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热闹，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这似乎与现代人的要求有点格格不入，在某些迫不得已的应酬场合大多是早早给自己寻找一个“避难”的角落缩着，看别人高谈阔论。所以在五次作代会上，别人都忙于串门，忙于交流，我却躲在房间内看书。当然也有过一次外出，是我编的电视剧的北京演员们请我吃饭，他们让我挑地方，我就挑了所住京西宾馆南边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那儿人少。孰料，演员不比作家，他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那顿饭吃得可谓众目睽睽，千夫所指，与其说吃饭，不如说是吃观众。于是我发誓，再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是1995年调入西安市文联的，搞专业创作不过两年，以前在报社工作，虽也写点东西，终是业余，还带点偷偷摸摸性质，写多了领导会说是不务正业，总之很难。后来，我很冒昧地找到市文联，谈了我的苦衷，我说不适合搞新闻，特别不适合当官，我想搞创作，想踏踏实实地写点东西。他们说那你就调来吧，于是我就进了市文联。
应该说这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两年以前，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写作这件事情，入道不能说不有点晚了。记得初进文联，那是春节前夕，我坐在办公室里看书，整整一个上午没有一个人来打扰，唯一的伙伴就是窗外枯树枝头飞去飞来的两只雀儿。我想这样很好，心态的自由，时间的自由，再加上政策的宽松，有如鱼得水之感。在这种心境下我写了《本是同根生》、《祖坟》、《风也萧萧》等，有人说它们是“拉开距离的京味”，有人说是“时代风云与家世感情的扭结”，对这些，我自己却说不出更多。至于中篇《风》和《注意熊出没》等反映我在日本生活的文章，却没料想得到日本评论界的注意。日本评论家秋野修二在《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一书中评论这两篇小说说：“小说选取了一个危险的题材，通篇贯穿着对这一历史细部的再检讨，以及向旧有价值观挑战的大胆尝试，能从中听到时代深处的声音。……这是一篇对日本态度严峻的小说。”文章让评价家们一评往往派生出许多作者在创作时并没想到的意义，特别是对我这个思想比较浅薄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其实就我自己的文章，有时直到刊出了，我也说不清它的主题，为这，我很为自己羞愧。上月，有某选刊主编打来长途电话，说要选我的
某篇文章，让我谈谈它的思想。这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基础知识，我却说不出，于是开始东拉西扯，因为是初次打交道，主编在遥远的那端一定是莫名其妙，不知我害了什么病。我想我是书读得少了。也是前几年油花一样浮在生活表层，对事物不深思索，对学问不求甚解的后遗症。
当然，一篇作品让人三言两语就能总结概括完毕也未必是好事，文艺作品，对作者来说是真心的感动，是种欲罢不能的表现心理，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和认知的拓展，更是一种人格的操守与一种宁静心态的保留。所以谈及我的作品时，我更多的是感觉，不是说明。这是从另一面看问题。
虽然不善言词，又极少朋友，但我对生活却抱有极大热情，我喜欢一个人四处走，四处看，在中国，从西藏高原到深圳特区，在日本，从群马深山到琉球群岛，只要能去，我会千方百计为自己创造机会，从来都是雷厉风行。朋友们说我这是“猛兽意识”，但无论什么，我却从中体会到了社会、人情，体会到了中国、世界。
我为自己的勇敢感到自豪。
体验是宝贵的，作家的体验属于个人，它不能合群，不能扎堆，不是整齐划一的蜂窝煤，因此，作家必须甘于寂寞，不怕孤独，以自己的眼去观察社会，以自己的心去认真读书，使寂寞投阁不泛为一句空话。清末理学家唐鉴对曾国藩说，束检身心，读书明理，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
从前年至今，我一直想写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并在着手搜集资料，看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或许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在此期间，我还是想写一些中、短篇，因为我对中、短篇有着特殊的偏爱。朋友说，长篇更能体现作家的修养、功力，一个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一辈子如果没有一部有份量的长篇问世，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赞同朋友的话，也在努力去做，但目前，各种准备工作怕还没有做好。
先写点小东西吧，将心态调整好，关键是要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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