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我觉得，如果我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现在正在往一个凄楚的方向进展，
越来越像个悲剧故事。我知道，在一个无限的期限内，所有的人都会发生所有的事，
但仅仅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应该发生多少事，那是我不知道的。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妻子告诉我，那个经常给我理发的老头来找过我，说是
来还我钱的。我妻子不知道，所谓还钱是个借口，给我送情报来才是真的。这个老
头，曾经就像黑夜里的一把火，照亮过我，温暖过我，使我在最孤独的时候仍然感
到组织的存在。但自你母亲到来后，我已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他的突然出现使我感
到吃惊，我心慌意乱地在沙发上坐下来，可以想像地在坐垫下摸到了他留下的纸条，
一种盲目的恐惧心理使我马上打开了纸条，上面不过十几个字，通知我晚上去参加
红楼会议。有那么一会见，我感到轻松，就像避开了什么想像中的麻烦、危险，心
想，我还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说
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
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
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
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
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记得只有一次称母亲有事
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
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
　　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
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
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
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我们的生
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
机。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
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
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天清晨或者傍晚随时都可能跟着进去。那确实是最
真实不过的，也是最正常的，像我这样最后又把那只脚重新从地狱里退出来，成为
一个80岁不死的老人，可以说，是很罕见的，非正常的。
　　纸条在我手上变得沉重、生硬，像块铁片，我的手胆怯地颤抖起来，我想，难
道这是你母亲出事的一个信号吗？她要好好的怎么会让老头出现？她会有什么事？
是手术出了麻烦（处理孩子的手术），还是工作出了漏洞？一种极为空虚的灾难临
头的不祥之感纠缠着我，折磨着我，我觉得发冷和害怕。窗外，天色正在逐渐昏暗，
我几乎没有勇气出门，但又不敢在家里使用电话。最后我还是出了门，来到附近一
家旅馆，拨通了水西门公寓的电话。电话嘟嘟响着，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军舰正在不
断沉落。正当我准备挂掉电话时，对方却接了电话：“这是杨董事长家，您找谁？”
　　我听出是管家的声音，就问：“杨太太在家吗？”
　　她说：“太太身体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么事？”
　　我说没事，就挂了电话，同时感到如释重负。我想，会出什么事？什么事也没
有，她只是身体不好，所以要我去开会。甚至我想，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刚做了孩
子的手术。这念头使我感到内疚，好像我就是手术的医生。我也感到遗憾，因为我
正打算在晚上的会上替她说说情呢。
　　说真的，我是做父亲的人了，我大能体会到孩子对父母来说有多么重要和珍贵。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银制的月亮早早地挂在了天上，马路上到处是房屋的不
规则的阴影和像水一样晃动的树木的阴影。因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护车反倒失去
它引人注目的特征，隐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没能老远就看见它过来，而是到
了眼前，等它在我身边县然而止时，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车。车子尖叫
着奔驰在阴影斑驳的大街上，却没有惯常地驶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里穿来穿去。
开始我以为还要接人，但车到水佐冈一带时，代老A 突然伸手朝一条窄胡同指点了
一下，说：“双井巷28号，已被盯梢，以后不能联络。”
　　到了明故宫，代老 A又说“桂花街17号已叛变，以后不要与他接头”，到光华
门，代老A 又说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后不要再联系。就这样指点了好几处
之后，车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来拐去地开了有半个钟头左右，终于停
在一座别墅的门前。一个白胡须老头为我们开了门，带我们去了一门像洗澡堂的平
屋：里面已有三个人在等我们，当中有理发店的破脚老头，他见我跟不认识似的，
我也没有露出认识他的表情。另外两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来岁，脸很大，头
发剪得短短的（更显得脸大），穿着一套像少数民族的服装。包括理发店的跛足老
头，和刚才车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见过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一下认识这
么多人，我有点害怕，但又很兴奋，觉得我们竟有那么多同志。我们刚坐下，白胡
须老头就退出去了，也许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注意到老头出门时
露出了哆嗦的目光。
　　会议一开始，代老A 就神色严肃地告诉大家：最近我们已有两人变节叛变（其
中包括花园街17号的），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先后有7 名同志被逮捕，组织上要求
同志们暂时“避避风头”，“没有组织命令一律不准私自开展工作”。
　　“但是，”代老A 目光变得犀利，“两个叛徒必须不惜代价除杀，冒最大险也
要除杀！‘看看大伙又说，”组织上决定这项任务交给’望远镜‘完成，必须尽快。
“
　　“他们现在在哪几？”坐在我正对面的一个敦实的中年人问。我想他可能就是
“望远镜”。
　　‘就在这几，在毛人风手上，“代老A 说，”但据说就要离开南京，不知去哪
里，也许是重庆。“
　　“毛那边不是有我们的人吗？”中年人好像有些异议，“让他们干不是更方便？”
　　代老A 剜他一眼，责问道：“听你还是听组织上的？！”
　　中年人垂下头，不吭声了。
　　这时，坐在女同志和理发老头中间的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里等我
们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说：“他们被捕了。”沉默一会儿又说，“刚被捕的。”
　　这人是谁？他怎么说我们被捕了？我想，难道是你母亲被捕了？这意味着下午
我打电话时管家是在被迫骗我，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声音已被录音！一下子我变得坐
立不安，手脚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来。为稳定一下情绪，我掏出烟来。正当我把
烟刚点燃，院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呼叫，我们并没有听清楚呼叫的是什么，因为呼叫
的人似乎刚出声喉管就被割断了。但这足以引起我们警觉，再说接下来的一阵子被
压低的沓沓沓响声——像有一大群鸟在扑飞，更加提醒我们：出事了！
　　这时，刚插嘴说我们“已被捕”的那位‘眼睛“同志率先飞身扑到门口，扯灭
了电灯，同时大喊一声：”快跑——！" 但此时沓沓声像粘在屋墙上，要跑无疑已
来不及。事实上我们一扯灭灯，外面就向我们喊话了。无法逃跑的我们只好都分散
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样贴墙而立，目光齐齐落在代老A 脸上。我说过，那天晚上
月光很好，我看见代老A 拔出手枪，朝传来喊话声的方向开了一枪，紧接着里里外
外枪声和呼叫声四起。到这时，我反倒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变得异常镇静，右手灵
活地从后腰上摸出手枪，打开保险，朝窗外射击，一块玻璃我听出是被我的子弹击
中咣当粉碎的。正当我准备瞄准再射时，跟我站一起的那位女同志突然端我一脚，
喊我：“快！快撤！”
　　我随她指的方向看，那位刚才飞身灭灯的“眼镜”正在向我招手。
　　我一个鱼跃飞身扑到他脚下，看见他裤裆下有另外一双脚正在魔术般地缩短，
像正在被墙体吞吃。不一会儿那双脚不见了，露出一个圆黑洞，“眼镜”用脚踢踢
黑洞，对我说：“快过来！快走！”
　　我顺势扑入黑洞（当时我躺在地上），开始慢慢地听不到枪声。
　　暗道出口在一条山洞的两块巨石缝里，很隐蔽。我不知在暗道里爬行了多久，
反正出来时已听不见枪声，不知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还是战斗结束了。我从暗道
出来，看见理发店的老头已在外面，他身边没有其他人。这说明我前面只有他一人，
我看到的那双“魔术的脚”就是他的。他上前来拥抱了我，然后把头伸到洞子里侧
耳听听，也许听到了什么，转身问我后面是谁。我说不知道。过一会，后面人出来
了，是“一把刀”，就是那个红头发青年，我在第一次“红楼会议”上见过他。他
躲过了这次劫难，但……我说过，他很不幸，就在南京快解放时却牺牲了。后来除
杀两个叛徒的任务是他完成的，因为“望远镜”就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
　　他出来后很久都没人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人出来，又担心等久了出
麻烦，所以我决定让老头和“一把刀”先走，我再等一会儿。令我吃惊的是，当我
看着他俩离去时，发现理发店老头的步态稳健自如……我突然对这位平常唯唯诺诺
的老头肃然起敬起来。
　　他们刚走不久又出来一人，是那位女同志，她一出来就伏在我身上呜呜大哭。
我以前从没见过她，我想她也不会认识我，她这样子使我有点窘迫。我劝了她一会
儿，把她扶坐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像刚才理发店老头一样把头伸进洞子。她问我干
嘛。我说听听看，还有没有人出来。她又一下哭起来，说：“没有了，我刚进暗道
他们就把门关死了，我一直在那儿听他们战斗，直到断了枪声才走。”
　　我问：“有没有被捕的？”
　　她说：“听不出来。他们肯定都牺牲了。”
　　这是个魔鬼和天使握着手降临的晚上，仅仅在短暂的一阵子枪声中，我知道了
什么是死，什么是生；生和死都是那么泞不及防，那么神秘莫测。我感激上苍在如
此危难中给我洞开一条逃生之路，但就这样我仍然要咒骂她夺走了我们那么多同志
的生命。我没有忘记，那天会议上总共有11名同志，这就是说，那天晚上我们牺牲
了7 名同志。
　　如果加上在院子里向我们呼叫的那人，牺牲的就该是8 人。但我不知他是不是
牺牲了。我也不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白胡须老头，也许不是。说真的，尽管只有一
面之交，可我对这个白胡须老头总有种莫名的顾虑和怀疑，我忘不了他离开我们时
露出的那道哆嗦的目光。如果说出卖我们的人肯定是那天晚上的人中间的一员，那
要我说他就是“这一员”——卑鄙的一员！但谁也不知道这卑鄙者是不是就在我们
这些人中间，我现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这么怀疑他也许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