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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文集 毛主席宝像引起的话题

    今年第一期的《莫愁》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父亲的专访。专访中有一张
摄于文革中期的照片，许多见到这照片的人，都注意到了照片上我父亲母亲以及我
的堂哥永和，胸前佩戴着很显眼的毛主席宝像。这是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几乎不用
任何说明就可以知道属于哪个年代。
    照片上的我祖父没有佩戴毛主席宝像。我当时时还是个孩子。弄不明白他为什
么没有佩戴。那个时代并没有谁强迫必须佩戴宝像，大家都戴，谁要是真不戴，那
实在是有些反潮流了。
    照片上的我也没有佩戴毛主席像。有一段时间我看着这张照片很得意，觉得自
己当年也有些反潮流精神。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了，那大照相时，我听从摄
影师的建议，把罩棉袄的衣服给脱了，很显然，我的宝像可能足留在外衣上。我因
此感到非常沮丧，原来自己小小少年，却也不能免俗。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祖父经过几年的动乱，第一次来南方。祖父因为级别
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算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也有人贴过大字报，
称祖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然而他属于重点保护对象，没有人直接找过
他的麻烦。熟悉的人被批斗，被游街，被抄家，甚至被殴打至死，或者忍受不了屈
辱自杀身亡，凡此种种，祖父听多了，不得不为我父亲的安危感到担心。
    有那么几年，祖父根本得不到父亲的消息。祖父一生中经过无数战乱，见过许
多生离死别，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自己心爱的小儿子的消息，还是第一次。父亲
是老牌的右派，文革中，没罪名的人都可能找出罪名来掉层皮，何况父亲这样的戴
罪之人。祖父曾经感慨地对北京的堂哥说出他的担忧，在没任何信息的日子里，他
担忧我的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过分的担忧引发了祖父的心脏病，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那时候我父母都被关
在牛棚里，也是沾了祖父级别高的光，我的父母被特赦出来，给了几天假去北京看
望祖父。病危中的祖父逢凶化吉，见了日夜思念的小儿子，病情立刻减了不少。他
没有问父亲为什么长时间不给他写信，也不问父亲究竟吃没吃过苦头，只是盯着我
母亲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一遍一遍地看，最后忍不住偷问我母亲，为什么我父亲
的胸前没有佩戴毛主席的像章。
    我母亲已记不清她是怎么回答老人家的问话。当时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乱糟糟
的一团，自己身上的问题一大堆，同时还为祖父的健康操心。反正祖父不曾得到父
亲为什么没有佩带毛主席像章的准确答复。多少年以后，我们在一起议论祖父当年
怎么会留神毛主席的像章，会问这么一个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话题，一致认为他心
里当时存在这么个疙瘩，那就是像父亲这样的身上背负着重大罪名的人，是不允许
佩戴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宝像的。
    父亲和母亲在北京待了没几日，急匆匆回南京继续接受批判。祖父又开始继续
为心爱的小儿子的命运担忧。见面时，相顾无言无话可说，分别后，想说也没办法
再说了。
    文革中最疾风暴雨的年头过去，祖父不顾身体究竟能不能长途旅行，由我的堂
哥陪着，南下看望我们一家。于是就有了那张我们一家三口和祖父的合影。
    回首往事，难免一番感叹。事实上，文革中，就父亲而言，虽然吃了不少苦头，
虽然他当时还在牛棚里，但是也没有谁不让他佩戴毛主席的宝像。去北京的医院探
望祖父，完全是由于急急忙忙忘了佩戴。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种小小的差错，会
给一个卧床的老人带来的内心恐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至于一直不往北京写信，父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虽然没有充分的通信自由，虽然每封信写好了，必须先缴给造反派过目检查，
然而父亲实在没有必要就此断绝了和祖父的通讯。回头想想，让祖父操了那么多的
心，父亲当年也太书呆子气了。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把人不当人。往事不堪回首，想到祖父寄来的信，
先由造反派蛮不讲理地拆了检查过，然后再扔到父亲手里，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
滋味。扭曲的时代里，偷看别人的家信，也可以上升为一种权力。我忘不了有一次，
那时候父亲刚从牛棚里放出来，已经恢复和祖父的通讯，造反派也停止了对往来信
件的检查，父亲单位里的一位姓李的革委会主任来我们家串门，说着话，竟然拿起
我祖父从北京寄给父亲的一封信，堂而皇之神气活现地读起来，根本不把在旁边的
我们一家人放在眼里。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
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
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原载《莫愁》1992年第122期，上端照片为作者的祖父叶圣
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