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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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我国的城乡差别是很大的，可以说两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城市代表着权力、金钱、美女、高楼、汽车和一切繁华与享乐。而一提农村呢，就意味着偏僻、贫穷、落后、饥饿和被压制与被剥夺。一个农村青年，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有出头之日，或出人头地，只有脱离农村，到城里去打拼，去发展。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可长期以来，城市壁垒相当森严，农村人想进入城市非常困难，谁胆敢贸然进城，轻则会被赶出去，重则会受到制裁。早在明朝，朱元璋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的耕作活动 “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哪怕是行医和算卦的人，也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本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之所以反过来对农民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把农民变成生产机器和生殖机器，防止农民进城动摇他的江山。我原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2005年夏天我到挪威的历史博物馆参观，知道他们那里以前城乡的界限也是很分明，城市是城里人的，农村人被看成下等人，想在城里住一夜都不行。如果农民进城卖炭或卖菜，早上进城，晚上必须返回农村去，不返回去就把你抓起来坐牢。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我们国家不但不许农民进城，还把本来属于城市户口的大批知识青年和市民送到农村去，美其名曰让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斗胆下一个判断，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进城和反进城的历史。除了安徽凤阳县的朱元璋，江苏沛县的刘邦，还有陕西的李自成等，几乎都是这种历史的颠覆者和创造者。远的不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也未能超出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夺取了城市之后怎么样呢，除了少数人成为城市乃至国家的主宰，城市的大门随即就对广大农民关上了，关得铁桶一般。农民可以饿着肚皮为城市提供粮食，可以穿着赤皮露肉的衣服为城市提供棉花，可农民想进城就免了。许多年前，我亲眼所见，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被五花大绑从城里遣送到我们公社。那天被押解到公社的还不止我们村的一个青年，还有其他村的好几个青年。在公社的院子里，他们身上的绳索仍没有解开，双手被绳子高高背剪着，在地上蹲成一片。那天我到公社办事，看见了我们村那个大我两岁的青年。那个青年也看见了我，不等我跟他招呼，他就把脸扭向一边。可以想见，那个青年心里是何等悲哀。 幸好，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城市壁垒被打破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挣钱，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一个重大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这个转变使广大农民千年的梦想得到实现的机会，巨大的能量被空前释放出来。不用号召，不用动员，不用搞什么运动，农民自觉地就投身到滚滚的进城潮流之中，流到城里去了。这个突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深远意义。 在这种潮流和新生活面前，我们文学工作者应当有所作为，应当从历史、现实、生存状态、生命关怀和灵魂关怀等多个角度，对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形式进行分析，取舍，想象，概括，反映和描绘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我们拿起笔来，往往有些迟疑，觉得脑子里的信息纷繁得很，像是一时理不清头绪，又像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似的。想来想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得贴着人物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也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只有贴着人物的血肉、感情和心灵，把人物写活了，我们的小说就立起来了，作为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所关照的宽度、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有了。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活动起来?比如一辆汽车，如果里边的发动机不点火，不运转。单靠入的推动是不行的，推起来会很沉，也走不远。而人的内心世界要比机械化的汽车复杂得多，也微妙得多。人的一切行为主要靠心理支配，以思维逻辑为主要动力。形成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因年龄、经历、知识结构、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以及民俗文化基因等的不同，才养成了人物行为的千差万别。同样一件事，张三这样对待，李四可能那样对待。如果硬把张三的帽子戴到李四头上，就会让人觉得别扭，影响艺术效果。只有进入人物的内部，从内部推动人物旋转，人物的所作所为才会合情合理，妥帖自然。所谓进入人物内部，其实就是首先进入我们作者自己内部，就是通常说的找到自己，解剖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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