻想回到平静安宁的中世
纪，回到朴素的过去，回到单一的昨天。但社会和人一样，都不能返老还童。社会
将在日趋复杂、矛盾倍增的状况下前进。当代人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这个变化了
的社会和变化了的自己。前提是承认现实，承认存在的一切事物。无论你责任还是
赞同，厌弃还是宽许，推崇还是改革，你必需先把它搞清。那么，你就得心平气和
了！
    一只钢铁的巨鸟穿云破雾，降下来，亲吻大地。吻声如雷，这是飞机轱辘和坚
硬的跑道发出的剧烈的磨擦声响。飞机停稳，一些外国旅客都站起来，鼓掌、划十
字、轻轻唱歌，他们习惯这样庆祝平安着陆；中国人感情不外露，只在嘴角浮出一
点点难以觉察的笑意。其实，数万里不无危险的空中航程完好地结束，谁心中不溢
满轻松和喜悦？尤其对于我，头一次来到这个在世界上独具面貌的国家访问。我还
有件心事，是件私事，与这个陌生的国家紧紧连系着。我这个人，一向是把公事摆
在私事前头。不知为什么，当我走出沉闷的机舱，迎着潮润而爽神的晨风，脚底刚
刚踏上这异国的土地，心里那件私事竟然迫不及待似地蹿出来，它逼我快去做。心
情真是种奇妙的东西，有时很难违抗。
                                   二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有名的“金拐杖”旅馆下榻。它在车水马龙的河滨大道上，
与悠然自得的泰晤士河只隔一条街。旅馆门旁有个精致、锃亮、古色古香的铜牌，
标志这旅馆诞生于遥远的维多利亚时代。在守旧的英国人眼里，似乎历史价值高于
一切。
    负责接待我的，是位名叫珍妮的英国女郎。她肯定喜好运动，长得健美动人。
尤其那一双蓝色、透明的眼睛，象两滴海水。目光明亮锐利，直视我时，简直象是
逼视。因此显得精力饱满，聪明强干。在这个强者竞存的世界上，出头露面的都是
这种人。但一接触她，即刻感到与她出现一种难以消除的距离感，这是否来自于她
脸上带着的傲慢神气。为什么？我一时弄不清。她的声音可是悦耳好听，同BBC电台
的播音员差不多。使我这一口在国内被人艳羡的英语，在这里只能用来应付对话而
已。
    珍妮小姐把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访问活动内容安排表给我。又向我交代几句必须
知道的事项后，转身就走。外国人办这种事，不象中国人那样无微不至。公事公办，
完事再见，只讲礼貌，不会客气。
    她一走，我立即从床头柜里取出几本又厚又重的电话号码簿，查到号码，抓起
电话拨通，真幸运，接电话的恰好是她本人！难道她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我吗？
不，我虽早在临行前，请她爸爸写信转告她，但她并不知道我抵达的日期。
    “你就是简梅小姐吗？请猜一猜我是谁？”我用英语说，为了使她意想不到。
但我激动的情绪从自己的声音里都感到了。
    “当然知道，但愿没猜错！”她说一种愉快的声调从电话线里传来。真没想到，
她才来一年多，英语说得这样好。“那你猜猜看？”我仍用英语。
    她忽然改用华语：“你为什么不说中国话？怎么，小马克思先生，刚到资本主
义国家来就变质了吗？”一听到这口气，使我立刻觉得她一切都没改变：那好斗而
伶俐的小嘴，那任性使气、逞强好胜的脾气，那漂亮而含着挑战意味的笑容。一切
依旧。我们之间，这种久已习惯并无恶意又互不示弱的雄辩气氛，陡然重现。我当
然不客气，马上回敬她一句。
    “我是怕你把中国话忘了。”
    “中国的一切我都没忘。这里的情况你最好别拒绝知道一些，免得蒙面大盗把
你绑架了！”
    这是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她用这话取笑我。我反击她：“绑架我这小马
克思有什么用？”“当然他们不要《资本论》，而要你身上的钱。”“那正好。我
从不吝惜钱，《资本论》还得留着看。”“算了！《资本论》再好有什么用？反正
没钱活不了。在这里你尽可以大讲《资本论》，绝对不会有人干涉。你还可以到海
德公园发表演说，到海洛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一束花。但你的活动可能没人响应，
英国人现在感兴趣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公主的婚礼。说吧，咱
们什么时候见？”
    “今天行吗？今天我白天没有活动。我就住在‘金拐杖’旅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但我不能去，我得上班。”
    “不能请假？”
    “不能。”
    “怎么解释‘自由’两个字？”我说，我又发动一次攻势，而且攻得如迅雷不
及掩耳。
    “用你的话讲：怎么解释‘纪律’，就怎么解释‘自由’。你中午来吧，我请
你吃午餐。你在旅馆门口坐9路汽车，坐到牛津街。我的餐馆就在牛津街南面的唐人
街上，名叫‘钻石酒楼’，记住了？”
    “哟，你万里迢迢出洋，反而在唐人街上谋生，这倒有趣。”
    “世界上的事除去没趣的事，就是有趣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你有什么没趣的事？”
    “不，都很有趣，非常有趣。见面我会告诉你的，看你这位雄辩家怎么饶舌。
恐怕你得带来两张嘴巴。一张招架，一张诡辩。好，我等你！”她说到最后，伴着
一阵笑声。听她的口气，她多么满足和神气！
    “好，我歇一歇就去！”
    我还真得有点准备，好应付这位出洋在外、志得意满的女人，她肯定会朝我发
起一连串的不断的嘲弄和挑战的。
                                   三
    我一钻进汽车，就爬到上边一层。
    外国旅游者到了英国，都喜欢坐这种老式的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好俯瞰市容
和街景。牛津街上几乎没有一间房子不是商店。老板们为了使人们看见自己的商品，
干脆把箱子、靴子、帽子、毯子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挂在门脸外边。尤其那些五色
的衣裤随风飘飘，远看象一堆彩旗。整条大街成千上万种商品连成一气，使人感到
自己腰包再鼓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确能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我忽然想到，简梅
临出国时，我们在她家门口那次不愉快的辩论--“你以为我出国，只为了吃好穿
好？”她说。“此外还有什么？我缺乏你的想象力。”“我要这里没有的。”“这
里有的，你不一定都看见了。”我说。“算了吧！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你就死守在
中国吧！中国人口过剩，不缺我一个。再说，我认为，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谁喜
欢哪里，谁就去哪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错误。随着人类进化，它不应当再限制
人活动的自由。”
    “我却深信，哪个社会也不见得使人一切都心满意足。小心蒙面大盗把你绑架
了。”
    “别吓唬人！死亡威胁过我，我早已经不怕它了。如果真有什么蒙面大盗，拦
路抢劫，我倒想亲自去试一试被抢被劫是什么滋味。吃辣椒总比喝白开水有味。噢，
你原来是个小马克思呵，真没想到。”她说着用鼻音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她称我
“小马克思”就是从这次开始的。这当然是一种嘲讽。
    “我从来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略略有点动气。
    “我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打败它的对手。但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常常吃自己
的亏，哈哈哈……”她故意用笑刺激我，加重她的话的讥讽意味。
    “有什么好笑？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与对手较量，一边不断清除自己的冒牌货。
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辨别真假。”
    “行了！如今世界上各种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几十种。自己身边多得更数不过来。
就让历史把这个‘责无旁贷’的区别真假的重任放在你肩上吧！我没这种能耐，还
是走了好，免得‘假’的出来，我又得吃苦受罪，上当受骗。还总得擦亮眼睛，再
擦两次，眼膜就得给擦破了！”
    于是．她那涂了口红的薄薄小嘴，象机关枪一样朝我开火。好象我是她多年来
坎坷生涯和不幸遭际的全部根由。人间任何一件事，都不止于一个道理，说服人并
不容易。何况她的道理并非完全荒谬。可是出于我俩之间的习惯，在斗嘴时谁也不
能退却，我就进攻她的薄弱处：
    “你选中一个比你大十五岁，只认识一个月的人，做你丈夫，不过是为了嫁给
他，可以把你带出国罢了。你对自己负责吗？”
    “生活教给我：无论什么事，都得走着瞧。好坏靠运气，谁也不能预卜。”
“但你的运气全押在这个仅仅认识一个月的男人身上了。”
    “你认为是种冒险，或是牺牲？”
    “是的。如果说冒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说代价，未免太大了！”
    “世界上的事都得有代价。”
    “如果你们不合适？”
    “离婚好了！”她说得十分轻松。好象说一个空酒瓶和废报纸什么的。
    “离婚？你把它看得这样轻而易举？”
    她哈哈大笑：
    “你这位‘解放派’竟然这么害怕离婚？你这个人的私事都没有胆量去碰，还
敢去什么‘干预生活’？”
    我没说话。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说什么也没用。由她去罢！我想。这是我们在
国内最后一次谈话。我们之间这种谈话，她向来是不占上风就难以结束的。这次我
有意让她占一点上风，算是为她送行。送行总是要给人一些快乐、祝福和安慰的。
    她就是带着这些顽固又奇特的想法，跟着那男人走了。
    我知道，她先到香港，随后又随那男人来到这里。她没有离婚，据她爸爸说，
她生活得相当如意。我只想亲眼一见罢了。
    我一走进索霍区的唐人街，立时有种异样的感觉。这里很象四十年代上海的霞
飞路和天津的劝业场一带，只是更加破旧和灰黯。不知是这些旧楼维持着这里的人
生存，还是在这里谋生的人维持着这些破房子的存在。只是林立的买卖招牌上写的
都是中国字，注着英文。街上的人大多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比起牛津街上来来
往往、高大精壮、面泛血色、大步流星的欧洲人，完全两样。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来旅游还是久居此地？为什么在伦敦大街上很少见到
一个，却都聚在这狭小又无趣的街上？来买他们自己用惯了和看惯了的东西吗？不，
这些专卖中国物品的店铺，都是为外国人开设的。这些算盘、毛笔、宫灯、筷子、
纸扇、铜佛和龙头拐杖呢？不过为了满足异国人的猎奇。他们又为何而来，……忽
然，我这个远离故国才仅仅一天的人，好象失鸟飞回故林一般，一种亲切、熟悉、
谐调、难舍难分的感觉，好象一团热气扑在我身上，使我陡然被感动了。哪来这种
感觉？这些招牌上的中国字？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所说的家乡话？他们那些熟习
的举止与神情？我想，炎黄子孙本色难移，肯定会万世不竭的！他们即使在地球的
背面，在异国的闹市街头，也要顽强地开辟出一块使自己情感有寄托，心理有慰藉
的地界……简梅也是为此之故，才来这里谋生吗？不知道。
    “请问，钻石酒楼在哪儿？噢！对不起。”
    我刚问一位路人，已然看见招牌。招牌极大，下边只有一个小门。但伦敦的铺
子大多象牛魔王的肚子，口小肚膛大。外面只有一扇门，里边却上三层，下两层，
多少英镑也填不满。
    这是扇落地的无框的玻璃门。玻璃反光，如同不透明的一样。我才要推门，门
儿自己开了，原来里边有位专管开关门、迎送客人的侍者。
    “简梅小姐在吗？”
    侍者朝我微笑一下，扭头用广东话叫一声。
    简梅从里边的高台阶上轻快地走下来。她好象一直站在那里，就等着一声招呼。
她一出现就使我一惊！她真是大变了样子，修长的身材穿着一条极合体的白软缎旗
袍，下端绣着几枝花苞繁盛的银梅，又鼓又亮，好象金属的。外面被一件宽松又鲜
艳照眼的大红毛衣。长长、打卷儿的头发自然地披落下来。我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
这样黑、这样好。白旗袍、红毛衣、黑发，加上雪白的脸儿、红唇、黑黑的眉毛和
眸子；红、白、黑，分明又夺目，的确漂亮极了。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矮粗的男侍者，
好象什么贵妇人在夜总会出场露面时那种气派。就在我俩见面的一瞬，她对我流露
出的惊奇的目光似乎感到很得意。我却立刻后悔了，我应当装得不以为然才是。
    她请我在兼做起坐间的走廊的沙发上坐下来。问我想喝点什么。“啤酒吧！”
我说。
    她从酒柜上端来两杯，给我一杯，她自己一杯。
    “怎么样？”她问我。
    “你很适合穿红的。”我说。不知我为什么这样说。
    她更高兴。可能为此，她没有象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和我斗嘴。
    “我爸爸好吗？”
    “很好！”
    “我弟弟呢？”
    “大概也挺好吧：我出国前没来得及去你家，只和你爸爸通过一个电话。”
    “你夫人呢？”
    “还好！”
    “嘿，都是好。好不能概括一切，好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这些回头再谈吧！
我先领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餐馆！”
    她兴致勃勃陪我上上下下转了一圈。看了整座餐馆：楼下右侧是酒吧间，左侧
是餐厅，楼上是专供包饭的单间。侍者都是华人。矮粗，长发，穿西眼，说广东话，
互相长得很相象。黑西服的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上面好象粘着一个蝴蝶形的黑领
花。我总觉得他们象什么，后来想到了相象物就暗自笑了：象一群肥壮的企鹅！
    餐馆格局小巧，家具和陈设都是中国式的，餐具是碗筷，典型的中国餐馆。新
奇的是，整座楼所有屋顶都吊着横斜穿插的干树枝，上面扎着绢制的红白梅花。
    “这儿应当叫做‘梅花酒楼’。”我说。
    “这是老板特意为我装上的。因为我叫简梅--”她说着指指自己的旗袍，
“这也是老板专为我定制的，你看，上边也绣了梅花。”她用受人恩宠、洋洋自得
的口气说话。
    “看来，老板待你很不一般。”
    “当然了！他是以每周三百镑的佣金请我来当领班。原先我在东华餐馆当领班，
一离开那里，那里顿时少赚一半钱。东华餐馆的老板再花大价钱请我去，我反而不
去了。”
    “你真行。是因为你漂亮，还是能干？”
    “两样都有，你说呢？”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
    说着，我们又回到走廊的沙发上坐下。跟着就来了一个传者，给我们送来两杯
热咖啡，一个奶罐和一个糖缸。简梅下意识地搓着两只雪白细长、涂了银色指甲油
的手，并没有答理这侍者、我对传者说一声：“谢谢！”侍者先是莫名奇妙地一怔，
随即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朝我一连深深点了几下头才走去。
    简梅说：
    “你为什么谢谢他？你来吃饭喝茶，得付钱，他赚了钱，就得谢谢你。这儿可
不象国内--你对服务员点头哈腰，他不高兴答理你，照旧不答理你。那种服务员
要是到这里来混日子，保准不出三个月就得饿死在泰晤士河边。要不就得学会笑。
怎么？你笑什么？这也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吗？”
    我又笑一笑，说：
    “我谢谢他，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同事。”
    “去他的！这些家伙都是在香港混不下去，才跑到这儿混日子来。我刚到香港，
他们叫我‘大陆崽’，瞧不起我！可到了这儿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我现在是领班，
管他们，都得听我的。哼！我要是想拿他们泄泄气、开开心时，就叫他们‘香港崽’，
气他们！香港算个屁！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脚趾头，还是最小的一个。”
    “哟，你居然也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情感了？”
    她描过的黑眉毛一挑。显然由于义气用事，缺乏防备，失口叫我抓住什么，她
一时反不过嘴来，马上换句话说：“十一点半了。我去找一个人替我顶班，咱们吃
饭去！”她站起来。旗袍和高跟鞋使她显得挺高。
    “老板不会扣你薪金？”
    “你来之前，他到俱乐部赌钱去了，一赌就得到半夜。他走了，我当家。现在
客人不多，只有几个‘鬼佬’。懂得什么叫‘鬼佬’吗？香港人把外国人都叫做
‘鬼佬’。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她进去一会儿再出来时，换了一身黑衣眼，黑外衣，黑裙子，黑靴子，黑色挎
包。黑头发反而不显了，白脸红唇却更突出。
    “走！”她说。
    我们走出去。
    在路上，她问我：
    “我穿这身黑衣服好吗？’
    “嗯？嗯。似乎不如红的。”
    她没说话。她高高的硬鞋根，快步走起来，象小马驹走过那样“得得”地响。
    “我们到哪儿吃饭？不如到我们旅馆去，吃完还可以聊聊天。”
    简梅淡淡一笑，好象我轻看了她。她立即领我走进一家中国餐馆。刚坐下，立
即有一位年轻而削瘦的男人走过来，用广东话殷勤地同简梅说话，我不大懂广东话，
大概他们在说笑打趣。这男人掏出烟来请我们吸，还微笑着对我说一句话，我听不
明白。简梅说：
    “他说‘叹番支’，粤语，意思是‘请享受一支烟’。”
    我马上向这男人表示谢意，说明我不会吸烟。简梅拿一支叼在嘴上。这男人马
上掏出打火机，“哒”地打着火给简梅点上烟。动作熟练，表明他老于此道。但从
她吸烟吐烟的样子上看，分明是个新手，却尽量装得老练自如。她一边把只吸人口
中的烟，象吹气儿那样吐出来，一边以一种漫不经心、略显大气的态度与这男人交
谈。随后点了菜，都是清淡的广东小吃。
    “看来你经常到这儿吃饭。你和侍者好熟。”
    简梅笑了：
    “这哪里是侍者，是老板。”
    “老板？”
    “你印象中的老板大概都是饱食终日、坐享其成的了？对不起，你那些千古不
变的概念，还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修改一下呢！如今这里的劳资关系不同以往。这
种小老板，不带头干活，雇佣的人就不给他卖力气。这老板姓陈，九龙人，在这条
街上齐了三家餐馆，他整夭得三家餐馆轮流跑，迎客送客，端酒端菜，你看他那双
腿都跑成细棍儿了……”
    我刚要笑又赶紧止住。陈老板亲自端来酒菜，还笑嘻嘻把一张印着银字的红纸
名片给我，请我指教。这时，一个客人吃过饭走了。他转身跑上去，说客气话，鞠
躬致谢，一直送出大门，此后再没进来，大概又跑到另一家餐馆应酬去了。简梅对
我说：
    “你尽管吃饱。我在这里吃饭，向来不花钱。”
    “噢？你好大能耐！”
    “能耐？谁没能耐？”她向热鸡汤里的馄饨轻轻吹了两口气，抬起她漂亮又神
气十足的脸儿说：“只不过这儿一切都得靠自己。自己靠自己。不象国内，可以靠
老子，靠领导，靠谁也砸不碎的金饭碗；干不干，都吃饭。”
    “你在四万里之外，还在批评自己的国家。”
    “批评自己国家的人，。并非不爱惜自己的国家。批评不是咒骂，颂扬也不见
得是热爱。批评现在，正是为了将来。”
    “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些可爱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想法可爱不见得有用，最后还是空的‘因此我什么想法都有，
哪种想法有用，我就哪样想。”
    “你刚刚这个想法呢？”
    “为了说给你听。你是经过训练的--专喜欢听没用的好话和大话。”她说着，
嘴巴已经停住咀嚼东西，唇枪舌剑和我干起来。
    “咱们把斗嘴的嗜好，放在饭后好吗？”
    她笑嘻嘻闭住嘴。每次争辩，总要让她说完最后一句才好结束。我们吃饭。吃
饱后扬长而去，没有传者来送账单。
    “你吃饭真可以不花钱？”
    “至少在唐人街是这样。”
    “好牛气！请问，这些餐馆都是依仗你的力量才开张的？”
    “不，靠我们老板。”
    “你的老板是地头蛇？”
    她令人莫解地笑一笑说：“差不多。”然后把话锋一转：“地头蛇并不只这里
才有！”
    我们说着，不知不觉走出索霍区，一片喧闹的闹市声笃地把我包围起来；繁华
的牛津街重新光彩灿烂地展露面前。简梅立即明显地兴奋起来，她陪我走串一家家
店铺，从那些小型、单间、热热闹闹的纪念品商店，古色古香的古董店，珠光宝气
的首饰店，浓香扑鼻的花店，酒店，瓷器店，灯具店，汽车商店到超级百货商场。
简梅不等我在一处看仔细，就急着把我拉进另一家店铺。她仿佛要把这一切都塞进
我的眼眶里，一边向我解释：这是无人洗衣房，这是带电脑的冰箱，这是歌星爱迪
·维廉姆斯的唱片，这是电子赌具，这就是代替主人照管商品的监看电视……说话
的语气常常能区别人之间的位置，听她的语气，我象是从山沟里初入城市的乡巴佬，
她却象这个富有的城市的当然主人。她以一种令我反感的炫耀神气说：
    “这里应有尽有。”
    “不见得。”我说。我又到了反攻时刻。
    “没有故宫、长城、莫高窟。对吧？”
    “只要它还在你心里就好。”
    “可惜那只能代表过去。”
    “不，同样代表现在和将来。”
    “将来我不知道。现在是现代社会，你随我来--”
    她一拉我胳膊，走进一家商店。一个令人眼花镜乱的小天地。四边全是五颜六
色、摇金晃银的东西，又被屋角投来的转来转去的光束照得如同梦幻的影象，细看
原来是各式各样、垂挂着彩色绒线球儿的衣裤。室内用最大的、几乎不能令人忍受
的音量，播放着节奏异常强烈、旋律近似疯狂的现代音乐；店内的顾客和职员却置
若罔闻，大都随着音乐轻松地跳着现代舞。我听说西方有种商店，店员耳朵里塞着
棉花团，大概就是这种商店吧！我一扭头，一个高高的英国青年的模样使我觉得好
笑。他的头顶两边剃光，颇似当年红卫兵们创造的“阴阳头”。只不过那是强迫的，
这是自愿的。新奇的是，他的头顶中间留了一长条头发，不知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
得竖起来，好象一排二尺长的黑色的细针。这使我想起古代印第安人的武士。他是
在头发中夹了钢丝还是用树脂凝结起来的？我想走近看个明白，但音乐发展到高潮，
撕扯我的神经，我简直一刻也呆不住了。简梅为了使我听见她的话，冲我耳朵喊着
说：
    “这是新潮商店。这里的衣服才是世界上最时髦的衣服。那人的发型也是最新
式的。这里播放的音乐叫做‘暧’乐，最现代的，你听得见我的话吗？”
    我转身拔步走出商店。简梅跟出来：
    “你害怕了？”
    “耳朵受不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无所畏惧的吗？”
    “勇士也会厌恶某些东西。”我回答她。
    “马克思反对新潮吗？”
    “他没见过这种东西。他见了也会反对。”
    “这是你替马克思说的吧！”她嘲弄地说。
    “你当真不同意马克思？”
    “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但我反感借用马克思的名义的实用主义者。”
    “这话太笼统。”
    “太细说不清。再说马克思与我无关。现在与我最有关系的是--”简梅微蹙
眉头思索着说。可是她忽然眼睛一亮，表情笑逐颜开，“是这个。请你站在这里等
一下。”她推开一扇玻璃门走进去，不知什么事使她心血来潮。
    我抬头看看门楣上的招牌，是一家赌马的小店铺，我也推门进去。迎面柜台上
悬挂着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亮出各匹马和骑手的名字，还有赌价。几个男人，一边吸
烟，一边填写单子，谁也不与谁交谈。赌博是斗法，和政治一样。简梅面对电视屏
幕思索的当儿，无意中扭头看见我站在一旁，立即笑道：
    “我可能交上好运了。”
    她从店铺职员手里要两张单子，填写好，付了钱，朝我摇了摇单据存底，喜气
洋洋地说：
    “瞧吧！后天我就会赚一大笔。上次我睹了一匹纯种的英国黑马，一下子赚了
二百镑。”
    “如果输了呢？”
    “那就自认倒霉。运气有好有坏，你既然掌握不了它，就得靠它。”
    我们站在街头。
    “我得回去了。晚上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为我举办一个小型酒会。我得回去洗
洗弄弄，准备一下。这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找一天空闲，你再陪我见识见识。”
    “一定奉陪。不过你总得来我家玩玩。我还得托你带些东西回去给我家。”她
把技在肩上的头发甩向背后说，“后天行吗？我歇班，你来我家。”
    我掏出珍妮小姐给我的活动安排时间表看了看说：。
    “后天下午吧！你家在哪儿。”
    “这上边有我的地址。”她掏出一张名片给我，颇有某家大公司经理的派头，
“你还坐九路汽车，多坐两站就行了，不用换车。”
    “好，后天下午，一言为定。”
    “我送你回去！”简梅说。她站在路边一招手，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黑色出租
小车中，立即有一辆机灵地拐一个弯儿，停在我们跟前。我们上了车。在车里，我
问她：“我后天能够见到你的先生了吧？”
    “不能。”
    “为什么？”
    “你见不到他。”
    “他在哪儿？”
    “伦敦。就在这里。”
    “怎么，他病了？”
    “不，他好着呢，大概正在和什么女人睡觉……”她咯咯地笑。但这决不是一
句玩笑话！
    我听了不禁一惊。幸好没使一旬莽撞的话脱口而出：
    “他把你--”
    “甩了吗？”简梅接过话反问我。倒比我更痛快、更直截了当，并且不当做一
回事儿。笑容虽然还在她脸上，她却认真地说：“是的。不过在这里一夫妻不合适
而分开，叫做‘分居’，没有‘甩了’这个词儿。那是男尊女卑观念的专用语。一
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你说是叶子拒绝了树，还是树把叶子丢弃了？”
    “那，那要看你怎么理解。”
    “我活得不是很好吗？”
    “独身？”
    “谁都是单独的。难道你和谁连着？”她说。她一直微笑着，笑得自然、随意、
开心。
    “你不是开玩笑吧。”
    “正常的事，没有玩笑内容。”她为了表示不是玩笑，收敛了笑容。雪白的脸
十分平静。
    比她大十五岁而和她仅仅认识了四个月的男人，迟早会甩掉她。我早就料到。
    我痴呆呆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车停了，已经到达我的旅馆门口。
    “你该下车了，作家。否则司机要我多付钱了。”
    “晤！”我木然地下了车。
    “再见：”她微笑地朝我一摆手，“啪”地关上车门。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
从车子的后窗看见她的背影，黑衣黑发，很快就同飞速而去的黑色汽车混在一起了。
                                   四
    金拐杖旅馆非常舒适。
    深红色的地毯、床罩和粗呢椅面，使人感到沉静。红，并非仅仅给人以火热，
也含着镇定。
    我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松软的床上，懒洋洋地伸一下胳膊大腿，真要好好睡
一大觉，把几十个小时以来旅程和活动中积累在身上的疲劳排除掉，蓄足精力，好
应付下边一连串紧张繁忙的访问。
    不知什么原因，我脑袋挨上枕头，精神反而抖擞起来，睡意一扫而空。怎么？
我并没有换地方睡不着觉的毛病呵！由于时差吗？记得，在北京上飞机之前，有个
朋友要我在肚脐上贴一块伤湿止痛膏，据说可以消除时差反应，我这样做了，看来
不管用，就把那块还紧巴巴贴在肚皮上的膏药扯下来。然后打开电视解闷，屏幕显
现出一部正在播放中的电影，题材是当今西方最流行的。即性解放造成家庭解体，
最后致使孩子到处流浪，老年孤居寡伴。一个老鳏夫用这么一句话倾诉衷肠：
    “你以为我脸上笑，心里就轻松吗？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
    这话使我一下子联想到简梅。她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吗？
    她的生活真象她告诉我的那样快活？整天串饭店，迎客送客，与老板们斗智，
梳妆打扮，逛商店，赌钱--这就是她的生活内容。但生活是否幸福，不在于别人
怎么看，而在于本人怎么理解。这种生活她很满足吗？那个比她大十五岁的男人终
于象扔掉一个废烟头似的抛掉她。她真不当做一回事？化解开这些厄运和不幸，是
她坚强的个性还是消沉灰色的心理？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在这个人情淡漠
又充满陌生的世界里，竟活得象鸽子那样开心，简直不可想象！她又为什么不回去？
她的希望在这里么？生活的希望比现实更具有吸引力。不，不！简梅告诉过我：现
实比希望更有力。人活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中，不是活在梦幻般的希望里。只有傻瓜
才不讲实际，只要实际的人就没苦恼？
    我隐隐有些不安。虽然我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却总感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
富足，有点强撑门面的意味。尤其她的笑容后边，总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
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
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
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
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
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色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国人民
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
一件风衣，没有风也立起衣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
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
学院的副院长，妈妈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
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色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
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色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
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
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色大三角
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长长而黑亮
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色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
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妈妈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
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
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
有一股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
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
涡中有股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脱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
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
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妈妈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
宽许和娇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
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性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
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妈妈、
爸爸、贝多芬、学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
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
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
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峰……。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
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国各地
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
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
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亲问题结案而发落。人
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
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
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
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
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
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
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
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
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
溜达。一扇出现在面前的墨绿色的铁皮小门，唤起我的记忆--简梅的家！一九六
六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条分界线，过去的一切恍如隔世。如今这小铁门也沾上了时
代色彩--残留的大字报翘起的纸角，在凉嗖嗖的秋风里轻轻颤索。由此我猜想到，
不久之前，这一家肯定也卷人时代狂潮的中心了。我受怀旧情绪所驱使，推开她家
这小铁门。
    依旧是那两层小楼，楼下的房门贴满封条。我头次来采访那房间不是在楼上吗？
对，在楼上！我上楼，一边问：
    “有人吗？”
    没人应答。
    楼上一扇门没关严，留一条缝，屋里的光从这条缝隙透到幽暗的走廊上。这就
是简梅弹琴那间屋子吗？是的，是这间。“可以进来吗--”我问。
    仍没人回答。
    我轻轻推开门。
    屋里很静，但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三张去掉床架的垫子落地放着，成了地铺，
铺上没人。周围没有一件家俱，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地上铺了许多张大大小小的
牛皮纸和草板纸，上边放着水杯、饭锅、碗筷、烟碟、瓶瓶罐罐和几个小布包袱，
象难民的住房。奇怪的是，那架大三角钢琴依旧摆在原处，使我想起广岛给原子弹
轰炸过后，爆炸中心不可想象地耸立着一棵电线杆，那是奇迹，这也是一个奇迹！
大概由于在当时钢琴毫无用途，又不好搬动，临时存放在这里。琴盖交叉贴着两条
大封条，封条上写着“东城红卫兵”的字样。比上锁更难打开，我呆呆望着这个被
囚禁的音响世界，幻想小简梅当年演奏。热情奏鸣曲。的景象。回忆使我一阵痴迷。
忽然发现，在钢琴一侧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坐在放倒的破
木箱上，脑袋斜靠着钢琴，默默而直怔怔地望着我、从这苍白、淡漠而依旧漂亮的
脸上，我一眼认出是简梅。
    “你在家……”我说。
    她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瞬，直起身子，抬手指指地上的床垫说：“坐吧！”
看她这平淡的神气，她大概把我忘了。
    我坐下说：
    “你还认得我吗？我是--”
    “方记者。”
    她说。她分明记得我，但没有半分热情。
    我不怨她。屋里的一切，就是她此刻的心境吧！
    “你来采访什么？”她问我。脸上无表情，声音更单调。
    “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路过这里，想到你们，来看看，你爸爸妈妈好吗？”
    在钢琴的阴影里，她的脸显得十分苍白，嘴唇也隐隐发白。她说：“我爸爸现
在是我的敌人。妈妈已经和这伟大的时代绝缘了。我呢？活着就很不错了……”她
苦笑一下，笑里含着浓郁的苦涩和辛辣的嘲弄。
    听了她的话，我就不好再问了。我想扭转话题，无意间一眼瞧见了钢琴，大概
是给一种同情心促使吧，我说了一句完全没有经过思索的话；
    “你与钢琴也绝缘了吧！”
    她听了，脸色一沉，黑眉毛象受惊小燕的翅膀一抖，猛地站起来，把木箱放在
琴前坐下，双手将琴盖向上用力一推，哗地一声，琴盖带着封条掀开，封条断了！
迷人的黑白分明的亮闪闪的大键盘横在她面前。她陡然把双手抬到肩上，然后象两
只鹰疾落键盘上。沉寂的空间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强壮的、震撼人心的旋律。这
个上世纪的、历久不竭的声音阁进我们的生活中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
乐章“欢乐颂”的旋律。
    ‘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剪短的头发、发白的蓝布褂子、瘦溜溜的肩膀，此刻
却显示出一副真正的英雄气概！她一下子把音乐中内涵的深沉磅礴的激情、苦海求
生的欲望、壮阔的境界、对严酷的现实压抑之下那些美、真诚、善良和谅解的痛苦
而勇敢的追求，全都表达出来，抛洒出来，呼喊出来！音乐是对世界的呼喊。此时
此刻，再没有一支曲子能够这样痛快地为她--也为我--呼喊一声了。它猛烈地
锤响我的心，唤起我收藏心底的那一切美好的东西。世事丑恶，然而我们心里有着
怎样宽厚、宏大和慷慨的爱呵！我的泪水流下来，同时感到这姑娘突然长大起来。
她象成人一样成熟了。
    是的--
    幸福使人长久幼稚，苦难使人很快成熟。
    这是音乐最强烈一次感动了我。以后我还想这样重新被感动一次，但无论怎样
去听《第九交响乐》，再没有这种令人颤栗的感受了。
    就在这当儿。门儿啪地开了，一个男人撞进来，是简梅的爸爸，他穿一身破旧
衣服，面容憔悴，好象老了许多。他看见我，立即认出我，但只朝我点一下头，就
朝简梅冲去，抓着她的肩膀，使劲地摇，制止她弹下去，一边急啾啾叫着：
    “你撕开封条！弹贝多芬！你，你难道不想叫我活了？”
    她回过头来，满脸斑斑泪痕。这泪痕顿时使她爸爸冷静下来。他们好象很容易
互相理解。
    她站起身，离开钢琴走到床前，面朝着窗外站着。窗外一片蓝蓝的秋天，脱叶
后的杨树，把粗长挺劲、银白发亮的枝丫伸上去，疏疏落落地舒展开。一群黑色小
雀在上边又跳又叫。
    小黑雀在线条般的枝条上，好象乐谱上的音符。大自然不管人间发生什么事，
照旧演奏它的乐章。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多好，我想--那时我经常发出这种渴望变
成动物或植物的奇想。
    这时她爸爸已经关上琴盖，从饭锅里取出几颗饭粒，细心把扯断的封条粘好。
他猫着腰，垂下额前花自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模样可怜巴巴，他被这世界吓破
了胆！
    我觉得自己站在屋里有些尴尬，就告辞而去。她爸爸送我到走廊上，简梅却始
终面朝窗外，没有口头。她是不是正在落泪而不愿意叫我看见？
    过不久，我又经过她家时，门口挂一个小牌，漆成白色的小牌竖写着一行红色
的字“东交民巷街道居民委员会。”她一家被轰出来了？到哪里去了？我怕给她家
找麻烦，没有进去打听。
    我与她最初的接触不是经常的，所以每一次都能记得。其中记忆最深的是这一
次--
    那是七二年的冬天吧！我父母被遣送到原籍江苏淮安，到老家不久就身患重病，
母亲的风湿病也发作了，我去着他们。为了省钱，在永定门车站买了慢车票。火车
误点，拖到深夜也没来。在空荡荡的候车大厅感到浑身发冷，便裹严围巾口罩，到
外边的广场上跑跑步，好使身体发热。在漆黑的广场上，忽然一个姑娘和一个男孩
儿站在我面前。男孩儿提着旅行包。这姑娘对我说：
    “我们买车票钱不够，你能帮助一下吗？”
    我听这姑娘说话怯生生，声音低沉，不象经常讨饭人的腔调，就伸手向衣兜掏
钱。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拦住我，上来一把抓住这姑娘
的胳膊，好象抓到一个小偷儿。并对这姑娘厉声说：
    “好呵！你刚才也对我说买车票钱不够，要走了伍角钱。你为什么还找他要？
这是诈骗！走，跟我去派出所！”
    姑娘使劲甩胳膊，想摆脱这男人的手，连连说：“你撒手；撒手！”声音又小
又急，但这男人死死抓住不放。
    “算了，他们提着旅行包，看样子是上车赶路的人！”我说。我向来希望息事
宁人，不愿看到弱小者过于难堪。
    “嗨！你这同志，受了骗还替他们说话。你能保证他们不是坏人？你也得跟着
去一趟，到派出所去作证！”这男人不依不饶，一手抓着姑娘，一手抓住那提旅行
包儿的小男孩，刚走几步，姑娘一妞头，她的脸给远处一盏小灯照见。这缠着深色
围巾的异样白的脸儿好面熟，就在这一瞬，她大概也认出我来了，忙低下头。但我
已经确信无疑：她是简梅！我不禁大吃一惊，却来不及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必需先
帮助她和那男孩儿脱离困境。我立刻拦住那男人，对他说：
    “你甭管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是向你要了伍角钱吗？给，我给你！”
    我拿出钱，塞在那男人手里。那男人莫名其妙，似乎还要纠缠什么，我已经拉
过简梅和那男孩走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问，她没回答，我又问，“这男孩儿是
谁？”
    “我弟弟。”她说。
    我头一次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儿？”
    她回答得很简单：
    “我和弟弟到黑龙江去插队，回来看我爸爸。他上星期就被送到河南一个农场
劳动去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白跑一趟，打算今晚返回黑龙江。”
    这姐俩的景况可想而知。我问：
    “你们……你们吃东西了吗，这么冷。”
    她和那男孩儿都没说话。
    我领这姐弟俩到车站的日夜食堂吃包子。我买了许多，那男孩子见到热气腾腾
的包子端来，毫不掩饰自己的饥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只顾吃，也不说话。我
问他叫什么，他仿佛腾不出嘴来说话，简梅替他说：“他叫简松。”说着解去头巾，
她依旧很美，室内的暖气使她脸颊的气色微微变红。她是那种真正漂亮的姑娘，淡
妆浓抹总相宜，不会因衣着破旧而显得寒酸，也不会因华服盛装而显得艳俗。此刻
她很少说话，手捏一个包子，微微张开唇齿一点一点吃，好象在品尝。
    “你尽量多吃呀！”我说。
    她反而撂下包子说：“我刚才吃饱了。”就不再吃了，把自己碟里的包子都给
了弟弟。简松也不推让，顷刻一扫而光。
    “你们在黑龙江生活得怎么样？”
    “好呗：”
    她带着冷冷的嘲弄说。她始终垂着头，没抬眼看我。大概由于刚才发生的事，
她不好意思正眼瞧我了。我也万万没料到在这种情况下碰到她。这样我们就没有更
多的话好说了。她默默地从衣袋摸索出伍角钱，放在我面前说：
    “刚才你替我还了那人伍角钱。还给你！”．
    “这--”
    “谢谢你。我们该走了。”她这才抬起脸来，所给我的感激微薄得很。我不怨
她。我懂得，一个受伤的自尊心会怎样顽强的自卫，相反我有点可怜她了。
    “你们缺钱吧！我可以支援你们一点。”我说。
    “不，我不需要任何人施舍。”她说。
    实际上，她在认出我之前，向我讨钱时，不正是向我寻求施舍？
    “算借的，将来还，行吗？人生无处不相逢，早晚还会碰面的。”
    我说得很诚恳。拿出四十元钱递给她。
    她犹豫半天，好象在决定做一件分外艰难的事。然后慢吞吞地、艰难地、尴尬
地向我张开手，接过钱，同时给我一个目光。我真不愿意看见一个好强的人给我这
样的目光。
    这姐弟俩去了。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目送他们。入夜的冬天分外寒冷，她紧紧搂
着弟弟。我瞧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出要去保护一个困苦女子的男性所特有的感情。
    在对她的回忆的相册里，有几页是空白的。没有她的形象，影子也没有。自从
那次在车站不寻常的邂逅之后，我就办理了随同父亲“遣返”的手续，迁居淮安乡
下，为了在有病的父母身边尽尽孝心。世界不要他们，唯我能给他们安慰。我在穷
乡僻壤中苦苦求生尚且艰难，谁又知简家姐弟俩在遥远而寒冷的边陲怎样生活？那
时代，生活给每个人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并在这小空间里加上十足的压力。使人
只能顾及周围那么一点点攸关切身利害的事情。我仅仅在一次翻动书箱时，无意中
从一本旧书中间发现一页剪报，就是我当年为简梅写的采访《键盘上的希望》。如
今这希望已经被现实撞得粉碎。当然它只是那时被消灭的无数的大大小小希望中最
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此刻正在生活的键盘最低一组的琴键上挣扎吧！我想。那会
发出怎样的声音？
    待我又一次见到她时，十年沉重的岁月过去了．
    想到这次，我的眼睛一亮，耳边竟然响起一片暄啸和狂喊，这是天安门广场上
怒不可遏、火山进发般的呼吼，还是苦尽甘来、令人悲喜交流的十月里的欢叫？喊
呀，叫呀，挥舞拳头呀，五色的彩带漫天飞舞呀，不！我从记忆的深井里跳出来一
看，原来是面前的电视屏幕变了画面。刚才那部影片早已演完，正在播放一场英国
人喜爱的异常激烈的橄榄球比赛的录相。呼喊、挥拳、抛掷彩带，都是球迷们的狂
闹。
    我起来“啪”地把电视关了，灯也闭了。一片漆黑包围着我。但是，黑，有时
并不能使人闭上眼睛，反而叫人张大瞳孔努力把里边存藏的东西看清。
                                   五
    一九七九年。中国如同再次脱开母体的新生儿。一切都不适应，一切还没完全
过去，一切又都重新开端。打开的桎梏还没有完全从身上卸下，满怀希冀中难免疑
虑重重，带着恶梦残留的恐惧面向又大又空的未来。这未来任人们用幻想的大笔去
涂抹和充填。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未来，未来又能象谁料想的那样？它
总是在含糊不清的时候最有魅力，就象这个刚从黑暗的母胎里痛苦分娩出的新时代。
谁知道它渐渐会长成什么模样？
    这时代，又象风儿吹动的大海，所有舟船都颠簸不稳，扬帆却正好开航；这时
代，还象战后、象早春、象黎明、象溺水上岸、象起死回生、象松绑、象大地返青，
也象一场非凡的大胜利。生活，再一次敞开人们心灵的窗户，点燃人民心中不灭的
热情，把自由还给它的主人--人民。但这自由有多大？有没有边界和轮廓？会不
会重新被没收？自由是个陌生的东西。它象水，没有它生态就会枯竭，泛滥开来却
会酿成灾难。过去中国很少试验它，试验一次吧！陌生的路，需要一双有勇气走起
来的腿！
    大家都在试着迈步。还都张开嘴巴，吵个不停。这很象融雪的山野，到处发出
欢快的喧哗；清凌凌的水随意流淌，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眩目的亮点……
    这时，我正回北京办理父亲错案的落实问题，也办理我返回北京工作的手续。
但生活的节奏比想象得慢，困难障碍也比想象得多。我家原先的房子早在“遣返”
时就被人占了，只好住在大栅栏一家低等旅馆里，等候迟迟未决的准批手续。一天
闲着看报，偶然从一位前些年含冤而死的著名音乐家的追悼会的消息中，看到参加
追悼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有简梅的爸爸--简山川的名字。真使我喜出望外。
    一股莫名的冲动使我奔到她家。
    依旧是那墨绿色的小门。真好，她家门口那块“街道革委会”的牌子已经摘去
了。她一家人肯定又返回这安适的旧窠。只是院墙上还有当年用墨笔写的吓人口号
的遗痕。时过境迁，这些吓人的东西反会使人发笑。但对于被吓的人，却是留在心
中的难以抹掉的阴影。
    我敲了门。
    门打开，一个高高的、脸儿白净的青年迎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简梅的弟弟
简松。他和她姐姐有些相象。
    “你找谁？”
    “我是你家的朋友，也认识你，你还记得七二年冬天在车站？”
    我笑咪咪看着他。他大了，面皮光滑，没一条皱痕，但唇上已然有一些软髭。
    他立即露出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伸出一双又细又长的大手，热情地同我
握手说：“记得，记得，快请进！我姐姐和爸爸都在家，还有许多朋友。”他喉音
挺重，象成年人的声音。咬字可不清晰，不象他姐姐口齿那样伶俐。
    我随他进去。楼下的门都开着，物归原主了，我想。楼上传来热闹的说笑声。
    “我姐姐前几天还念叨你呢？你还在报社吧！”
    “不，我在乡下，正在往回办。你和姐姐都从黑龙江回来了吧！”
    “也还没有，快了吧！“简松笑呵呵地说。他两条长腿，轻松地连跑带跳地上
楼梯。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同当年在车站狼吞虎咽吃包子的样子大不一样。生活
一变，人也两样了！
    “你爸爸落实政策了吧。”
    “嗯，差不多，就剩下补发工资和发还查抄的东西了。”他说着，我们已经上
了楼。
    从敞开的门口望进去，屋里一群年青人正在聚餐。一条长桌子上摆满啤酒、汽
水、碗筷、杯子和五颜六色的水果。大家七嘴八舌，欢乐在每一张脸上。简松走进
去说：
    “姐姐，你看谁来了？”
    应声从餐桌一边站起一个修长、漂亮的姑娘。几年不见，她仿佛高了许多。她
穿一件浅蓝色、夹着白条的毛衣。这时姑娘们已经开始试探着打扮自己，穿起非规
范的各种衣服了。她的脸儿依旧雪白，明洁透亮，却褪尽了原先多多少少带着的孩
子气，前两次凝聚在眉宇间的愁云也一扫而空，她象一只鹿儿轻快地绕过餐桌跑过
来，握着我的双手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来了！”
    快乐使她更动人。她二十多岁了。任何生命的青春时代，都是生意盈盈，有一
股鲜活的魅力。
    她把我介绍给屋里的青年们。这时，简山川走进来。一见到他，不免生出几分
感慨，他头发已然全自了。当然不单是时间过早地把他的头发耗白。所幸的是，脸
上开心的笑抵消掉浸透在这满头白发上的忧愁。他告诉我，他已经官复原职了。简
梅对我开玩笑说：
    “你也官复原职了？”
    “我随父亲回到原籍，正在设法回来。”我说。
    “会很快的！”简梅畅快地说，她从餐桌上拿起一杯酒，对大家说：“为这位
不幸者重新得到幸福，为他官复原职，于杯-一”
    大家一饮而尽。简梅请我坐在桌旁一张木凳上。我刚落坐，同桌一个回头圆脸、
唇上靠右长了一颗黑痞的小伙子问我：
    “你什么官？”
    “哪里的官！”我笑道，“过去是一名记者。”
    “记者！记者从来不讲实话。”这小伙子说。我一怔。跟着我明白过来：青年
们就这样直截了当。
    简梅把两条半长的小辫扔到肩后，说：
    “今后中国要立一条规矩，谁不说实话，就驱逐出境！”
    大家又笑又点头称对。那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把满满一杯酒高举过头：
    “为实话干杯！”
    “好！好！好！”
    大家再一次干掉杯中酒。痛饮最能激发情绪高涨。简山川也高兴极了。他那白
发下皱痕纵横的老脸通红，有如雪里的一团火。简梅呢？她正为自己说了一句受欢
迎的话而兴高采烈。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快乐、开朗和开放过。她和我以前对她的
印象全然不同了。她为了超过大家乱嘈嘈的谈话声，提高声调说：“不过，我们这
位记者是不会讲假话的。如果他过去讲了，也是违心的，今后人们再不说违心话，
做违心事。因为，虚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着扭头问我。“对吗？记者。”
    我正朝简松点头致谢，这个只爱笑，不爱说话的青年在热情地给我斟酒。我听
到简梅的问话，便说：
    “我比你们年龄大一些，也许就更懂得，把现实想得困难一些，便不会由于一
旦碰到困难时而懊丧。过于乐观的人，常常经受不住打击，事实和想象总有距离，
有时甚至完全相反。中国极左的土壤过于肥沃了。它有多肥沃？你今天埋下一个暖
瓶盖儿，明天就会长出一个大暖瓶来！”
    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
    “你可以当作家。”
    我笑而不语。这时我手里正在悄悄写一部关于当代青年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
中篇小说。我习惯于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不告诉别人。
    可是那唇上有病的小伙子又说：“作家更不说实话。”紧接着补充一句，“在
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
    “那么真正的文学在哪里？”
    “在心里。”小伙子说。别看他年轻，往往一针见血。
    “不，现在已经有了起色。”有人反对他。
    “但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有了一点勇气，不过仅仅一点点而巳。”
    “为什么？”我问。说实话，我不大喜欢这个口气太狂的青年。但我很想知道
他的想法。他们有时十分尖锐，敢于一语道破成年人习惯了的某些荒谬的东西。；
    这小伙子发出一声嘲笑。撅起的嘴唇把黑痣顶得快跑进鼻孔里去了：“我们的
上辈人没养成说实话的习惯，下笔更得打折扣。《天安门诗抄》里有几首诗是名诗
人写的？甭说文学，中国将来的事都指不上他们！”他抓起酒瓶，把自己和旁边几
个人的杯子都斟满。
    “刘海，“你说话留点分寸，别动不动叫驾‘上辈人’，我爸爸在这里呢！”
简松用他成人般的粗嗓音呜噜呜噜的说。
    唇上有痣的刘海抬手使劲拍一下自己的脑袋说：“小的该死，触犯伯父，罚酒
一杯！”说着把刚斟满的一杯酒倒入腹中。
    白发红颜的简山川笑呵呵听着这些年轻人直率、大胆、纯真又狂妄的谈论，神
情不免时露惊愕，时显惶惑。老年人的天职之一似乎是训戒年轻人。但他们刚刚从
十年囚禁中解脱出来，脑袋麻木不灵，生活的急转弯弄得他们更是头晕目眩。转折
时期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当青年人带着活脱脱的朝气和所向披靡的勇气冲击生活、
冲击传统、冲击多年来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老化了的经验时。老年人不免瞠目结舌，
好象骑在一匹豪放不羁的马背上，一时真有点驾驭不住了。
    刘海给酒精刺激得有些冲动难禁，他大声说：
    “简老伯，我可向来是尊敬您的。但中国将来要有希望，思想上必需平等。如
果总是年纪大的当教师，年轻人只能竖着耳朵听，只准点头，不准摇头。国家只能
走向衰老。过去中国是个老年人的国家，今后应当成为年轻人的国家。”
    简梅叫着：“去你的，我听爸爸的。”她伸出胳膊搂着简山川瘦削的肩膀。
    “我们也要相信自己。”一个青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在生活的旋涡里滚
着长大的，对生活的理解并不比老年人浅薄。”
    “如果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最后都成了没有能动性的‘螺丝钉’了。”另一
个女青年说。
    简梅听了这话，眸子闪闪发光：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刚才是诚心气刘海，不叫这家伙太狂。我认为，人就
是人，不能有脑袋而没头脑，创造生活不但需要双手，更需要有创造性的头脑。”
    刘海端起酒来说：
    “简梅，别看你气我，我一直是佩眼你的！在你这几句话里，我看到了中国的
希望。”
    “她曾经就是一个希望。”我说。
    简梅知道我指什么而言，她瞥向屋角，那里的钢琴没了，空荡荡只有一片投进
来的阳光和窗影。她的声音变得深沉：“过去的希望没了，希望在将来，来--”
她忽然使自己的声调升高二度，好似提高自己的情绪，“为将来干杯，为我们自己
干杯！干杯！”
    为将来--多么壮阔又空泛，为自己--多么目信又自傲。简梅却高兴极了。
她已经喝得两颊泛红，仍然要大家举起杯来一起尽兴干掉。她仿佛还很满足自己此
刻的位置--她是这间小屋和这几个人的中心。
    几个杯子叮叮当当碰在一起。好象几颗热烘烘的心碰在一起。心仿佛也斟满酒，
醉醺醺了。在酒意朦胧中，我感到，我们好象回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四九年，一
九一九年，那些真实、赤诚、献身的年代。那时代的一切都是自发的，非人为的，
因此充满魅力；生活有希望，心中有信念，哪怕这信念中有幻想色彩，希望中有虚
构成份。为它死，嘴角也含笑。即使你将来由于过失成为生活弃儿，错怪它欺骗了
你。但人的一生中，赶上这样一次，也不枉来此一世呢！
    迷人的一九七九年呵！一可能由于我喝了简梅的祝福酒，不久就全家迁回北京，
我在报社重新领到记者证。经过严峻的岁月，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变得郑重和分明，
它使这记者证变得象铁制的一般沉重。
    这期间，简梅和简松正努力从黑龙江调回北京。他们来找我研究。我在报社，
报社是一个长着一张巨嘴和十万个耳朵的大脑袋。消息灵通，联系面广，能够帮助
他们。我也愿意帮助简梅，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多接触她？我模糊而幸福地感到，她
对我有种好感；是好感还是一种信赖？她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几次从简山川那里搞
到来华演出的维也纳、费城、波士顿等交响乐音乐会珍贵难得的入场券，并陪我去
看。此后这姐弟俩的户口都弄回北京来，连铺盖卷儿也从遥远的地方运回来了，她
家里一切悬留的问题都已解决。十年劫难里查抄去的东西和扣发的薪金一律发还。
有如寒飙吹尽，这株几乎断绝的树重新又葱笼起来。生活把能发还的都发还了，无
法还的则永远欠着。比如欠她死掉的妈妈，欠她可能放出光华的音乐生涯，还欠她
什么？光阴？当然不仅仅是光阴。十年正常而良好的生活，会使她获得多少宝贵的
精神积累。但她现在还看不到，也不当做一回事。生活陡然的转机带给她的快乐暂
时压倒一切。可是当生活象潮水那样平静下去之后，她会茫然地将这一切寻找。有
些也许还能找到，有些永远给流逝的时光冲去……如何补偿？她大概想也没想。
    虽然她和弟弟都回到北京。他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心气很高，却无所适从，
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也不知什么工作如意，她渐渐苦恼起来。我又成了她减除苦恼
的帮手。但是，在别人唾液里溶化掉的苦恼，转瞬会在自己心里重新凝聚而成。何
况她的苦恼象浓烟一样摸不清，赶不散，紧紧笼罩着她。
    起先，她对我劝慰的话点头称是，渐渐默不作声，后来她拿话反驳我。心情愈
冷漠，对世事议论起来就愈苛刻。我们便开始了一种新的谈话方式：辩论。我心里
清楚，她把我当做对立面，好发泄胸中郁闷。有时我故意刺激她，为了使她在泄掉
郁气之后可以痛快一些。斗嘴使我们没有忌讳地交换和交锋思想，关系反而更接近
了……
    简松呢？简松好象没有这么多苦恼。他整天玩玩乐乐。家里富裕，没有迫使他
快去工作的压力。他听音乐、跳舞、郊游、滑冰、游泳，还养只小狗。一帮朋友互
相找来找去，比我这个上班工作的人还忙。他过得挺快活。
    有一次，简松来报社找我。说同他一起插队的一个青年写篇小说，想通过我的
介绍在报上发表。闲聊半天，最后竟落到一个使我十分难堪的话题上。这就是他来
找我的真正目的？
    “你喜欢我的姐姐吗？”他问得过于直截了当。
    我碰到真正的难题，真难回答。
    “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他又补充一句，“她也喜欢你！”
    听到后一句话，我的心跳了。我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巴忽然不灵了。这天的话全
都叫这个平日里不好言语的小伙子说了：
    “请你回答我，你是否能保证我姐姐的幸福？你必须回答我，因为我必须对她
负责。前些年我能在黑龙江活下来，全靠着她。她太善良、太能干、太会照顾人了。
她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一起生活，我才放心。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仍旧没答话。对一个人幸福的保证，是件份量太重的事，我不敢轻易作答。
    他却不等我开口就说：
    “你能够，是吗？你是看得出来的--我姐姐非常信任你，我一家人都非常信
任你。你应当大胆向她表白。你知道她周围有一大群追求者吗？但我总觉得那些人
都不可靠，只有你才最妥当。”
    我连头也抬不起来。真为难！她的确是我心中最喜欢的人；如果她愿意，我可
以把自己的一切全都铸成她的幸福。只可惜她来到这世界上迟了几年。我比她年长
十岁，怎好向她吐口？
    “你顾虑年龄比她大吗？”简松问。他平时好象什么事也不走心，原来事情都
在他心里。他说：“这有什么？你难道还．这么封建？许广平不是比鲁迅小二十岁
吗？再说，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想找比自己大十来岁的男人。”
    我听了大惑不解，禁不住问：
    “为什么？”
    “她们认为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边够味，也显得自己更年轻。另外，现在二十
多岁的傻小子们没劲儿！什么也不懂，没知识，没思想。四十来岁的男人差不多又
都结婚了。有些女孩子宁肯和自己看中的成了家的男人相好，把人家搅散，也不愿
意嫁给跟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傻小子们！”
    我头一次听到这种话，异常惊讶，我发现自己与简松这样年岁的青年存在着很
大一段距离。当然，我又是十分感激这小伙子。他是充满热情地要促成我和简梅的
结合。心里的秘密第一次公开，我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怯懦无能。他却慨然说：“这
事交给我办吧，你大点胆儿就行了！”说完站起身走了。
    我送他到报社口，他跨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飞似地转眼就看不见了。
    第二天在报社，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今晚他姐姐请我在大华影院看内
参影片《魂断蓝桥》，还再三鼓励我“鼓足勇气”。
    她为什么请我看电影？是不是简松促使的？这件事的本身就非同寻常了。
    那天，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打扮了自己。在影院门口看见简梅，她手里拿着票站
在道边等我。她表情平淡，衣着也很一般，是否女孩子在此时此刻，反而要装扮得
朴素些，神情矜持些？人们不是都说女孩子在恋爱时，自尊心变得异常脆弱？恋爱
是童年之后，第二个多梦时节；猜测萦满脑袋。
    看过电影出来，我们没议论电影，这很反常。以前我们每次听完音乐会出来，
在道上总要一边走一边热烈地议论不休，简梅还要抢着发表意见。更何况今天看的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有着丰富的、可供琢磨和议论的潜台词。这是到了捅破隔在
我俩中间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的时候了吧？
    月光和灯光，使她很动人。晚风一直吹进我的心里，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我的话好象粘在舌头上了，吐不出来。当我想到了简松要我“鼓足勇气”的话，
心情反而更加紧张。需要勇气的事总是很难做的事。简梅忽然说：
    “有人追求我：”
    “谁？”我问。听见自己“咯咯”的心跳声，只等她点我的名字了。
    “刘海。”她说。她没有一点羞怯，好象说别人的事一样。
    “刘海？”我怔住了。噢，那个唇上长痣的小伙子！我险些给这意外的消息打
昏头脑，完全靠着毅力使自己镇定住。理智使我暗自庆幸没有先把心里的念头吐露
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拒绝，多尴尬！现在，自尊心叫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还要保
持住声调的平稳，不让内心的波动流露出半点。我问，“他在哪里工作？”
    “和我一样--加里敦（家里蹲）大学。”
    “你熟悉他吗？”
    “他曾经和我一起在黑龙江插队。”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我。”
    她未置可否，这是种默认？
    “他父亲在哪儿工作？”
    “最没趣的工作。”
    “干什么？”
    “官。”
    “小的？”
    “很不小。”
    “这不会是你接受他追求的原因吧？”
    “如果我接受，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太可怕了！”
    “可怕的并不是事情结果。”她说。
    我万万没料到简梅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我无法理解！我
想问她：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这不必说，她完全懂得。象她这样教养和修
养都不寻常的女孩子居然也能顺从社会流行的庸俗观念？生活逼迫吗？不，十年严
酷生活的压迫也没压垮她的信心和向往，今年年初在她家聚餐时，她还表现出那样
的热诚和纯真：到底是什么东西转瞬间污染她一颗高傲而纯净的心？
    一只好高鹜远却没有翅膀的鸟儿，最后恐怕要落到最低的枝梢--我想。
    不能，不能这样！
    “我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你看了吗？”
    “看了。还看到《人民日报》上对你大作的评论。”
    “你觉得怎么样？”
    “很勇敢，面对现实，但又有什么用？”
    “还记得今年一月里，你不是对生活充满希望。”
    “我自己却没有希望。”
    “为什么？”
    “不知道。我最近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我在生活中丢掉的东西太多了。可怜
            的是，回过头，连自己的脚印也看不见……        ”
    “不，过去的路不白走，前面还有更长的路。我可以帮助你--简梅。”我忽
然冲动起来。
    对于我这突然、猛烈、脱开自我约制的情感爆发，她没有躲避；黑黑的眸子不
动感情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你叫简松告诉我的话，我都听到了。这不可能。”
    其实我并没叫简松告诉她什么，但这时来不及考虑和弄清这些。简梅的话使我
陡然冲动起来的情感又陡然低落下来。我说：
    “我知道，年龄的差距是一条无法跨过的鸿沟。”
    “是的，不可能，你连自己都帮助不了，也没人能帮助得了我。何况，不……
我的思想很乱。希望你以后别往这方面想了。我们只能是很好的朋友。再见！”她
转身走了。
    我站着，自己的思想也很乱。不知是心情搅乱思想，还是思想搅乱心情？我又
很狼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一个年青的姑娘求爱而遭到拒绝，多么可羞！多
么糟糕！我这个人总是喜欢把爱藏在心里，不愿意轻易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我
显得多浅薄：何况，人生的事，有些必需明白，有些最好永远不明白才好；如同美
梦，醒来反更失望，我茫然地望着她走去的身影，眼前掠过当年在车站那个漆黑而
寒冷的夜目送她走去的一幕，她也是这样走了，一走就是许多年。但这一次不同，
她走了几十步远，忽然停住，又转身跑回来，站在对面瞧着我，眼里流露出一种不
能言传的、从未有过的感情--仿佛她在可怜我。她对我说：
    “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关心。你是好人，我和你不一样。你也许知道，我从来
没和任何人恋爱过。我现在就把一个姑娘最珍贵的东西--她的第一次吻--送给
你吧！”
    没等我弄明白她的话，更没等我表示接受或谢绝，她已经把嘴唇轻轻贴在我的
嘴唇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仅仅这一次。
    这对于我也是第一次。原来亲吻如此冷静。它不意味着融合却意味着拒绝。人
们说，第一次吻，是两颗颤抖的心碰撞一起，我的感觉却象两个瓶盖挨了一下。无
情的、无机的、无生命的接触呵！她用这吻当做一种特殊的礼物，偿还我对她的情
谊。我至今、也许永远也不能理解，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此后一段时间，我没去过她家。简松也不来电话了。这使我对简松的印象变成
一个谜团。我猜到，那次促成我向简梅求爱，完全听信了简松的话。如果简松愿意
我成为他的姐夫，不会从此不答理我的。我模模糊糊悟到一个道理：说话的技巧，
不是口才而是心计。可是我一想到他那甜甜的、讨人喜欢的笑容，就不会以为他有
什么心计。算了，不去理他！这期间，我连续发表的几篇小说，都在社会上打响，
成了文坛上受人注目和公认的新作家。天天开会、座谈、接待各种来访者，还要写
东西，没有闲暇。但我不去看简梅，并非受时间限制，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心理的原
故吧！我不是不想见到她，但每次我走过东交民巷时都是设法绕开了。
    一天，我请一个朋友在新侨饭店吃饭。这是青年们爱来的地方。我们将要吃完
的时候，从门外进来五、大个男女青年，打扮得时髦又漂亮，坐在挨近门口一张空
桌上。远远见一个小伙子用步话机呼话：“喂！喂：我们到了新侨，我们到了新侨，
佐罗听着，往罗听着--”这步话机是新鲜少见的进口玩意儿，自然吸引了周围不
少青年的注意，这小伙子很神气，说话声故意很大，“听见没有，听见没有，简梅
说了--你过二十分钟再不来就罚你请客，罚你请客！”
    跟着那几个青年就爆发一阵笑语。
    我一怔，简梅？我仰起脸望去，其中大概有三个女的，一个背坐着，看不清；
一个头发高高梳上去；一个披散头发，头上扣着一个玫瑰色夹蓝条的小檐草帽，不
知哪个是简梅。不一会儿，从门口闯进一个高高的青年人，脸上轮廓清晰，蓄着小
胡子，宽肩细腰，身上的肌肉发达又结实，很象西班牙的斗牛士。但是一开口说话
就与他的外形极不谐调：
    “你小子催得好紧，赶得我差点儿跟他妈六路电车合轮子！”
    “你可别死，要死也得把这顿饭吃完。等你掏钱呢！”这是简梅的声音，语气
很放纵。我由声音辨别，大概那个披头发的女青年是简梅。
    我和朋友吃过饭，走过那张桌子时，瞧见那被发的正是简梅。小草帽儿放在桌
上。她完全变了样子，黑颜色的紧身的弹性尼龙衫，白裤子。一条亮闪闪的项练挂
在胸前。给浓黑的衣衫衬托得十分耀目，再看一眼，哪里是项练，分明是小摊上卖
的镀铜的小十字架。她可不是教徒。唇上淡淡擦了口红，眉毛摘过，细长而整齐。
虽然她依旧很漂亮，但过分的矫饰使她显得浮浅和表面了。这变化令我吃惊，我正
想赶快走掉，她一眼看见我，把我叫住，一边将我介绍给她的几位朋友：“这是我
的朋友。著名作家方桥！”她的声音很大，显然不只为了她身边的几位朋友知道。
难道我也成了她向人炫耀、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东西之一？简梅忽又指一指手拿步话
机的小伙子对我说：“你认识他，刘海。”
    原来是刘海。他唇上那颗墨点样的黑痣唤起我的记忆。刘海只朝我点一下头，
却没站起身来，仿佛是种挑战。
    “你们都读过他的作品吗，人们都说他是文坛上的勇士。”简梅对她的朋友们
说。
    刘海象外国人那样耸耸肩遗憾似地一笑，手里摆弄着步话机的天线杆，嘴角露
出嘲弄的神气。这一次，他那颗痣已经有一半跑进鼻孔了。他的话很不客气：
    “有限的勇敢，虚假的成功！”
    “你不要瞧不起人。刘海，方桥是有胆量的。”
    “可惜不大。”刘海说。他有些盛气凌人。
    我放弃了一向的宽容，回敬他两句：“胆大不是敢于破坏一切。还有，文学不
是自我排遣和发泄，请你记住。当然，你如果忘了，对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完全
可以淋漓尽致把他挖苦一顿，但我真不想和这种人再费一点口舌，就朝简梅说一句，
“我有事。再见！”
    “好，再见！”简梅只对我一笑，原地不动坐下了。
    我心里恼火得很，在饭店门口和朋友分手后，上错了车，换车后一时连自己应
当到哪儿去都搞不清了。一个解不开的问号在我脑海里急速旋转：谁使简梅一下子
变成这样？她自己？
    八０年的秋天，我在京西宾馆参加文艺界一个座谈会，碰见了简梅的爸爸简山
川，他告诉我一个震惊不已的消息，简梅已经结了婚，最近就要出国。简梅已经不
只一次使我吃惊了。她称得上“惊人的女人”了。
    “和谁结婚？刘海吗？”
    “怎么？你不知道？”简山川的话等于否定了我的猜测。
    随后简山川告诉我，简梅和刘海办了结婚登记，正要举行结婚仪式，刘海突然
毁了婚约，与一位副部长的女儿结了婚。简梅经人介绍嫁给一个将去香港继承遗产
的男人。这男人比简梅大十五岁，一直独身。简梅必须马上嫁给他，才能一起出国，
由于事情急，他们只认识了一个多月就结了婚。
    为什么？当初我比她大十岁都不可能，这个比她年长十五岁的男人反而认可了？
仅仅为了出国，出国才幸福？生活已经不只一次告诉我，一个在你面前渐渐长大，
你自以为完全了解的人，但他可能做出一件事把你搞得一团糊涂。掌握一个人的心
真和掌握世界一样难。我急不可待地问：
    “这男人怎么样？”
    “看样子还老实。”
    “人不能看样子。有人往往认识两三年都不见得看透，何况只认识一个月。一
个月天天见，总共才能见多少面？您怎么能放心叫简梅跟他去？”我说。不免有些
怨怪简山川。
    简山川犹豫一阵子，对我说出心腹话：
    “你不是外人，我可以告诉你。简梅太任性，简松这孩子太浑，容不得他姐姐。
两人天天吵得不得安宁。我劝也不顶事，压又压不住。简梅……”
    “他姐弟俩不是很好吗？下乡在一起吃苦，相依为命。”我止不住问。
    简山川摇头叹息：
    “吃苦的日子过去了，到了吃香的时候了！情况变了，人就可能跟着变。简梅
好强，恨不得赶快离开家，一走了之，简松也恨不得她快走。这男人还是简松介绍
给她的呢？你想不到吧！”
    生活有时叫人莫名其妙，明白过来又感慨万端。
    从简山川的话里，我悟到了事情的根由，并联想到当初简松鼓励我向简梅求爱，
不过希望他姐姐快些结婚，早离开家，好独享简山川落实的那些钱。看来，那天简
梅请我看电影也是简松安排的。简梅根本无意于我，不过明白了弟弟的用心而来拒
绝我罢了。果真如此，这个不善谈吐、外表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未免太可怕了！但我
从来没听简梅说过她与简松存在矛盾，这或许是种自尊心？那么简梅出走，就是为
了避开家庭内部的压力了？可是她为什么挑选出国这么一条不可靠的险路呢？
    “这很冒险！国外人生地不熟，万一那男人不好怎么办？”我说着，见简山川
沉默不语，似有难言之隐，便换句话问他：
    “您为什么不劝阻她？”
    简山川皱起眉头：
    “我并不是不劝阻，你知道的，她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非得自己吃了亏才认
头，还不准别人说这件事。……简松和她真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唉，别说这些
了。这都怪我--自从她死了妈妈，我被关在农场里，她带着简松在外受苦多年。
因此我遇事总由着她，这样惯了，我的话对她就不再起任何作用，她反而对我意见
还很大。”
    爱？爱中有多少是非呵！
    我再一次想起，在车站食堂他姐弟俩吃包子时的情景，难道利益就能使这苦难
中结成的深厚的手足之情破裂？利益和利害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真恨透了风靡
社会的这股赤裸裸的利益至上的风气！它毁灭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美好和诗意的东西。
好象河里无水，空中没有氧气，原野上没有一点绿色……一切精神追求，理想、信
仰、事业、爱、友情，都被利益取而代之了。一瞬间，我好象想法极多，但此刻又
都来不及深想，我问：
    “她什么时候走？”
    “三天后。你应该去看看她。当然你也劝阻不住她。但你可以嘱咐她遇事冷静，
别太任性……你的话，她还是听的。”
    对，我应该见见她。但我预料到，见了也无非是一场空对空的辩论，似乎我比
简山川更了解她的个性。果然不出我料，我去看她，我们只在门口谈一阵子。半年
左右没谈话了，这位生活的嘲弄者变得更加顽固，对我任何好心的规劝都报之以讥
讽，她还多了一种表情--轻蔑的嘲笑--这仿佛是从刘海那里学到的吧！辩论到
达激烈时，我们双方都不免动了气。她就在这次戏称我为“小马克思”，也不请我
进她家，大概不愿意叫我看见她那位速成的丈夫。她带着远走高飞的渴望，龙头牛
也拉不回来。但我所担心的是从她的话里。看不出她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信心。一
片美丽而虚幻的海市蜃楼，等待着这位艰辛又疲倦的长途跋涉者一步步走去。出国
后一切都会好的--她用这种假设麻醉自己。她宁愿在这麻醉之外什么都不想，也
不肯让进入幻境的大脑有半点清醒。因此我每一句话没说完就被她气瞅瞅地打断驳
回。我们就这样分手了。还不如以前每次平平常常的分手有内容。
    过了不久，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碰到简松和他的女友。这女友是位俊俏又洋气的
北京小妞。简松用夸耀的口气告诉我，他姐夫是英国怡和洋行的特别雇员，简梅随
这人离开香港去英国了。一去万里，她已经到地球的另一面去生活了。此生此世，
恐怕很难再见到她。这时我已经和一位普普通通、性情温厚的中学女教师结婚了。
    我很少再想到简梅。人与人失去联系，渐渐就会互相淡忘掉。我猜想她的生活
肯定不错的。冥冥中真象有神安排：谁料到我会到英国来访问，在异国相逢。谁又
料到，她竟独身了。这情况简山川并没对我说，到底是简山川瞒着我呢？还是简梅
瞒着她爸爸呢？如此生涯，她却无忧无虑？满意又富足？我很想到她家看一看究竟，
我不大放心，也可能我这忧虑是多余的
    夜寒袭人，我起来转动暖器的调温纽。忽然发觉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透进一
缕淡淡的光。掀帘一看，天已发亮。高高的楼宇的下半截依旧浸在未有消散的黑沉
沉的夜雾里，上半截却在晨光初显的天幕上明晰地现出它的剪影；那天幕上还有阴
影很浓的云块和几颗碧绿色的晶亮的星。看不清的大街上已经有早起的跑步声了。
难道长长的一夜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我这才感到浑身倦意缠绕，却不敢入睡了。
我怕一觉误了早餐和上午访问活动的时间。英国讲究守时，中国人更讲信用。于是
我用电炉烧了一壶开水，沏了一杯咖啡，不加糖，喝了下去，这真象一副醒脑剂，
很快除尽拥满脑袋里的往事的影象，就象外边渐渐廓清雾气的天空，清亮起来。
                                   六
    左边一排高大、阴森、旧式的公寓建筑，门牌是单号。17、19、21、23、25、
27……79号在哪里？在那里。那儿道边站着一个通身穿深红色衣服的女人。在灰暗
大街上十分鲜明，象一长条火苗，她正远远朝我招手，她是简梅。
    她穿一身红？我忽然想到，前天我说她很适合穿红。她为我这一句话才换了一
身红？
    我走近。她穿红的确很美。一件深红色的披肩上衣，深红色的宽褶的短裙，一
条深红色的长裤的裤腿塞进一双深红色的长筒的纯牛皮的靴筒里。肩挎一个同样颜
色的小皮包。这就使她的头发显得更黑，脸儿更白。
    “我一眼就看见你了。”我说。
    “是吗？”她立即显得兴致冲冲，“别看这里的衣服一人一样，我这身衣眼还
是引人注意。这是苏格兰人喜欢的颜色。深洋红，有时加上白色和银灰色的方格。
请进吧！就这儿--”她手指着一扇厚厚的、雕花纹的木门。
    铜门牌上刻着花体的阿拉伯数字：No79。
    我随她身后进了门，穿过一条又宽又高又黑的走廊，拐一个弯，前这更黑。只
听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然后是她的声音：“请进--”眼前忽然一亮，在打
开的一道门里边，现出一个宽阔的房间。
    “这就是我的房间，欢迎小马克思先生批判。”
    “噢？”我笑了，“不过在这里，你够不上马克思批判的对象。”
    “这种生活方式不该批判吗？”她似乎叫我欣赏一下她的财富。我目光横下一
扫：双人软床啦，电视机啦，沙发啦、镜台啦、零七八碎的东西啦……
    “你就这一间住房？”我问。
    “里边还有卫生间，你想参观吗？”
    “卫生间有什么新鲜玩意儿！”
    她耸耸肩，有点懊丧。跟着她的目光四处搜寻，看来她急于想拿出一样显示她
生活上富有和优越的东西压倒我。当她的目光碰到桌上的一架电视录象机和一架录
音机时，就立刻显得兴高采烈。她叫我坐在一张特大的三人沙发上，一边说：
    “听音乐吗？古典还是现代的？伯莱·斯力的歌曲你肯定没兴趣。我这里古典
名曲很全，大都是卡莱扬指挥的。要不你看看录象影片。山口百惠的《炎之舞》？
想看鬼片吗？《第六感》很神！算了吧，你还是看点郑重其事的东西吧，这里有一
部美国影片……。
    “随便什么？鬼片也吓不死我。当然我更习惯于认真对待生活和艺术的--”
    她故意以快速又熟练的动作，通过闭路电视播放出一部影片。
    “《往事难忘》？”我问。
    “对，在国内看过？”
    “没有。我在杂志看过梗概介绍，我很喜欢这故事。有的杂志翻译为《回首当
年》。”
    “对，这两种译法都合原意。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里边的主题歌也非常美。
你看吧！我去给你煮咖啡！”她得意极了。她终于拿出我在国内没见过的东西。她
抬起双手把披在肩上的头发推到背后，走出去，带上门。
    我的目光不由得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冷静地观察她的房间。这房间就从我对它
最初的、笼统的感觉中裸现出一切细节。房子是旧式。这种旧式的木结构的房屋比
新式的水泥建筑更舒适。可惜窗子朝南，受不到日晒，又是楼下一层，再加上年深
日久，墙壁的防水层腐烂，沿着墙根有一圈两尺高发黄的水渍，屋里还有股阴冷、
潮湿和霉坏的气味。屋子一面，一排大壁柜，属于房间本身结构之一；这张半新半
旧的大沙发和那张软床。大概也是房东的吧！这里出租的房屋都带家具，甚至带有
各种小日用品。屋里哪些物品属于她本人的呢？墙角的几只衣箱，床前几双鞋子，
地上一本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壁炉台上的香水瓶、烟罐、罐头、酒……她
还喝酒？屋角圆桌上摆一个红黑条纹的大陶罐，插着一大束花，却一半干枯，半死
不活；英国人最喜欢在室内摆放鲜花，天天更换新鲜花朵。花放干了，这表明她经
济拮据还是生活过于紧张？她还有什么？噢，显然这架电视录象机是她房内最昂贵
的物品了！
    她万里迢迢来到这里，仅仅为了一架电视录相机。我的心不禁黯然。
    门一响，她端着两杯冒着烟儿的热咖啡进来．
    “影片好吗？”
    “你看吧！我不打搅你。”她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转身向壁柜走去，“我
给家里预备点东西，回头你好带走。”
    “你最好快些，不然过两天再说，反正我在这里总还有十来天时间。我今天要
早点回去，下午去伦敦大学做报告，我得回去做做准备。”
    “那么你连电影也看不完了。”她挽留我说，“做什么准备？外国人不那么严
肃认真，你随便说说算了。只要他们不知道的，都会觉得新鲜。”
    “我要有点责任心，不能敷衍一下就完，应该尽可能说的具体和透彻一些。”
    “认真的人早晚都得累死。好吧，我快整理东西。”
    她打开壁柜，拉出一个小白皮箱，说：
    “你瞧，瞧呵，别只盯着电视，反正你也看不完。你瞧这大塑料袋里的东西是
给我爸爸的。这一包是送给你的。”
    “干什么要给我东西？算了，你自己留着吧！”
    “你不要连一件衬衫都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自我标榜的马列主义者们，
有几个不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有病，吃药还得是进口的呢！”
    “马克思从来不这样区别世界。哎，你喝酒吗？”
    “我，不……噢，你说那瓶？是朋友送的。”
    “送你半瓶？”
    “嗯？不，有时客人来时喝一点。哎，你干什么总注意那瓶酒好不好，难道你
也是个酒鬼？你还是看这儿吧--这箱子和这包东西是给我弟弟的。对了，我还得
给我弟妹几件衣服，他们刚结婚不久。你说--”她用手翻弄着壁柜里挂着的一大
排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给她哪件？我真不知国内的女孩子现在都穿什么样的农眼
了。”
    “哪种人穿哪种衣服。”
    “你看过我弟妹吗，你说她属于哪一种？”
    “路上碰见过一次。解放派！”
    “你不也是解放派吗？”她说。
    “有区别。”
    “在哪里？”
    “我是有限的解放。”我不自觉提起那次在北京新侨饭店里刘海说的话。我并
无意刺激她，只是随口一说。
    简梅的神色立即变了，显然她也想起这句话的出处。她突然神经质地一甩头，
好象要把记忆中的什么东西使劲从脑袋里甩出去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过这种病
态动作。她向来是个打不败的强者。没有弱者那种经不起锤打的神经质。我略微感
到气氛有些异样，忙换句话说：
    “照一个青年的话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是现实主义者。”
    简梅沉了一会儿，好象要稳住精神的重心，随后神色恢复正常，才说：
    “我赞成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也需要理想。”
    “最好你别谈理想，理想对于我从来没用。你说，这几件他们在国内敢穿吗？”
    “敢。连‘皇帝的新衣’都敢穿！”
    “我还送他们点什么呢？”她上半身钻进壁柜翻了一阵子，拿出一条围巾和几
双没拆包装的丝袜于塞进一个包里，
    “真不知他要还需要什么？”
    “你对你弟弟还蛮不错呢！”
    她听了我的话，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痴呆呆、自言自语地说：“有一阵子，
他都不叫我姐姐了……”一时她连手里的动作都停止了。
    “究竟为什么？”我问，“你爸爸对我讲过你们的矛盾，你们当初不是在一起
相依为命吗？我真弄不明白。”
    她若有所思，声音低沉：“很简单，他不过想……想，想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
设法挤我离开家，爸爸因为他比我小，偏向他．那时我真是难极了……”她头一次
向我吐露这件事，也再次证实了事情的根由和简松其人。但她此刻的神情有如白日
作梦，话声喃喃如同呓语，“不管过去怎样，我现在愈来愈想他们。”跟着她的头
忽地又一甩，这种神经质的动作使我隐隐不安。但一甩之后，她似乎清醒过来，眸
子放光，神情有种异样的兴奋。她的声调里再没有刚才那种深沉又惆怅的情绪。她
反而嘲弄地笑一笑。笑里似乎含着彻骨的寒冷，“我扯那些事干什么？他们好坏，
与我毫无关系。相隔几万里，谁还顾得上谁？再说现在简松对我可亲了。一封信起
码叫二十次姐姐，当然，他并不是想我，而是想向我要点外国货。这也不怪他，人
都变得实际了，我也一样。你呢？你也实际多了吧！说实话！”
    我什么也没说。我有许多话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句也没说。她专注地看我两眼，
忽然冲动地说：
    “我应该送你爱人点什么？”
    “什么也别送。我不是向你要东西来的，是看你来的。这次能见到你，多难得，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真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感到心里有股热烘烘的液体流向
全身。
    感情最容易感到。我们一下子好象都触到了埋藏在心底的昔日共同的情谊。为
什么？是由于我刚刚这句真情流露的话，还是给电视机正响起的《往事难忘》这首
歌唤起的？反正这伤感、浑畅、怀旧的旋律，分明已经把我心里的往事都乱嘈嘈地
搅动起来了。她似乎也明显地激动起来了，转身跑到卫生间拿来一瓶香水：“这是
瓶法国香水，只用过两次，虽然不是整瓶的，就算件礼物吧！”随后又朝我叫着：
“我再给你点什么，给你点什么呢……”她站在屋子中间，摊开两只空空又自白的
手。
    我快掉泪了，她原来什么也没有呀！
    她忽从挂在壁柜里的一件男人西服的上衣口袋摘下一支钢笔给我：“你用得着。”
她推开我的手，硬把钢笔插在我胸前的口袋里。她的真情实意和执拗，使我无法拒
绝。
    “这是你原先那位先生的？”我问。
    “不……嗯？是的。”她回答得并不肯定，使我不解。
    “告诉我，简梅，你们真的分开了吗？”
    此刻，我们之间的气氛，已经不适于戏谑地斗嘴，而更适合于认真地交谈。
    “是的”
    “你现在真的独身？”
    她似乎犹豫一下，跟着点头说：
    ”是的。”
    “你那位先生不再与你有任何联系？”
    “是的。”
    她一连说了三次“是的”，点了三次头。
    “你打算这样独身下去？”
    “独身有什么不好。这里的妇女独身的愈来愈多，有的干脆就不结婚。但我必
须结婚，而且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我才能取得英国籍，长期住下去。”
    “有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吗？”
    “合适？谁知道。现在还没有。”
    为了出国嫁给一个陌生的人，为了留在国外再嫁给一个尚未找到的外国男人。
想到这里，立时有几句刺激性的话跑到我的嘴边，但我不忍心说出来。因为我已经
发觉，她已不是我原先想象的样子。我不是傻瓜，自然看得出：她脸上的笑、神气、
得意和自足都是装给我看的；她的富有也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要装给我看？
    这时，我已经猜到，简山川并不知道自己女儿的真实情况。可能根本不知道简
梅独身生活。
    表面上的时针提醒我应该返回旅馆了。我提起她交给我的小白皮箱，向她告辞。
她却非要送我上汽车不可。她说，她还要看看前天赌马的结果。到了那家赌店门口，
我站在门外，把小白皮箱放在脚边等候她。只两分钟她就从赌店里走出来，从脸上
的表情，看不出她的运气如何。
    “又赢了二百镑？”我问。
    “不，输掉了一百五十镑。”
    “输了这么多！”
    “这还算多？”她笑着说，脸上若无其事，好象是位百万富翁，其实她输掉了
将近一周的薪金。随后她说：“我近来沾点晦气，不该来赌就是了。”
    “什么晦气？”我象发现什么，紧紧追问一句。
    “嗯？”她怔一下。她的神气告诉我，她已经后悔无意之间把她的什么心事泄
露给我了。她马上改口说：“我是指手上的晦气。近一个月，我在俱乐部打桥牌，
天天输。本来不该来赌马。不过没关系，今晚我和老板还去俱乐部打牌，说不定从
今天起又会来个大转运！运气很象伦敦的天气，说变就变。”说完，她朝我快活的
一笑。
    她真快活吗？我没说话。心里明白，她是笑给我看的。
    一个只听从命运摆布的人是可怜的。
    我们在街头分手。我的脑袋好象处在构思小说时的状态中，又朦胧，又清晰，
捉摸不定，捕捉不住。这是今天简梅给我的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感受。对于她，我
好象预感到什么，又什么也猜不透。我承认，我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太少了。
                                   七
    我透过车窗，欣赏着令人心旷神怡的醉人的英格兰风景，它就象康斯坦布尔笔
下画的那样。
    丘陵间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过的庄稼的根茬覆盖；秋天的风霜把它一片片染
红，再加上刚刚一阵小雨淋过，就象刚刚生育过婴孩儿的母亲的脸庞一样，平静而
温柔。一群乌鸦与白鸽在地里安闲地寻找收割机粗心大意而遗落的种粒。起伏的山
坡，平缓而舒展，没有突兀和棱角，严严实实地披着一层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点
土的颜色。分割开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的木栅栏和铁篱笆，还有壮美的阔
叶林和深郁发黑的松林。长绿苔的茅屋，尖顶的华丽木楼，树皮搭的牛棚，停放着
的小轿车和摩托车，点辍其间；在它上面是无限开阔、白云堆砌、时阴时晴的天空……
然后是什么呢？还是草坡、原野、阔叶林、乌鸦、尖顶楼、木栅栏、壮阔的天空和
云等等，它们连成一幅没头没尾、看不完也看不腻的画卷。此时汽车的速度为每小
时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头晕，不知由于事先吃了防晕车的药片，还是被这静溢
而优雅的异国风景迷住了。几天来，繁忙的访问带来的疲倦，以及简梅给我的复杂、
费解、不可捉摸的谜一般的印象，好象都被这飞驰的车子抛在后边，自我感觉，兴
致勃勃。
    我去诺维赤市，访问一座有名的大学，还要去会见大名鼎鼎的布莱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几天来她陪我东奔西跑，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倦意，
那双照人的蓝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并非为了公务而强打着精神。她总那么精力十
足。在这些天的接触中，我对这位小姐有了进一步了解。最初两天，她那种理性、
矜持、淡漠和甩开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礼，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话：“美国
疯子，日本精鬼儿，傲慢的英国人。”看上去，这位毕业于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学的
女博士的确有点傲慢。可是昨晚她请我和一位新华社记者吃饭时，我对她的印象有
很大的改变。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妈妈和一位过胖的金头发的妹妹介绍给我，还
有一个高大而极其健壮的男人，他的肩膀好象有两人合起来那么宽，亚麻色蓬散的
头发和簇密的胡须象鸟巢。他很少说话，大概不善交际，胡须中间厚厚的嘴唇含着
憨朴的意味，他总爱抬起手援一下脸颊和腮边。珍妮说，他是一名职业足球队员，
我想是没错的；他总去搔腮颊，多半由于在球场上常用手去抓腮边的汗水而养成的
下意识的习惯。他既不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们同居
-一她说得十分坦然，又理所当然。就象介绍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样。我送给珍妮一
小盒惠山泥人，她当时就撕开包装，把犯人摆在桌上叫她一家人来看。中国人向来
不当着送礼人打开礼物，因此这做法使我感到惊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让
菜，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客气一下，反而没吃饱。告辞出来时，她送我刚到门口，
说声“再见”就转身回去，未等我们走下台阶就“啪！”地关上门。这样待客也算
是“公事公办”吗？我把自己这些不解之处和想法对同来的记者说了。这位常驻伦
敦的记者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习惯要求他们。英国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
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如果举行婚礼，再离婚就很麻烦，还得花一笔不小的开
销。他们接受你的礼物，必需当着你的面打开，这样做正表示他们懂得礼貌。英国
人夙来不爱管别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说，他们很少问；他们请你吃饭，决
不让菜，不勉强你，你想吃就尽量多吃，他们反而高兴。你不吃就表示已经吃饱了，
如果你假装吃饱，委屈了肚子，便不能怨他们了！”
    “他们送人出去，怎么象轰人走一样？”
    “如果你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决不怨怪你。英国人互相都是如此。”
    “我可不大习惯，好象少了点感情。”
    “感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各有各的习惯。象吉普赛人那样热烈，恐怕你也不
习惯。”
    我笑着点了点头，同意他的说法。然后说：
    “这叫做‘少见多怪’吗？”
    “缺少一点入境问俗的工作。”记者先开玩笑，后边的话却很郑重，“我们总
爱用自己穿惯的鞋子去套别人的脚，肯定不合适。我们需要用恢宏豁达的态度看待
世界。”
    有时一句话能使你的思维豁然开朗。
    此刻，在汽车的疾驶中，我对珍妮小姐说着闲话：
    “你那位足球球员很有名吗？”
    “阿斯通维拉队的前锋。他说他很有名。”她说着耸一下肩，“我只好相信，
因为我从来不关心足球。我喜欢高尔夫球和网球。”
    “他很老实。”我说，这实际上是句客气话。
    “老实？”她的蓝眼睛幽默地转了半圈，笑着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特别爱
说‘老实’这个词儿。你们常常说某某人很‘老实’。先说这个人‘老实’，又说
那个人‘老实’，但在我看来，这两人并不一样。我查了英汉字典，字典上说‘老
实’是忠诚和规矩的意思。规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说‘老实’
或‘不老实’。喜欢说这个人‘坦率’或‘不坦率’。不管这个人的想法如何，只
要他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出来就好。如果他自己有想法不说。只按你的意思去
说，看起来规矩，其实不好--”
    “看来我们有很多不同。”
    “是的。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们要求所有人都得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
没有。我们只强调自己个人的目标。”珍妮小姐说。她的思维方式与我们不同，发
现的问题也与我们不同。
    我们喜好统一，世界多么难于统一；我们追求相同，万物又多么不同。还有多
少不同？我想。
    汽车不知不觉驶入一座古色古香、幽闭冷寂的小城。石板地上站着成群的鸽子，
见车子驶近才飞起来，有的落向一旁，有的落在道边的长凳上，有的落在前面不远
的街心，等待车到再一次飞起。有一支灰翅膀、白眼圈的鸽子落到汽车的前盖上，
正挡住司机的视线。
    “讨厌的家伙！”司机说着，一按喇叭，鸽子忽喇喇飞了。
    我和珍妮都放声笑起来。一向有点矜持的珍妮小姐好象愈笑愈控制不住似的，
以至笑得前仰后合，好象和什么人开了一个大玩笑。
    布莱特伯雷陪我去听他们大学文学系的一节课。一位胖胖的教师讲授的内容是
“亨利·詹姆士从巴尔扎克那里继承到多少现实主义？”学生们抽着烟听课。其中
两个女学生穿超短裙，眼皮涂着淡绿色，听课十分认真。开始是这位胖教师滔滔不
绝地讲述，跟着是学生们各抒己见，学生们的看法与教师发生分歧，最后他们索性
和教师辩论起来。胖教师招架不住这十多个青年学生的唇枪舌剑，转过头，向布莱
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莱特伯雷对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学生。如果你被他们的道理心悦诚服地征服了，也
算你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们在学校餐厅用午餐。餐厅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赠的。一面是几十米长、纯度
很高的透明玻璃，当做墙壁。玻璃外是一片开阔的草地和小树林。草地中间摆放着
亨利·摩尔的铜制雕塑。好象一个人朝天仰卧，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铜像在阳光下
幽幽反光，并给绿草地衬托得清朗又沉静。它在想什么？人生，宇宙，忧愁还是快
乐，短暂还是永恒？它知道中国吗？在地球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关心或想到地
球那面的人？此时此地，大概只有我会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识比光电的速度还
快。绕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还在酣睡吧，北京现在是
凌晨还是午夜？故宫角楼那羚羊角般的飞檐挂着银亮的月牙么？我家门口那家小早
点铺已经亮起灯来炸油饼了吧！上早班的女工们正在抱着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
站在秋寒里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车吧……
    一个干哑的声音唤醒我：“你是方桥吗？”这人说的是中国话。
    我扭过脸一看，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中国人。
    “是的。你是留学生？”我问。
    “对。我叫江月明。大连工学院的，就在这座学校留学。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
吗？”
    尽管我下午还有其它访问活动，也许给一种异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驱使，不愿
意拒绝他，便征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表，说：
    “只给你一小时。”
    “好！”
    我赶紧吃了饭，就随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说：
    “你的名字倒挺有诗意。”
    “乍一听有诗意，叫惯了就毫无诗意了。”他说。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带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屋里好象小杂货铺的仓库，潦
乱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许多牛皮纸箱。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只柜，一张写字台，
上边都给台灯、电话、杂乱的书报和笔记本占满，没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东西
都给一层薄薄的尘埃覆盖。江月明请我坐在床上。一边把旧报纸团成团几，擦着自
己的椅面。
    “这间屋子真该好好整理一下。”我说。
    “是呵，就是役时间。平时我不住在这儿。我在校外一个英国人家里当家庭教
师，教那家一个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处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里吃饭，晚
上住在那里。一边我也可以练习英语会话，一边还可以赚些钱。他们每月给我二百
镑教课费，加上节省的每天一顿饭的饭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错。你来了几年？”
    “两年。”
    “学什么？”
    “力学。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说我也听不懂。我只知道牛顿定律，在生活中还使用不上。
别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说。
    戴眼镜的留学生笑了。一笑，他发黄、瘦削、没有光泽的脸颊上和眼角旁同时
出现了几条很深的皱纹。
    “你成家了？”我问。
    “嗯。我三十七岁了，已经有两个孩子，家在大连。”
    看模样，他似乎更大一些。额前的头发脱落不少而变得稀疏。大概是过度使用
脑力所致。
    “学业几年？”
    “四年。回国就快四十岁了。在这里象我这么大岁数的留学生不多。二十多岁
正当年。现代医学证明，人过了二十五岁，体力就开始下降。有什么办法？我们二
十多岁时，不是把精力用在发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觉上。现在要干些正事，老的太
老，小的太小，又得靠我们这代人承上启下。人生已经匆匆过了一半。十年前，一
连熬几个通宵不当口事，现在真不行了．”他说着，有些感慨。
    “你到这儿来之后，回去过吗？”
    “没有”
    “想家吧！”
    “怎么不想。在国内有些人以为出国是美差，当然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
到不少新东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这里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
感动的友情，却怎么也弥补不上对家乡的怀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
子，一切都想。奇怪的是，连那些与我平时有点隔阂的同事们也会常常想念。因此，
我一到伦敦就跑到唐人街的光华书局买几本国内的杂志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
喜欢你的作品，它往往使我掉泪。”
    “我的小说并不伤感。”我说。
    “并非伤感才使人掉泪，热情也使人泪下。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很真实，看你的
小说又象回到他们中间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民族感情。”
    “这里的华人多吗？”我问。
    “不多，伦敦多。听说有几万华人，大多集中在唐人街，有些华人即使不住在
那里，也常往那里跑。”
    “噢？为什么？”
    “你乍从国内来，很快就要回去，就不易体会到久居异国的华人的心情。他们
中间大多数人，三十年前就离开大陆，到香港、东南亚、台湾、欧洲或美洲，做买
卖，赚钱，发财。可是他们象一团浮云，到处飘飞，没有归宿。中国过去有句老话，
叫做‘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原人穷得受不住，闯关东，
在富裕的东北混了多年，有的发迹，有的始终熬不出头来。但不管怎样，哪怕最后
衣衫槛楼，带着几个破铜子儿，也要回到老家去。宁肯死在故乡，也不愿意死在异
地。那是一种乡情。民族感情可比乡情强烈又深沉得多呢。所以他们常往唐人街上
跑……”
    “找根吗？”
    “根？对，找根！”他连连点头，同意我这说法。
    “唐人街上扎不下根来。它不是真正的故土，只是摆在异国的一个花盆。”我
说。
    “你说得好！但他们找根找得十分痛苦！”江月明说这到里，一股沉重的情绪
使他的脸拉长了。他用手指按着眉心处的眼镜架向上推了推。
    大概我职业的习惯，就是被感动和设法感动人。听了这留学生的话，我的心陡
然被感动起来。不知为什么，眼前忽然几次地掠过简梅的身影。
    “在唐人街生活的华人，日子不见得好过吧！”我问。
    “当然。尽管人们愿意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间。但大家都在唐人街上谋生，都想
赚钱，必然互相倾轧，情况就不同了。凡是在唐人街上谋生的人，大多是在这里没
什么办法的所谓‘低等华人’。拿着中国的特色和风味，从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手里
赚钱度日，因此那里没有大买卖，都是本小利薄的小店小铺。再有，象什么性商店
之类的低级玩意儿，反都集中在唐人街一带，真糟！
    我忽然觉得谈不下去了，很想换一下话题，我看见墙角一大堆牛皮纸箱，好象
是装电视机用的，便随口问道：
    “你买这么多电视机？”
    “买这么多电视机做什么？这里边都是仪器，我买好准备将来带回去的。我们
的试验室的设备实在太差！”
    “谁给你的外汇？”
    “哪来的外汇，是我自己节省的，加上教课费，钱也不少。有些太贵的仪器可
以买旧的。这样回去工作起来就会便当些。”他咧开又扁又大的嘴朝我笑了笑。他
做得很动人，说得很平淡。
    “你一定很艰苦。”我不由得说。
    “艰苦比享乐更有内容。你说对吗？”
    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于是在我眼里这个其貌不扬的留学生就变得非同寻常了。
对于一个找到生命真谛的人，不必去赞美他。赞美是一朵花，戴在朴素的人身上并
不相称。当他把自己的一切祭祀给所信仰的神圣事业时，还顾得上别人的毁誉？少
数人头顶上的光圈是画出来的，许许多多真正的圣者却活在普通人中。中华民族有
多少这样的儿女？谁统计过？联想，使我的思维再一次跳到简梅身上。她过得是一
种什么生活？为了试试自己的运气，一百镑随手扔掉；而这个留学生为了祖国的进
步，默不作声、心甘情愿地从个人身上一个个便士压轧出来。一个挥霍自己的生命，
一个奉献自己的血汗，人与人之间有多大距离！
    每人走一条路。路是命运安排还是自己选择的？
    在我们分手时，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情不自禁地用力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
情感有时必需用力量表达。这时我心里产生一种欲望，恨不得马上见到简梅，尖利
地刺激她一下．
                                   八
    五天后，我从伦敦周围的几个卫星城转了一圈，回到了金技杖旅馆。服务台的
职员交给我房间的钥匙。只见钥匙的环孔里插着一个折叠的纸条。上面写着：
    方作家：
        两次登门拜访，都吃了闭门羹。这次才知您出游到外
    地去了。您嘱买的书已经买到。请周四上午来我家取。大
    概您后天就要回国了吧！
                                        简梅 12日
    看来只能和她见一面了。
    明天，周四，可以去。
    这几天好累！诺维赤、剑桥、牛津……会见、座谈、报告、访问、应酬、询问
和解答，连嘴巴都累得酸疼！晚上来不及洗澡就倒在床上，好象无知觉地掉进一个
软绵绵、没有边缘的大坑里。一觉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九点了。好在今天下
午游览市容，上午无事。我没有吃早餐，就赶往简梅家取书，不然她就等急了。
    赶到她家，穿过黑黑的走廊，敲敲她的房门，一次一次，直敲到第三次，以为
她等不及我已经出门了，才要留个条子塞在门缝处，却听见里边简梅含糊不清的声
音：
    “谁？噢……等会儿，稍等一会儿，就来。”
    她还没起？去俱乐部打了一通宵的牌？夜生活？我想到前几天在诺维赤市见到
那个令人尊敬的戴眼镜的留学生，心里又涌起用话狠狠讥刺她一下的念头。
    我站在走廊上等了片刻，门响后开了一条缝。露出简梅的身子，她穿一身浅色、
碎花的睡衣，头发蓬松绦乱，她对我点点头说：“请进来，进来。”声音很轻，目
光还带着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朦胧的睡意。
    “对不起，打断了你的美梦！”我已经开始刺激她，“你把书给我，我就走。”
    “不，你进来等等我。我有事要出去，呆一会儿，咱们一起走。进来呀，没关
系！”
    “不，不，我还是在走廊上恭候吧！”
    她笑了：“你怕什么？英国人向来不说别人闲话的。你进屋坐，我去卫生间换
衣服。怎么？马克思不是也反对孔夫子吗？”她已经把门敞开，但她说话声音依然
很小，与她平时的声调不同。
    我有些尴尬地进了她的房间，坐在那张特大的沙发上。屋里拉着半透光的窗帘，
空气中有股一夜未曾流通的噎人的浑浊气息，还混着淡淡的难闻的烟味和酒味，在
依稀的光线里，只见她脸上没有化妆，嘴唇颜色很浅，脸色更显苍白。好象给水泡
过的画：光彩、色泽、亮度，都褪去了。她扭身从床边一张椅子上抱起一堆衣服，
慑手慑脚走进卫生间，仿佛还有什么人在屋里睡觉似的。她又为什么不拉开窗帘、
敞开窗子呢？在晦黯不明中，这个一半生活混在谜里的女人的房间渐渐显现在我面
前：打开盖儿的空酒瓶，杯子，满是烟灰和烟蒂的烟碟；床中间一大团被子，床单
揉乱。忽然我一惊！被子中间竟有一个男人的脑袋！由于面孔朝里，只能看见长长
的黑头发，是个中国人！怪不得她刚才的声音和手脚那么轻。这人是谁？难道那个
抛弃她的丈夫又回心转意了？这时，床上的男人懒懒地一伸胳膊，把盖在身上的被
子推向前，露出赤裸裸、光溜溜的后背，从脖子一直裸到腰下，几乎露出屁股，看
了很不舒眼，我马上把视线移向屋角。
    这时简梅已经梳妆打扮完毕走出来。她还穿那身深红色的衣裙。擦过粉，描过
眉，涂过唇膏，用过香水，又变了一副样子。她走到壁炉台上拿手表时，瞥见床上
这个几乎裸体的男人，她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顺手一拉被子，给这男人盖上。然
后从柜里拿出一包书递给我，又拿了围巾和皮包，轻声对我说：
    “走。”
    我俩出去。
    从这憋闷的房间出来，感到伦敦的潮湿空气分外清爽，沁入肺腑。
    走了一段路，我俩都没说话。我似乎有话难说，她好象无话可说，只字也不提
屋里那个男人。我有些忍不住：
    “你那位先生重返故林了？”
    “哪位？噢，屋里那个？不是，那不是他。”
    我吃惊不小，还有谁？她不是独身吗？未等我问，她就说：
    “是我们老板。”
    “老板？怎么？和你？”
    一瞬间，从我心里爆发出的惊愕、关心和迷惑不解，她显然都感到了。她告诉
我--又象是一种解释：
    “他待我很好。他怕我寂寞，每次去俱乐部都带我去玩。家里那架录相机还是
他搬来给我看的。”
    呵，她家仅仅一件贵重的物品，也是别人的；那老板到底为了她，还是为了占
有她？一个无依无靠的独身女人，究竟为了什么样的生活才不惜任人……我简直不
敢往下想了。我的头皮发胀，心里填满无名火，嘴巴止不住地抖索。
    “他，他有家吗？”我几乎是用审讯的口气说话。
    “大概有吧。如果有也只能是在香港，反正在这儿没有，他一直和我作伴。”
她并没反驳我，回答得挺顺从。
    “会长久作伴吗？”
    “人生没有任何东西是长久的。”
    “他会和你结婚？”
    “我不会和他结婚。”
    我完全不明白了，忙问。
    “为什么？”
    “我对你说过，我必须嫁给一个英国人，才能取得在这里久居的权利。”他也
是从香港来的，连他本人都还没有入英国籍呢！”
    “真实际。他也不想和你结婚？”
    “我们在一起，从来没谈过结婚。”
    “他喜欢你？”我问。
    “可能。”
    “可能之外呢？”我问得相当不客气了。
    “那就是另一种可能，但没什么。说明自些，我需要他。”她说明了一切。
    “需要？为了塞饱肚子，为了赚钱，就不惜--”愤怒使我无法注意说话的措
辞和分寸了。
    她突然扭头，脸色煞白，气冲冲地对着我的脸叫着：
    “请你闭上嘴；我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这里不是中国。你可以惊讶，
可以反对，但你无权干涉。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我不相信别人能够无条件地让
我高兴，因此我活着只能为自己高兴。怎么高兴就怎么做。我跑这么远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躲开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生活的教师爷；再见！”
    说完，她跳上一辆刚刚开来的公共汽车，把我摆在闹市街头，我双手抓着那包
书，看看左右潮水般来来往往的人群，一时不知自己身在哪里。
    我们在异国相逢就这样告别了？
                                   九
    当晚，我接到她的电话。她的声调变得委婉柔和，但不提白天的事。她非要明
晚请我吃饭，为我送行。多年来她一向用那好斗的、任性的、尖刻的口气对我说话，
很少这样温柔，几乎是种恳求。这就使我由于白天的事惹起的烦恼，顿时消减大半。
心软下来，还生出一些同情。这个曾经有着美好希望、纯真而好强的女孩子，如今
背井离乡，身在异地，被压抑在生活底层，无以摆脱，任人摆布。尽管她赚钱多一
些，享乐的方式多一些，但她在我眼里再不是强者，而是一个装扮的、躺倒的、垮
掉的强者，纯粹一个弱者。只不过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麻痹自己内心的苦痛，拿
着强撑起来的面子对人遮掩自己凄凉的窘境罢了。这个生活的大胆的嘲弄者，当她
依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时，反而被生活嘲弄。这到底是生活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
剧？如今她已经溺入深渊，无以自拔，只有随波逐流，摸索着求生的木板，最后摸
到的可能仅仅是一根并不能解救她的草棍……于是，我觉得自己对她过于严厉和刻
薄。既然无法帮助她摆脱这一切--她也许还不想摆脱这一切--那么就多说些宽
慰她的话吧。何况我后天就要回国，故此我决定明晚见到她时，不再说一句刺激性
的话。
    她请我吃一顿地道的英国饭。
    这是一间英国情调十分浓厚的小餐馆。守在唐人街的街口。迎门就是一个五光
十色的小酒吧，各种酒，各色小灯泡，相互辉映；柜台边包着的铜皮都给客人们的
袖口磨薄。墙檐上陈列着各式各样刻字的铜盘、古代的酒桶和帆船。使人感到一种
遥远的时代气息。壁炉里烧着木炭，台上摆着自鸣钟，炉前趴着两只狗，一白一黑。
黑的又丑又大又壮；白的腿长身细，短尾巴，脖子上套着皮项因，象只猎犬。地毯
的经纬已经松散，边缘破烂，图案相当古老，所有桌上都摆着鲜花，餐厅深处放着
一架立式钢琴，涂着白漆，只是没有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琴师在那里轻轻弹奏……
    屋顶垂下几盏结构繁复的鎏金大吊灯，没有点亮；数十益壁灯散着幽幽的柔辉。
人很少，互相躲开，散在四处。一个老人在屋角摆牌，嘴角衔一只烟斗，桌上放一
杯饮料，显得异常清静。大部分英国人都痴迷于这种旧时代的生活情调。是怀旧还
是保守？是时代前进还是生活倒退的结果？
    “我很喜欢这餐馆，它使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画面。”
    说完这话，我马上警觉到：简梅又要故意嘲弄我什么了。但没料到，她没说话，
神情沉郁，不象为一位老朋友送行，而象送别。可能由于她昨天对我泄了底，过后
她后悔了，因此再打不起精神来。我还发现，她今天没穿那套红衣服，而是最初见
面时那一身黑。化妆也很简单，神彩顿减大半。有如失败的斗士，连眸子也黯淡无
光了。
    “我明天一早就走了。飞机票已经买好。”我说。
    她低着头，用小银叉下意识地把盘子里一颗小蘑菇拨得转来转去，说话声十分
低沉：
    “真遗憾，本来我应该陪你看看蜡人馆，伦敦塔，柯南道尔的公寓，卡纹德市
场……这市场专门出售英国手工艺品，你准喜欢。”
    “将来还有机会。”
    “将来？”
    她没有接着说下去。怎么，对于她没有将来么？她突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动作很放纵，却陡然使她兴奋起来。笑容出现在她漂亮的脸上，她的声音也响亮
起来：
    “你再来，我陪你玩追整个英国。”
    整个英国？她恐怕自己还没离开过伦敦呢；这话安慰我，更象安慰她自己。也
许这句话比酒更能陶醉她自己罢了。我苦笑一下，真诚地问她：
    “别生气，简梅。我看得出来，你生活得并不如意。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回去？”
    这句话顿时扫却她满面笑意，沉了半天，她眼睛直视着我说：
    “我回去能干什么？”
    是呵……她已深深陷入一口污井里，在中国人的道德习惯中，她几乎无法生存，
即使想诚实地重新生活起来，也无法排除可能出现的各种困扰。而在这里，她的一
切都是正常的，无人干涉，没有是非可言。她是不可能回去的。她一定后悔过，但
后悔过来早已退了。
    我动了感情：
    “简梅，我马上要走了。你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你前面到处是关口，没人保
护你，替你出主意，遇事也没人商量，这就全靠你自己了……好在你这个人身上脆
弱的东西不多。但当人与人的关系充满利害而互相盘剥，生活必然严酷无情。我说
什么呢？本来，我满肚子都是动感情的话，但感情对你现在来说，的确很多余。它
会软化你的心，而你的心非硬起来不可。学会冷静和判断吧；我现在收回这些天来
对你说的那些刻薄的玩笑话，化成一句有用的话送给你：找一条坦白而有意义的路
吧！尽管在这里走起来很难。你完全能够这样做。因为你好强，你懂得生活的意义
和生存的价值，更因为我曾经是你生活道路上的见证人。我还记得……”
    说到这里，我就再说不下去了。伸手去拿酒，手是颤的，一端起杯子就把酒摇
晃出来，湿了桌布。
    这时，只见她的头又一次猛烈地一甩，好象要甩掉里边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过
去的还是现在的。对她这个非正常的、病态的神经质动作，真使我有点害怕。看来
这是她曾经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之后留下的毛病。此时，她又快活起来。朝我笑了，
请我饮酒，给我夹菜，尽量扯闲话，说话却东一句，西一句，前言不搭后语。好一
顿沉闷、压抑、缭乱、心不在焉的晚餐呀；这天吃的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只记
得她整整一顿饭，总用叉子去拨弄那小蘑菇，最终还是没有叉起来，孤零零留在盘
中。
    侍者用一只花边小碟子送来账单。46磅40便士。
    她拿出一张五十磅钞票放在碟中。
    侍者又用那只碟子送来找回的钱，她一挥手，表示是小费。侍者道谢含笑而去，
这显然是一笔相当肥厚的小费。她这一挥手，动作很有气派，好象家财万贯，她是
不是又装给我看的？
    我们走出来，一阵湿漉漉、凉爽而特殊的气息扑在脸上。眼前一片迷茫、浓重、
乳白色的空气在流动。遮掩一切景物，只有牛津街千奇百怪、耀眼的霓虹灯远远近
近地闪亮。
    “下大雾了；真难得。这个有名的雾都如今很难得下一次雾，雾也快成了古董
了。”她说。
    “这说明我很幸运”我用愉快的口气说。我想在临别时制造出一点轻松的气氛
来。
    她的反应却是淡漠的，她说：“咱们该分手了，我得回餐馆去，今晚老板不在……”
她提到老板时，好象舌尖被什么蛰了一下，本能似地戛然而止。然后说，“我只求
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回国后，关于我的情况，别对我家说。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
    这一句话等于告诉我一切。我的心好象加重了，往下沉，心里苦的、辣的、酸
的、涩的都有，只是没有甜的。
    我点点头。
    “好了，再见！”她说。
    这是难得的一别，比相见似乎更难。怎么向她表示？我正在想。她却已经转过
身子，径自去了，头也没回一下，就象英国人分手那样；她已经连习惯和人情都异
国化了……在大雾里，她那通身乌黑的身影飘然而去，好象也化成一片没有形体的
雾气，触化在这模糊又浓重的空气里。人走了，只剩下霓虹灯花花绿绿地朝我挤眉
弄眼。
                                   十
    将要登上归程，反而思乡心切，恨不得一下子跳上飞机，但又觉得一双腿是沉
重的，迈不动，总象这里还留下什么悬而未决的事。当珍妮小姐对我说：“方先生，
欢迎您再来。”我却忽然把手提包儿放在珍妮小姐的怀里，说了声“对不起”就跑
进公用电话的小屋，把十便士硬币塞进一个小孔，拨了简梅所在餐馆“钻石酒楼”
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请他替我赶紧找简梅说话，可是我还不知道自己要
对她说什么呢；接电话的男人告诉我一个万分意外的消息：
    “她遇到车祸，在医院。”
    “什么？什么时候？”我大叫。
    “今早。”
    “她怎么样？请你告诉我。我是她的朋友，从国内来的，马上就要回国。”我
说。我感到两条腿发软。
    “请等一等，我去请老板和你说话。”
    跟着，一个声音沉重的男人用广东腔对我说：
    “你是她什么人？”
    “朋友。我说--”
    “你就是前天早晨去她家找她的那位吗？”他问。
    “是的。”我说。心想你就是那几乎裸体的男人！我对以任何方式占有女性的
人，一向都抱以难以忍禁的反感。说话也挺冲，“我是向你问简梅的情况，不是请
你问我的情况。简梅现在怎么样？”
    “噢，你放心好了……”他口气放得乎和一些，不象刚接电话时那么盛气凌人，
“她不过给车挂一下，伤并不重。”
    “你去医院看过她？”
    “还没有……我也是刚听说的。我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没有骨折，很快就能
出院。我一会儿去看她。也会把您的问候带给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对付我的口气说话，使我怀疑他隐瞒真情，有欺骗成份。我
手握着话筒不知该问什么，他的声音却在话高里响了：“我很忙，对不起，我放下
电话了。”不等我再说什么就“啪”地撂下话筒。
    “喂，喂！”我叫。已经断线。我再拨就拨不通了。
    这时珍妮小姐隔着电话室的玻璃门，向我示意，登机的时候到了，要我马上去。
我走出电话室时，脑子极其混乱，大概也表现在脸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蓝眼珠对
我诧异地打转：
    “你怎么了，方先生？”
    我摇摇头，没说话，从珍妮小姐手里接过包儿来，一起向检票口疾步走去。珍
妮小姐也不再问我什么。幸好英国人不爱打听别人的私事，这就使我不会因此而多
费口舌。人经常有些事是不想对旁人说的。我就这样带着不安、焦躁、一筹莫展的
心情默默踏上归途。
    简梅到底怎么样？恐怕我永远不会知道实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车祸我还怀疑呢！
    机头朝东。我回国了！
    回国的人心里都有种幸福感。出国的人当然也有种幸福感。这两种感觉的不同，
就象水手们出航和返航。
    飞机载我渐渐与家乡里的至爱亲朋们一点点接近。
    但此刻我这种幸福感被烦乱的情绪搅得一塌胡涂。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机舱
的大灯都闭了，许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着，打开头顶上的小灯，从手提包里
掏出笔和纸，给简梅写信，我要把这封信写好，一到北京机场就寄给她。这样可以
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灯细长的光束里，我刚刚写了“简梅”两个字，便发现手里的笔是简梅送
给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钢笔。不知为什么，我眼前忽然出现在简梅床上那个
头发又长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终就没见过这男人的脸；我立即想到这支笔决
不是抛弃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这老板的！于是这支笔拿在手中就有种别扭的、龌
龊的、不祥的感觉。我真想把这笔从飞机上扔下去，可惜飞机上没有可以抛出东西
的地方。只好把笔帽套上，塞进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笔，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
来了。
    我默默坐了许久。舷窗渐亮，向下望去，目光穿过轻纱一般的飘飞的烟云，飞
机早已飞过繁华又拥挤的欧洲大陆，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横飞；机影在下
边平荡荡的金色的沙海上掠过；很快就要飞入亚洲了。
    仿佛没有任何原因，我的心头猛然响起莱蒙托夫的两句名诗：
    你期待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你抛下什么，在你自己的故乡？
    我感到两颊有些发痒，手一抹，是泪水，咦？我怎么流泪了？
                                  尾声
    多么熟悉、多么舒适，多么惬意；连阳光、树影、人声、街头巷尾、空气和风、
乃至尘埃，这一切仿佛都属于我自己的。回到家了？是回到家了！世界上只有自己
的家才是最舒服的。
    北京，东交民巷，那扇黑绿色的小门。我提着简梅交给我的那个小白皮箱，站
在这门前，心里顿时生出无限感慨，我已经无数次站在这小门前，但这一次与以前
每一次都不一样。进了门，搂下响着悦耳的音乐，简松迎出来，他对我露出那甜甜
的、讨人喜欢的笑。但如今我已分明感觉到，这笑只是他面部的变化，与他的内心
毫无关系。我便不自觉地对他无内容的笑一笑。他把我迎进他的房间，如今这楼下
一层都属于简松的了。他已经结婚，爱人和爸爸简山川都去上班，他依旧没工作，
一人在家。看到他室内的家具陈设，就知道，他的生活会使不少年轻朋友艳羡不已。
他把录音机关上，对我客气但不很热情，待我说明来意，他才想起给我沏茶。我与
他谈话时，他却心不在焉，目光不住地在那小白皮箱上扫来扫去。
    “我见到你姐姐好几次。”
    “是吗？真逗；她还好吧……”
    本来，我有一种心情，想对他透露某些简梅的境况，甚至打算告诉他简梅遇到
车祸的事。当我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他姐姐身上，而在那个没有打开而装满洋货的
小皮箱时，我就感到一阵悲哀。好象一个冰冷的浪头打在我的心上。这漂漂亮亮的
小白皮箱里，装着多少艰辛、苦涩、令人难过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世
界上有些事只应存在关切它的人的心中，何必换取廉价的同情。于是我一刻不想多
坐，站起身和简松握过手，告辞走出来，我走在这秋光照亮、落叶满地的寂静的小
街上时，心想此刻简松大概已经把那小白皮箱翻得底儿朝天了。
    一片又一片大杨树叶子从半空中，忽悠悠打着旋儿，擦着我的肩膀落在地上。
引得我的视线也落在这满地落叶上。这些叶子，有的已然黄褐枯干，有的依旧崭新
碧绿，完全可以在大树上存留，充足地鼓足和胀尽它们的生命，在阳光里闪烁，在
风里喧哗，在高高的空间伸张开它美丽的形体。它们不应当过早地脱落，飘然不定，
任路人踏碎。这时，我有一种渴望，想使自己化为一股神奇的风，把这地上的落叶
全都吹到树上去
                                            1982．8．12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