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集
                              崇拜的代价
                                          冯骥才

                                        1967年  女  21岁
                                        B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年  男  25岁
                                        B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
    连10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苦——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
    的——竞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
    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一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
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
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
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
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
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二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20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
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12月26日是毛泽东生日。23日晚我同宿舍九
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
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
喳，兴奋得眼睛直冒光，直议论到12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
火全捧出来。一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
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闹大，幸
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
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的信。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
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
不大嘛！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
无比幸福的感觉啊！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
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
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三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
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一个学
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
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给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
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
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饿，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的吃的东西
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
大哥哥。我那时模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
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
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
排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19元6角……他的家史叫我
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
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
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啊！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
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
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
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
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
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
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
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
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四
    我在1966年5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6月份文化大革
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
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趴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
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
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
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
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
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
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
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
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
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
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五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
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
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
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
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
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
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
“吮”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
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
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
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
恨他！一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
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
这边背过身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
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
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己回到宿
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
席著作里写这些混账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
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
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
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
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
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六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
的崇拜。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
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
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断走出他宿舍的原
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
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
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
天，我天天都去。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
表现出的执著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
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
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
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
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
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
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
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
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
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冈山红卫兵”的介绍
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
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
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和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
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
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上认出我，因为
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
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
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40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
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一幕。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
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
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啊！她五
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
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
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
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见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围着我看呀，笑呀，问话
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
讲了他小时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
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
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
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
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1967年12月1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
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
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
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
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
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
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
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
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
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
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
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
烈烈的叫喊一声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
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叫来，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
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
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
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诉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
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
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
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
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
疯了担责任，绕着弯于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
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
界限，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
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
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
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
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后事，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
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
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清醒，非凡地明
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
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
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
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具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
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
给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
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子然一身，去往一无
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
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
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
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
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
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
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
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
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
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
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
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
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
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
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
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
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
的老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
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
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啊。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
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
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
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
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人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
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
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
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
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
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
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
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
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
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
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最无妨碍的去处，
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
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
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
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的。
    我清清爽爽地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溜的甲板
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
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间就消失在湿
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
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
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
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
果子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
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
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穷最苦的一个地方——Ｏ
县当教师。
    Ｏ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
户晓。走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
“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了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
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了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
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甜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
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轱辘
轧过草地的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
的路程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
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
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
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
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
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
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
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
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既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
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
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
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
—生活啊，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
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
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
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
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为难，便说，“你去胡
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20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
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
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人骨子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
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
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画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
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
全县600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
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
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
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
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
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
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
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
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
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
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
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半个月后在王校长
操纵下，矛头明显转向我，气氛紧张得叫我天天犯心跳。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
毛主席著作，我坐在炕上，王校长突然对我喊一嗓子：“站起来！”
    我立刻在炕上站起来。
    王校长说：“你敢站得这么高，好大胆，比墙上的毛主席还高！”
    我从炕上跳下来，顶他一句：“是你叫我站起来的！”二一
    王校长一脚把我踢到门口。不知为什么，我马上想窜出门跑去找那政委，好像
那政委是我的保护人。王校长一把抓住我说，“你想跑？”这就要大开杀戒了。
    我不知打哪儿来的勇气，说：“咱们的最高领导不是武装部政委吗？好，你去
问他，他叫我说，我就说！”没想到这一来，他怔住了。他们不摸底，其实我更不
摸底，谁知政委会不会保我。我只和他见过一面，他不过流露过一点同情，说几句
模棱两可的话。那时代同情是种多么软弱和不可靠的东西啊。我的命运全押在政委
手里了。
    他们到县武装部去问。我更没想到政委对他们说：“她的材料没来，能搞出什
么事。”居然把我保住了。后来学习班里一些没问题的大学生被派下去劳动，政委
也叫我去，这便使我意外地从一个滚滚而来的巨轮下逃脱出来。我当时对这位好心
政委抱着无限感恩之情，把他当做天下第一好人，哪里知道他另有目的呢。
                                  十六
    我回到丁家窑公社后，天天奔走于荒山野岭中各个村子间，去动员学生来上学。
一个小小女子在旷野独行，既怕人又怕见不到人，见到人怕是坏人，见不到人怕迷
路。有一次我竟糊里糊涂从山西一直走到内蒙，被内蒙那边人当做特务困了一天。
冬天大雪盖地，野兽出来寻找食物，常常能在雪地上看见狼或豹子的脚印。我就不
停地大声唱歌为自己壮胆，有时唱着唱着哭了，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干……可是，
也许被我的诚心和辛苦所感动，居然动员到28个孩子来上学。他们都住校，立时把
我生活的孤单冷落全驱赶走了。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上课摇铃也是我。天天早
上四五点钟我召唤他们起床。大山中间的早晨空气清冽，第一件事是带着他们站空
场上，高举小红书，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对毛主席请示。这感觉也挺神圣的。崇拜？
我说不清了。反正我需要一种精神支持自己，鼓舞自己，把自己装满，否则你怎么
活？这段时间我还算快活，眼瞧着这些穷孩子学习成绩突飞猛进我高兴，有时批作
业，备课，搞到更深夜半，惹得黄鼠狼下来了“嚓嚓”撕窗纸，吓得我打哆嗦。孩
子们教给我说，只要听到窗纸响，吹灭油灯，黄鼠狼便会走开。我和孩子们处得感
情融洽，他们见我吃得很苦，一起到野地里挖甜草根时，就拾些野鸟蛋塞进我口袋
里。一次我伸手掏手绢，手指碰到一个粘糊糊、肉乎乎的东西，我惊得大喊大叫。
原来一个鸟蛋在我口袋里孵化了，小肉鸟破壳而出，孩子们全咧开嘴笑了……他们
给我多大的安慰和欣悦啊。
    五月端午节，28个学生每人从家里端来一碗用土豆、豆腐和羊肉蒸的黄糕送给
我吃。这时又搞起“急整顿”运动，王校长带领各村小学教师来我这里开会，看见
这些黄糕，王校长当面点我说：“现在没有直接的反革命，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笼络学生，搞成他的接班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活动！”
    我没别的出路了，就提出下到村里去教小学，王校长马上同意，并通知我要去
的那村的贫下中农革委会警惕我的一举一动。
    我再没劲儿了。我发现，一个人，打起精神也是活着，心灰意懒也是活着。一
次我从一面小镜子里看见自己满面灰尘，马上洗过，再看，依旧灰蒙蒙，无光，眼
睛竟然也没光泽。可是我这时才24岁呀！
                                  十七
    突然一天，喜从天降，县里下调令，调我到县中学教化学。但到了县中学不久，
武装部政治科一位干部对我说，调我来县中学是政委的决定，然后吞吞吐吐半天才
说，政委有个内弟在大同煤矿当工人，一条腿有残，光棍儿，希望我能嫁给他。一
下子我才醒悟，在清队时受到这位政委特殊保护的真正原因。我感到我命运中的一
切幸运，都是以双倍的牺牲为代价的。刚刚为自己逃脱开王校长的控制而庆幸，转
眼却落入政委更有力的手掌之中，绝难逃脱。清队时那次不过把我从笼子里放出来，
这边却早下一道网了。幸亏县中学校长是山西大学六五届学生，为人正直，经历也
有一段坎坷，很同情我，便仗义牵线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县的小学教师——也是由外
地分配来的大学生。经过许许多多曲折，我嫁给这位大学生并因此调出Ｏ县，去往
K县，虽然彻底得罪了那个政委，却从此也了结了我这长达十年、不堪回首的苦难。
                                  十八
    我这男人老实厚道，待我很好。但我对于前夫的那种感情却很难再现。那不仅
是初恋的纯情，更是一种崇拜才有的圣洁，以及全部生命的投入。一个人只能有一
次这样的崇拜，一旦破碎，永难复生。特别是文革结束后，我前夫被落实政策开追
悼会的消息传到南通，不到十天，他母亲便死去。我对人生才算真正地大彻大悟，
此生此世不再可能崇拜谁了，因为我经过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我能在这两种
毁灭中活下来，是我平生最大的幸运，当然也是最大的不幸！
    被崇拜者搞垮崇拜者，是一种心灵屠杀！
附
                               放纵与歪曲
    新闻报道和纪实文学都离不开真人真事，都必须忠于客现事实，都需要使用采
访的方式，但采访后，一是报道出去，一是记栽下来。前者不是文学，绝对是不允
许虚构；后者属于文学，允许虚构。纪实文学来源于真人真事，它是靠事实写作的，
小说是靠想象写作的；小说可以任意虚构，百分之百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虚构，但纪
实文学只能是‘有限的虚构”。它有故事，有人物，像小说，但不是小说，“纪实
小说”这概念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所说的“有限的虚构”，是指在不改变真人真事
原型和精神的条件下，为了充实、深化、强化事件与人物，可以虚构，包括虚构的
场景、非主要情节和配角人物，增添必要的细节等等。
    虚构是纯主现的行为。因此——
    小说任其王观；
    新闻禁绝主观；
    纪实文学不能放纵主观而歪曲客观。
    我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不同于一般纪实文学。由于我把事物原始状态的真实
看得至高无上，因此在写作中必须将这“有限的虚构”缩到最小。我连配角人物、
环境、场景和非主要情节也不去虚构。我把全部力量用在被采访者的身上。我尽量
让他们多讲，从中选择最有表现力、最生动、最独特的情节和细节。比如《说不清
楚》中那个俄死的犯人贴在自己肚子上的菜单，再比如《苦难意识流》中用吃苍蝇
的办法自杀，都是被采访者真实的经历。我用文学家的眼光来挑选细节，而不是以
作家的想象去虚构事件。我相信有时生活本身的震撼力无比强大，特别是在这种大
灾难的年代。我把采访过程当做一种文学构思。比如我采访《没有情节的人》的主
人公，他说他文革中苦苦把自己变成一个“消失”的人，才平安地活下来。我问他
用什么办法使自己消失，他说他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子，没有朋友，
没有性格，没有脾气，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些细节还不够精彩，便拼命追问，他终
于说出一个细节，说他那时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睛——因为只有你看别人的眼睛，
别人才会把你记住。这个细节连巴尔扎克和福克纳也没有想到过。我便是这样，用
真实的材料塑造真实的人物，用被采访者口述的细节去充实他那个形象；就像修复
古物，所用的材料必须是那个时代原有的。这样就保持了故事的原生态，同时也具
备了文学性。
    其次，我十分注重对每一个故事内涵的开掘。在采访中，我特别注意这个故事
深层的独特性在哪里。比如在《走出疯狂》的采访中，被采访人的第一句话是“我
是一个逍遥派！”我马上就抓住这个故事的独特性——一个逍遥派的典型。这是文
革中相当广泛的一类人，他们对文革抱着独特的态度。尽管被采访者更有兴趣谈他
做红卫兵时几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但我着为诱使他讲出由狂热的革命派走向冷
漠逍遥派的内心轨迹，探究人本的根由。我把采访过程当做文学化的过程。
    依我来看，纪实文学就是把真人真事文学化。纪是采访和写作，实是真人真事，
文学就是文学化。我给自己在本书的写作中提出一个严格的要求，即尽量从被采访
者口中调动材料，用以再造故事本身。因此，我才坚信这部作品所记录的历史的真
实与心灵的真实。故事来源于严酷的真实，我则要做到真实得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