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门

一二八

　　如今我总是显得很忙我也的确很忙；作画前就得先忙一大阵：画布，内外框，裘皮钉，调色油，松节油，油画颜料（还有新出现的丙烯），有时连托人烘烤木头宴请木工都是我。画完之后就更忙：名目繁多的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单位（本画院）还实行了一年一度的学术理论发布会。展览的名目就更多：“大展”啦“个展”啦“联展”啦，还有人想出了个“马拉松”展，就是你挨着我展，我挨着你展。这些都要和同行争执、较量。彼此的蔑视彼此的仇恨彼此那尖刻的亲密和毒恶的热诚——还有什么？卖画，卖给洋人卖给通过各种渠道向我索画的主顾——还要读书，不读书就无话可说就好比听别人讲话是为了自己的嘴也别闲着。我对人说我从来不在乎甚至不稀罕在什么什么展览的评比中获个奖可心里还是有点巴不得，起码我的画在具一定档次的展览中拿过银牌使我独自高兴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爱发言这谁都知道，可一发言我也愿意让同行说，“嗯，还有点学术价值”。

　　我很忙，人们都知道我忙。我为单位争得了荣誉单位上上下下都一致地为我呼吁，要尽可能为我创造出点创作条件，包括时间在内的创作条件。生人、熟人、外人、“内人”、大人、小男女女他们见了我都习惯性地问“忙什么哪？”或者“你可真忙啊都不好意思打搅你”再不然就是“太忙了可得当心身体单位可指着你哪你是单位的得分手”。这些句子似乎成了对我讲话的专用语，代替了中国人最大众化的寒暄“吃了吗？”这使我常常觉得内疚脸红不好意思下一万个决心我得大做忙状特做忙状，我在会上说“哎呀我现在才体会到列宾一张画为什么画七年”。可是我那张获得银牌的画才用去我两个小时。每当我想起这过于短暂的两个小时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人们自上而下对我那喋喋不休的关心。

　　可谁知道我整天干什么呢画家是个体劳动，回家往屋里一钻门上还有窥视镜。当然我连“窥视”也用不着因为我老是在睡觉睡醒了就在床上出神，再不然就照镜子照卫生间里的镜子卫生间里的镜子最能使我放松因为卫生间就是个放松的去处，它温暖地落落大方地容纳赤身裸体于是你赤裸的或者半赤裸的身体也落落大方起来。在这里我落落大方地发现了我身体上许多的第一个发现：哪儿出现了第一道皱褶哪儿长了一个小痦子，哪儿几个雀斑又明显了哪几个又下去了，没了发现就撕手上的倒戗刺直到撕出鲜血为止。我丈夫十分反感我撕手上的倒戗刺可是他不说还假装没看见，他反感又不说才使我恨他。我为我这懒惰有时自卑有时自怜有时又无可奈何。和我丈夫那正经八百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一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更无可奈何。我把所有人都给骗了我感到这是一种无法与人交流的真相（除了我那位对此落落大方的丈夫）它无理而又无畏。

　　可是有一回马小思居然告诉我她也是个懒人。她说人们把她看成忙得满天飞其实背着人她净睡觉。“到处都找不着你你上哪儿忙去啦？”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家躺着睡觉呢。她跟我说睡觉实在是件舒服事儿特别是在雨天。马小思简直不是叙述自己简直是在抒发我的真相这使我觉得最亲切的还是马小思，因为有了她我就不再是一个个别。她说自从她丈夫跑到深圳搞什么“中外合资”之后她睡得就更勤更放松更放心。

　　马小思的话使我忽然想起人的笑脸，笑原本是心情的愉悦而导致的生理现象，它是人情的自然却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我相信没有比一个人坐在马桶上等待排泄物倾出时的表情更忘乎所以的表情了，没有笑，目光显出少有的严肃和专注眼里还闪着泪花，那不顾一切的单纯才是人最真实的面目可惜这面目很少为人所见。

　　我从来没跟记者说过我业余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睡觉，我只说我忙。我是为了懒下去才忙起来么？我睡觉是为了养精蓄锐杀向那醒着忙活着的一切还是我忙着其实是为了高质量的踏实的睡眠呢我站起来是为了躺下去？

　　我没跟马小思说过这些，要不是我自己有着这种难与人言的懒惰我几乎不能相信马小思真会那么忙又那么懒。在美院进修时我常被马小思叫到她家去看录像，的确她每次都是睡眼惺忪地接待我，我可不问她“又熬夜了吧？”我们会意地笑笑。

　　她与公婆合住的那个精美严实的四合院有汽车房、海棠树和藤萝，还有专人为他们剪松墙。这使我立刻想到她公公的身份，好像是中央哪个部的老副部长，现在做了那个部的顾问。有一次我去时正是他们家的晚饭时间马小思一定要我吃晚饭。在饭桌上我认识了顾问他是一个黑瘦的小老头，歇顶歇得厉害，光亮的头颅只被一圈柔弱稀疏的头发围绕着，使人想到婴儿的头顶初次在母亲的阴道口显露的那一瞬间。他看着我问马小思“这是谁？”马小思告诉了他但是他永远也不认识我，尽管差不多我们总在一起看录像可他总把我看做一个新人每次还是那句话：“这是谁？”每次他都这么问着以至于这问句不再像是问句倒像是我的别名了，我一走进他家我的名字就变成了“这是谁”。他招呼了“这是谁”，那招呼并不亲切，有几分警惕又有几分惊惧，看着电视还不时惊惧地扭头看我。

　　马小思告诉我顾问因脑萎缩导致记忆力衰退，噢，我明白了，怨不得。家里人他只认识马小思吃饭时他总是要马小思挨在他的身边。看录像他总要求看一个电影，那是一部质量平平但人所共知的描写地下工作者对敌斗争的老片子，影片里有一个卖香烟的女孩子的镜头。谢天谢地有了录像机才使他得以百看不厌，每次看到那个只闪现一次的卖烟女孩时顾问就高喊“定格、定格”。久之，大家才知道他要看的不是电影而是电影中那个卖烟女孩的“定格”。马小思满足着顾问将那女孩长久“定”在屏幕上，但“定”过不久顾问便在沙发上睡了过去。马小思机敏地叫醒他扶他去休息。

　　顾问离开了录像机使我和马小思才获得了解放。马小思有很多好看的录像带，按国外的等级分她哪级都有。老实说我讨厌一些东西却又忍不住要看，看完后必定一阵恶心但下次还看。我懂得顾问的“定格”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顾问姓华叫华致远，但我并不知道这便是我婆婆初恋的情人，历史不能假定，假如他的夫人是我外婆他不就是我的外公吗？可历史不能假定。华致远还是要求“定格”，“格”定住了，他不断看那卖烟的姑娘原来那姑娘像一个人那便是我婆婆，像我婆婆就必定也像我。我有点明白我为什么叫“这是谁”了，也有点明白华致远顾问看见我时那几分警惕几分惊惧的眼光了，原来脑子再萎缩记忆也不会完全消失，精神错乱者不是也总有适当的记忆么？有人告诉我在那个“十年”里所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地该喊谁万岁就喊谁万岁，该祝谁永远健康照样祝谁永远健康。当我们逃出北京时火车站那个拿着泥团的女人要保护要封闭的或许是她最美好的记忆。

　　如此说来司猗纹对于华致远永远新鲜，他们的当年永远是他们的当年。于是我也变得可疑了我变成了“这是谁？”顾问的脑萎缩却是定了性的，马小思说有一次他往电视台给她打电话，他拨通电话拿着话筒就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句子：灵魂永远骚动着渴望安宁，肉体永远劳作着寻觅休息。你怎样才能安宁才能休息呢既然你那骚动和劳作是你活着的“永远”。这句子本是个理想的境界是一个连脑萎缩也无法达到的境界，不然顾问为什么老是饶有兴趣地问着“这是谁”呢？老是渴盼那个永远新鲜的定格那对他来说永远是第一次的定格。

　　我不知我是否体味过那个境界我只觉得我那懒惰是一种近乎恶意的对抗，我是茫然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对抗的指向；我是鬼祟的因为我不敢宣称我的懒惰。

　　有一次我在七月的坝上草原试图画下一点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对付不了草原。笔在纸上运动着我却强烈地渴望着躺下去，陷进那正在运动着的草地倾听草的尖叫。青草的确在我耳边尖叫着我真的听见了它们，我忽然觉得我若尖叫起来肯定盖不过身子下边的细草。太阳离我很近使我真正感觉到她的俯视，那才是真正的俯视就像小时候妈俯视童车里的我那样能叫我觉出她的气味她的呼吸。太阳俯视我就像俯视世间万物令我觉得我在她的视野里不过是一个瞬间的存在，我就是一个瞬间而身体下面的一切才是永恒。我觉得气馁又为这气馁感到莫名的坦然，那时我又想起了顾问，那个黑瘦的小老头，想起他那如同在母亲的腿间向世界探头探脑的光头，我觉得我正向着母亲的腿间深深地陷下去寻找容我栖息的那片凉爽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