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二——三小姐

文：陈嗣庆

　　我的女儿陈平本来叫做陈懋平。“懋”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平”是因为在她出生那年烽火连天，做为父亲的我期望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而给了这个孩子“和平”的大使命。后来这个孩子开始学写字，她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如何写那个“懋”字。每次写名字时，都自作主张把中间那个字跳掉，偏叫自己陈平。不但如此，还把“陈”的左耳搬到隔壁去成为右耳，这么弄下来，做父亲的我只好投降，她给自己取了名字，当时才3岁。后来我把她弟弟们的“懋”字也都拿掉了。
　　有一年，她又自作主张，叫自己ECHO，说“这是符号，不是崇洋。”做ECHO做了好多年。有一年，问也没问我，就变成“三毛”了。变三毛也有理由，她说因为是家中老二。老二如何可能叫三毛，她没有解释。只说：“三毛里面暗藏着一个易经的卦——所以。”我惊问取名字还卜卦吗?她说：“不是，是先取了以后才又看易经意外发现的，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听说，每一家的老二跟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三毛也很支持这种说法。她的道理是：“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父母看见的总是上下那两块，夹在中间的其实可口，但是不容易受注意，所以常常会蹦出来捣蛋，以求关爱。”三毛一生向父母抱怨，说她备受家庭冷落，是挣扎成长的。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但她十分坚持。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这一生才是被她折磨。她19岁半离家，一去二十年，回国时总要骂我们吃得太好，也常常责怪我们很少给她写信。她不晓得，写字这回事，在她是下笔下言，倚马可待，在我们来说，写一封信千难万难。三毛的家书有时每日一封，什么男朋友啦、新衣服啦、跟人去打架啦，甚至吃了一块肉都来信报告。我们收到她的信当然很欣慰，可是她那种书信“大攻击”二十年来不肯休战。后来她花样太多，我们受不了。回信都是哀求的，因为她会问：“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吃、穿、住、爱、乐，最好写来听听以解乡愁。”我们回信都说：“我们平安，勿念。”她就抓住这种千篇一律的回信，说我们冷淡她。有一次回国，还大哭大叫一场，反正说我们二十年通信太简单，全得靠她的想象力才知家中情况。她要家人什么事都放下，天天写信给她。至于金钱，她倒是从来不要求。

　　三毛小时候很独立，也很冷淡，她不玩任何女孩子的游戏，她也不跟别的孩子玩。在她两岁时，我们在重庆的住家附近有一座荒坟，别的小孩子不敢过去，她总是去坟边玩泥巴。对于年节时的杀羊，她最感兴趣，从头到尾盯住杀的过程，看完不动声色，脸上有一种满意的表情。

　　在重庆，每一家的大水缸都埋在厨房地里，我们不许小孩靠近水缸，三毛偏偏绝不听话。有一天大人在吃饭，突然听到打水的声音激烈，三毛当时不在桌上。等我们冲到水缸边去时，发现三毛头朝下，脚在水面上拚命打水。水缸很深，这个小孩子居然用双手撑在缸底，好使她高一点，这样小脚才可打到水面出声。当我们把她提着揪出来时，她也不哭，她说：“感谢耶稣基督。”然后吐一口水出来。

　　从那一次之后，三毛的小意外不断地发生，她自己都能化解。有一次骑脚踏车不当心，掉到一口废井里去，那已是在台湾了，她自己想办法爬出来，双膝跌得见骨头，她说：“咦，烂肉裹的一层油原来就是脂肪，好看好看!”

　　三毛13岁时候跟着家中帮忙的工人玉珍到屏东东港去，又坐渔船远征小琉球。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她在东港碰到一个军校学生，居然骗人家是16岁!她交了今生第一个男朋友。在她真的16岁时，她的各方男朋友开始不知哪里冒出来了。她很大方，在家中摆架子——每一个男朋友来接她，她都要向父母介绍，不来接她就不去。这一点，做为父亲的我深以为荣，女儿有人欣赏是家门之光，我从不阻止她。

　　等到三毛进入文化大学哲学系做选读生时，她开始轰轰烈烈地去恋爱，舍命地去读书，勤劳地去做家教。认真地开始写她的《雨季不再来》，这一切，都是她常年休学之后的起跑。对于我女儿初恋的那位好青年，做为父亲的我一直感激在心。他激励了我的女儿，在父母不能给予女儿的男女之情里，我的女儿经由这位男朋友，发挥了爱情正面的意义。当然，那时候的她并不冷静，她哭哭笑笑，神情恍惚，可是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孩而言，这不是相当正常吗?那时候，她总是讲一句话：“我不管这件事有没有结局，过程就是结局，让我尽情地去，一切后果，都是成长的经历，让我去——”她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怎么叫失足呢?她有勇气，我放心。

　　的我二女儿，大学才念到三年级上学期，就要远走他乡。她坚持远走，原因还是那位男朋友。三毛把人家死缠烂打苦爱，双方都很受折磨，她放弃的原因是：不能缠死对方，而如果再住台湾，情难自禁，还是走吧。

　　三毛离家那一天，口袋里放了五块钱美金现钞，一张七百美金的汇票单。就算是多年前，这也实在不多。我做父亲的能力只够如此。她收下，向我和她母亲跪下，磕了一个头，没有再说什么。上机时，她反而没有眼泪，笑笑地，深深看了全家人一眼，登机时我们挤在了望台上看她，她走得很慢很慢，可是她不肯回头。这时我强忍着泪水，心里一片茫然，三毛的母亲哭倒在栏杆上，她的女儿没有转过身来挥一挥手。

　　我猜想，那一刻，我的女儿，我眼中小小的女儿，她的心也碎了。后来她说，她没碎，她死了，怕死的。

　　三毛在西班牙做了三个月的哑巴、聋子，半年中的来信，不说辛酸。她拚命学语文了。

　　半年之后，三毛进入了马德里大学，来信中追问初恋男友的消息——可见他们通信不勤。

　　一年之后的那个女孩子，来信不一样了。她说，女生宿舍晚上西班牙男生“情歌队”来窗外唱歌，最后一首一定特别指明是给她的。她不见得旧情难忘，可是尚算粗识时务——开始新天新地，交起朋友来。学业方面，她很少说，只说在研读中世纪神学家圣·多玛斯的著作。天晓得，以她那时的西班牙文化程度怎能说出这种大话。后来她的来信内容对我们很遥远，她去念“现代诗”、“艺术史”、“西班牙文学”、“人文地理”……我猜想她的确在念，可是字里行间，又在坐咖啡馆、跳舞、搭便车旅行，听轻歌剧……这种蛛丝马迹她不明说，也许是以为不用功对不起父母。其实我对她懂得享受生命，内心暗喜。第二年，三毛跑到巴黎、慕尼黑、罗马、阿姆斯特丹……她没有向家中要旅费，她说“很简单，吃白面包，喝自来水，够活!”有一天，女儿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从今以后，一定戒烟。”我们才知道她抽烟了。三毛至今对不起我们，她说：“会戒死。”我们不要她死，她就一直抽。她的故事讲不完，只有跳过很多。

　　三毛结婚，突然电报通知，收到时她已经结完婚了。我们全家在台湾只有出去吃一顿饭，为北非的她祝福。这一回，我细观女儿来信，她冷静又快乐，物质上没有一句抱怨，精神上活泼又沉潜。我们并没有因为她事先不通知而怪责她。这个老二，作风独特，并不是讲一般形式的人——她连名字都自己取，你拿她怎么办?

　　二十年岁月匆匆，其中有五年半的时间女儿没有回过家，理由是：飞机票太贵了。等到她终于回来了，在第一天清晨醒来时，她向母亲不自觉地讲西班牙文，问说：“现在几点钟?”她讲了三遍，母亲听不懂，这才打手势，作刷牙状。等她刷好牙，用国语说：“好了!脑筋转出来了，可以讲中文。”那一阵，女儿刷牙很重要，她在转方向，刷好之后一口国语便流出来。有一回，看见一只蟑螂在厨房。她大叫：“有一只小虫在地上走路!”我们说，那叫“爬”，她听了大喜。

　　三毛后来怎么敢用中文去投稿只有天晓得。她的别字在各报社都很出名，她也不害羞，居然去奖励编辑朋友，说：“改一错字，给一元台币，谢谢!”她的西班牙文不好，可是讲出来叫人笑叫人哭都随她的意。

　　三毛一生最奇异的事就是对金钱的态度，她很苦很穷过，可是绝对没有数字观念，也不肯为了金钱而工作。苦的那些年，她真的酱油拌饭，有钱的时候，她拚命买书、旅行，可是说她笨嘛，她又不笨，她每一个口袋里都有忘掉的钱，偶尔一穿，摸到钱，就匆匆往书店奔去。她说，幸好爱看书，不然人生乏味。她最舍不得的就是吃，吃一点东西就叫浪费。有人请她吃上好的馆子，吃了回来总是说：“如果那个长辈不请我吃饭，把饭钱折现给我，我会更感谢他，可惜。”

　　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地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文章，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出书以后，她再也不看，她又说：“过程就是结局。”她的书架，回国不满一年半，已经超过两千本，架上没有存放一本自己的作品。

　　三毛的书，我们全家也不看，绝对不看。可是她的书，对于我们家的“外交”还是有效。三毛的大弟做生意，每出新书，大弟就来拿去好多本——他不看姐姐，他爱古龙。大弟拿三毛的书去做“生意小赠品”。东送一本，西送一本。小弟的女儿很小就懂得看书，她也拒看小姑的书，可是她知道——小姑的书可以去当礼物送给教师。我们家的大女儿除了教钢琴谋生之外，开了一家服饰店，当然，妹妹的书也就等于什么“你买衣服，就送精美小皮夹一只”一样——附属品。三毛的妈妈很慷慨，每当女儿有新书。妈妈如果见到人，就会略带歉意的说：“马上送来，马上送来。”好似销不出去的冬季牛奶，勉勉强强请人收下。

　　在这个家里，三毛的作品很没有地位，我们也不做假。三毛把别人的书看得很重很重，每读好书一册，那第二天她的话题就是某人如何好，如何精采，逼着家人去同看。这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真是苦事一桩，她对家人的亲爱热情，我们消受不了。她一天到晚讲书，自以为举足轻重，其实——。

　　我的外孙女很节俭，可是只要是张晓风、席慕蓉的书籍，她一定把它们买回来。有一回三毛出了新书，拿去请外甥女儿批评指教，那个女孩子盯住她的阿姨说了一声：“你?”三毛在这件事上稍受挫折。另外一个孙女更有趣，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三毛小姑嫁的居然不是中国人，当下大吃一惊。这一回三毛也大吃一惊，久久不说话。三毛在家人中受不受到看重，已经十分清楚。

　　目前我的女儿回国定居已经十六个月了，她不但国语进步，闽南语也流畅起来，有时候还去客家朋友处拜访住上两天才回台北。她的日子越来越通俗，认识的三教九流呀，全岛都有。跑的路比一生住在岛上的人还多——她开始导游全家玩台湾。什么产业道路弯来弯去，深山里面她也找得出地方住，后来再去的时候，山胞就要收她做干女儿了。在我们这条街上她可以有办法口袋空空的去实践一切柴光油盐，过了一阵去付钱，商人还笑说：“不急，不急。”女儿跟同胞打成一片，和睦相处。我们这幢大厦的管理员一看她进门，就塞东西给她吃。她呢，半夜里做好消夜一步一步托着盘子坐电梯下楼，找到管理员，就说：“快吃，是热的，把窗关起来。”她忙得很起劲。女儿虽然生活在台北市，可是活得十分乡土，她说逛百货公司这种事太空虚，她是夜市里站着喝爱玉冰的人。前两天她把手指伸出来给我和她母亲看，戴的居然是枚金光闪闪的老方戒指，上面写个大字“福”。她的母亲问她：“你不觉得这很土吗?”她说：“嗳，这你们就不懂了。”

　　我想，三毛是一个终其一生坚持心神活泼的人，她的叶落归根绝对没有狭窄的民族意识，她说过：“中国太神秘太丰沃，就算不是身为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里面。”她根本就是天生喜爱这个民族，跟她的出生无关。眼看我们的三小姐——她最喜欢人家这么喊她，把自己一点一滴融进中国的生活艺术里去，我的心里流满了复杂的喜悦。女儿正在品尝这个社会里一切光怪陆离的现象，不但不生气，好似还相当享受鸡兔同笼的滋味。她在台北开车，每次回家都会喊：“好玩，好玩，整个大台北就像一架庞大的电动玩具，躲来躲去，训练反应，增加韧性。”她最喜欢罗大佑的那首歌——《超级市民》，她唱的时候使任何人都会感动，台北真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大都市。有人一旦说起台北市的人冷淡无情，三毛就会来一句：“哪里?你自己不会先笑呀?还怪人家。”

　　我的女儿目前一点也不愤世，她对一切现象，都说：“很好，很合自然。”

　　三毛是有信仰的人，她非常赞同天主教的中国风俗化，看到圣母玛利亚面前放着香炉，她不但欢喜一大场，还说：“最好再烧些纸钱给她表示亲爱。”

　　对于年轻的一代，她完全认同。只有年轻的一代不看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点，她有着一份忧伤，对于宣扬中国文学，她面露坚毅之色，说：“要有台北教会那种传福音的精神。”

　　只述到这里，我的女儿在稿纸旁边放了一盘宁波土菜“抢蟹”——就是以青蟹加酒和盐浸泡成的，生吃。她吃一块那种我这地道宁波人都不敢入口的东西，写几句我的话。

　　我看着这个越来越中国化的女儿，很难想象她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过那么久。现在的她相当自在，好似一辈子都生存在我们家这狭小的公寓里一样。我对她说：“你的适应力很强，令人钦佩。”她笑着睇了我一眼，慢慢的说：“我还可以更强，明年改行去做会计给你看，必然又是一番新天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