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
    也许，生活太多动荡的缘故，我很不理喻地害怕为人送行。可是，近来偏偏不
得已常常往返虹桥机场。一年前，送一个中学时的男同学去日本读书打工，登机前，
他突然深情地对我说：“二十年前我送你去北大荒，现在轮到你送我了。”半年前，
送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去美国定居，她离婚后抱定宗旨不嫁中国男人。果然如愿以偿，
新丈夫比她大二十岁，美籍华人，尽管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但她很满足。据说，在
美国东部西部都有他的工厂，别墅。但送她进“红色通道”时，她猛地紧紧拥抱我，
啰嗦了一句，“我们都不是小姑娘了，别再相信爱情……”而轮到送弟弟的妻子去
澳大利亚时，情景更难忘。弟媳刚挤进三十五岁的年限，女儿才两岁且因胯骨先天
脱臼，刚手术，打了石膏的两条腿还固定在钢架上，自然不便抱去机场。离开家时，
弟媳抱着女儿嚎啕大哭，女儿被感染着也哭，却只知道“妈妈上班班去”。可那是
多遥远的“班班”啊！在迈进机场候机室的大玻璃门时，弟媳一把拽住行李车，毫
不顾忌地放声大哭，“我不去了，不去了！”她的哭声充满委屈、迷茫和一片深深
的恐惧。我立刻扭头，不敢看她，泪水也酸酸地涌满了眼眶。将近半年，她瘦小的
身影如同一股子旋风不知疲倦地奔忙：要上班，要抱女儿看病，要外出教钢琴，要
一周五次地赶英语补习课，还要四处借钱，还要为能顺利地办签证。办护照托人。
送礼，而所有的奔忙只为一个目的：出国！但真的要飞去那个陌生的国度时，她却
犟犟地凝固在候机室的玻璃门外了……
    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机场前的小广场比白天还热闹还沸腾，各式各样的车排得
挤挤的，在车的间隙，如潮如流的人群喧喧嚷嚷。我故意站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被
推来揉去，想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这股“出国潮”的力量。在我身后，有个小伙子
长得英俊，敞着牛仔服，很港派地露出拴在腰里的钱包，而在他怀里正搂紧一个裹
着襁褓熟睡的婴儿。我跟上他，在快走近候机室的玻璃门时，他用力一低头，脸埋
进襁褓，宽宽的肩一耸一耸地抽动……玻璃门长长的一排，明净清亮，突然，我看
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驮在一个男子的肩膀上，小手张开在玻璃门上，泪流满面地
喃喃，“妈妈，你别走呀，别走呀！……”那男子的背直挺挺的，一动不动，像一
座雕塑。
    我的心在抖。我知道，小女孩的哭喊，无法阻拦母亲迫不得已的选择，如同二
十年前的母亲们在火车站月台上难舍难别的哭泣，也不能挽留儿女们被风卷残云般
地抛入一种命运。说起来，二十年前的下乡是“革命”，二十年后的出国是“扒分”，
但无论怎么说，二十年前后这一个个送行的场面，摄留在心底，多么耐人寻味啊！
    在一片混乱与拥挤中，我弟弟的妻子被裹挟着不知不觉进了那扇凭护照才能出
入的玻璃门，她流着泪和汗向我们挥手，很吃力地独自推着堆得几乎和她一般高的
行李车，脚步滞滞的，涩涩的。出门时，她套进五条裤、六件羊毛衫，为减轻行李
的分量。幸亏她长得瘦小，还不显臃肿。而两只大箱子里的衣物，日用品，不厌其
烦地一件件称过，怕超重罚款。她终于不见了。我们心焦地等在玻璃门外，但愿她
手续办得顺利。不断有人传出话来，说磅秤坏了，所有的行李可直接由传送带捎上
机舱。我们侥幸地松了口气，因为无论怎么精简，那两只大箱子还是塞得沉甸甸的。
离起飞时间不多了，广场上送别的人渐渐稀少。我们叫来一辆“出租”正准备开拔，
只听得一声尖利又惊慌的哭喊声：“小东，小东。”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见弟媳
跌跌撞撞地奔来，“要罚……一千二百……硬说超了……二十八公斤……不让进…
…只剩我自己了……”她泣不成声，“我不去了，已经借了四五万……”
    我们大家立刻凑钱，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宽慰她。既然四五万都借了，怎么也得
豁出这一千二百元。
    再送她进那扇玻璃门，大家都沉默着。我已觉得两条腿像枝条在风中不停地抖。
在我印象中，我弟弟的妻子活泼、能干、要强，从来没见她这样不知所措地哭过。
她十五岁去安徽插队，还自动报名参加讲师团去西藏工作两年。结婚后好不容易在
浦东分到一室一厅的房子，好不容易拿下两张文凭，好不容易在三十二岁时生下女
儿，好不容易在工作之余还找了份教钢琴的差事，可以挣点钱添补家用。一切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她却远远地去了澳大利亚……
    一架飞机冲出跑道，机场寂静的空气被震荡了。我仰起头，望着漆黑的夜空，
只感到四周那震荡的气流把我的心也深深地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