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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 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决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现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壬朔：学术界的这种浮夸没有感情，没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风雅玩文字游戏，弄到最后把人夸得一个个面目可惜。鲁迅，四九年后愣被捧成个神，一个大垃圾桶，什么垃圾都往鲁迅身上堆，这么多年的鲁迅研究大都是垃圾。这固然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现在看，附庸风雅也难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这样与学问无关的人，对鲁迅的反感就是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轻人都有与我类似的感觉。当年鲁迅说最恶莫过于“捧杀”，他自己身后的命运正应了他当年的咒语。 老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遗忘被冷遇。林昭。 1954年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劳改。她是50多万的拒不认罪者，l960年因参与所谓“反党反革命小集团”而入狱，1962年“取保候审”，同年12月再度入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枪杀。她曾向北大校方发出质问： “当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她还在临终前自信地写道：“揩吧！ 揩吧！这是血呢！”但她不知道，殉难者的血迹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你刚才说鲁迅毁于他诅咒过的“捧杀”，改革开放前，鲁迅这个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头。一改革开放，这桶中有点儿值钱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没准还有个把冰箱彩电电脑之类的。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诸于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要说冰心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 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狼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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