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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检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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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自己，坚守社会良知的人们 面对诗人郭小川的检讨书，——一个曾经给过我们 无尽激情与梦想的战士诗人郭小川的另类文字，你会感受到重压下良知的沉重呻吟， 混沌中真诚的无力挣扎，和思想暴力下人格被摧折时的嘎嘎作响，此时，你是否会 认为，我们的民族大需要作一次文化大检讨了？！ １９１９年郭小川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１９３６年开始发表诗作 １９３７年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１９３９年任王震将军机要秘书 １９４９年任《天津日报》编委 １９５３年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１９５５年参加整理胡风案反党材料 １９５６年调任中国作协秘书长 １９５７年为作协反右派组织者之一 １９５８年筹备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 １９５９年成为作协重点批判对象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初，作协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１０月２０至１１月初，郭 小川一口气写了大小十篇反右倾文章。１１月，郭小川本人被批判。１１月２５日 在对他的第一次批判会上，他宣读了第一份检讨书；１２月递交了第二次“ 补充 检查”…… 多少年来，我都被当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赞扬，只是到了作家协会，总是受 到指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过去，我一直不敢正视我这种阴暗心情，总以为开 朗，有话就说，说完就算了，别的同志批评我，不记恨在心里，现在看来，这是一 种掩耳盗铃的态度。这些正确的批评，不仅是我更强烈地要求离开作协的一个原因， 而是应该看做引起我对党不满的开始。 我的这种对党不满，到了１９５６秋天，又集中地表现在《山中》这首诗上。 ８月间，默涵、光年、白羽和我住在西山，当时是党交给我们考虑文艺工作的任务 的。我住在那里，也想不出主意，情绪极端不安，我觉得，我不是搞理论的，让我 搞这些事简直是浪费时间。有一个晚上，我就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好几个 “我要 下去啦”，以后到１０月间写成了《山中》一诗。这首诗的寓意，完全表现了对党 所交给我的政治任务的抵触情绪。我心想，我已经到作协一年了，再不让我离开， 我简直不能忍耐了。这种阴暗的心情，在诗中发泄尽致。我在诗里说：“这儿不是 战士长住久居的地方”，“在这儿呆久了，我不免忧伤”。“这儿 ”是哪儿呢？ 当然是北京的机关，从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满情绪到了怎样的程度。王亚凡同志说： 我在《雾中》一诗的注上和《月下集》序言中“向群众诉苦” ，“向党伸手”， 实际上这首诗已经是“诉苦”和“伸手”了。 《一个和八个》，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次反党的罪恶，无疑是隐藏在 我思想深处的阴暗思想的总暴露，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暴露，是当时修正主 义思潮对我的影响的总暴露。第一，我对肃反是有阴暗心理的，在延安抢救运动时， 我因为幼稚、糊涂，自己抓来一顶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无怨言的，而且不愿 暴露，可是，当有人和我谈起这些事，我也觉得，当时虽是我糊涂，但也是环境造 成的，别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因此，我们几个同志（蔡天心、陈振球等）后来谈起， 总认为当时领导我们的阎达开同志（现在河北省委）要负责任。实际上是对党的一 种不满情绪。此外，当别的同志和我谈起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为了被审查而发牢 骚时，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劝他们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种态度和劝说的前提，实际上是延安审干搞错了。因此，在今年听到少奇同志庐 山讲话录音，说到：“延安审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错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确的。” （大意）我当时觉得非常正确也非常新鲜，可见我以前在思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在理论上，在口头上，我当然是拥护肃反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在感情上，还是延 安的老观念，以为搞错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却不去想这些人是什么人， 什么阶级，什么具体情况，而一古脑儿把戴帽子的错误全算到党的账上。这种阴暗 的思想，在这首诗里直接地起了作用。这首诗，就是为那些被肃过的人作辩护。第 二，我的自我扩张到了严重的地步。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 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战争时期好一点，解放以来，由于一帆风顺，便过高地估计自 己，不能听取批评，不能作党的驯服工具，到了１９５６年写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 喝彩之后，便更加骄傲自满起来。如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反党分子王 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写照。这个人可以敌我不分，向敌人诉苦， 对于党的审查，暴跳如雷，把个人看成“超人”，强调自己的所谓“人格力量”和 “主观战斗精神”。从这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个人主义与各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的 联系。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便自动地投到尼采哲学、胡风思想和甘地哲学的门下。 第三，这时期，我对党已经有了更多的不满，我要离开作家协会，拒绝党所交付的 政治任务，党不允许，我是不满的，才会歌颂像王金这样的反党“英雄”，才把党 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恶毒的讽刺。第四，人性论的观点在这首诗 中达到极点…… 给刘白羽信。６月间，给白羽同志那封信，标志着我的个人主义的爆发，公然 与党对抗。这个问题，同志们批判得很深刻，我不多说了。我只想指出：这是我的 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爆发是不可能的。那些天，我的思想非常坏，我 甚至想即使受点处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同时，那时我还有一种 阴暗的想法，觉得党不那么重视我了，连荃麟同志都不像从前那样信任我；但我是 一个好党员，对党忠心耿耿，不但在创作上有“才能”，而且在组织工作上也有 “才能”。《伯乐与千里马》就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思想情绪下写成的。在同一思 想支配下，我还在《月下集》序言和《雾中》的小注中发泄了这种情绪。这的确都 是“向群众诉党的苦”，这已经发展得不像个党员了。 实际上，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逻辑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 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创作，更谈不上才能。现在看来， 我只能抒一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情，根本不会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 的确是乱七八糟的，前些时看了，实在不忍卒读。大家为了鼓励我举出的《向困难 进军》，就是自我扩张最严重的一篇，而且这些东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众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学上，我注目的是当个大作家；一是从党务工作上发展， 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职位。前几年，还有个从研究工作上发展，注目的是当理论家， 这几年不想了，因为觉得这方面不行。这的确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发展下去， 的确是万分危险的。 据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 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这份名为“第二次 补充检查”中我们发现了，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这份检查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 不如说是他抄袭了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他把批判者抛出的种种帽子统统 拿来，扣在了自己的头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１９６２年郭小川调人民日报社任记者 １９６６年被批判斗争、靠边站 １９６８年被揪回作协批判、蹲牛棚 １９７０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１９７３年被江青诬为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４年因林彪案被隔离审查 １９７５年致胡乔木“万言书” １９７６年因吸烟失火窒息身亡 生前出版诗集１０部 摘自《检讨书—— 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