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望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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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初中三年的学制，我应该一九六七年暑期毕业。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都到了，学校仍没有宣布让我们毕业离校。上面说的是复课闹革命，我们学校没有好好复课，同学们闹革命的兴趣也不大了，闹不动了。校园的柳树照常发芽，桃花照样开放，方向都很对头。而我们像是一时失去了方向，显得有些盲目，无所事事。有的同学回生产队干活去了，协助家长 挣工分。还有一位杨姓男同学，竟然结了婚。那时我们不过十六七岁，大多数同学还没来得及把结婚的事和自己联系起来，觉得结婚对我们来说还相当遥远。那个同学一结婚，我们都感到突然，还有些莫名的兴奋。等那位做了新郎的同学回到学校，在就寝之后的男生宿舍，我们一致要求他讲一讲结婚的体会，特别是新婚之夜，他和新娘是怎样接近的？怎样行动的？怎样度过的？宿舍外面都是春天的空气，空气里有土地泛潮的呼吸，有鲜花的芬芳。我们在床上的被窝里满怀渴望，躁动得厉害。我们甚至准备好了激动和欢呼，身上的某个重点部位也开始蠢蠢欲动。不料杨姓同学保守得很，他吭哧了半天，说结婚就是那么回事，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就知道了。同学们不满足，一再恳求他讲具体点。有的同学提出了具体的问题，比如他在新婚之夜和新娘干那事没有。那事是重大的，实质性的，我们心跳得厉害，都希望听到他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回答得一点也不具体，连一个像样的细节都没有，还是说就那么回事。什么事情就怕太笼统，就怕没有细节，一没有细节，想象算是无处抓挠，无处发力。在那个春夜，我们对杨姓同学的守口如瓶深感失望。 我一天到晚呆在学校里，做得跟正常上课一样。星期六下午，我按时回家去了。星期天下午，我背上母亲给我准备好的红薯和红薯片子磨成的面，准时返回学校。母亲一般不问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她一直相信我是一个好学生。按照我们家的分工，母亲和我的大姐二姐在队里干活，挣工分。我吃的，穿的，还有每个学期的学费，都由她们负担。她们或许知道我们学校的情况，知道学校处于停课半停课状态，但下一步往哪里发展，她们也看不清，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她们不指望我过早地回家参加劳动，对我的学业还抱有希望。在此之前，我妹妹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让我妹妹上学。我妹妹很聪慧，她要是上学的话，学习成绩肯定会很好。可是我妹妹从未踩过学校的门口，一天学都没上过。妹妹出嫁后，有一次回家问我母亲，她小时候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母亲把这个话告给我，我一下子觉得十分伤感。我觉得这不是母亲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母亲一心供我上学，就没能力供妹妹上学了。实际上是我剥夺了妹妹上学的权利，或者说是妹妹为我作出了牺牲。牺牲的结果，我妹妹一辈子都是一个睁眼瞎啊！ 这些想法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对妹妹是否上学一点都不关心。星期天回家，我见妹妹挎上篮子去割草，去拾柴，牵上羊去野地里放羊，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不过母亲和两个姐姐对我的希望，我是知道的。她们希望我一直把学上下去，上出个名堂来。我要是呆在家里，她们会理解成我不热爱学习了，怀疑我在旷课，那样我会很不自在。我整天在学校里混着，对她们，对我自己，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交代，可以自欺，也可以欺人。那时候，我觉得天长得很，时间多得很。太阳走得有多慢，天就有多长。宿舍门前疯长的野草有多少，压给我们的时间比野草还多。每天太阳一出来，我就有些发愁，不知道这一天该怎样度过。我打发时间的办法多是躺在宿舍里睡觉，睡得眼泡肿着，浑身瘫软。我当时就有体会，人不是想死就能死的，不是想睡着就能睡着。人对睡眠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仿佛生命长短有定数，人一生该睡多少觉，好像也是生前定好了的，想多睡少睡都不行。我午前睡了觉，午后本该是午睡的时间，我却睡不着了。眼睛闭得再紧，脑子里的眼睛怎么也闭不上。那年我们校园里的知了特别多，树上有，草丛里有，教室的墙上趴的也有，它们肆无忌惮，一天到晚叫得哇哇的。特别是在午后，在人们午睡的情况下，它们显得特别亢奋，叫得满天满地，达到高潮。似乎每一捧空气都在为它们的叫声所颤动，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它们持续不断的尖叫。这好像是该着的，我们不读书了，人家知了就借我们的校园，把人家的书背诵朗读一下。人家像人们过去一样，除了大声读书，当然也有音乐课，也要唱歌。人家一唱就是合唱，重唱，唱得高亢嘹亮，激情奔放。我还是觉得知了这么干有点不像话，怎么说也是喧宾夺主。反正我也睡不着，不如起来去逗知了玩玩，把知了惩治一下。 我找来一根高粱秆，把梢头劈开，劈成张开的剪刀模样。并把张开的顶端支上一根木棍，使之不能合拢。然后我就去校园的墙角或树丛里找蜘蛛网，把蜘蛛网一层一层缠裹在高粱秆梢头张开的部分。这样，捉拿知了的器具就制成了。这种器具叫粘子，它利用的是蜘蛛网的黏性和柔韧性，趁知了不备，从背后一下子就把知了捂住了。我说捂住，没说粘上，是说这种捕知了的办法成功率不是太高，做不到十拿九稳。想想看，蜘蛛网是蜘蛛用来捕捉苍蝇、蚊子、蜜蜂等一些小昆虫的，知了个头比较大，力气比较足，单面的蜘蛛网很难捕到它。然而我使用的是多层蜘蛛网，加上我一捂住它就不松手，让它有劲使不上。当它感到绝望，不再挣扎时，我把器具快速一收，一个吱吱叫着的知了，也许就到了我手里。 我们学校的校园很大，前面的柳荫道两侧，分别是大面积的操场和苗圃。操场就不用说了，那是我们跑步、做操和打球的地方。苗圃非常值得说一说，那里丰富多彩，可以说是我们的乐园。说是苗圃，那里的苗木品种一点也不单调，有杨树柳树，也有桃树杏树苹果树。一到春天，杏花开了桃花开，红花开了白花开，一派灿烂景象。逢到上自然课或劳动课，老师还带我们到苗圃里学习果木嫁接。我们嫁接的树是柿子树。老师教我们把棠梨子树的树苗削断，劈开，把柿子树的枝条插进去，用干草茎缠上，再裹上泥。过一段时间去看，草茎被撑断，裹上的泥巴也自行脱落，柿子树就算嫁接成功了。只是嫁接的结合部会鼓胀起来，类似孕妇隆起的小肚子。我选择到苗圃里去粘知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学校的苗圃像是被师生们遗忘了，没有老师再带我们去那里劳动。我钻进苗圃里一看，那里的野草非常旺盛，几乎把桃树李树给包围住了，给埋住了。有一种叫涩拉秧的藤蔓性植物，竟然呼呼啦啦地爬到树冠上，在那里像是也扯起了造反的大旗，也在高喊造反有理。还有一种拔着茎子往上蹿的野草，茎子的半腰，附着一只两只知了抽身而去时留下的空壳。因有了知了的空壳在，它们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高枝，稍有风吹，它们就愿意招摇一下。苗圃里的知了当然很多，我随便往树上一看，就看到了好几只，有会叫的，有不会叫的。这里我得说一下，母知了都很沉得住气，它们从来不大声喧哗。只有公知了才瞎喊瞎叫，卖弄不尽。我看哪个知了叫得凶，先向它下家伙。我粘第一个知了，没有粘到。它像是发现了我的企图，我的粘子正向它背部运行时，它大叫一声就跑了。它一边飞一边还在叫，叫得很尖锐，似乎在提醒它的同类，说有坏人来了，有危险，快跑！它叫过之后，附近的知了似真的有所警觉，叫声稀疏一些。可不一会儿，叫声又起来了，掀起了新的高潮。我不用上树，甚至站在原地不用动，就可以粘第二只知了。这只知了运气不佳，它被我粘到了。它当然不服气，我把它握在手心里，它还在叫。我把手握紧，它的叫声就沉闷。我把手稍松一点，它的叫声就响亮。这让我觉得很好玩，仿佛叫声不是知了发出来的，而是我的手弹奏出来的，知了不过是我手中一件知了形状的乐器，我想让它发出什么样声音，全凭我的手说了算。同时，知了的爪子在我手里乱抓乱挠，让我觉得手心里有些痒痒，也很舒服。问题是还有许多取之不尽的知了等待我去捕捉，到手的这只知了该怎样处置。弄死它，有点可惜。放飞它，岂不是白捉了。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余振中到苗圃里找我来了。余振中是跟我要好的同学，睡觉时，我俩打老通，睡一个被窝。他对我的行踪比较注意。他来了，我就让他给我拿着俘虏，也是战利品。他倒很有办法，把知了一侧透明的翅膀揪掉，就把知了放在地上了。失去一侧翅膀的知了再也不能起飞，它的一只翅膀扇得再快，也只能徒劳地在地上转磨。它一边扑拉着膀子转磨，一边叫唤。我想它被揪掉翅膀的地方一定很疼，它的叫唤就成了痛苦的叫喊。这个余振中，真够残忍的。 余振中嫌我用粘子粘知了效率太低，不如用马尾做成套子，套知了好一些。细细的、活动自如的马尾套子，在知了面前一放，知了大概不知道套子是什么好玩的东西，两只前腿一扒一扒，就钻进套子里去了。等知了觉得有什么东西套住了它，再飞已经晚了，它飞得越愤怒，套子缚得越紧。知了惨叫着，在固定马尾套子的秆梢呼啦啦地飞，那种感觉跟钓到会飞翔的鱼差不多。我也知道用马尾套子套知了好玩，可校园里哪有马，去哪里揪马尾。余振中说：“有马呀！”我问：“哪里有马？”余振中说：“你再想想，我不信你想不起来。”见余振中笑得很坏，我突然想起来了，他说的有马，是指那位让我心仪已久的女同学马连芳。余振中这小子，正说着套子，他就做一个无形的套子让我钻。上个学期以来，余振中老是拿马连芳跟我开玩笑，好像我和马连芳真的在偷偷地谈恋爱似的。别的同学言谈话语中，也流露出与余振中同样的意思。表面上，我反对同学们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在心里，我希望他们把我和马连芳紧紧联系起来，玩笑越多越好。他们一跟我提到马连芳，我就禁不住脸热心跳，心内就荡漾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我之所以跟余振中关系比较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满足了我愉悦的要求。我进一步希望，同学们拿我与马连芳开的玩笑，像水中激起的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波及到马连芳那里，使她得到同样的信息。最后层层波浪把她也包围进来，把我们两个置于波浪的中心，再形成一个旋涡，把我们一同旋进去。旋到哪里都可以。马连芳虽然姓马，但我不愿意余振中把她说成马，不愿听到余振中把马连芳与马相提并论。在我心目中，马连芳是完美的，近乎圣洁。而马不过是四条腿的动物。把马连芳比成马，无疑是对马连芳的一种贬低，一种亵渎。我恼下脸子，皱起眉头，狠狠斜了余振中一眼。余振中顿时有些讪讪，问：“怎么了？”我反问他：“你说怎么了？”余振中解释，他的意思是说，女生的长头发可以代替马尾，也可以做成套知了的套子。我说：“那你去找女生要头发去吧！”余振中又来了，他说别人的头发他不要，只要马连芳的。他要跟马连芳说明，是我让他找马连芳要头发的。这个主意不错，要是余振中以我的名义，真的向马连芳要来了头发，那意义就大了，我就会把宝贵的头发收藏起来，绝对舍不得用马连芳的头发做什么套知了的套子。可我说：“你敢！” 余振中没敢去找马连芳要头发，也没敢找别的女生要头发，我们还只能借用蜘蛛网的力量，用粘子粘知了。连着几天，一到午后，我和余振中就钻进苗圃里去了，拿知了粘着玩，打发难耐的时间。有农民从学校的大门外走过，他们以为我们在学校读书。其实呢，我们像学龄前的孩子一样，在天天玩耍。我们每天都能捉到十几只知了。有一天，余振中没有揪掉知了的翅膀，他把好几只活着的知了装进口袋里去了。到了天黑，等同学们开始睡觉，他才悄悄地把知了释放出来。一时间，知了们在熄了灯的宿舍里乱飞乱叫，撞得玻璃啪啪响。别的同学不知底里，还以为知了是自行飞进宿舍的。有的同学爬起来，点上灯，在床上一跳一跳地捉知了，把宿舍里搞得很热闹。我和余振中推波助澜，说这有一只，那有一只，鼓动别的同学去捉。我们想笑又不敢大笑，只在肚子里笑得咕咕的。 晚上我们也睡不着觉，余振中就在我腿上和我脚上做小动作。他先是抱住我的一条腿，模拟什么似的，把我的小腿抱得紧紧的。前面说过，我俩是打老通，我的腿伸在他那头，他抱起来是很方便的。只抱抱也就罢了，他还拿他腿间的东西顶我的腿。我觉得我的腿肚子怎么有点硌呢，一想，是他在那头捣乱。余振中就这么无聊，这么不知害臊。我怕臊着他，我的腿暂时没动。他大概觉得腿上无空子可钻，就把身子往上长了长，在我一只脚上做起文章来。我脚前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有一个缝隙，他把他那东西塞进我的脚趾缝里去了。他的那东西是相当硬的，我脚趾间简直像插进了一截干巴棍子。他的那东西也不细了，而我的脚趾头缝的宽度是有限的，我觉得两个脚趾有些掰得慌。在下雨天光着脚踏泥巴，我的脚趾头缝里会夹进一些泥。怕烂泥暖热了沤脚，我会把手指头插进脚趾缝里，把泥巴捅掉。现在我脚趾缝里又没有夹进泥，用不着余振中帮忙。有时我们在地上坐久了，脚会发麻，麻得不像是自己的脚。这时我们会握起拳头把脚捶打一下，或顺便捡起一根棍子，把脚敲一敲。我们一边敲，还一边念念有词：脚，脚，你别麻，给你个棍儿，剔剔牙。我的脚这会儿又不麻，用不着棍子剔牙。让人觉得好笑的是，余振中不光把那东西放进我脚趾缝里就完了，他大概还不满足，竟把他的那东西抽动起来，这未免太下作，太让人不能容忍，我蹬了他一下，随即把脚抽回来了。我这个动作，对余振中的积极性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停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大字报还有人写。大批判会还有人组织。我们都戴着红卫兵袖章，还是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大字报不管写得再好，已没多少人看了。大批判会多是应景，发言者不过把报纸上的社论重复一遍。我也曾被指定为大批判的发言者。我不想念报纸上现成的话，想说一点自己的话。于是我就哗众取宠似地写了一些谩骂的话，故作慷慨激昂地到全校师生参加的大批判会上去念。我的发言引起台下一片笑声，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以至到了今天，我还能记起我当时是怎样骂人的。这种抹不去的记忆，只能让我脸红，让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大家都是红卫兵是不错，但红卫兵队伍已被分为多种派别，有造反派，保守派，还有中间派，逍遥派。在所有这些派别中，只有造反派还活跃着，还承担着造反的角色。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都参与活动，真正起作用的也就是那么三五个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是他们打倒了学校的领导，又是他们解放了学校的领导，因此他们成了有功的人。他们几乎进入了学校的领导层，几乎与学校的领导平起平坐。不仅如此，他们还动不动就跑到公社去了，似乎跟公社的头头脑脑也能说上话。公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们把革委会主任说成是和他们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们可以共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除了那几个人物，大多数红卫兵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我和余振中，还有不少同学，稀里糊涂地被划成了保守派。所谓保守派，就是造反派的对立面。人家造反有功，我们保守有过。甚至说我们成了革命的绊脚石，成了革命对象。因为我是保守派，后来走上社会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不被信任，政治上吃了不少亏。可当时我没觉得当保守派有什么不好，估计不到它会给我带来严重后果。我当时就是赌气，不愿跟那帮调皮捣蛋、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为伍，不愿向他们看齐。其实我也有机会成为造反派。那时上面有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站队站错了不要紧，站过来就是了。我只要一个声明，声明退出自己的组织，加入造反派所在的组织，跟玩儿似的，就变成造反派了。可我就是不服气，就是固执己见。大家一同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干嘛他们就是造反派，我们就是保守派，他们就是正确，我们就是错误。还有，保守派的一些同学都很好，我不能背叛他们。其间，属于造反派别的马连芳，曾托人转告我，问我还呆在保守派的队伍里干什么，应该赶紧从保守派里退出来，加入他们的队伍。马连芳的关照让我感动，这表明她的确对我不错，的确有心于我。可以说没有什么比马连芳的关照更让我动心的了，这是在革命年代，马连芳向我传达她对我的私心，我是否服从她的意思，这关系到我们相爱的前景。说来我对自己真的很佩服，在那样的年龄，在那样神魂颠倒的初恋阶段，我竟然战胜了感情，坚守了自己的立场，保持了独立的人格。我后来想到，我和马连芳的初恋之所以没什么成果，可能与我没听她的话有直接关系。她有可能在通过站队的事考验我，结果我没有向她靠拢，在她的考验面前失败了。 我们不是一点课也不上，只是上得断断续续。所上的课也不使用原来的课本了，因为原来的课本都不怎么突出政治。要上新课，就得临时性地新编教材。比如上俄语课，老师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翻译成俄语，教我们读写。这种课谁想上就上，不愿上，老师也不点名。课后也不留作业。 在不上课的时候，女生们就呆在女生宿舍里，很少出来。我想象不出她们在宿舍里能干什么。一天见不到马连芳，我心里就空虚得很。我很想到女生宿舍去找连芳，但我不敢去。在我看来，女生宿舍是一块禁地，或者说是一方雷池，谁都不敢走近一步。在校园里能看到的大都是男生。除了像我和余振中这样的，热衷于跑到苗圃里捉知了，还有的男生喜欢打篮球，有的男生喜欢摔跤。一天傍晚，我还在校园里听到了吹笛子的声音和拉二胡的声音。这声音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弄出来的，他们把兴趣转向了学习乐器。他们吹的和拉的曲调都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何以一吹一拉就如此动听。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过去我以为音乐都是从广播喇叭里发出来的，离我们都比较远，现在看来，只要我们手上有了乐器，通过我们的嘴和手，我们也能贴近地弄出好听的声音来。我隐约觉得，任何乐器都代表着艺术和浪漫，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跟母亲要几毛钱，我也买一根笛子。 麦收之前，我们校园里发生了一件颇为轰动的事，让我们寂寞难熬的心着实兴奋了一场。公社所在地的镇上死了一个老人，老人有众多的亲戚和子孙，是镇上的一个大户。他的子孙们看中我们学校的操场了，要把老人埋葬在我们操场里。这像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学校不好好上课了，人家就要往学校里埋死人，就要把一个原本好端端的校园变成一个墓园。操场是我们上操跑步的地方，突然埋进一个死人，堆起一个坟包，这像什么话！学校的领导向死者的家属提出强烈抗议，坚决反对他们往操场里埋死人。死者家属说，那片操场本来就是他们祖上的坟地，只是建学校时，把坟头都平了，建成了操场。这多年来，学生娃子们在他们祖先的头上打滚撒野，已经把他们的祖先闹腾得够受了。他们的祖先已多次给后人托梦，希望后人能还他们的安息之地，安静之所。趁着现在学校也不上课了，今后这块地方是学校不是学校还不一定，不如把他们的祖坟恢复起来。双方争执不下，校领导就紧急动员我们学生，希望我们加入对死者家属抗议的行列，并行动起来，众志成城，阻止死者家属以及装进棺材的死人对我们校园的入侵。校领导开会动员我们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非常突出政治。校领导说，大张旗鼓披麻戴孝埋死人，这正是“四旧”之一的旧风俗，正是封建迷信的表现，必须加以破除。红卫兵小将们造反精神最强，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最坚定，一定会和旧风俗和封建迷信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革命的同学们，真正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 学校的造反派头头配合校领导的动员，振着臂，带领我们高呼口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时逢开会必呼口号，呼口号比打喷嚏还方便。呼口号的办法对渲染气氛，调动情绪，是管用的。几个口号呼过，我们的情绪顿时有些激昂。学校里有一段时间没出过什么像样的热闹事了，在校园里光光的操场上挖坑埋死人，这事够刺激的。从我们学校来说，这也算是史无前例吧。什么事就怕史无前例，一说到这个词，就让人觉得新鲜，就感到了动员性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被说成史无前例嘛。就我们内心的愿望讲，我们不愿意看到死者的子孙把死人埋到校园来，有碍观瞻和影响跑操，那是小事，主要是我们对死人都怀有恐惧，半夜里出来撒尿，操场突起的新坟会让我们害怕。我们听到的有关鬼的故事太多了，在月黑头，要是从坟里出来一个披毛鬼，坐在坟头向我们招手怎么办，岂不把我们吓得尿水倒流！可是我们又觉得，把死人埋进校园里试一试也无妨，那样的话，我们半夜里就可以喊鬼来了，同学之间就可以拿死人和鬼互相吓唬。我们还可以站在远处向坟堆扔砖头，以锻炼我们的胆量。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那天人家带着举丧的队伍来埋死人，学校师生和死者家属之间，最好能发生一点冲突，开展一点武斗，那样会更好看一些，更激动人心一些。 我们的希望很快变成了现实。那天中午，有学校派出的探子来报，人家的举丧队伍出发了，正浩浩荡荡奔学校而来。我跑到学校大门外往东边的大路上一看，见那支抬着一口黑棺材的队伍果然向西走来。那些人头上腰里都戴着孝，远看白花花的。在前面开路的人，一路放着炮，吹着大笛。紧随其后的人哀哀哭着。他们做得有些惊天动地。有一段时间没下雨了，地上积有厚厚的尘土。尘土被他们踢腾起来，尘浪滚滚，显得势头很猛。不知为何，我从这支队伍里看到了一股杀气，似乎大有踏平我们校园之势。我赶紧退回学校里去了。 学校里打了紧急集合铃，校长白着脸，一再催促快！快！快！校园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完全处于临战状态。同学们互相转告，他妈的，他们来了，他们来了，我们跟他们干！其实大家心里要说的是，太好了，他们终于来了，这一下有热闹看了。同学们都兴奋得脸上红通通的，眼里闪射着好奇的光彩，恐怕过大年，看大戏，都不能使大家如此兴奋。也有个别同学脸色发黄，那是他们兴奋过度，变成紧张了。 学校的大门关上了，闩上了，也顶上了。我们紧闭城门，采取的是坚守不出的办法。至于兵力分配，学校领导把我们学生安排在最前面，也就是第一道防线。我看出了领导的用心，他们要拿我们学生当炮灰。他们给我们吃定心丸，说学生是革命小将，是祖国的花朵，谁都不敢动学生一指头。学校领导和老师在第二道防线。他们可能是在督阵，防止我们临阵溃逃。 对方的队伍不可避免地逼到了门口，隔着一层不太厚的木门，我们听见他们在叫阵，在骂人，在用脚踹门。我们这边一时没什么动静。我们不是埋伏，也不是以静制动，我们是害怕，生怕他们突然破门而入，杀将进来。不知谁说了一句，唱歌，我们唱语录歌。有人起了一个头，我们马上附和着唱起来了，我们唱的是著名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唱得声音很大，很整齐，也很悲壮，真有那么一点誓死捍卫的味道了。语录歌唱到头，没人要求我们接着唱，我们自发地把这支歌又唱了一遍，又唱了一遍。这支歌似乎给了我们胆气，使我们雄壮起来，我们唱得气冲霄汉。有那么一刻，我们的歌声压倒了对方的叫骂声，好比东风压倒了西风，使他们的气焰不再那么嚣张。我们几乎在心里欢呼起来，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果然厉害，果然战无不胜。 我们高兴得有点早了，有几个头戴孝帽的青壮男子，分别跃上大门两边的墙头，翻将进来。我们学校的院墙是土打墙，不太高，墙头上方也没栅刺，他们想翻过来是很容易的。他们翻进来后，我们还愣怔着，他们就直奔门后，把门闩拉开了，把顶门棍踹倒了。古代战争中，有的人经过乔装打扮，事先潜进城做内应。待自己人攻到城下，他们就不失时机地把城门打开。这几个青壮男子做的很像内应的工作。他们虽然是从墙外翻进来的，但他们翻进来后，没遇到任何抵抗，轻易就得手了。 大门豁然打开之后，我们与对方的对峙是短暂的。或者说，对峙局面还没有真正形成，就成了一边倒。人家哭喊着，簇拥着棺材冲进来了。人家当然是哭他们死去的亲人，但在我们听来，他们是在呐喊，是在欢呼，在欢呼他们所取得的胜利。一身漆黑的棺材很大，由八个人抬着。在我们看来，这种一头高一头低一头粗一头细的大家伙，很像一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重型武器，武器的弹头就是装在里面的死人。这种武器很具威慑力量，要说战无不胜的话，恐怕这种武器才是真正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们很惭愧，我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毛泽东思想，也对不起校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当对方的队伍冲进来时，刚才还唱着不怕牺牲的我们，顿时哄地一声，作鸟兽散。我们没舍得跑远，一跑到安全的位置，我们马上回过头来，看看事态还会怎样发展。有的同学像看大戏一样，爬到树上去了。他们是为了居高临下，把宏大的场面看得更全面一些。 我们看到，校长率领老师组成的第二道防线顶上去了。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校长，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方块的毛主席语录本，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喊道：“我抗议！我抗议！”校长在关键时刻表现得这样勇敢，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对校长稍稍有些佩服。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校长的学生，表现真是太差劲了。在校长的带动下，那些老师也纷纷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法宝，也就是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本，也表示抗议。 送葬的队伍哇哇哭着，只管向前推进。双方开始接触。校长和老师一方挽起了手臂，组成一道人墙，企图阻止送葬队伍前进。对方的队伍用手推着人墙，用头抵着人墙，把人墙冲得节节败退。有一位中年男人，扛着青柳栽子做成的引魂幡，大概是死者的长子。他愤怒了，把引魂幡往校长肩上放去。这是他侮辱校长的一个恶毒手段，意思是让校长替他扛幡，为死者送葬。按我们那里的说法，如果引魂幡挨到谁肩上，对谁家的人是很不吉利的。校长当然拒绝人家把引魂幡往他肩上放，他双手一推，把引魂幡推开了。扛幡人把青柳栽子举起来了，朝校长头上打去。校长往后一躲，脸一仰，擀面杖粗细的青柳栽子打在了校长的面门上。校长的眼镜被打烂了，眉骨上也流出了血。一霎时，校长的眼成了红眼，脸成了红脸。老师们一看出了流血事件，不敢再对送葬队伍强行阻拦，纷纷退避到一边去了。校长手往脸上一捂，见手上沾满了血，校长也恼了，叫道：“你们这是犯罪行为，我要告你们！”校长叫罢，手捂在伤口上，也撤退了。 送葬的队伍仍不罢休，他们都不哭了，乱叫乱骂，打死他！打死他！面对送葬队伍中爆发出的宗教般的狂躁，校长大概也害怕了，抱住头往校园里面跑。举青柳栽子的人向校长追去。可怜我们校长，他尽管跑着，还是被人家从后面往头上肩上抽了好几下。 这个事件以我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最后，送葬队伍在操场围起一个大圆圈，他们很快挖好了墓坑，很快在操场一角堆起一个相当大的坟包，得胜而去。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对坟包进行报复。送葬的队伍刚走，我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到坟头上，对坟包进行疯狂践踏。造反精神似乎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们像是又恢复了革命小将的大无畏风采。有的同学还对坟里的死人虚张声势，一再要死人出来，他要跟死人决一死战。不过一两天工夫，那个新坟就被我们踩得光溜溜的，并矮了下去。新坟没有对我们构成什么威胁，我们也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披毛鬼在坟头出现。因为矮下去的坟跟操场的颜色是一样的，在月亮地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校长受的伤还没完全长好，校长眉骨上还打着胶布，我们已经对那座坟失去了兴趣，很快就把它淡忘了。 麦收时节，学校放了几天假，让我们回去帮助队里收麦。收完麦回到学校，我们都晒黑了，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成熟许多。校园里的一切还是很平淡，只是杨树的叶子更大了，各处的野草更旺盛了，知了们有增无减，叫声更嘹亮，更具有覆盖性。看着荒芜的校园，我的情绪低沉得厉害，很想哭一场。学也不让升，又不让我们走，这算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呢？ 这天我在宿舍里睡觉，正睡得头昏脑涨，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锣鼓声，还有拉弦子和吹笛子的声音。我对这些声音是敏感的，遂从床上下来，循着声音找去。我很快把声源找到了。那是在前面的三间教室里，桌椅板凳被集中摞到一端，教室腾出了四分之三大的地方，教我们代数的梁老师，正带领一些男女同学，在那里排练节目。这事新鲜！我心头一喜，顿时来了精神。教室是两头开门，我见教室的两个门口都围了不少同学，在向里面看热闹。教室的窗子外面，也有同学探着头往里瞅。我听同学们说，学校要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这很好，学校里不能一天到晚死气沉沉总得找点事情干。 我马上想到我自己。在此之前，我怎么没听到学校成立宣传队的消息呢？学校成立宣传队，为何不吸收我参加呢？我固执地认为，学校既然成立宣传队，就应该让我参加，不让我参加就不对。我这么说，有人一定会以为我有什么特长，有什么优势。我把自己从头到尾捋了一遍，什么特长都没找到，什么优势都不存在。是呀，我什么乐器都没拉过，没吹过。我不会跳舞。我唱歌嗓子发紧，一唱高音就不行。我的长相和身材也很一般。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理由让人家吸收我加入宣传队呢？可是，我有一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固定住了，这就是，我也要参加宣传队。我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我就是喜欢宣传队，热爱宣传队。我从心里喜欢，从心里热爱，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不会找梁老师直接提出参加宣传队的要求。他万一要是拒绝了我，我会羞得无地自容。我只能通过我的欣赏，传达出对宣传队的无比热爱，再通过对宣传队的衷心热爱，向梁老师暗示我对于加入宣传队的渴望。在门口观看宣传队排练的同学陆续离开了，门口只剩下三五个人，这时我还站在那儿。我选择一个有利、显眼的位置站着，便于梁老师能注意到我。后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还坚定地站在那儿。我相信梁老师看到我了，宣传队的所有成员都注意到我了，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脸上发热，身上发躁，手心里像是出了汗。在好多人一起看宣传队的排练时，我混杂在人堆里，是我在看宣传队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显得孤零零的，就成了宣传队的人在看我。在我成了观看对象时，我还坚持不走，这是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的。我想起我们那里有一些肯吃嘴的小孩子，闻见谁家动油锅，有香味，就循着香味，来到人家灶屋门口，站在门口不走。小孩子并不张口，并不说想让人家把好吃的给他一点，他就那么巴巴地站着，望着灶屋里的一切，包括好吃的东西。你问他有什么事，他摇摇头，表示没什么事。但你若是不给他一点好吃的东西，他就是不走，把门口站成井也不走。那一刻，我就像是一个肯吃嘴的孩子，他们看不透我的心思，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不走。我还想起我们那一带一些很有韧性的乞丐，他们来到人家门口，说着给一口吃的吧，就站在门口不走了。有些人家不想给，说吃的没有了，让乞丐换一家吧。乞丐不换，还是说给一口吃的吧。乞丐说得轻轻的，表情不急不躁，还有那么一点可怜兮兮。但是，你能感觉出来，他绝对是在用他的耐心跟你较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想我的样子跟一个乞丐也差不多，只是乞丐明确提出要吃的，我是希望加入宣传队。我记得我那时的脸皮是很薄的，自尊心也很强。可为了能参加宣传队，我不明白自己的脸皮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厚。我的自尊心到哪里去了？ 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全校三个班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同学占大多数。比如锣鼓手和乐器班子，都是由高年级的同学担当。他们前一段练这乐器，练那乐器，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我们班的同学只被选中了三位，一位男同学，两位女同学。两位女同学中，其中一位就是马连芳。我死乞白赖地站在宣传队的排练场门口不走，这会给别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我是为了看马连芳。说实在话，我和马连芳的事朦朦胧胧，窗户纸还没捅破，说不上有什么恋爱性的关系，充其量只是彼此印象好一些，互相愿意多看一眼而已。可同学们愿意拿我们两个说事，同学之间传得很普遍，好像我和马连芳真的好上了，真的确定了恋爱关系似的。要说我铁了心要加入宣传队，希望和马连芳在一起的因素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我们上课少了，我见到马连芳的机会就少了。要是我也能加入宣传队，就可以天天和马连芳在一起。但我敢保证，这个因素所占的比重极小极小。当然，我也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热情，我对宣传什么，歌颂什么，都不在意。我热衷的就是宣传队本身所具有的文艺形式。这种形式像是唤醒了我生命中某种潜在的本能，一见到宣传队，我的生命似乎一下子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并有了某种归属感。我当时并不理解我自己，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也不会理解我。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为看马连芳而来，目光有些异样，有些排斥。 马连芳本人呢，脸上也一红一红的，不敢正眼看我。看来马连芳也误解我了。我无法向她解释。在梁老师教他们跳舞时，马连芳会偶尔看我一眼。我从她目光里看到了指责，似乎还有些许恼意，她似乎在对我说：你老在这里看什么，也不怕人家笑话。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理你了。马连芳不友好的目光，对我是一个打击，是一个伤害。倘是在以往，我的自尊心会很快作出反应，我会嗤之以鼻，拂袖而去。可那天我像抹下脸皮似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加入宣传队，对什么都无所谓了。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执著。上午，直到梁老师宣布排练结束，我才怏怏地走了。下午，宣传队的排练一开始，我又去了。宣传队的队员还没到齐，我比有的队员来得还早。谢天谢地，可爱的梁老师总算注意到我了，他招招手，让我也加入跳集体舞的行列，跳一下试试。梁老师招手之间，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的宣传队的快乐生活从此开始了，我心中大跳，心花怒放。但我装作这很平常，没有喜形于色。宣传队不能没有我，让我参加就对了。 跳集体舞的四个男同学已经够了，我只能排在后面，是第五个，算是候补。我的感觉还行，对老师所教的动作领会很快，模仿动作的能力也很强。加上我比较用心，比较投入，练得也刻苦，从梁老师鼓励的目光里，我知道梁老师认可我了。有一个男同学比较笨，他的身体收得很紧，老是甩不开，动作做不到位。他的节奏感也不好，舞步不是抢前，就是落后，踩不到点子上。这没办法，由于我的加入，那位同学从集体舞中被淘汰了。我想那位同学对我是有意见的。跳集体舞的男队员只需要四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来了，就把他的坑占了，这未免有些残酷。还好，我没发现那位同学对我明显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梁老师安排他去敲小锣，或者去磕碰铃，他服从安排，乖乖地到一边站着去了。就这样，我在宣传队的位置固定住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成员。我陡然想起大串连时，我在去武汉的路上遇到的一对在饭厅里表演节目的青年男女，他们的表演是那样动人情肠，那样让人难以忘怀。有朝一日，等我学好了，也要好好表现一下。在中学里能参加宣传队，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是重要的。后来我相继参加了大队宣传队，公社宣传队。到煤矿工作后，还参加了煤矿的宣传队。这都是因为在学校参加宣传队打下了基础，参加后来的宣传队才有了资格，才顺理成章。回头想想，那些宣传队有什么呢，不过是一点虚热闹，不过给空虚无聊的心稍稍一点填补，实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可我们那时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什么空间可供我们发展。我们都有一颗勃勃跳动的心，都不甘于平庸和寂寞。而遍地而起的宣传队，像是我们那代人可以登上的惟一的一条船。我们认为，只要登上这条船，就可以由此岸到达彼岸，就可以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排练的节目多是一些集体歌舞。比如说《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比如说《北京有个金太阳》。我们没有统一的服装，衣服都是各自穿各自的，原身打原身。我们使用的道具也是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我们要跳一个盘子舞，每个人要手持两个盘子，两根筷子。八个人就需要十六个盘子，十六根筷子。没有搪瓷盘子和那么多筷子怎么办呢？梁老师把教师食堂的盘子和筷子借来了。我们要跳一个花环舞，每人手上要有一个花环。梁老师带领我们把竹篾子扎成圆圈，再缠上红绿黄各色彩纸剪成的纸穗子，花环就做成了。跳盘子舞时，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敲击盘子。不管我们男生女生怎样穿插跑位，不管俯身仰身，不管手臂怎样翻转，小小的白色盘子都能在我们手上发出整齐、清脆、悦耳的声响。跳花环舞也是。花环代表的是花。我们手持花环代表的是长了腿的会活动的花朵。我们这些花朵是在金色的太阳照耀下开放的，也是向着和献给金太阳的。为了向金太阳展示我们的忠心和多姿多彩，我们把花环一会儿分开，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压低，一会儿举高，造出各种各样鲜花盛开、花蕊颤动的形态。节目排够了一台，我们先在本校试演，然后到公社所在地的镇上公开演出。别的镇子上有骡马物资交流大会，我们的宣传队也应邀前去演出。我们骄傲，我们欣喜。我们被自己表演的节目感动着，想不到我们表演得这样艺术。过去，我们以为自己的腿只适合跑跑步，爬爬树。以为自己的胳膊只适合投投篮球，割割麦子。没想到，老师把我们集合到一起，把我们的动作变个样子，共同做一个动作，情况就大为改观。虽然还是原来的胳膊原来的腿，一下子就艺术化了，变成艺术的胳膊，艺术的腿。走在校园里，我们脚下富有弹性，不知不觉就走成了舞步。我们的表情跟过去也不大一样，表演般的微笑似乎已在我们脸上固定下来。 我们每次演出都要化妆。化妆是简单化的，也就是往脸上扑点粉，搽点胭脂。有一次，我化好了妆，想起需要到宿舍里拿点东西，就带着妆到宿舍里去了。也许所拿的东西并不重要，我只是想以一种化妆后的面目，在校园里走一走。从化妆的地方到我住的宿舍，需要走过一段甬道，还要走过两排房，难免会碰见一些同学。那些同学都用略带惊奇和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让我觉得十分快意和满足。我刚才是对着镜子化的妆，把自己变成了白脸，红脸蛋。这会儿不照镜子了，我把脸举着，也能想象出我的脸与以往的不同。其实，与我走碰面的那些同学，就像是我的另一种镜子。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从他们的眼睛里，我也能照出我的光彩。倘是在没有宣传队的情况下，一个人突然化了妆在校园里走，那是不可想象的。说不定会被同学们视为神经不正常。现在有了宣传队，我们就拥有了这份特殊和优越感，我们就可以涂脂抹粉，并大大方方地在校园里走动。我还碰见了余振中，他老远就站定，直直地看着我。自从我加入宣传队之后，余振中显得非常失落。我知道，不论我到哪里演出，他都一场不落地跟着去看。但他都是躲在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不让我看见他。很显然，余振中嫉妒我了。我走到他跟前了，他还不理我，却把脖子伸得跟老雁似的观察我。我说看什么看，不认识我怎么的！他这才跟我说话了，说：“可不是不认识咋的，你这么一弄，我还以为哪里来的小闺女呢！”我让他滚远点，说他才是小闺女呢。 母亲和两个姐姐听说我参加了宣传队，也都替我骄傲，好像我上学不是为了学业，而是为了参加宣传队。两个姐姐认为，我参加了宣传队，就成了台面上的人，穿戴上应当讲究一些。她们抓紧时间给我做鞋。我以前穿的鞋都是尖口，鞋面布也是黑粗布，显得很土气。她们要把我的鞋与宣传队接轨，与舞台接轨，就去镇上买了斜纹洋布，给我做了一双白底的方口鞋。我一穿上方口布鞋，很快引起了宣传队里那些女队员的注意，她们问谁给我做的，夸我的鞋做得好。我以前对穿什么样的鞋并不在意，经有眼光的女队员们一夸，我懂得了穿什么样的鞋也是很重要的。穿上方口鞋的我，觉得脚下更富有弹力，跳舞跳得更来劲。 在宣传队，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我可以天天和马连芳在一起。我们表现得很自律，很内敛，也可以说革命自觉性很高。我们从不单独在一起，从不说悄悄话，也尽量少看对方。我们怕万一有什么做得不检点的地方，被人当闲话说出去，影响我们在宣传队的声誉。我们更害怕宣传队因此开除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会一败涂地，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可以一起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跳来跳去，这难道还不够吗！事情就是这样，限制和自我限制越多，我们想象的空间越大，想象的内容越丰富，爱情的附加值越高。在想象中，我们都把对方的身体看成是一个火炭，恐怕稍微一碰，就会溅出火花，就会烫一下子。有一次，我们到离学校十几里的一个镇子去演出。白天演一场，晚上还要演一场。那天晚场，我和马连芳应演的节目都演完了，我们还没有卸妆，站在后台的出口，看别的同学演一个戏剧的片断。马连芳在我前面站着，我俩离得很近，她的后背离我的前胸顶多只有一寸距离。我感到了她的体温，听到了她的呼吸，闻到了她头发里的香味，甚至感到了她的心跳。那一刻，我的心也在大跳。我们的心似乎已跳在一起。我相信，她也知道了是我在她后面站着，她不敢动，也不敢回头。我们无心看台上的节目，眼睛虽然看着台上的人，但心上的眼睛都在痴痴地打量对方。一种类似幸福抑或是紧张的东西击中了我，我的头稍稍有些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我只要稍稍一动，就接触到马连芳的身体了。在想象中，我已经动了。我轻轻往前移动了一点点，我的身体就贴到了马连芳的身体。我利用的是公共场合观众之间的合理靠近，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算有人注意到了，我可以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因为我们周围站满了人。在飞驰的想象中，我还动了手，动了口。动手是把马连芳垂着的两只手臂捏了一下。动口是在马连芳的后脖颈上哈了一口气。其实呢，我连一动也没动。我是想象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像是一首儿歌中唱的，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结果，我的想象还不知何处是终点，戏台上的戏已到了终点。台上一煞戏，我们只好各自走开。我错过了一次大好的机会，惟一的一次大好机会。我恨我自己，你这个无用的人哪，你的勇气呢？你的勇气难道被狗吃掉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场的戏。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准备排练新的节目时，我们的宣传队被宣布解散了。一切是那样突然，让人猝不及防。那天我们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排演场。梁老师正收拾锣鼓家伙，他说：同学们，上面下来了新的任务，宣传队暂时不活动了。我们问他宣传队什么时候再活动。他抱歉似的笑了笑，说那就说不准了。他指定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帮他把锣鼓弦子等乐器放到学校的储藏室里去。我们原以为宣传队会长期存在下去，不料宣传队这么快就把我们抛弃了。有同学一直在建议，说我们宣传队的全体队员应该照一张合影，留作纪念。我们都同意这个建议。可镇上没有照相馆，我们要照合影的话，必须到几十里之外的县城去照。我们没机会去县城，照相的事就拖下来了。直到宣传队解散了，合影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所谓上面下来的新任务，是说我们可以毕业，可以离校了。三个不同年级的班同时毕业，同时离校。当时，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广播里时常响起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我们理解，上山下乡，指的是城市里的知青，与我们关系不大。他们在城里，是在上，有一个下的问题。而我们本来就在乡下，在下面，不存在下的问题。我们也预感到，有那么一天，学校也会把我们撵走，不会让我们无限期地呆在学校。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尽管我们有一些思想准备，我们还是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毕业离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学业从此完蛋了，我们上高中上大学的理想彻底破灭了。而我们曾把上学视为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群多么酷爱学习的孩子啊！离开学校，我们能到哪里去，只能回到各自的乡村。只能挎上粪筐，拿起锄头，向土里讨生活，并终其一生。我们好比是一股水，这股水流向中学后，我们还想着流向远方，流向大海。毕业离校的消息如同突然对我们关了闸。我们往前流不动了，只好顺来路倒流回去，回到我们的出发地。回去之后，我们无疑会重新变成一潭死水，只能腐烂，发臭，以至干枯。我们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我的情况跟别的同学又不同些。父亲死后，我的大姐二姐都不能继续上学了，母亲也没有让我妹妹上学。她们倾力供我上学，把上学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知道所肩负的责任和压力，在学业上不敢有半点懈怠。我的学业这样半途而废，对得起谁呢？我对不起母亲和姐姐，也对不起我妹妹。她们为我作出了牺牲，结果我自己也牺牲了。我希望的破灭，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家的希望都破灭了，这让我多么痛心！ 大多数同学的失望只有一重，就是学业上的。我的失望却有三重。宣传队解散是一重，中断学业是一重，还有一重，是我的初恋。用比喻来说，别的同学头上是一重山，我的头上是三重山。我真是不争气，小小年纪，在学校好好读书就是了，万不该还产生什么爱情，还爱上了同班的女同学！爱情，那么神圣的东西，那么奢侈的东西，那么害人的东西，难道是谁都能爱得的吗！可是，我管不住我自己，战胜不了我自己，我对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明知道我的血在我血管里奔突，明知道奔突的血液里有数不清的活跃的爱情因子，明知道我的不安分的心跳都是由血液推动的，明知道我的爱情发烧都是上蹿下跳的血液所引起，我对我的血却无可奈何。我的身体，我的青春，我的爱情，只能由躲在血管里的我的血来统治，我摆脱不了它的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统治。毕业离校，我和马连芳将各奔东西，我们想再见上一面就难了。别看我们的村庄相距不过五六里路，恐怕比隔一道天河见面还难。织女和牛郎相隔的是一道天河，他们每年七月初七还能见上一面。我们呢，这一分别，何年何月才能见上一面。我们和牛郎织女还有不可比的地方，人家的爱情已得到公众的认可，已经有了果实，并被人们传为美谈。我们算什么呢，我们的爱情还埋在心里，如同一粒种子还埋在土里。种子别说开花结果了，连芽儿都没发出来。我们的初恋难道就这样完了？我们共同种下的爱的种子，难道就这样活活被埋葬？谁能拯救我们？谁能给我们指出哪怕是一点点出路？没有。没有人再关注我们，没有人再跟我们开玩笑，他们连妒忌都舍不得给我们了。行将离校的消息，带给校园的是悲观的气氛，压抑的气氛。人人的表情都很茫然，还有那么一点慌乱。谁都顾不上多看谁一眼了。如果趁乱搞一点自救，将爱情快速推进，倒不失是一种有效办法。可当时我们头脑里没有自救这个概念，我们又缺乏自救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陷入绝望之中。 面对学业的末日和初恋的末日，我仿佛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到了末日，全世界都到了末日。我低头耷脑，情绪低沉得厉害。我时常半夜里醒来，大睁着眼，什么都看不见。我想哭，又哭不出来。这样的情绪影响了我的身体，我很快消瘦下来。对着一个小镜片一照，我的样子让我吃惊不小。原来胖鼓鼓的腮帮子不见了，两腮薄薄的，变成了吸腮。两眼塌下去了，眼睛暗淡无光。我的脸色又糙又黄，头发杂乱无章。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吃饭并没有断顿，我的饭量也没有明显减少，吃下的东西都到哪里去了？是的，我们的伙食十分差劲。早上和晚上，我们只能吃一两个红薯片子面蒸的一拿粘手的馒头，喝上半碗浑黄的锅底水。我们从不吃菜，顶多用馒头蘸一蘸用大盐粒子泡成的盐水。到了中午，我们才能吃上一顿红薯片子面掺豆面擀成的面条，面条里才会放一点萝卜条或白菜。我们一直是吃这些东西呀，为什么以前吃了就能长肉，现在不但不长肉，反而会瘦下来呢？那时我不懂得心情和身体的关系，不懂得人一辈子其实活的就是心情，心情好了，身体就好，心情一糟糕，身体很快就垮下来。那时我既不重视自己的心情，也不重视自己的身体，更不知道寻找心情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我想，我可能是生病了。那段时间，我突然间就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站立不稳。我得赶紧趴在床上，或扶住什么东西站一会儿，才会有所缓解。觉得自己可能生病了，却从不想到去医院看一看。我以为医院是为有钱的人家开的，像我这样穷人家的孩子，哪有什么钱去看病！得了病只能自己扛着，扛一扛就过去了。每次晕眩之后，我都要照一照镜子。我的脸色蜡黄蜡黄，黄得像秋后的红薯叶子，连一点血色都没有。我病得那样厉害，没让任何人知道。我不让同学们知道，也不让家里人知道。母亲问过我，说这孩子咋这么瘦。我说我也不知道。又说天一热人都瘦。我们快要毕业回家了，这话我还没对母亲说。我想拖一天算一天，等到不得不说的那一天再说。我初恋的事，更不敢对母亲提起，一是张不开口，二是怕母亲生气。我没想到过我会死，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觉得死是老年人的事，离我还十分遥远。所以每次照镜子，我都要竭力对自己笑一笑。我想选择一下，哪一种笑法比较好看，能够发扬自己的优点，避免自己的缺点。我发现自己一瘦，嘴显得很大。那么我笑的时候，就尽量撮着嘴，使嘴显得小一些。那时我就是那样作态。作态的结果，我变得更加丑陋，几近变态。现在想来，是我的恶劣的、绝望的精神，摧残了我的身体。我病弱的身体又反过来加害我的精神，使我的精神几乎也有了毛病。后来能够挺过来，实属万幸。 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我们不是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后来上面来了新的说法，一少部分同学可以升入高中。这个说法让我们猛醒，看来得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招生指标很快下来了，全校只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可以升入高中。也就是说，我们班五十名同学，只有五名同学可以上高中。而且，升高中不凭考试了，而是采取民主的办法，让大家投票推荐。除了同学们推荐，老师们也推荐。同学和老师的意见各占二分之一。 这种推荐升学的办法，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们推荐红卫兵代表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巧合的是，那次也是推荐五名同学。那次我抱了那么大的希望，提了那么大的劲，结果同学们也没有推荐我。这一次，我不敢抱那么大的希望了。我们班有好几个造反派，他们是班级的红人，也是学校的红人，推荐的对象大约应该是他们。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太好，凭考试升学的话，他们肯定没戏。他们革了两年命，造了两年反，不就是反对考试吗，不就是反对以考试成绩排座次的所谓白专道路吗！不考试就能升学，这正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也是他们造反所能得到的最大实惠。我见那几个造反派同学已经跃跃欲试，似乎升高中非他们莫属。不过我并没有放弃希望，一种没什么根据的侥幸心理不断给我打气，也许同学们推荐我呢！也许我会成为五名同学中的一名呢！我没有别的希望了，只有这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班主任老师让我们推荐应升学的同学之前，按照上面布置下来的程序，先让我们民主评定各位同学的学习成绩。成绩分上、中、下三等，只评定政治、语文、数学三科的成绩。这就是说，我们的学习成绩不是凭考试衡量的，而是凭同学们互相投票评出来的。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你某科的成绩是上等，你才能得上等。这个成绩评定作为推荐升学的依据之一。评定成绩那天，同学们都到齐了，每人领到一份全班同学的名单。气氛一时紧张起来，跟领到考试卷子的气氛差不多。我没有谦虚，给自己三科的成绩评的都是上等。而对别的同学，他们的成绩我一般给他们下调一个档次，是上等的，我给他们评中等，是中等的，我给他们评下等。名单交回老师手里后，老师叫两个同学上台，当场唱票，当场在黑板上统计，当场公布评定结果。结果出来了，我们全班同学的成绩没有一个人一科得上等，统统都是中等和下等。不用说，我各科的成绩只能是中等。看来大家的心思是一样的，我不能上，你也不能上，都要把别人拉下来。 既然大家的成绩都没有上等，等到投票推荐升学的人选时，恐怕还有一争。那时我们都不会拉选票，不知道有拉选票这一说。那些天我们只有夹紧尾巴，脸上多带微笑，等待不记名的集体判决。这时我还没有死心。想到老师们还有一半推荐意见，我觉得老师的推荐是重要的，我们最终的命运有可能掌握在他们手里。想来想去，我决定找班主任老师去解释一下。我怕在同学们中间普遍传说的我和马连芳的恋爱会影响老师对我的印象，继而影响老师对我的推荐。我要在老师面前洗刷自己，表明自己对马连芳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两个根本没有谈恋爱。借着这个机会，我还可以探探老师的口气，看看我继续上学还有没有一点希望。去找老师之前，我是非常犹豫的。跟老师说恋爱上的事，让人多么不好意思，多么难以启齿。在老师门前徘徊多时，最后我还是到老师屋里去了。我是鼓足最后一搏的勇气去的。平时我极少到老师屋里去，老师的屋子总是让我紧张。这次我紧张更甚，一走进老师的屋子，我心里不由得有些发颤。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老师桌上已点起了罩子灯。老师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既然没什么事，老师就不再问我。我低头站了一会儿，问老师，听到同学们说过我什么没有？问这个话时，我的初衷有些改变，洗刷自己成了次要的，我想从老师口里得到证实，他确实听到同学们议论我和马连芳的事。如果连老师都知道我和马连芳的事，说明我俩的关系的确不一般。然而老师摇头，说没有。老师的回答让我失望，我只好把话题说明，并回到我的初衷。我说，有的同学议论我和马连芳，说我和马连芳好。老师不置可否地噢了一声，看着我。我心中大跳起来，身上也开始哆嗦。我悄悄捏紧手指，把紧张转移到手指那里，让紧张紧过头，使哆嗦稍微减轻一点。我说，那是对我的诬蔑，我从来没有那个意思。我知道学生在学习期间是不许谈恋爱的。我说的都是我，没说我们，不包括马连芳。这话留有一点余地，就是说，要是马连芳对我好，那是她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话挑明了，我觉得老师应该表一个态。如果老师说谈恋爱是不对的，我会点点头。如果老师说这没什么，我会理解为谈谈恋爱也没什么，那将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不管老师说什么，对我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老师一定是前一阶段挨批斗挨怕了，出言谨慎得很，他到底没表什么态，只说没听说，不知道。我找老师本来是想摸一下底，其结果，我找了老师比不找心里还没底。 投票推荐上高中的同学也有了结果。没有我。我几乎没得到什么票。我们班被推荐出来的五名同学都是造反派。 据说老师的推荐意见与我们的推荐意见相吻合，看来五个造反派上高中是板上钉钉了 。 我没有想到的是，五名同学中，还有一名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当然不是马连芳。马连芳丰丰满满，漂漂亮亮，打眼得很。而那个女同学瘦瘦叽叽，白白叽叽，刺楞着一头黄毛儿，说话声音小得像猫叫，一点都不起眼。文化大革命一来，她摇身一变，把自己弄得英姿飒爽，竟活跃起来了。她率先用红布做了一个毛主席语录袋，像女游击队员挎盒子炮一样，一天到晚把毛主席语录本挎在身上。说白了，她利用自己长得比较丑这个优点，敢于跟在那些男造反派后面，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她很快化劣势为优势，说话撇着嘴，不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注意到，她对我很不友好，我一跟她走碰面，她就把脸扭到一边去了。我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得罪她了。这是一个谜，一个永远的谜。 随后我就听说，在推荐上高中的同学之前，那些造反派私下里进行了串连，并开了会，要求他们的人必须推荐造反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政治的需要。造反派的同学在我们班占有大多数，他们的阴谋当然能得逞。在此之前，我还以为同学们都很正派，不会干那些拉选票的勾当。谁知道呢，他们竟在私下里搞集体性的动员，发誓，这比一个一个拉选票还恶劣。看来文化大革命真的能锻炼人，很快可以把人变成鬼，甚至比鬼还可怕。 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完了，一切都完了，可以卷起被子滚蛋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哭一场了。可我还是哭不出来。别人都不哭，我干吗要哭呢？我哭给谁看呢？我干吗让别人笑话我呢？去他妈的！去他妈的吧！ 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有什么可收拾的呢，无非是一条粗布被子，再就是一些课本作业本。我们都没有书包，也没有什么换洗的衣服。把课本作业本往被子里一卷，用绳子一捆就完了。对了，有的同学床头上方的墙上，还挂有一个荆条编的篮子，篮子里或许放有一团打着补丁的空面袋子。篮子是往学校带红薯用的，面袋子是往学校带红薯片子面用的。这两样东西都是家庭的重要财产，万万不可落下。它们在学校里用不着了，回到家肯定用得着。比如到地里刨红薯，没有篮子是不行的。比如到远处拉煤，要装一些路上吃的干粮，没有袋子也是不行的。同学们都默默的，没有过多地互相告别，没有在小本子上互致临别赠言，更没有互换礼品。大家似乎在回避着分别这个话题，同时回避着心中的悲哀。只有一个同学，发现他篮子里还有一块大红薯，坏了，一捏有些稀溜。红薯的表面还很好，还有着粉红的颜色，但里边确实坏了。他把红薯抓在手里，走到宿舍门外，骂着：“我日死你奶奶！”把红薯狠狠地朝前面教室的后玻璃窗扔去。砰地一声，玻璃没烂，红薯烂了。坏红薯的流质在窗玻璃上迸溅，有着爆炸般的效果。 我没有急着收拾东西，没有急着走，倒头在床上睡下了。我不是留恋学校，赖在学校里不想走。我觉得自己累得很，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想睡觉。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我心里倒踏实了。我睡得很沉，一觉睡了一上午。吃完午饭，我接着睡。午饭是豆面条，我站在食堂门前的树荫下，一连吃了三碗面条。我好久没吃得这么香，也没吃这么多了，我的肚子吃得鼓着，像一个成熟的西瓜。季节进入盛夏，阳光炽烈，地面烤人。我躲在树荫下吃饭，一是为了凉快一点，二是我想看看马连芳去不去吃饭，以此判断她离没离开学校，并争取多看她一眼。当我吃第三碗面条时，马连芳出现了，她与两三个女同学一起，拿着碗去食堂打饭。她打了饭，端着碗回宿舍去了。不管她来，还是回，我都一直看着她。希望她也能看我一眼。她来回都低着头，好像也灰了心，什么都不愿看了。她这种自怨自艾的样子让我心疼。她还没走，我就不能走，我不能留下她一个人在学校里。只要她还在学校里呆着，我就理解为是在等我，是舍不得离开我，我就有了呆下去的理由和价值。下午一觉醒来，已是半下午。夏日天长，太阳还高着。知了满世界喧哗，反而让人不觉得喧哗了，感到一种喧哗深处持久的宁静。我还得睡。余振中把被卷背在了肩上，他对我说他要走了。他离家比较远，是该走了。我没有起来，只说你走吧。他却不走，看着我。我见他的眼睛眨巴眨巴，像是在酝酿感情，大概要动一点感情。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把眼睛闭上了。他的感情没动出来，只意味深长似的叹了一口气，走了。 直到太阳开始西沉，我才背着被卷走出校门。前面不见人，后面也不见人，我大概是最后离开学校的少数同学之一。出了校门，我生出一个感觉，觉得马连芳还没走，我得等等她。学校前面不远处有一处水塘，里面的芦苇长得很茂密，一直长到了岸上。我躲到芦苇丛里去了，向学校门口回望着，等待马连芳走出来。我的感觉没有错，只等了一会儿，马连芳就出来了。她没有和别人结伴，只有她一个人。她把被子打成方块，像外出串连时做的那样把被子双肩挎背在背上。她手里还提着一个线网袋，里面放着洗脸盆，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她低着头，只瞅地面，小碎步走得很快。她的村庄跟我的村庄不是一个方向，我是向南走，她是向西南走。当她拐上往西南方向的一个田间小路时，我从芦苇丛里出来了。我很想喊她一声，让她知道我在这里等她。我要是喊了她，说不定她会站住，回头，并朝我走过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敞开心扉好好谈一谈了。可惜，我只小声试了一下，没有大声喊出来。我的小声小得可怜，还有点发颤，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我错过了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望着马连芳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马连芳，你害得我好苦！ 回我们村需要过一条河，河上有一座砖桥。走到砖桥上，我又站下了。这时太阳虽然落了，但天还没有黑下来。晚霞扑上来，又映进水里，往西一看，满河都是红霞。我不急着回家。我要等红霞退下去，天完全黑下来，我才回家。我不想让村里人看见我背着被子回家，我不好意思见人。乡亲们要是问我怎么回来了，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之所以呆在学校里迟迟不离开，也有这一层意思。我要借助一下天的黑幕，给一个失学的、落魄的孩子遮一下羞。我们总是习惯歌颂光明，其实光明和黑暗都需要，老是光明，人也受不了，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这座砖桥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在镇上上学，每天要往返三趟。一升入中学，我开始住校，路过砖桥的次数就减少了。不过每星期我至少还是要路过一两次。夏日的午后，趁路上没有行人，我们脱光身子到河里洗澡。我们站在砖桥的高垛子上，双腿双臂并拢，一家伙就跳进水里去了。河水是清澈的，我们在水底睁开眼睛，看得见花肚皮的小鱼四下里逃散。秋天，河里的水更清。我们看见放羊的小姑娘从岸边走过，岸上的羊头朝上，水里的羊头朝下，水里的羊似乎比岸上的羊还白，还大。我们担心头朝下的羊会朝水里的天空落下去。水里的湛蓝天空那样深不见底，羊不知落到何时才是尽头。还好，乍着肚子的白羊慢慢走着，始终没有落下去。岸边的芦苇也开花了，花还没有散去，一团一团的，每一根芦苇梢头都像立着一只白鹤。我们难免会折一些芦穗，集中起来，举在手里。起初，“白鹤”还在我们手上卧着。等我们一开跑，“白鹤”就化整为零，纷纷扬扬地飞跑了。我们站在桥头，比赛往水里打水漂。凭我们高超的技术，哪怕是一块砖头头儿，一个砂礓猴儿，我们都能让它打着蹦子在水面漂出好几跳。冬天来了，漫天的大雪落在河里的冰面上，冰上积了很厚的雪，使长河变成了雪河。这条河，这座桥，给了我们很多乐趣，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同时，这河和桥，又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关隘，一回又一回，我走过去了，又回来了。有时我误以为自己通过了关隘，可以不回来了。可过不了多久，我又踏上了这座桥头，又被关在了关隘之内。 大串连也是如此。我怀着远走高飞的志向，带着与家乡决绝的表情，一次又一次地远行。北边，我到了郑州，北京。南边，我到了武汉，长沙，韶山，南昌。东南边，我到了杭州，绍兴。东边，我到了上海，南京。北边我跨过了黄河，南边我跨过了长江。在外面，我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天，又奔向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山，那个地方有水，每个地方都不一样，都让人觉得新鲜。外面的地方真大，我坐在火车上，白天跑，夜里也跑，都跑不到边。外面世界的精彩和美妙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外面生活得很好，或者说我很适应外面的生活。终日地奔走，我不但没有瘦，反而吃胖了。我吃得脸圆圆的，皮肤放着红光。我浑身的肌肉都很结实，捏都捏不动。那段日子，我以为我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比如我是一只风筝，我的家乡是风筝上的一根线，我已经把牵连我的线挣断了，风筝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它的飞行凭借的是空气，是风，线已经不能控制它，不能收回它。再比如我是一只鸟，我的出生就是为了飞翔。天南海北地飞，已经使我练硬了翅膀，我想一直飞下去。风筝也罢，鸟也罢，我飞了一圈，又飞回来了。像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牵着我，我从哪里飞走，还得回到哪里去。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强大的，我抗不过它。出去串连，我也是从这座桥上走出去的。串连回来，我还得通过这座桥走回家。这座桥已有些古老，它历史般地守在那里，面貌相当沉稳。它似乎对企图跨越它的人早有预料，料到他们还会回来的，所以它日夜等在那里。 我是摸黑从村后回家去的。村后有护村坑，坑上有独木桥。独木桥是一根去掉皮的杨树原木搭成的，一头粗，一头细，桥面很光滑。以前，我很少走这根独木桥，我怕一不小心掉到桥下的水里去。这晚，我执意要走独木桥。我觉得自己掉到桥下也没什么值得可惜的。我侧着身子，双脚横着担在桥上，一点一点往前蹭。我的心往上提着，走得战战兢兢。还好，我走过了独木桥。 我背着被卷儿回到家时，母亲和大姐二姐等一家人都在家，他们已吃过了晚饭。他们见我把被子背回来了，都有些惊讶。大姐二姐问我回来了。我低着眼，没有说话。我径直走到里间屋，把被卷儿往床上一放，在床边坐下了。外屋点上了煤油灯，里间屋没有灯。外屋微弱的灯光只能透过箔篱子的缝隙透进里间屋一点点，不能打破里间屋的黑暗。母亲问我吃饭没有，要是没吃的话，锅里还有一点剩稀饭，还不太凉，让我刮刮喝了它。我还是没有说话。我在黑暗中噘着嘴巴，像是和人赌气，又不知道在和谁赌气。大姐说，剩下的那点稀饭，她刷锅时刮到猪食盆里喂猪了。大姐似对我很有意见，说我回来就耷拉着个脸子，谁都不理，有多大功劳呢！是的，我哪里有什么功劳，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只有满腹的委屈。二姐也说，你上不成高中就不上吧，也没人说你什么，又不是家里人不让你上，你这是跟谁生气！二姐的口气虽然也不好，我还是应该感谢她。我不愿说的话，她替我说出来了，她替我把这题点破了。二姐这一点，也把我的委屈点破了。多少日子以来，我把我的委屈包裹着，不让委屈表露出来。在学校里，在那片芦苇丛里，在桥头，我的委屈多少次欲突破出来。觉得委屈快要突破出来的时候，我赶紧把委屈压下去，再包上一层东西。不料委屈是包不住的，你包得时间越长，它鼓的包就越大，包裹委屈的那一层皮就变得越薄。这不，二姐只一点，我就再也包不住了。我的嘴角在抽搐，泪珠子开始往下掉。这时我还没哭出声，时机似乎还没完全成熟。直到母亲走到里间屋来，问我真的不能再上学了吗，我的委屈才倾泄而出，哭得一塌糊涂。我越哭声音越大，坐着哭不够畅快，我就躺到床上哭。我没有明确回答母亲对我的问话，我的哭就是对母亲的回答，也是对母亲所提问题的确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哭，表示对不起全家的每一个人，并表达我对前途的绝望。那一刻，我们家的人都不再说话，满屋子都是我那难听的哭声。他们大概认为我是需要哭一哭，没有人劝我别哭。 当我的哭声渐弱时，大姐大概心疼我了，她跟母亲说，去给我做点面条吃吧。我听见大姐的声音是颤抖的。母亲不同意大姐给我做面条，母亲说，孩子哭的时候哪能吃饭呢，饭把孩子的气压住了就不好了，就会变成毒气。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吸吸溜溜的，像是也落泪了。这就是我的亲人，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只有他们在关心着我，疼惜着我。于是我的哭像是获得了新的动力，由弱再变强，掀起了第二次高潮。这时我还产生了一个自虐的念头，干脆哭死算了，既然活着也什么出路，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堂婶听见了我的哭声，到我家来了，问母亲是不是我在哭，是不是身体不得劲。母亲大概不想让堂婶知道我为何痛哭，没让堂婶到里间屋看我。母亲对堂婶说，没什么事，他哭一会儿就好了。 正如母亲所说，我又哭了一会儿就好了。我哭累了，没劲了，哭不动了。再大的一包委屈之水，放一会儿也就放完了。哭过之后，我浑身瘫软，好像还有点舒服。不知不觉地，我就睡着了。蒙*3之中，我觉得是母亲给我脱了鞋，把我的腿在床上顺直，给我盖上被单。母亲还用被单一头给我擦了眼泪。我痛哭的余音，是不时地在睡梦中痉挛似的抽噎一下。我能感到我的抽噎，但抽噎并不能中断我的睡梦，我睡得又安全，又放松。如果说我的大哭是为我的学习生活画了一个叹号，那么，睡梦中的声声抽噎就是一连串的省略号。有了这么多的省略号，以前的生活就可以放下了，不提了。 一个人回到土地上，就算落到底了，就踩到了底线，不能再落了。如果再往下落，就落到黄土下边去了，就到了人生的终点。土地的好处，是它具有很强的宽厚性和包容性，它不嫌弃任何人，不拒绝任何人。回家的第三天，我就下地干活去了。队长是我的堂叔，他派给我的活儿是到玉米地里改水。玉米已经结穗，吐缨，正是灌浆的时候，需要大量雨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眼下是阴历六月，天没有下雨，没有连阴，却有些旱。毒太阳当头晒着，玉米叶子有些打蔫，有些披垂。地里也干得裂了缝。这时就得动用人工给玉米浇水。所有玉米地的机井都架上了水车，水车上套上了骡子和驴子。骡子和驴子的眼睛都用罩眼蒙上，免得它们发现自己老在一个地方转圈，心生烦躁，站下赖着不走。也防止它们看见水车道周围的庄稼，伸嘴吃青。每架水车都有一个社员守着，作为牲口的监工。监工手里拿着一根柳条，或是一棵青玉米，骡子和驴子要是走得慢了，监工就在它们屁股上抽一下，把它们抽得屁股一收，腰一拱，仿佛吃了一惊似的，马上加快了步伐。水车抽上来的水不大，却也能不断头地流。玉米地边，长满青草的龙沟里，老是有水一明一明地闪光。我们那里浇玉米采用的是浸灌法，也就是说，把龙沟向玉米地开一个口子，尽水往地里浸流就行了，什么时候井水把一块玉米地流遍为止。 我的所谓改水任务，是拿一把铁锨，注视水流的动向和浸灌进展程度，待一块玉米地浇完了，把水流改向，引导到另一块干渴的玉米地。我改水的任务还包括堵水，若发现水从玉米地里流出来，流到地头的路上，或流到田边的坑里，就得赶紧跑过去，用铁锨垒起一道土堰，把水堵回去，只许它在玉米地里流。刚干这个活儿，我把水流的速度预想得比较快，以为一块地很快就浇完了，所以我对水流盯得比较紧。我不怕玉米地里闷热，也不怕玉米叶子拉人，水流到哪里，我就跟踪到哪里，密切注视着水流的一举一动。我跟踪水，不是在水后头，而是提前到水头前头。我要是跟在水后面，会陷进泥里拔不出脚来。我等在水头前边，看见水流跟我有约似的，轻轻地就流过来了。水流过来时，先带来一股子水气和土腥气，是未见其水，先闻其味。没浸过水的地方，地是灰白的，硬得有点像石头。一浇过水，地就变成黑的，变得稀软。干渴的土地对水的需求量之大，是我没有料到的。地浇得那样缓慢，我也没有想到。可以说水刚从井里抽出来像条龙，流到湿地里像条长虫，到了水头那里呢，细得就像条蛐蟮了。“蛐蟮”曲曲连连，老也爬不动，前进一步甚是艰难。地里还有不少昆虫的洞穴，每一个洞穴都是水头的障碍。每遇到一个洞穴，“蛐蟮”就一头扎下去了，呼呼地往里钻，洞穴口只冒一点水沫。等洞穴里彻底灌满了水，“蛐蟮”才会重新爬出来。遇到田鼠和野兔的大宅门更不得了，水流仿佛受到盛大邀请，进去就不见踪影，半天都不回转。地浇得这样慢，我未免着急。堂叔在地头喊我。让我不用老在玉米地里看着，只在外面看着就行了。我从玉米地里出来跟堂叔说，水流得太慢了。堂叔说，这事不要着急。不怕慢，就怕站。只要后面有水续着，催着，慢慢就浇完了。堂叔还对我说，你刚下学，日子长着呢，慢慢来。我听堂叔的话，不到玉米地里呆着了，只在玉米地边走走，转转。不想转了，我就坐在地头玉米的阴凉地里歇息。后来我看到玉米地边有一棵柿树，柿树下面的阴凉面积更大，草地也很好，干脆到那里坐着去了。风徐徐的，满地里都是青苗和青草的气息，让人觉得很不错。我想到，堂叔大概是为了照顾我，给我安排了一个轻活。 我的母亲和大姐二姐，都是女劳力。我是男劳力。男劳力不仅白天可以挣工分，晚间也可以挣工分。晚间挣工分，就是抱起被子扛起箔，到野地里睡觉，看秋。其时，红薯的根部已鼓了堆，玉米已结了子儿，高粱的穗尖已开始变红。为防止手脚子有毛病的人偷秋，队里的男劳力就得全部出动，在田间地头这儿睡一个，那儿睡一个，为接近收获的庄稼站岗放哨。整劳力看一夜秋可以挣两分。而我，只能挣一分半。队里大概认为我达不到整劳力的标准，按半劳力给工分吧，又少了点。于是队里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给了我准整劳力的工分。母亲对这一分半很看重，仿佛在说，我儿子也能挣看秋的工分了。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队里让我母亲参加男劳力干活，以多挣工分。由于自身的限制，母亲从没有挣过看秋的工分，母亲所挣的工分总是比别的男劳力少。为此，曾有人建议，说我母亲愿意去看秋也可以。我母亲一听，像是受到了很大侮辱，顿时跟人家恼了。母亲说，她的闺女还都没有出嫁，儿子还都没娶亲，她夜里怎么能出去！别说少挣工分，就是全家人饿死，她也不会出去看秋。 看秋的活儿是吓人的，对人的胆量是个极大的考验。它不许社员们睡在一块儿，每个人都是单兵作战。秋天的田野，到处都是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深得跟树林一样。田间原本有一些小路，都被庄稼遮蔽住了。天又那么黑，往地里一看，哪里都是黑黢黢的，每往田野深处走一步，都如同撞在黑纱帐上，都得使劲把黑纱帐撕开一点。而我从小听到的有关鬼的故事又是那么多，往庄稼地头一睡，我觉得满地里都是鬼。鬼们藏在庄稼地里，以千奇百怪的模样，这个冲我伸一下头，那个冲我一龇牙，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根发紧，似乎连头发都支乍起来了。这会儿别说让我看护庄稼了，万一有个来偷玉米棒子或高粱穗子的贼，不把我吓破胆才怪。我用被子蒙上头，又不敢蒙得太严。我担心鬼们见我蒙上头，正好有可乘之机，一齐过来对我下手。我把被头拉到眼睛那儿，盖半只眼，留半只眼。盖半只眼是怕鬼收拾我，留半只眼也是怕鬼收拾我。我盖的被子，是从学校里带回来的那条被子。以前，它伴随我在学校里读书，被子上应当有书的气息。现在它跟着我到地里看庄稼，很快就沾染了庄稼的气息，还有草气，潮湿气。难道我这么快就变成一个农民了？ 夜里除了看庄稼，我们男劳力还有机会轮流被派到瓜园里看瓜。看瓜也是看秋的一部分。我们队里每年都要种几亩瓜，有西瓜，也有各种小瓜。有的地方把小瓜叫甜瓜，我们那里却叫小瓜，小瓜是与西瓜的大相对而言。我们都愿意看瓜。瓜秧不像高粱、玉米那么深，我们睡在瓜地里，互相看得见，一说话也有呼应，不用担心鬼们会插进来。看瓜带有一定的福利性，每一个看瓜的男劳力，都可以摘一个瓜尝尝。说是尝尝，到时候就不是尝尝的问题，是可以放开肚子大吃一顿。队里年年种瓜，却从来不分瓜，种的瓜大都拉到集市上卖了。趁看瓜吃上一顿，是男劳力可以利用的一个机会。有人知道晚上该轮到他看瓜，连晚饭都不吃了，留着肚子准备到瓜地里吃瓜。我们到地里把箔和被子一放，就开始挑瓜。我们弯下腰一瞅，哎呀，真喜人，西瓜、小瓜轱轱轮轮，遍地都是，拍哪个都响得嘣嘣的。若是天上有月亮，地里的瓜就更好看，每一个瓜都鼓着肚皮，肚皮都反着月光。我们往往看花了眼，不知道先摘哪一个好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小瓜虽甜，不可多吃，吃多了会闹肚子。而西瓜多吃一些问题不大，就算你吃得肚子像一个西瓜，撒上一泡两泡尿，就变成水还给瓜地了。那么我就吃西瓜。我摘来一个西瓜，用拳头把西瓜砸开，掰成大块就吃起来。吃饱了，停一会儿，让肚子消化消化，撒一泡尿，再吃。把瓜吃够了，仰面往地里一躺，也是一个莫大的享受。小风轻轻吹着，风里都是熟瓜的香味。你挡不住风，就挡不住那浓郁的香味。和瓜香一块儿涌来的，还有遍地的虫鸣。如果说一只昆虫就是一名乐手的话，恐怕瓜地里和附近的庄稼地里，有一万名乐手都不止。田野为它们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它们献出各自的拿手好戏，长吟短唱，演奏出美妙的交响乐章。在这样的夏夜里，东边的天际会不时打一个闪。天并不阴，夜空满天星斗，一点下雨的可能都没有。我们把这种闪叫露水闪。闪不大，也没有声响，一条带叉的金线倏地一闪就完了。露水闪刚打过时，星星像是暂避一下，给闪让开一条道，让闪先走。等闪打过了，星星很快露出眼睛，越露越多。我喜欢看星星。别看星星都不会说话，但我觉得每一颗星星都是很灵透的，也很讲情义。你只要看它，它就会看你。它有时会眨眨眼睛，露出羞涩的表情，这正是它的情之所致。我对星星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们给队里看瓜，也有工分。 我们那里刚实行工分制时，是每天发给社员工分。印制工分的纸片子质量很差，极易破损。倘是老鼠往工分上撒一泡尿，工分几乎就会化掉了。工分也不易保存。有的社员记性不好，又习惯把工分宝贝似的东掖西藏，结果往往连自己也找不到了，到分东西时就没了凭据。后来，不给社员发工分了，改成记工分。队里配了记工员，每天傍晚收工时，记工员把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记在账簿上，一月一合计，半年一拢账。到年底按工分的总计分红。我母亲和我的大姐二姐对工分都很看重，她们很善于把工分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和年终分粮联系起来，每一分半分在她们眼里都是有价值的。发纸印的工分时，她们每天都把领到的工分交到母亲手里，由母亲用一根生白线缠上，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集中保管。每天领一次工分，母亲就每天把工分缠一次。看着工分越积越厚，她们的心情是喜悦的。后来改成了记工分，她们也时常问一下，哪天的工分记上没有，工分有多少了。记工员有一本账，她们心里也有一本账。她们通过问记工员，把自己心里的账和记工员的账核对一下。若对不住账，她们就要查一查。 说来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这表现在我对工分的无所谓态度，我对工分的事从来不过心，不看重。我干活也就干了，看秋也就看了，至于记不记工分，我从来不问。我知道记工簿上有我的户头，但我从不伸头看一下，我仿佛对记工簿子不屑一顾。我见到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社员，一次又一次地让记工员指出他的名字和他的分数，供他辨认，我觉得有些可笑。我挣的工分，都是由母亲负责查问。这表明我没有安下心来当一个农民，我的身体虽然落到了土地上，但我的心并没有落实。我的心还高着，还飞着。我不相信自己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就这么永久性地拴在庄稼地里了。当时广播里天天宣传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志不移。我理解那是说给城里下到农村的知青听的，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从来不相信在农村能炼什么红心。我想我的心态跟那些下乡知青有些相似之处。他们把农村看作异乡，他乡，自己不过是他乡的一个过客。而我呢，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村前的地里埋着，我没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在农村呆着，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农村看成我的立足生存之地。可是不行，一万个理由都不能说服我，我一心想走出去，一心想离开我的家乡。和那些下乡知青一样，一天不离开农村，我就一天不快乐。苦闷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唱歌。人家唱歌是表达快乐，我唱歌正好相反，是表达不快乐。村口南边有一个菜园，菜园边上有水坑，坑边有树，还有从水坑里长出来的芦苇。芦苇像竹子一样，有很强的蔓延能力。它的白色的根在下面行走，走到哪里，春天就从哪里长出芦苇。菜园旁边生出的芦苇，有的被人踩断了，有的被砍掉了，长得不够连贯，这儿一丛，那儿一片。芦苇丛中有一块平地，午后那里很静，也凉快，我愿意一个人去那里睡觉，唱歌。我把我的粗布褂子脱下来，铺在地上。我把鞋也脱下来，将两只鞋口对口扣在一起，放在下面当枕头。刚躺下时，我不唱。我仰面躺着，看着天上丝丝缕缕的白云，听着芦苇叶子沙沙啦啦的声响，像是酝酿一下情绪。芦苇丛里的阴影花花搭搭，也有利于情绪的酝酿。我躺了一会儿，试着唱了第一声。我唱的是一句对景的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当我听见我的歌声时，有些警觉地坐起来了。我往芦苇丛外面看了看，确认四周的确没有一个人，没有人会听到我唱歌，我才正式唱起来了。我一唱就收不住，唱了一支又一支。我唱洪湖水浪打浪，唱月儿弯弯挂在天上，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不喜欢唱那些快节奏和所谓铿锵有力的歌子。我挑那些比较舒缓便于抒情的歌子唱。这些歌子的节奏本来已经够慢了，我唱得似乎比节拍的要求还慢。每支歌子都能让我唱出哀伤来。在我从学校和宣传队学回来的歌子里，还有一些涉及到家乡的歌曲，比如一条大河波浪宽，谁不说俺家乡好，等等，这些歌我也唱到了。唱着唱着，我不知不觉联想到我自己的家乡，有些触景生情似的，我似乎觉得我的家乡也有些可爱。是的，你别看我成天想着离开家乡，一天都不愿意在家乡多呆，可歌里一唱到家乡，家乡就成好的了。这大概就是歌的神奇，歌的魅力，什么地方都经不住歌唱，一歌唱就变了样子，好像歌中另有一个家乡。我肯定是动了感情，不然的话，我不会流泪。唱完一支歌，我觉得两边的耳朵有些痒痒，我还以为是爬上了蚂蚁，或是别的小虫子。我用手一摸，沾了一手湿，原来是我流泪了。泪水中含有盐的成分，所以我才会觉得皮肤发痒。我肯定是唱得有些忘我，泪水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不知道。泪水有多长，我也不知道。泪水悄然地流过眼角，流过鬓角，直到流进耳朵眼儿去了，我才有所感觉。我用手指把流进耳朵里的眼泪挖了挖，对自己流眼泪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不知道眼泪是在什么情况下长成的，是随长随流，随流随长，还是长成了积攒下来，遇到机会再流。倘是眼泪生成了，并在眼内存着，你老不让它流也不好。人对自己的感情没办法控制，对眼泪也没办法控制。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对自己的眼泪也不必反感，不必生气，任它流就是了。唱了歌，也流了眼泪，我觉得心里有些熨帖，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啊！你啊！对自己无可奈何似的，我就闭上了眼，就睡着了。 我在芦苇丛里独自唱歌，还是被人听见了。我们村里有一个复员退伍军人，有一天在村口碰见了我，他提出让我唱一段洪湖水浪打浪。我一听，知道他听见我唱歌了，顿感有些不好意思。我说我不会唱。他说，你会你会，唱吧。他口气很恳切，跟求我差不多。我到底没唱，赶紧从他身边走开了。我们村里一些女孩子，大概也知道了我会唱歌，让我教她们唱歌。她们把那些抒情歌曲说成是拉长秧子的歌，她们也想唱那些拉长秧子的歌。那些女孩子的要求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些许满足，也让我在她们面前感到害羞，教她们唱歌，我怎么张得开口。还有，那些歌都谈不上是革命歌曲，和当时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战士打靶把营归等，都有一些差距。我要是教她们那些歌，被说成思想感情不健康怎么办。 那时我特别渴望看书，却捞不到书看。我祖父倒有一些存书，至少有几十本吧。祖父死时，应他的惟一的临终嘱咐，母亲把那些书都放进祖父的棺材里，给祖父当枕头了。那时我正上小学，还不会看书，还不知道书的宝贵。等我想到祖父的那些书时，已无法向祖父要了。我自己所拥有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迎春花》，是我趁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偷出来的。一本是《欧阳海之歌》，是学校领导动员我们买的。我堂哥有一本《烈火金刚》，我看完后想据为己有。堂哥不干，催在屁股后面跟我要走了。我能有两本书，在我们村就算是有书的人了，就算是精神食粮的富有者了。你到别的人家看看，别说成大本的书了，你想找一个带字的纸片子都很难。当然了，那时家家都有毛主席语录本，那不能算书，那是宝，和毛主席半身石膏像一样，那是放在堂屋的桌子上当神灵供奉的。我把《迎春花》反复看过了，觉得好，就把书念给我们家的人听。睡觉前每天念一段。家里人供我念了书，我算是识字的人，我觉得我有义务有责任念书给家里人听，这样就不枉他们供我念书一场。煤油灯的灯头很小，光线很暗。我的眼睛很亮，很好使。母亲、大姐、二姐、妹妹、弟弟，都在床上靠着和躺着，专心听我念书。他们都是好听众，不说话，不翻身，也不咳嗽，跟我一起进入书的情境里去了。在偏僻的乡村，在茅草屋里，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开展的情况下，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听这家的孩子念一部长篇小说，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异数。窗外或许正刮风，或许正下秋雨，或许已经开始下雪，这些气候都不影响我们家的念书和听书。也有时候，从窗棂子溜进来的风把小小灯头吹得直忽闪，大姐二姐会说赶紧赶紧，她们的意思是把风挡一下，或把灯头保护一下。往往是我的目光还没离开书面，灯头就恢复正常了。我稍微停顿一下，接着念。随着一本厚书越念越薄，随着故事深入发展，我们家的人听得有些着迷，对书中人物的命运有些牵挂。我们把开始念书的时间提前，一吃过晚饭，灶屋里一收拾完，有人就把煤油灯端到里间屋去了。平时我们家对煤油是十分节省的，除了母亲在冬夜里纺棉花，我们家一般不点灯。要说话，或讲点古戏，都是黑着灯。在念那本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们家破例了，不再计较省油不省油的事。我们不光提前开始念，念到紧张和放不下的段落，还把时间延长。记得书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好人家，母亲死得早，姐姐对弟弟非常怜惜和照顾，可以说又当姐姐又当母亲。弟弟也很乖巧，对姐姐很有感情。由于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一家人都参加对敌斗争。在斗争最严酷的时候，敌人对这家弱小的弟弟下了毒手，把弟弟给打死了。这一下，父亲、姐姐以及全家人，都心疼坏了。那个情节写得挺长的，气氛造得很足，我念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才念完。我念得满眼含泪，声音哽咽，几次念不下去，差点抛开书哭出声来。我们家的人也听得一片唏嘘。我们对这个情节这样动感情，除了情节本身确实感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原来也有一个小弟弟，我的小弟弟也死了。看到人家的弟弟死了，我们难免会联想起我们家的小弟弟。我们的小弟弟也很乖，也很聪明，感情丰富得很。小弟弟有残疾，他长到八九岁，还是病死了。一联想到他，我们感情上都有些受不了。 这本书念完，我就没什么可念的了。那时候没有杂志，我连一本杂志都没看到过。我们村也没订报纸。和外界惟一的联系，是村里办公部的窗户那里安有一个小喇叭。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地方不叫办公室，叫办公部。办公部是三间草房，里边没有办公桌，没有电话机，也没有板凳，什么都没有。干部和社员要开会了，就去那里开，那里就被叫成了办公部。我们村对安小喇叭也不是很积极。但上面有要求，为了让广大贫下中农及时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为了让最高最新指示宣传不过夜，传达不漏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村村通广播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的说法是很吓人的，政治高于一切，一切为政治让路，一提到政治任务，村干部就只能说好好好。队长让会计把队里卖瓜的钱拿出一部分，买电线，买电线杆子和小喇叭，把广播安上了。小喇叭一天响三次，早上吃饭时响一次，中午和晚上吃饭再各响一次。每次一个来钟头，小喇叭是那种最简易的舌簧喇叭，声音不大，音质也不好，老是噼噼啦啦的。社员们很少去听。我去听。一听见有喇叭响，我就凑过去听一会儿。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我想听广播，又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听，一见有人看我，我就走开了。晚上天黑了，趁别人看不见我，我就多听一会儿。广播的内容并不能吸引我，无非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今天批判这论，明天批判那论，没什么新鲜的。我听广播，多半是为了一点遐想。我想，这广播线是连着县城的，连着省会的，连着北京的，一听广播，我就顺着这条线想到我串连时曾去过的县城、省会和北京。北京，那是多么伟大多么美丽的地方啊！我这样的心思，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身在田间地头，心向首都北京。不过人家说的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忠于毛主席的意思。我的心思是一个私心，是不安心在农村种地，跟人家的要求一点都不合拍。 我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但我必须按农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以农民的面目出现。当农民的标准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没有一条两条十条八条，它的标准体现在一些日常性的活动中，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流传下来的，是约定俗成的。因时间久了，标准似乎就有了铁定的性质，人人都知道。你遵守了这些标准，别人认为是应该的，没有人表扬你。你要是违背了这些标准，一下子就很显眼，就会受到指责，甚至被人看不起。举例子说吧，在雨后雪后或节日期间，生产队里不安排什么活，男人们会有一点空闲时间。在这个时间，男人光在家里睡大觉是不可以的，会被人认为懒，不是过日子的人。那么男人就要到户外走一走，找点事情干。这个时候，标准就出来了，男人出门，空着两只手是不行的，必须带上家什。常用的家什是一张锨，一只粪筐，用铁锨的锨头挑上粪筐，就可以出门了。铁锨和粪筐仿佛是农民出门的一套道具，有了这一套道具，就像个农民，就符合当农民的标准。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游手好闲的人。久而久之，可能会被说成二流子。二流子是个严重的词，这个词是万万沾不得的，一旦沾上二流子的名声，不仅农民当不好，恐怕连男人都当不好。试想想，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二流子当老婆呢！一个男人找不下老婆，还算个什么男人！ 我家的铁锨和粪筐都是现成的，外出带上就是了。母亲告诉我，父亲拾粪是很在行的。以前村里人养猪都不搭猪圈，也不用绳索把猪拴起来，任猪们在村里乱跑。我们屋后有一棵很大的紫桑椹子树，待桑椹子熟得落地时，猪们夜里都到那里去吃。猪吃了椹子，难免要拉屎。父亲估计到了这一点，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树下去拾粪。据母亲说，父亲每天都能拾到满满一筐猪粪。我听得出来，母亲是拿这个话教育我，希望我以父亲作榜样。关于粪的谚语，我们那里也很多。像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等，颇富有诗意。这些谚语人们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有趣的是，我们那里的人大都不识字，却知道繁体的粪是由米田共三个字组成的。大人跟小孩逗着玩，向小孩许诺，某个事情干得好了，就给小孩一块米田共吃。小孩一听，把米田共当成了米甜供，以为米甜供是年节敬神的一种供品，一定很甜，一定很好吃。为了能吃到米甜供，小孩干事情很卖力。把事情干好了，小孩要求大人兑现许诺，给他米甜供。大人在前面走，小孩在大人后面跟着，一路说，我吃米甜供，我吃米甜供！别的大人听见了，禁不住掩嘴发笑，他们知道米田共指的是什么。也有的小孩子上过类似的当，他把急着吃米甜供的小孩子拉了一下，说米田共就是粪，就是屎，你吃去吧！小孩一开始还纳闷，这么好听的名字，怎么是粪呢？纳闷过后，他也得到了关于粪的启蒙教育，他就可以拿这个话逗别的孩子，问人家吃不吃米田共。因为我们那里有热爱粪的风气，人人都养成了拾粪的良好习惯，所以拾粪的人就比较多。拾粪的一多，想拾到粪就比较难。在逢集的日子，不少人愿意到镇上的牛行去拾粪。牛行是牛的交易市场，那里集中着不少牛。拾粪的人来到牛行，把粪筐放在脚边，双手把铁锨的锨把一拄，下巴也搭在锨把上，眼睛往众多的牛屁股上不断扫描。发现哪头牛有拉屎的动向，人们就纷纷凑过去了。牛拉屎的预备动作是明显的，它的尾巴先用劲，尾巴根子发硬，发梗，然后翘起来。它只要一翘尾巴，就会有大块大块的牛粪涌现出来。拾粪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牛的尾巴刚一发硬，他们就把铁锨平端着伸到牛的肛门下边去了。不是一张锨，有好几张锨。牛的肛门只有一个，好多张锨争先恐后，都想把锨放在最上边，都想离牛的肛门最近。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动态，你把我的铁锨压在下面，我又把他的锨压在下面，铁锨互相交锋，交替压制，谁也不让谁。难道说这不是一道独特的风景，风景的名字就叫抢门图。可怜了那些牛，铁锨纷纷杵在它的屁股上，干扰得它的屁股一收一收的，拉泡屎都拉不安生。也有的牛，被干扰得拉不成屎，把尾巴又放下去了。这种情况让望粪心切的抢粪者大失所望。这样的风景，我目睹过好多次。我也就是看一看，做一个旁观者罢了。要是让我也加入抢粪者的行列，我的修养还不够，暂时还没有那样的勇气和技术。在一场小雪过后，我只能挑着粪筐，在野地里瞎转。 我走过田间小路，走到一片坟地里。从坟地里出来，我上了河堤。沿着河堤走了一段，我又攀上傍着河堤的一座砖窑。在田间小路上，我会观察一下野兔留在薄雪上的脚印。在坟地里，我低头瞅一瞅有没有黄鼠狼的窝。河水结了冰，冰面下有冻死的白鱼。隔着冰层，我看到死鱼的眼圈有一点红，像是临死前哭过。登上砖窑的窑顶，我的视野会开阔一些，会看得远一些。看得远一些会怎样，越往远看，越是一片白色的模糊，越让我心里发空，发愁。当然了，不管我转到哪里，我都没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个拾粪者，我最关注的对象还是粪。要是发现哪里有一泡粪，我会像看到一丛鲜花的花朵一样心花怒放。话说回来，拾不到粪也没关系。田野里没有粪，总有土吧。土是取之不尽的。我回家时背上一筐土也可以。把土倒进粪窖子里，和脏水烂草在一块儿一沤，也能沤成粪。在多数情况下，男人手里的铁锨和粪筐不过是一个幌子，打着这个幌子，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处转游。有一天我转得实在无聊，突然心头一撞，想到何不利用拾粪的名义和机会，到马连芳的村庄去看一看呢，说不定还会见上马连芳一面呢！自从在学校门前各奔东西后，几个月过去了，我再没有见过她。我见她只能在梦里。这个想法一产生，我没有再犹豫，就向马连芳所在的村庄走去。我打的是拾粪的旗号，其实是想去拾爱。一路上，我的想象海阔天空，非常活跃。我最理想最美的一个想象，是当我走到马连芳的村边时，马连芳正好出来。我们两个久别重逢，悲喜交集，都激动得难于言状。我在想象中拉住了她的手。她往村里回望了一下，没有抽回她的手。那么我就把她的手一直拉着。她看着我，眼里渐渐地有了泪光。我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害羞似的把头低下去了。当她再抬起头时，已是泪流满面。这样想着，我的眼窝子就湿了。我的村庄离马连芳的村庄并不远，中间只隔着两个村庄。只一会儿工夫，我就把两个趴在地上的村庄超越过去了。我没去过马连芳的村庄，据我的估计，前面那个村庄就是。这时我的心开始腾腾跳，越往前走跳得越厉害。面前的村庄跟别的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可在我眼里，马连芳的村庄比天下所有的村庄都要美，房也美，树也美，坑也美，水也美，猪也美，鸡也美，连村子上方盘旋的老鸹都美。没办法，我把马连芳的村庄看成了马连芳本身，我是爱屋及乌，把一个普通的村庄拟人化和感情化了。我没敢走进马连芳的村庄，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我就站下了，对村庄打量着，期待着。我想象中的诸多场景，一种也没有出现。想象就是这样，它是从现实中来的，给人的是一些虚幻的满足。但你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它。你不但找不到它，现实轻易地就能把你的想象打得粉碎，你想收拾一下都无从收拾。见不到马连芳，能看一下马连芳的房子也是好的呀。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一座房子是马连芳家的，我甚至连她家住在村东村西或村南村北都不知道。 这年冬天，我总算得到了一个兴奋点，可以报名参军。参军光荣，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广泛的宣传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谁家有人参了军，门口一侧就挂上一块长条型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军属光荣。木牌是红色，字是黄色，甚是抢眼。木牌是由公社武装部统一制作，统一发放。据说要求发光荣牌是上面的意思，全国的军属，每家都有一块。荣誉历来就是这样，级别越高，荣誉越大。这块光荣牌差不多带有御赐的性质。每年春节，作为队长的堂叔，都要组织全村的青壮男人到每家军属门口挨家拜年。这成了一个惯例。参加拜年的没有女人，全部是男人，不知为何。这支没有女人的拜年队伍，似乎更具庄严感，拜年的仪式也显得隆重。拜年的队伍列队在军属家门口站定，军属家的代表人物也应邀从屋里出来，站在对面，仪式就可以开始了。堂叔喊脱帽，大家就把帽子摘下来。堂叔喊一鞠躬，大家赶紧弯腰。堂叔喊到三鞠躬，大家一共弯三回腰。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我还没有资格加入拜年队伍之前，我就很高兴去看人家给军属拜年。当我一上中学，被获准可以加入拜年队伍，我就每年去给军属们拜年了。可以说打从小去看人家给军属拜年起，我心里就埋下了参军的种子，我想等长大了我也要参军，我家门口也要挂一个红木牌，也要让村里人列队给我们家拜年，给我母亲拜年。 我以前说过，我堂叔的儿子，我堂哥，就参过军。堂哥参军的地方在开封。他一到部队，很快就寄回了穿军装的照片。堂哥的照片涂成了彩色的，除了军装是草绿色，堂哥帽子上的帽徽是一点红，衣服上的领章是两点红，加上堂哥还被涂成了红脸蛋，他一下子变得焕然一新，很是精神。堂哥的照片寄到家那天，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去看，堂哥顿时成了一个小红人儿。沾堂哥的光，堂婶还到开封去了一趟。在此之前，堂婶只到过离村二三里的镇上。开封之行，构成了堂婶一生辉煌的顶点，使她觉得风光无限。堂婶捎回了她和堂哥以开封龙廷为背景的照片。这一次，我们重视的是龙廷，对龙廷老也看不够。龙是什么？是皇帝，是天子。那么龙廷就是天子住的地方，与天堂无异。堂婶堂哥他们把龙廷放在背后照相，不是等于到天堂走了一遭嘛！那时我还没有出去串连过，还没到过北京，南京，杭州，上海，以为开封是最好的，对堂哥甚是羡慕。 我没有别的出路，当兵，是我走出家门的惟一选择。我像是盼望当兵已盼得很久了。我很快向村里民兵连报了名，并向大队的民兵营报了名。大队的民兵营长是外村的一个麻子，他平日穿得破衣褴衫，敞胸露怀，一点派头都没有，人们不大看得起他。但每年的招兵都是通过他，一到招兵时间，人们就记起他来，他就吃得开那么一段时间。那么他的架子就有些端，表情也严肃起来，谁跟他说话，他就光哼哼。连平常跟他捋脖梗抠屁股的人，他也拒绝人家跟他闹。这让我觉得权力是个很好玩的东西，权力的小锣子一敲，权力的面具往脸上一扣，猴子说变脸就变。民兵营长烟瘾大得很，用生烟叶卷的大炮，他能一支接一支抽。招兵一开始，他就不抽大炮了，变成抽细白的洋烟。抽洋烟是民兵营长变得吃得开的显著标志。我还听说，有的家长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当上兵，在夜里，成架子车地往民兵营长家里拉红薯。那时农民送礼没什么可送的，只能把自家的口粮省出一部分当礼品。送礼的人也是打听好了的，知道民兵营长家人口多，饭量大，每年的口粮都不大够吃，所以就用红薯把民兵营长家的口粮补一补。我从没有想到给民兵营长送礼。送礼一要实力，二要勇气，这两者我都缺乏。特别是送礼的勇气，仿佛是天性中的一部分，是与生俱来。而我天生就有这方面的缺陷。我知道送礼是和求人联系在一起的，送礼几乎是求人的同义语。关于求人，您不知道我们老家怎么说？说来很难听，让人不好意思，我们那里人说，求人比吃屎还难。真的，我们那里就是这么说的。这个说法让人觉得不够文雅，有些夸张。但可以相信，第一个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有过痛心的经验，一定付出了人生尊严方面的代价。人们愿意口口相传这个话，也必是对这个说法有同感。 我愿意当兵，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是为了保卫祖国，是尽一个适龄青年对国家的义务，犯不着低三下四地求哪一个。同时我认为，只要让我当兵，我一定能当一个好兵。我不怕吃苦，爱学习，有心劲。我看过《欧阳海之歌》，欧阳海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比如说，我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每天都做一件好事。我做了好事，会像所有被树立的英雄人物一样，用日记的形式，把所做的好事记录下来。当然，我不认为做好事是自发的，是毛主席教导我那样做的，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我要把每一件好事都找到一条毛主席语录作理论根据，把成绩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装作日记是保密的，不给人看。假装要有耐心，须维持一段时间。等别人急于看我的日记，我再装作偶尔疏忽，让同宿舍的人把日记看到一点。我的日记一传开，领导一注意我，也许我的进步就开始了。我的目标就是入党，就是提干，也就是当军官。如果不能当军官，如果像我们那里的人说的，吃几年军粮，混一身黄皮就回来了，那当兵有什么意思！我的自信毫无根据，但我就是相信，只要让我当兵，我就能当军官。 我被批准和我们村的另一个青年去老城参加体检，这让我觉得有点希望。穿白大褂的体检人员把我们检查得很细，翻了我们的眼皮，看了我们的脚底，连腿下的两个睾丸都捏到了。我的身体一切正常，各方面都很合格。这使我参军的希望又增加一层。还有一道关是政治审查，简称政审，如果政审没什么问题，我就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那时候政治厉害得很，一般把人说成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身体本身，另一个生命叫政治生命。人们往往更看重政治生命，政治生命倘是不行，这个人就完了，就没什么前途了，另一个生命再正常，也没什么用处。 朋友们大概已经猜到了，我政审没能通过，到政审的关口，把我刷下来了。和我同村的另一个青年，人家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披红戴花兴高采烈地走了。这就是说，我的政治生命完蛋了，我这个人也整个儿完蛋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对自己隐瞒着，回避着，不敢想，也不敢说，到头来，还是没能躲掉。这就是，我父亲曾在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部下当过兵，而且还是一名下级军官。我父亲当兵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的战乱年代，对兵的需求量很大，他跟玩儿似的就当上了兵。那年父亲正在镇上的银匠炉当学徒，成天给人家打水扫地看孩子，干杂活，还挨打受气。招兵的打着小旗到镇上去了，说谁想当兵都可以，到队伍里不仅可以吃饱饭，每月还可以发现大洋。父亲年龄小，长得也瘦小，担心自己不合格，一直站在旁边看，不敢上前应征。直到人家带着招到的兵要走了，父亲才鼓足勇气对人家说：我也想当兵，你看我中不中？招兵的只回头把父亲瞅了一眼，说中，跟上走吧。父亲就那样跟人家走了。因为父亲当了兵，才激发了我的野心，使我有了当兵的情结。也正是因为父亲当了兵，他的儿子就不能当兵了，他的当兵堵死了儿子当兵的路。 这是我继失学失恋之后，经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我再一次感到了绝望。这次我使劲忍着，不许自己哭。我哭给谁听呢？我父亲已长埋于地下，沉默已久，他的儿子就是哭死，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村里人要是听见我哭，他们只能笑话我，说我不懂事，不自量。说心里话，对我不能去当兵，我早就预感到了，我事先就有心理准备。我之所以去报名，去体检，不过是自己哄自己而已，当然也有一点撞大运的想法。不能去当兵，我的预感得到证实，只能使我暗自摇头，暗自冷笑。 我母亲哭了，母亲一边哗哗地落泪，一边埋怨我父亲。母亲没有骂我父亲，把我父亲叫成你个死人，说你个死人哪，把孩子的事都耽误了。你早早死去了，你躲得还怪清净哩！我知道，母亲心里一定很痛很痛。父亲死后，母亲把希望都寄托在她的子女身上。她大概没有想到，因为她嫁给我父亲，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竟连累及她的子女，她也没什么希望了。母亲的哭泣里，有着深深的自责。我没有哭，是怕母亲哭。我一哭会增加母亲的心理负担，这一点我想到了。可母亲还是哭了。见母亲哭，我差点也哭了。要是我也哭的话，那就糟了，我们全家人会哭成一团，像我父亲死时哭得那样。我咬了牙，把到了喉咙眼的哭咬了回去。不过我也没劝慰母亲。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说什么都不真实，都苍白无力。 一个农村的孩子，他的心是那么的高，他的命却是那么的薄，他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拿起笔作刀枪，举起大批判的旗帜，干一点为虎作伥的事。我在前面提到过，有时我愿意到有线的小喇叭那里听听广播。县广播站有一点自办节目，播送一些大批判文章。我听过多次，从没有听到过我们公社的人写的批判文章，更不要说我们大队了。我们公社在全县的最南部，是比较偏远一些。可我们公社的面积也不小，人口也不少，有文化的人也有一些，怎么就没有人写一篇大批判的文章，上一上县里的广播呢？看来只有我来试试了。我在学校里作过大批判发言。广播里那套大批判的路数我也听熟了。无非是举出一个需要批判的论点，联系我们村的实际，用事实对论点加以批驳。最后要写上毛主席的一段话，把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我所选择的批判论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个论点批得比较熟，好批一些。论据也比较好找。我听当队长的堂叔说过，我们村有一个富农分子，有一次指着队里支石磨的磨腿说，那磨腿原来是他家的。堂叔认为，这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在向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妄想变天，企图把我们拉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在批判文章里，我把这个例子用上了，把堂叔说的话也写上了。我还用了一些从广播里听来的形象化的比喻，比如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比如说，阶级敌人好比屋檐下的洋葱，根焦叶烂心不死等。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洋葱什么样，人家那么说，我鹦鹉学舌，也那么说。我虽没见过洋葱，土葱我却吃过不少，洋葱和土葱，大概也差不多吧。 稿子我是偷偷写的，连母亲都没让她知道。要有人知道了我在给县广播站写稿，写的稿子要是不被采用，我会很害臊。稿子写完后，我用白纸叠了一个信封，把稿子封好，趁赶集的机会，做贼一般，悄悄把稿子投进邮电所门口一侧墙上的信箱里去了。投稿的规矩我懂得，不用花钱贴邮票，只把信封剪下一个角就行了。我没有给编辑部写信，没有向广播站的编辑表白和诉说什么，只寄去了一件光屁股的稿子。那时我对编辑这个词还非常陌生，不知道把广播站的编辑称编辑，不知道把他们称为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凡是广播的稿子，还要通过编辑加工这一关。我听见一男一女两个广播员轮流播音，以为稿子都是他们收，他们念。但我没忘了在稿子的署名处写上了我们公社、大队和村的名字，还有我的名字。在我的名字前面，我特别注明了贫农社员这个成分。政审把我审怕了，我要是不强调我是贫农社员，我怕人家不看我的稿子。稿子要是真的广播了，我想通过广播让人知道，他们不让我参军，所拒绝的是一个贫农社员。关于我家是贫农成分，这一点货真价实，经得起调查，值得宣传。 稿子寄走后，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在抱希望方面，我已经有过多次教训。希望，失望，绝望。这三种望之间虽不能画等号，但它们像是离得很近，弄不好前一种望就会变成后两种望。我力图把投稿子的事放在脑后。实在放不下，我就给稿子在邮路上的走动大概估计了一星期时间，准备在一星期之后留心听一下。其实我不是一星期之后才留心听，稿子刚寄走的当天，我就留心听了。我明知道稿子还在路上走，明知道听不到我的稿子，我还是愿意到小喇叭那里听一下。好像稿子一经寄走，我就与广播建立了某种联系，我的关注就找到了新的方向。 还好，我们的沈丘县人民广播站没有让我失望，我把批判稿寄出去的第六天早上，他们就给我广播了。我记得很清楚，念我稿子的是一位女广播员。在广播我的稿子之前，她先说了我们公社、大队、村和我的名字，我名字前面的贫农社员四个字也念了，她念得都对，连一个字都不带错的。我觉得她的声音很好听，既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又莺啼燕啭，余音绕梁，念的比唱的都好听。我的激动和兴奋是避免不了的。如果广播也是一种媒体的话，我那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啊。我名字的三个字，在广播里听来有些陌生，有天外来音之感。正是这种感觉，使我的头有点晕晕的，仿佛广播给我的名字插上了翅膀，我正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我的文章一连在早中晚广播了三遍，我堂叔听见了，我母亲听见了，我们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大队的人知道了，公社的领导也知道了，好多姑娘也知道了。我很快收到县广播站寄来的一封信，他们通知我，文章已在某年某月某日播出。他们感谢我给他们写稿，并希望我继续给他们提供稿件。我受到鼓励，接二连三地写开了，有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意思。我又连着写了两三篇，每一篇都广播了。这一下，我有点名声大振，好事接踵而来。母亲特意为我买了一只小喇叭，装在我们家里，为的是让我听广播方便。大队召开全体社员批判大会，指名让我作大批判发言。公社也建了广播站，广播站通过广播呼唤我的名字，通知我立即到公社宣传队报到。后来我听说，大队、公社一些有文化的姑娘，包括从城里来的女知青，也在打听我，她们想拿我的名字和我本人对一下号，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时流行说大批判开路。我拿大批判为自己开了路，总算又有一点希望了。 2002年2月9日至3月11日北京 刘庆邦，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曾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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