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与冰
                                 第三章
    蕾哪，那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
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
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
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
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
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
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
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
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
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明年代鲁迅有
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
先生的一次见面。”m 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会，如丝如缕，清晰可辨。一时间，我被
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
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晃动着，我看到
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
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
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癫痕。”这是鲁迅在1925
年12月对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
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
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
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工作也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
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
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优越得多。他就像参孙一
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淬然相
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
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
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中，鲁迅重现了《圣经》
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
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
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
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
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
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
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都编的《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
章晤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
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谈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
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捐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其实，这
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躺在棺材里的自己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
和蚊子的无可奈何。鲁迅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
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
    可是鲁迅自己说，“用干护身”。去世之前，鲁迅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
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
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
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火
山。
    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
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文人们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
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
城郊延伸着。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林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
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满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
……
    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
当街的铺面是餐馆，（M 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
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
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
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
桥，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
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
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
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
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
美酒，怀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
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抢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
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着、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着客人的召唤。
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
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
腰、肚脐和大腿，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
音，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f 鲜艳的口红，
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
着“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
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这时，肥大的身躯
和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
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
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
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
不了穷，跑到城市里。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
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公。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
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
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
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
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
——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
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
目里满脸笑容的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着灿
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
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
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
着经潮的疼痛，她们捏着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
入，而他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
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
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
    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
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暧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
着，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
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
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
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
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帐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
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  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
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表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阳具。
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
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
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
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
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隐士王国”。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
社会中，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而在世界秩序中，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光荣的
孤立”。
    维护这种“光荣的孤立”的核心便是——皇帝。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中，
明君实在少得可怜。退一万步说，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
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
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
    东汉的14任皇帝中，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其他的不是弱冠登
基，就是在淄褓孩提中拉来充数。其中有4 个皇帝即殇帝、少帝、冲帝、质帝都没
有机会庆祝他们10岁的生日。据柏杨忡国人史纲》统计，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
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刘旦，18岁；刘肇，10岁；刘隆，3 个月；刘枯，13岁；刘
娜，8 个月；刘保，11岁；刘炳，2 岁；刘港，8 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
刘辩，17岁；刘协，9 岁。
    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
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
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
要求一个仅仅3 个月或8 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
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
    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
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
但他的“忠”
    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
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
培卧3 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
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
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
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
80多岁。
    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
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
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
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
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 ‘全
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
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
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
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
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
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
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
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
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
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
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
    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
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
然后，‘在谊“
    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
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
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
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
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
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
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
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
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
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
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
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
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
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
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
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
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
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
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
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
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
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
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
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
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
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
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 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
独立高楼风满油，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
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
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
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日式
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
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
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
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你—
—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1921年7 月23日，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
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优惧？1929
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
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露宿健，豪
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
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
在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
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
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
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
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
息。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
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博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
《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
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
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我认为，陈独秀是
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
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
法庭上慷慨颇司：“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
同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同，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
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
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
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
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
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
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
别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 ，“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
果不欢而散。
    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
起来”。
    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
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
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
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
知错不改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枯阴阳入互用例表》。
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
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但直觉告诉我：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20世纪后半
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
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
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桃花源，而是与
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
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
得上“龙”的人呢？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伯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后两句是牢骚，当不得真；前两句则是心里话，令他的朋友们汗颜。
    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1997年6 月4 日，陈独秀逝世55周年（5 月27日）后一周——写下我的纪念文字，
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