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2]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3]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4]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末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5]，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6]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7]，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8]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9]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10]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11]，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12]，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13]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14]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15]，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16]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17]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五个死人——一马、恩、列、斯、孙[18]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19]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20]。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21]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22]、《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3]: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24]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25]等同志。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2]情报局，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报局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3]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4]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

　　[5]铁托，见本卷第48页注[20]。

　　[6]抗美援朝，见本卷第45页注[2]。

　　[7]王明路线，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7页注[18]。

　　[8]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2]。

　　[9]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1]指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盲》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即：一、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卫国的长期抗战；二、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三、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四、实行国防经济政策；五、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六、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这六大纲领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项主张，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对“十大纲领”的严重倒退。

　　[12]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13]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保守党人，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14]雅尔塔会议也称克里米亚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了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了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以及波兰问题等达成了协议。会上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方面承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O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会上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15]整风运动，见本卷第59页注[13]。

　　[16]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7]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18]孙，指孙中山。

　　[19]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一二O六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称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统率远征军侵略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20]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21]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22]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309页）。

　　[23]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

　　[24]指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25]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