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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桃q
有些人就是改不了小偷小摸的毛病，在我们香椿树街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你
稍不留神家里的腌鱼、香烟甚至扫帚就会失踪，所以那天当我发现我的扑克牌少了
一张红桃q时，我立即想到有人偷去了我的红桃q。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护我的扑克牌，那是我在一九六九年唯一的玩具，我常常
用它和我哥哥玩一种名叫大洛克的游戏。玩扑克牌是不能缺少任何一张牌的，也正
因为如此，我在每一张牌后面都写了我的名字，我以为这样一来谁也不会来偷我的
扑克了，可是我错了。我去向我哥哥打听红桃q的下落，他说，丢一张牌算什么？我
们学校李胖的儿子都丢了，一个人丢了都没人找，谁替你找一张破牌？我从他的表
情里察觉出某种蹊跷之处，几天前他向我借一毛钱，我没理睬他，我怀疑他故意偷
走了红桃q作为对我的报复，我这么想着就把手伸到他的枕头里、床褥下还有抽屉中
搜查起来，你知道我哥哥不是什么好惹的人，他突然大叫起来，你他妈的把我当牛
鬼蛇神呀？你他妈的敢抄我的家？说着他就朝我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
后来我们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后来当然是我挂了眼泪灯笼，我哥哥一看局面
不堪收拾了，纵身一跃就跳到了窗外的大街上，隔着窗子他对我说，你真他妈的没
骨气，丢一张破扑克牌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张红桃q吗，哪天我给你弄一张红
桃q不就完了？
我哥哥是个吹牛皮大王，即使他说那番话是认真的，我也不相信他能弄来那张
红桃q。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个城市处于一种奇怪的革命之中，人们拒绝了一切
娱乐，街上清寂无人，店铺的大门半开半闭，即使你走遍整座城市也看不见一张扑
克牌的影子。你想像一九六九年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一个孩子在布市街（当时叫
红旗街）一带走走停停，沿途爬在每一个柜台上朝货架上张望。营业员说，这位小
同志你要什么？孩子说，扑克牌。营业员便都皱起了眉头，语气也不耐烦了，哪有
什么扑克牌？没有！
我这么精心描述我当时寻觅扑克牌的情景，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说的一切都
是真的。
我跟随我父亲到上海去就是为了买一盒新扑克牌，从我们那座城市坐火车去上
海大约需要两个钟头。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但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
况且两个钟头的旅程过于短暂，只记得我父亲一直与邻座谈论着橡胶、钢铁什么的，
谈着谈着火车就停下来了，上海到了。
一九六九年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死城，我这么说其实多半是一种文学演绎，因为
除了那些上黄色的有钟楼的大圆顶房子，还有临近旅社的一长溜摆放豆制品的木架，
我对当时上海的街景几乎没有什么记忆。我跟随出公差的父亲走在上海的大街上，
眼光只是关注着路边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柜台。你应该相信，即使是在一九六九年，
上海的店铺也比我们那儿的店铺更像店铺，不管是肥皂、草纸还是糖果糕点都整洁
有序地摆放在柜台货架上，有几次我一眼就看见类似扑克牌的小纸盒，但每次跑过
去一看，那却是一盒伤湿止痛膏或者是一盒香烟，上海也没有扑克牌？上海也没有
扑克牌，这让我失望透顶，我想香椿树街上的那些妇女常常叽叽呱呱地谈论上海的
商品，她们把上海说成一个应有尽有的城市，现在看来全是骗人的鬼话。
我说过我父亲公务在身，他没有时间陪我在店铺里寻觅扑克牌，他要赶在别人
下班前办完他的事情。在一幢灰白色的挂着许多标语条幅的水泥大搂前，父亲松开
了我的手，他把我推到传达室的窗前，对里面的一个中年女人说，我上你们革委会
办点事，你替我看一下我儿子。我看见那女人漠然地扫视着我们，鼻孔里哼了一声，
出公差还带着孩子？什么作风！
我父亲无心辩解，他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匆匆地往楼上跑去，剩下我一个人站
在上海的这座陌主的水泥大楼里，站在一个陌生女人冷冰冰的视线里。我看见传达
室的炉子上有一壶水噗噗地吐着热气，那些热气在小屋里轻轻地漫溢着，墙上的毛
泽东画像和几面红旗便显得有些湿润而模糊，那个女人的双手一直在桌下做着某种
机械动作，偶尔地她抬起头朝我膘上一眼。我突然很想知道她在干什么，于是我撑
住窗沿腾起身子，朝桌子下面的那双手看了一眼，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抓着一只圆
形绣花架，另一只苍白的手捏着绣花针和丝线，我还看见了那块白绢上的一朵红花，
是一朵绣了一半的硕大的红花。
你干什么？女人发现了我的动作，她几乎是惊恐地把手里的东西扔在桌下，她
伸出一只手来抓我的胳膊，但我躲闪开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凶光，
她从桌上捡起一支粉笔朝我扔过来，嘴里恶声恶气地说，哪来的小特务小内奸？鬼
头鬼脑的，给我滚开！
我逃到了街道的另一侧。我觉得那个女人莫名其妙，她把两只字藏在办公桌下
绣花莫名其妙，她对我喷发的怒火更是莫名其妙。我其实不在乎她把手藏在桌下干
什么，不就是绣一朵花吗，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我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
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
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
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
听见了海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
每张床上都悬着夏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
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胡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
入黑暗，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
上有一张爱国卫生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
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的那张红桃q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
会儿猫头与红桃q的事。突然就看见了墙上的那滩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滩
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
哪来的血？我父亲从床上欠起身子，朝我这里草草地望了一眼，他说，是蚊子
血，夏天谁打蚊子时留在墙上的。
不是坟子的血。我有点惊恐地研究着墙上那滩血迹，蚊子的血没有这么多！
别去管它了，闭上眼睛好好睡，马上要拉灯了。父亲说。
我看见那个络腮胡男人钻出蚊帐，他三步两步地跳过来，掀起我床上的蚊帐，
是这滩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头用一种明亮的目光盯着墙上的那滩血迹看，然后
我看见那个男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他把食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突然伸
到墙上的血迹中心狠狠地刮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里，我看见他微微皱了皱眉
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两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帐里嘿地笑了一声，是人血，我一
看就知道是人血。
刹那间恐惧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扑向父亲的那张床，什么也没说，一头钻进
了父亲的被窝。
是从谁头顶上溅出来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络腮胡男人说，你要用锥子戳谁
的头，血溅到墙上就是那样子，用皮带头抡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儿肯定
押过人。
那不可能，这是旅社，父亲说。
旅社怎么就不能押人？络腮胡男人在蚊帐里再次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你
好像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单位的澡堂都押过人，那血可不是在墙上，是在天花板上，
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么能溅到天花板上？你没亲眼见过，让你猜也猜不出来。
别说了，我带着孩子。我父亲堵住那男人的话茬说，我带着孩子，孩子胆小。
那男人后来就不再说了。灯熄灭了，旅社的房间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
括墙上的那滩血迹也被黑暗湮没了。除了一种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见旅社墙面
上的任何东西。我听见对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浊重的鼾声，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打鼾
了。
孩子们胆小，那天夜里我一直抓着父亲的一条胳膊，我想像着旅社里曾经发生
的这件事情，想像那个流血的人和手拿锥子或者皮带头的人，一时无法入眠，我记
得我清晰地听见了上海午夜的钟声，我想那一定就是著名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第二天上海没有阳光，天色始终像灰铁皮似的盖在高楼与电线杆的上端，我父
亲捧着一张纸条，带着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场内穿梭，纸条上列着毛线、床单、皮鞋
尺码之类的货品清单，那是邻居们委托父亲购买的。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
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在皮鞋柜台那里，我差点与父亲失散，我走到
文具柜台前，误以为柜台里的一盒回形针是扑克牌。当我沮丧地坐回到试鞋的长椅
上，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不是我父亲，是一个穿着蓝呢子中山装的陌生人。
后来我张着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扔下手里的东
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两下，他说，让你别乱跑，你偏要乱跑，告诉过你多少遍，这
是上海，走丢了没地方找你，我说我没有乱跑，我去找扑克牌了。我父亲没再责备
我，他拉着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没有扑克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或许小地方小县城还有扑克牌卖，等我去江西出差时给你看看吧。
大概为了抚慰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黄浦江边看船。我们走到江边时空中已是雨
雪霏霏，外滩一带行人寥落。我们沿着江边的铁栏杆走，我第一次看见了融入海洋
的江水，江水是灰黄色的漾着油脂的，完全违背了我的想像。我还看见了许多江鸥，
它们有着修长而轻捷的翅膀，啼叫声也比香椿树街檐前树上的麻雀响亮一百倍，当
然最让我神恩飞扬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驶的船舶，那些桅杆、
舷窗、烟囱、锚在以及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彩旗，我认为它们与我在图画本上描绘的
轮船如出一辙。
雨和雪后来一直飘飘洒洒地落在上海的街道上，直到我和父亲登上那列短途火
车的车厢。我的上海之旅结束得如此仓促，再加上恶劣的天气使午后的时间提前进
入黑暗，我印象中的回程火车是灰暗而寒冷的。
车厢里几乎是空荡荡的，每一张木制座椅都透出一股凉意。我们原来坐在车厢
中部，但那儿的窗玻璃被打碎了，因此父亲领着我走到了车厢尾部，那儿临近厕所，
隐约地会飘来一股尿味，但毕竟暖和多了。我记得父亲脱下他的蓝呢子中山装裹在
我身上时我问过他，这火车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父亲说，今天天气不好，又是
慢车，坐这车的人肯定就少了。
火车快要启动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人，他们挟着车窗外的寒气闯进那节车厢，
四个男人，三个年轻的都穿着军用棉大衣，只有那个年长的戴口罩的人穿着与我父
亲相仿的蓝呢子中山装，他们一进来我就知道外面的雪下大了，我看见那些人的帽
子和肩头落满了大片的雪花。
我想说的就是那四个匆匆而来的旅客，主要是那个戴口罩的老人，让我奇怪的
是他始终被另外三个人架着挤着，他们走过我们身边，选择了车厢中部我们原先坐
过的座位，他们好像不怕那儿的冷风。我看见那个老人坐在两个同伴中间，他朝我
们这里转过头来，但那个动作未能完成，那个花白脑袋好像被什么牵拉着，又转了
回去。隔着座椅，我看见的是几个僵硬的背部，有一个人摘下头上的帽子拍了拍雪，
仅此而已，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过一句话。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父亲。
不知道。我父亲也一直冷眼旁观着，但他不允许我站起来朝那群人张望，他说，
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也不许朝他们东张西望。
火车在一九六九年的风雪中驶过原野，窗外仍然是阴沉沉的暗如夜色，冬天闲
置的农田里已经豪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衣。父亲让我看窗外的雪景，我就看着窗外，
但我突然听见车厢中部响起了什么声音，是那四个人站了起来，三个穿棉大衣的人
簇拥着戴口罩的老人穿过走道，朝我们这里走来。我很快发现他们是要去厕所，让
我惊愕的还是戴口罩的老人，他仍然被架着推挤着，他的目光从同伴的肩上挤出来，
盯着我和父多，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眼泪，那个敲口罩的老人满眼是泪！
虽然我父亲用力把我往车窗那侧拉拽，我还是看到了三个人一齐挤进厕所的情
景，其中包括戴口罩的老人。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他比我哥哥也大不了多少，
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冷一瞥使我吓了一跳，我缩回了脑袋，轻声对我父亲说，他们进
厕所了。
他们进厕所了，进去的是三个人，但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没有出来，出来的是两
个年轻人，我听见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站在车厢连接处耳语着什么，我忍不往悄悄
歪过脑袋，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其中一个正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护住耳朵。
我看见的是那三个穿棉大衣的人，他们推开另一节车厢的门，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不知道戴口罩的老人怎么样了，我很想去厕所看一眼，但我父亲不准我动弹，
他说，你给我坐着，不许走过去。我觉得父亲的神态和声音都显得很紧张。不知过
了多久，列车员领着一群带着锣鼓铜钹的文艺宣传队员走进我们这节车厢，我父亲
终于把一直抓着我的手松开，他舒了一口气说，你要上厕所？我带你去吧。
厕所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一阵狂风让我打了个哆嚏，我一眼发现厕所的小窗
敞开着，风与雪一起灌了进来，厕所里没有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不见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我大叫起来，他怎么不见了？
谁不见了？父亲躲避着我的眼睛说，他们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
那个老人不见了，他在厕所里。我仍然大叫着，他怎么会不见了？
他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了，你不是要撒尿吗？我父亲望着窗外的风雪说，这儿多
冷，你快点尿吧。
我想撒尿，但我突然看见厕所潮腻的地上有一张扑克牌，说出来你简直无法相
信，那正是一张红桃q，我一眼就看见那是红桃q，是我丢失了而又找不回来的红桃
q，你完全可以想到我的举动，我弯腰捡起了那张扑克牌，准确地说是抢起了那张扑
克牌，我抹去了扑克牌上的泥雪，向我父亲挥着它，红桃q，正好是一张红桃q！我
记得我父亲当时急速变化的表情，错愕，迷惑，震惊，恐惧，最后是满脸恐惧，最
后我父亲满脸恐惧地抢过那张红桃q，一扬手扔到窗外，嘴里紊乱地叫喊着，快扔掉，
别拿着它，血，牌上有血！
我敢打赌那张扑克牌上没有一滴血迹，但我父亲那么说似乎并非谵妄之言，一
九六九年的上海之旅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神秘的句号。关于那个戴口罩的老人，关
于那张红桃q。整个童年时代我父亲始终拒绝与我谈论火车上的那件事情，因此我一
直以为那个戴口罩的老人是个哑巴，直到前几年我已能与父亲随便地谈论所有陈年
往事时，他才纠正了我记忆中错误的这一部分，你那时候还小，你看不出来，父亲
说，他不是哑巴，肯定不是哑巴，你没注意他的口罩在动，他的舌头，他的舌头被，
被他们，被……
我父亲没有说下去，他说不下去，他的眼睛里一下子沁满了泪，而我也不需要
再说什么了，其实我也不喜欢多谈这件事情，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火车上那个老人的
泪水，想起他的泪水我心里就非常难受。
无论如何红桃q仅仅是一张扑克牌而已。现在我仍然喜欢与朋友一起玩扑克，每
次抓到红桃q时我总觉得那张牌有某种异常的分量，不管是否适合牌理，那张牌我从
不轻易出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习惯把那张牌留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