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
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
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边，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
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
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
了电话。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
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
烤的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
冷。
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
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
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
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
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
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后继续请
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
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
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
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
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
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
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
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
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
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
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
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
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于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
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
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
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
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于是就来到了妇
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起，从各
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后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
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
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
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
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己告一段落，我又
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
炎热使我意气消沉，由于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
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
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家，编剧、导演
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
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
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
仅能来回一次，孩于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
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
伙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
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
“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
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大的尘土，
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
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
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
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
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
一九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一九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
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二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
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
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
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
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
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
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
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
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
学习、队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
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
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
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
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
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
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
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
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
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
“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上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
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
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
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干干净净的一身，这时
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料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
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
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
也很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
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是。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
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来说：
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他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
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
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
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
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
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做精神病鉴定。
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
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
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
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和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
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
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
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做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
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
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夹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袢黑布鞋。
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详，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
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
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
门锁着，有一个身材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
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
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
似他说：不知道啊！我又间：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
心里有些恼火，又执著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
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他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
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
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
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
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长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
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于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
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
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
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
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
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
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
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
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
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
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
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愉窃
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
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