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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有，“在站外”。他又问我“从哪儿来？我随便诌了个沿途的地名便走开了。我感到这个警察在背后一直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 出站口象所有车站那样围着很多人，都是接亲人的。几乎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块牌子，上书“某某你的某某在这里”有父母等子女的，子女等父母的，更有妻子等丈夫丈夫等妻子的，我不懂他们既然都是直系亲属为什么还要举个牌子生怕对方认不出自己。他们中有些人似乎已等了很多年牌子因风吹日晒字迹残缺模糊，人也显得灰尘满面疲惫苍老。见到我出来，很多人围上来问我从哪里来乘哪趟车后边是否还有人。我一一作答不厌其烦。他们显得很失望又不愿散去继续往站台里张望。一个举着等妻子牌子的年轻人见我单身一人便问道：“怎么没人接你？”这是我下车第二个人这样问我了，我不由警惕起来，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说：“我家不在这儿，我在这个城市也没亲属。”小伙子眼里是怜悯、同情：“这么说你是你家头一个到的了。” 我走到车站广场，各种颜色的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常常是几辆并行疾驶而来；稍停接上客人又像一群群五彩斑斓的大鸟飞快开走。高晋和那个女人钻进一辆红色的计程车，沿着广场中心的绿地转了一圈驶上高架马路向城里开去。我上了一辆白色计程车，跟在他们后面驰去。 高架马路穿行在市区半空，两侧写字楼里忙忙碌碌的男女职员和公寓楼里各家居民的室内陈设一目了然。这个城市大片旧建筑中新竖起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大厦。马路下面的闹市区广告招牌、霓红灯比比皆是，繁化商业街一条挨一条，人群熙攘车辆川流，形成一大片五光十色跳动着活力的花花世界到处充溢着阳光。从这个城市热闹非凡的市内景象和人群穿戴举止以及说话口音我还是相信我没到错地方，但我仍摆脱不掉一种异域感和隔世感。大概是因为这儿的兀太充沛太明媚，人们脸上的表情和笑容太满足太得意，这和我的多数内地城市司空见惯的人民精神面貌大对相同。整个城市上空飘浮着一种扑面而来的无忧无虑的富裕气氛；车窗外闪过的高级商店和豪华餐厅琳琅满目顾客盈门。这无忧无虑的气氛是那么浓郁、盲目，无处不在使人感到做作、过分，似为掩某种圈套而刻意制造——一种人人心照不宣全市居民都参与了的针对不知情者的诡计。这个城市的弥漫阳光中透出某种阴冷险恶。红色计程车在侧面的车流中忽隐忽现。 汽车冲下高马路，驶入一条条楼厦的峡谷间，车速减慢了，插入长长的车龙缓缓挪动。两旁大厦的无数玻璃窗和底层商店的一排排橱窗闪闪发亮，镜子般明晃晃反着光。车两旁走着络绎不绝的行人，片语残笑飞进车里。 汽车拐入一条林荫道，这里路面较宽，几无商店和行人，东速提高了，路边闪过一座公园：连绵起伏的波形矮墙，墙覆绿瓦，竹林荫蔽，每隔数步洞开一个象形窗，依次排去可见园内有丘有水有累累花果。公园过尽，路边出现一条暗绿色的几乎停滞不流的小河，河上浮着一团团浮萍，便道上布满青苔，河对岸房前屋后到处可见芭蕉、铁树、鱼尾葵，河畔一座白色大厦挂着几家出版社的牌子。红色计程车停在出牌社对过一家酒家的牌坊式门前。那女人下车后脸转向马路，我认出她是夏红，当年我们那伙里最后一个不知下落的，我早把她忘了，但显然她没忘了我们。到色计程车拐过街角停下，我付了钱出来，向那酒家走去。眼前是阳光明媚的街道和熙熙攘攘人群，街对面夏红和高晋刚才站过的地方站着一个东张西望的胖外国男人，红色计程车已不见，现在停着一辆银灰色的“沃尔沃”小汽车。我继续往前走，尽管阳光弥路程仍感到天光黯淡像是阴天走在街上。 我看到各种各样的人从不同方向往那个酒家的门里走，像是无数小鱼被吸进一条大鱼大张着的嘴。我在酒家门口也感到一种身不由己的吸引。 我一进到这个酒家的大厅里便感到进入了一种熟悉的情景氛围。大厅里尽管开着灯仍然相当昏暗，足有四五百人坐在那里又吃又喝，默不作声。同时，在这四五百人身旁左右又活动着很隐约可辨的黑影，重叠纷乱，怎样在吃在喝在比手划脚作着各种手势无声无息地走动，同此刻正在餐厅里坐着的人们各不相扰，像是一张经过无数次重复拍摄的底片，各个时期的人都把自己的映象留在了上面。 高晋和夏红坐在大厅一侧的落地窗旁，摆了一桌饮料点却不吃不喝，各自垂着头。他们好像在等人，始终在桌旁保持着一个空位，很多走过去想要在那张空位上就座的人都被他们谢绝。我在一个离他们很远但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张桌上发生的一切的位子上坐下。大厅里暗了一下，我扭头向门口看去，阳光强烈的门外进来一个高个子男人，由于背光他的脸几乎全是黑的看不清五官。他向厅里走来，当他完全置身于昏暗的厅中我看到他穿了一件条格衬衫，我认出他高洋。 大厅暗下来像是到了黄昏，几百人仍坐在那里无休无止地吃喝，象是一出冗长的戏里的群众演员，戏不完就永远在背景上作吃喝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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