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文集 福楼拜如此说 出错，是每个作家所不能免的。 一般作家出，自是不在话下，大作家出错的可能性要少些。但不等于绝对不会 出。于是，被人挑错，也是许多作家总会碰上的事情。 挑错，是件好事，清·俞樾《春在堂随笔》里，有一句，说的是真话：“著书 之家，千虑一失，往往有之。”何况，能做到下笔千虑者，又有几许，说不定连百 虑还不足呢！于是，疏漏错讹，硬伤笑话，文法不通，一知半解，就成为小报上的 嘲笑话题。有一句民间谚语，“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天天在弄刀弄枪的武 士，难保不失手。 因此，有比自己更明白的人，给指点出来，便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好事了。 当然，每到此时，就会产生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被当场逮住的小偷的那一种 尴尬，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这是肯定的，但无心的过错， 和一定要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窃取财物者，究竟不同。我以为，挑错者也好，旁观 者也好，似乎用不着悻悻然，用不着幸灾乐祸，更用不着大张挞伐。一个写了一百 万字，或数百万字的作家，要比写了十万字，或数十万字的作家，出错的机率要大 十倍，在逻辑上是可以这样推断的。倘若是一个根本不写什么作品，或压根儿就写 不出什么作品的作家，他出错的机率等于零，从理论上讲，也是应该如此的。如果 因为写得少而错少，就一定比写得多而错多，要高明，那就有欠公平了。 我就有幸领教过，那些自以为东方不败，拥有永远的说嘴权利，而哇啦哇啦， 口吐白沫的先生们。 善意的挑错，自是应该虚心接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里举过一则例子 ：“郑谷在袁州，齐已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日：“数枝，未早也。不若一枝。‘齐已不 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但也有如鲁迅先生在《从“别字”说开去 》的文章中指出的那种并不十分善意的挑错者。 他说：“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像得了 什么宝贝一样。” 当然，对被挑错的人而言，善意也罢，非善意也罢，知错改错，然后再不犯同 类错误是第一位的。不过，像晋末那位野心家桓玄，着意追求“飘飘然”的“优越 之感”，就令人不敢恭维了。史书称他： “玄性苛细，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片辞之谬，必加纠摘，以示聪明。”大 概这类挑别人小毛病而自炫，还要大做文章的人，我想是不会绝种的。 后来，人们渐渐地变得圆通起来，作家也不例外，碰上这类事情，除少数按捺 不住，急赤白赖地跳起来，气急败坏地要讨个说法，或形之于文，或诉之于法，必 定要较量出个长长短短者；或从商业角度出发，为了几文版税，高企印数，故意伸 出脑袋，作小丑状，招骂讨骂，骂得越多，书卖得越好，荷包也跟着越鼓者外。我 发现，如今的大多数作家，通常持低调的态度：挑对了的，脸红一下，尴尬一阵， 以后尽心就是；挑得不对的，眉头一皱，脑袋一晃，基本不作回应；挑得还有可商 榷之处的，撇嘴一笑，付之一嗤，也就不当一回事地拉倒作罢。挑错者碰上这类作 家，无论是存心出其洋相者，还是好心帮助其改正错误者，都会落一个乘兴而来， 扫兴而去的结果。 这样倒也清净，省得小报记者忙得脚打后脑勺。 其实，作家的出错，也不能一概而论。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载：“苏子瞻 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 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盂子》。然中引‘皋陶 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 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 想当然耳，何必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对这有意的错，
宋·赵令田寺《侯鲭录》里也讲到了：“东坡先生召试‘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