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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文集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节选）
一 少年宫来了一位女客人
1985年2月2日，我和鲍蕙荞经过协商，在北京东城区政府办理了离婚手续。我们从区政府出来后，在路口略含微笑地握手告别，预示今后每人都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在我心目中，她永远是善良、温柔、仁慈、可爱的，我们珍惜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段幸福时光。我仰望云天，临风长舒一口气，从此孤雁单飞吧！
年迈八十的老母亲，知道儿子是彻底回来了，她冒着隆冬的寒风，上街买回了白纸，为我糊门糊窗，又糊了床上靠墙的一面，我真不忍心她再替我张罗。我已45岁了，在她眼里仍然把我当成小娃娃对待，颤抖着干枯的双手，给我拆洗缝制了被褥，把小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然而，年久失修而剥落的墙皮经常往床上掉，她又买了塑料布铺在床上。
冬去春来麻烦也来了，天上下雨屋里也下。这旧房子的年龄比我大得多，想一想拿什么修呢？我一个月工资和补助才100元，给母亲30元，给孩子40元，还要养活一个吃次等饭、吸次等烟的我，哪儿还有钱修房子？我的《闯与创》一书出版后会有稿费，那时再精打细算，看够不够作些基本的维修。
领导上满足了我的要求。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当乒乓球教练，心情很愉快。这里的环境太熟悉了，给我一种游子归故里之感。我的辅导员庄正芳还在这里执教，弹指30年，我又回到发迹起家的地方。领导和同志们欢迎我，关怀我。一个个毛头孩子冲着我笑，信赖我，我的心头荡漾着一股温暖的碧波。
春去夏来，一天中午我睡在闷热的小屋里，刚进入梦乡，忽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则栋，你马上来少年宫一趟，有朋友找你！”这是庄辅导员打来的电话。
“什么朋友啊，我不去行吗？”
“不行！你必须快点来，来了就知道了。”
我急忙套件短袖运动衫，穿条短裤，脚下趿拉双拖鞋，骑上自行车火速赶到少年宫。
走进休息室一看，庄辅导员正和两位女士谈话。我心里敲起了小鼓，两位女士不认识，是不是记者来采访？这些年我一见记者心里就发慌。
“这是庄则栋。”庄辅导员一扬手主动把我介绍给客人。我正在端详，其中一位女士已主动和我握手。
“我叫赵丽，是您混合双打冠军的球伴章宝娣老师的学生。”
我“哦”了一声。
“你认识这位女士吗？”庄辅导员头一偏对我说。他见我一愣神，就微笑着提醒我：“你好好看一下，想一想再说。”我不好意思地又看了看这位微笑着略含羞涩的女客人，却无法对准记忆的焦距，只好说“有点儿面熟，可是一下子记不起来了。”
“她是一位日本朋友！”庄辅导员有些迫不及待地又提醒我。我蓦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她！忙笑着说：“您是佐佐木敦子吧！太对不起，真不知道是您来看我。您瞧，我穿着拖鞋就来了，真不好意
她一看我叫出了她的名字，脸上流露出异样的神采，笑容满面地点点头又向我鞠了一个躬，却没说话。
“您的记忆力真好。”赵丽抢先替她说。
我请她们坐下又倒茶说：“十几年没见面了，真不敢认你了。第一次和您认识，是1971年9月在名古屋的藤久观光旅馆的大厅，我们一起照了相。第二次是我们去大阪新干线的火车上，进行了交谈，又拍了相片，相片刊登在《人民中国》杂志上。您还给我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表达了您怀念中国，怀念老师、同学的深情，我回国后，在一些地方汇报31届世乒赛时，还提到您，所以对您有深刻的印象。”
这时，敦子女士微微一笑，腼腆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话软声润地说：“您1972年11月又带领中国青年乒乓球队访问日本时，我和一位同事去‘新大古’饭店看望了您。您还把一个花篮送给我，回到公司时，我对同事们说见到了您，他们都很高兴。我让几位女同事帮我把鲜花分插在许多花瓶里，摆在公司一些显眼的地方，让公司的人与我同享日中友谊之花的芳香”
“谢谢您！”我感动而感慨地说，“是啊！咱们有13年没见了，今天重逢，我很高兴也格外激动，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您什么时候来中国的？在哪里工作？”
敦子女土含笑没有回答，她从小提包里取出两张名片，递给我和庄辅导员：“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常驻。过去，我从日本报纸上看过您的种种报道，也曾打听过您的情况，但没有人告诉我您的下落，多亏了赵丽小姐把我带到这里来。”
我感激地对赵丽说：“谢谢你，现在还打球吗？”
“不打了，搞别的工作。”
“你的章老师不但技术高超，还特别和蔼可亲。1957年我才17岁，第一次参加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她挑选我和她合作混合双打。章老师比我大七岁，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似的指导我，提醒我，鼓励我，不要背包袱，放开手打。我们合作得很好，出乎意料地取得了全国混合双打冠军，现在，想起来我都从心里感激她，是她帮助我在通向冠军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关键的一步！你有这样的好老师很值得骄傲。”
“您在乒乓界是我们的老前辈。章老师训练我们时，经常谈到您的技术和风格，要我们好好向您学习。”赵丽有礼貌地谦逊地谈着，敦子女士静静地听着。
我怕冷落了主要的客人，关切地问敦子女上：“您的家里人都好吗？”
敦子女士没有回答我，只是脸上掠过一丝红云，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
赵丽急忙用手轻轻地捅了我一下低声说：“您可真是，人家还没结婚呢！”嗔责的声音虽然很低，几个人却都听见了，咯咯地笑起来，都在笑我这个心直口快的冒失鬼。
我虽然也笑着，却很尴尬，歉意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
她一低头，宽厚地莞尔一笑。庄辅导员马上解围，话锋转亲切地说：“你们常驻北京有时会闷的，以后想打乒乓球可以来这里，来之前先打个电话。”
“谢谢您！”敦子欠了欠身子回答道。
我手里拿着敦子的名片，歉意地说：“您送给我们名片，我却没有名片送您，很对不起，给您写个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吧。这些天我家正在修房子，乱七八糟像逃难似的，实在没法请您去，等过一段修好房子再请您到家里来做客。”
“以后我一定到您家里去看看。”她接过我写着地址和电话的纸条，装进了她的小提包，顺手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礼品盒子送给了我。
“谢谢您的礼物。中国有句古语叫‘礼尚往来’，今天我没带礼物，再过几个月我们奋斗几年写的一本《闯与创》的书即将出版，到时一定送给您。”
“我等待着您送给我珍贵礼物。”
“她工作忙，今天特意来看您，见了您的面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就告辞了。”赵丽有礼貌地说。
我和庄辅导员一直送她们到门口，目送着她们。敦子女士不时地扭回头和我多次挥手告别，直到她们隐没在人群中……
二 她带给我一把圣火
深夜我在沉寂的斗室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心里很不平静。近十年来，我的人生道路崎岖坎坷，背着生活的重负，赤裸着双脚吃力地跋涉着。我品尝着人生的苦、辣、咸、酸，领悟着人生阴、晴、圆、缺的风光。现在，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在这块土地上，有谁不怕沾上“黑”呢！然而，敦子女士是日本人，13年未见并没有忘记我，却在关心着我，打听我的下落。今天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心里加倍地感激。
今天，敦子女士的话很少，却不时投来同情、怜悯的目光，分手时恋恋不舍的情韵，激起我心湖中的涟漪。这几年在我那寂寞、干涸的心田里，多么希望有一场滋润的春雨啊！一颗孤独的心，多么希望遇上理解我、帮助我的知己啊！我想到哪儿去了，人家也许是出于对老朋友的礼貌和尊敬罢了。
可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第二天到少年宫上班，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激起我的无穷思念，因为这里曾给我带来好运。
我在少年宫遇上的人，都是给我带来好运，助我一臂之力的善良人。眼下，敦子在少年宫出现，她那格外闪亮含情的目光，她那善良稳重的神态，大方朴素的美德，也许会给我带来后半生的幸运。少年宫是个吉祥如意的地方啊！
下班时间快到了，我带翅膀的心没有收回，老是朝窗外望，总希望像昨日一样，敦子女士会突然来到少年宫门口。过了十来分钟，我收回目光，苦苦一笑，觉得自己太幼稚了，掉进了暗恋的黑洞，说不定人家根本就没有此心，完全是自己自作多情吧！
可是，我总觉得赵丽像个红娘，是个牵线搭桥的人物，我觉得她来到少年宫，是个吉星高照的征兆。
今天，赵丽在少年宫的出现，在我孤独、痛苦的时刻，她带着敦子小姐突然降临，这跟当年章宝娣突然要我跟她配混双一样，会不会是福音呢？当年幸运是夺取冠军，今天的幸运会不会是夺取异国爱情皇冠上的明珠呢？这颗明珠会不会就是日本的小姐敦子呢？
别看我是结过婚，已经45岁的中年人了，而且爱情在心灵中已经熄灭较长时间，可是赵丽小姐带着敦子在少年宫降临之后，好像天边送来一把圣火，突然把我冰冷的心熔化了，重新点起爱情火焰。生活的希望曙光就在窗前，五彩缤纷……
下班的路上，我脑子里想的是敦子，一会儿是她的微笑，一会儿是她娴静的神态，一会儿又是她含情的秋波，总之她那可爱的俊秀身影占据了我的心灵。心情喜悦而又迷茫，我边骑车边想着，骑到地安门十字路口竟闯了红灯……
天啊！敦子终于来电话了
到家里，心中有股按捺不住的燥热，想给敦子女士打电话拿出她的名片一看又有些迟疑，她那里是外国公司的办事处，我打电话也许不妥。此刻，我多么盼望她能给我打个电话啊！这个时候她在忙什么？会想到我吗？昨天分手时，赵丽悄悄地告诉我：“敦子工作很忙，我们约了好几次，今天她是请假出来的，对您的情况很关心。”
“是啊，十几年未见面的老朋友，还能不关心！”我抑制着感情说。
我努力回忆着昨天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手里捏着她的名片，幻想着敦子快点来电话。
这一段家庭气氛又活跃了，妹妹和妹夫经过千辛万苦，由新疆调回了北京。我家的私房，在北京市政府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西屋的最后一家房客搬走了。他们夫妇和外甥女住了进去，老母亲也得到我们的照顾，生活舒服多了，我也有地方吃饭了。
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的心一下子跳动得很厉害，忽地弹了起来，拿起电话，对方说：“是则栋吗？”我一听不是敦子女士的声音，是帮我修房的朋友，顿时全身就像漏了气的车胎，心中淌起一股失望的苦流，吸了一口气答道：“是我！”。
“明天，张师傅先领着几个工人到您家看一看工程，核计一下，后天再动工。”
“好！谢谢您。请你们早点动工吧，不然雨季到了不好办，需要的材料您和秦师傅说一声，赶紧运来，否则要停工待料。”
“我已经和秦师傅说了，没问题，您放心。”
刚放下电话，点了一支烟，铃铃……电话又响了。我一个箭步抓起电话，机子里却传来了很粗的男人声音，我的心又凉了。
“庄教练，今晚上给您拉材料，可能要晚一些，因为白天大卡车不准进城。”
“秦师傅，谢谢您！今晚上我不出去，在家等着。”说完道谢话后，心里有点儿扫兴，今天怎么了，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这时妹妹叫我吃饭，我坐在饭桌上，对大外甥女说“今天，你耳朵要尖一点儿，听着我屋里的电话铃响就告诉我。”
大外甥女愉快地答应着。小外甥女却打开了电视机，这个音量和平时差不多，我却感到声音格外响，站起来把音量调得很小，她头一歪说：“舅舅，声音太小了，我都听不见了。”
“你是乖孩子，舅舅今天等着重要的电话，你忍耐一会儿，原谅舅舅。”
“要听话，咱们今天吃饭别讲话！”妹妹通情达理地说。我高兴地看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扒了几口饭就回到我屋子里。
人间的事情总是难如人愿，盼望着的不来，来的又不是盼望着的。我随手拿起一本书翻阅着，这些年我看书都是聚精会神，今天却不能专心致志地看进去，眼睛不时地飘向电话，电话却默默地卧着，比我安稳多了。
时针已指向九点，这么晚了，幻想的电话毕竟是幻想，心头涌上一股自作多情的失落感。我想运送材料的汽车该来了，准备出门看一看，正往起站，突然电话铃响了，我估计是老秦的电话，告诉我车到准备卸料。拿起电话一听是位女的，声音清晰地问道：“是庄老师吗？”“是我。您是哪一位？”
“我是赵丽呀！敦子女士要我打电话问一问您，明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在她的住处新侨饭店请吃饭，这是盛情难却，您来好吗？”
“啊！是这样。赵丽，接到邀请自然很高兴，很感谢，让人家破费合适吗？”
“庄老师，你们是老朋友了，就别客气了。我看就这么定了！”
我抑制着激动的心情，平静地说：“恭敬不如从命，明天下午下班后我就去。”
“新侨饭店，一楼108室。”
“谢谢！我一定去，明天见。”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心想，这次故友相见莫非友情发芽了？我原以为爱情的羽翼已经折断。自从几家小报披露了我和鲍蕙荞离异的消息后，来信忽然多了起来，有朋友介绍的，有“毛遂自荐”的，有“单刀直入”的，也有来单位找我的。我看了信后，感到爱是生活的太阳，尤其在逆境中，能得到女性真挚的爱，我深深地被感动。我看到了她们高尚的人格，纯洁的心灵和价值。我永远把她们的爱刻在我的心中，但我不能采取行动，封建势力的残余在这块土地上还存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我能不考虑这问题吗？尽管有不少来信，可我几乎没有回过信。今天，像有一股灵感似的，如同抓住了神秘果，我的心如同在咆哮的海浪里翻滚着。我急着送走长夜，迎来明天的曙光。
三 日本姑娘迷人的一笑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兴奋地赶到了新侨饭店，气喘吁吁地在108房门前停住步，稍稍歇息，然后叩响房门。
“请进！”
我一推推门敦子和赵丽由沙发上站了起来，赵丽埋怨地说：“您怎么来得这么晚！我们等您半天啦！”
“对不起，我刚下班，路上人多车多。”
这时敦子女士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笑吟吟地双手捧着毛巾，递给我说：“请坐！”又客气地问道：“庄先生，您喝茶还是喝冷饮呢？”
我擦着头上的汗忙应道：“冷饮吧！”我聆听屋里放着的邓丽君小姐美妙悦耳的歌曲，浏览着房间里的摆设及日本小工艺品。
“冷饮中加点酒吗？”敦子问我。
“不用，我不会喝酒。”
“啤酒呢？”
“啤酒也不会喝。我当运动员时，是不允许抽烟喝酒的，到现在和酒仍没有缘分，却吸上了烟。”
敦子女士马上从抽屉里拿出日本七星牌香烟，递到我面前。我感谢地笑着看了她一眼。
“赵丽，你怎么和敦子女士认识的？”我问道。
“通过一位朋友介绍认识的，他对我像大姐姐似的，所以我有时就来这里玩。”
敦子女士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问道：“听说前几年您一直在山西工作？”
“是的，我是一九八0年十月六日结束审查被送往山西的。初到山西举目无亲，周围的人们没有歧视，没有落井下石，对我却很关心。政治上严格要求我，生活上照顾我，训练上信任我。许多人以诚相待，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善良美德，看到了对人的尊重，看到了希望。鹰飞得再高，还是要回到大地，现在的我，不是又回到大地了吗！”
敦子女士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我的谈论，暗暗地打量着我，仿佛要看穿我的五脏六腑似的，然而她却抚慰般地说：“文化革命中的错误，我们都能理解，如果你今天还在上面，可能我都不敢去找你，你下来了，我很愿意去看你。”
“谢谢你！”我感谢地说，“值得庆幸的是，‘四人帮’下了台，我逐步地清醒些，我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知识上的狭隘、生活上的局限和幼稚，简直是盲人骑瞎马，能不摔得头破血流吗？现在好了，我调到教育战线搞我熟悉的技术工作。搞技术工作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老师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在传授技术的同时，要教育孩子们爱祖国、爱人民……这也是政治。否则老师的错误会在孩子们身上繁殖、生长、开花、结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们说是吗？”
“是的，日本对教育非常重视。”
“敦子女士，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教育经验？”我诚恳地说，“对我初来教育战线也是一次学习。”
“这个，我不敢当，我只能简单地谈一点儿。日本在战前对教育工作就很重视，现在比过去搞的更好，孩子不论贫富，必须上学，这是法律规定的。全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必须在初中以上，日本基本上已扫除了文盲。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的比例也很高，连幼稚园的老师，也必须是大专毕业，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取得合格证的才能担任。”
“真了不起！战后日本在经济上非常困难，可是短短的几十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因素很多，但人类灵魂的基础工程——教育，日本始终抓得很紧，抓得极有成效。另外一点进行科学研究，这是摆脱人类愚昧、贫穷的重要手段。这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这时，敦子又给我和赵丽送上一杯淡绿色的、冒着幽幽清香的日本茶，我用眼神致了谢意，换个话题问道：“您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工作的时间和中国是一致的，晚上有时要加班，还要接待从日本来的同事和客人，有时到外地出差，晚上没事情时就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想活动一下身体时，到丽都饭店打打保龄球。下次，我请你们去打保龄球好吗？”
我和赵丽愉快地点着头。敦子女士看了一下表，说：“我们到餐厅边吃边谈好吗？”
在日本餐厅门口，经理钱明先生一眼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比过去胖了，看你精神很好，没怎么变样我很高兴。你过去留给大家的印象很好，人们对你都很关心，经常谈到你，欢迎你常到这里来。”
“谢谢您！以后还可能来，望您多多关照。”我客气地说。进了餐厅，我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落座后不久，服务员根据敦子女士的要求送上三份高级盒饭。敦子女士客气地招呼我们用餐，赵丽却纳闷儿地问我：“这里您常来吗？他们怎么认识您？”
“有近十年没来这里了，过去常来，比赛时曾住在这里，还有认识我的人。”
敦子女士问道：“庄先生，您能吃生鱼片吗？”
“能吃。”
敦子女士趁我们没动筷子，把她盒饭里的生鱼片和虾不停地往我盒里夹。我不好意思，忙客气地阻拦说：“都给了我，你够吃吗？”
“男性应当多吃。”敦子女士鼓励说，“这个桌子小，只能放三份，您若不够吃我再给您要一份。”
“谢谢。当运动员时吃得多，现在当业余教练，运动量少多了，吃得比过去少，但喜欢吃肉，这是过去养成的习惯。”
赵丽问敦子：“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素一些的，鱼、肉也吃一点儿。”
“赵丽，在饮食结构上，敦子小姐比我们吃的科学。”
“庄先生，你现在不是胖而是壮，应当多吃点。”敦子鼓励道。
“我现在已经比过去胖了，一方面加强运动，一方面在饮食上要控制。”
“这样生活太艰苦。”赵丽道。
“小赵，苦与甜是推动人生前进的两个车轮，一个车轮是不好前进的。如果一个人不付出苦的代价，你很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人胖一点是可爱的，再胖一点也是可喜的，再胖一点就可笑了，还往下胖就可悲了，如果再往下胖，大家也不说他，更不笑他，都可怜他了。”
“如果这个人再胖下去怎么办？”赵丽俏皮地问。
“索性胖到底也有办法了！肚子下面装上个小轮子，不就半自动化了！”
她俩笑得弯着腰，捂着脸，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四 敦子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来这里生活上习惯吗？中国这些年变化大吗？”从餐厅回到敦子的房间，我好奇地问她。
“生活上一点儿没问题。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给我们各方面带来了便利。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宽敞的街道，美丽的立交桥，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增添了光彩和效益。人们的服装也不单调了，五颜六色的，款式也很漂亮。市场的供应比过去丰富，花样品种也多了，给人的感觉有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气息。过去来中国，只能吃中餐或西餐，现在北京有好几家日本餐馆了，这对我们日本人很方便。出租汽车、长途电话等服务性行业也发展较快。总之感到北京在发展，中国在发展。庄先生，您感受如何呢？”
我低下头，想了一下说：“过去私下和外国人往来是不允许的，现在，咱们能在一起聚会，这是很大的进步。上个月我去深圳特区讲学，感触颇深。过去破烂不堪的小镇子，只经历了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凡去过深圳的人，大都赞叹不已。物质上的成果反映精神方面的成就，说明改革开放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敦子小姐，你去过深圳吗？”
“还没有。”
“到过中国什么地方？”
“广州、上海、济南、大连、昆明、大津……我出生在沈阳，在哈尔滨住过一段时间，新中国诞生后，全家随父亲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
我惊讶地插话道：“为什么搬到张掖地区呢？”
“我父亲是从事兽医研究工作的。”
“哦！张掖地区我去过，那里生活环境很艰苦，你们习惯吗？”
敦子小姐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在甘肃上的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毕业。三年自然灾害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农忙时，我和同学们帮助农民秋收、春播，帮助他们整地、施肥。有时还帮他们推磨，我个子小，老师和同学干活时都照顾我，可是我不甘心落后，努力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经常表扬我。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请求，中方的领导说，我们缺少您这样的人才，您干几年再回去。到了五十年代末，我父亲又向中方提出回国的要求，中方领导仍然继续挽留。一九六二年，我父亲不幸患直肠癌在兰州病逝，一九六七年夏，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六人，离开了中国回到了日本的老家岛根县。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五人到了东京，在那里工作、生活。一九七八年伊藤万公司派我常驻中国后，我还利用假期，自费专程去张掖看望老师和同学们。
一九八0年，当时兰州已经是开放城市，我和茂弟弟到兰州为公司办事，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我曾经工作过的第一毛纺厂。高中毕业时，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挑选，一是到银行当职员，二是到毛纺厂当工人。我说：“工人阶级光荣，我要当工人阶级！”于是我进了兰州第一毛纺厂。
我那时是热血青年，要求进步，跟组长姚素萍很要好。姚素萍是预备党员。厂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还让我做列席代表参加。厂里第一批发《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就有我的名字。后来，一场“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工厂，姚素萍成了保皇派。有次对立面展开大辩论，把姚素萍围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伸手还打了她。我在旁边看到这个场面，吓得腿发抖，不知怎么办好。我有些不服，就帮姚素萍贴大字报，还签了名。那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外国人。这下惹下大麻烦，当时规定外国人是不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就说我是特务、间谍，弄到公安部门，对那张大字报又是拍照，又是调查，还到北京公安部，要求承认我是特嫌。
事情闹大了，日本外务省要求我们全家回日本，不久全家人回到了祖国。后来听说姚素萍受到不公正的审查，可是姚素萍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祖宗三代也查不出名堂，因此姚素萍一直没有被关起来。但她也被折腾得够呛。我心里不安，有些内疚，这次来兰州，无论如何要见见姚素萍。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姚素萍说起跟外国人有牵连致使原先跟她恋爱的那位解放军军官不得不与她含泪分手，我的泪水也几乎流了出来。跟姚素萍分手后，我一个人带着对故乡故友的情怀，冒着寒冷，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本来晚上十点到达张掖，谁知列车晚点了，第二天凌晨二点才到站。天漆黑，北风呼呼号叫，我心里有些不安。白天同学们在电话里约好的，都要来接站，可列车晚点四个来小时。当我刚刚迈出车门，同学们都兴奋地叫喊起来：“敦子！敦子！我们欢迎你！”十多位过去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个个冻得脸蛋儿红扑扑的，都迎了上来．我们久别重逢，抱成一团儿，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我含着热泪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们啊！”
我住在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个班里的好朋友海英家里。她家房子宽敞，我俩像亲姐妹一样。从婚姻谈到事业，从日本谈到中国，从公司生活又谈到高中时做代数、几何的难题。我们一聊就是半宿。同学们纷纷跟我相约，一定要我这个日本来的远方客人到自己家里吃顿饭，表表老同学的心意。盛情难却，于是到同学家吃饭成了我紧张而又欢乐的事情。
到张掖的第二天，我跑到小时候注过的地方，在日本我做梦都想回到这个旧居，因为这里终究是我生长的地方。记得冬天时，门口有片芦苇沼泽地，结了厚厚的冰，哥哥弟弟都穿着冰鞋，从容地往前滑，我害怕，但又很想玩，于是就在凳子后面推，常常凳子滑得快，我跟不上，咕咚摔在冰面上。大家玩得可开心了。可是，原来的芦苇沼泽地不见了，洼地被填平、四周盖起房子，旧居不见了。然而，那些童年美好的东西，无法在脑海中消失。
我的工作很忙，在张掖只有三天时间，还要为公司谈一个项目。第三天的早晨下起一场大雪，纷纷扬扬，同学们约好在那座塔边照像，海英专门为我准备了中国姑娘的服装，还有棉衣棉裤，生怕我冻着。天上飞着鹅毛大雪，地上积雪一尺多厚，许多同学住得较远，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可是，当我来到塔下时，同学们一个个雪人似的早早来了，还有班主任、校长。我一看这情景，眼圈不禁红了。这张照片多么珍贵啊！
就在第三天的晚上，同学们来到海英家里聚会，做了一些菜，买了一些啤酒饮料，大家欢聚一堂为我送行，给我赠诗，写留言，阔了大半宿。
“回国已经四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回想中国的事。中国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着我的朋友、同学、老师，有我上过的学校，有我半生的历史，我爱中国……”敦子小姐最后说。这时，敦子小姐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五 一分希望生出三分幻想
我们轻松地漫谈着，吃着水果、听着音乐。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了，我和赵丽只好向敦子小组告辞。她恋恋不舍微笑着对我们说：“下次，咱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好吗？”
“好！你定时间，我通知庄老师。”赵丽主动地高兴说。我看着敦子小姐，并点头表示同意。握手后，她送我们到房间门口，又目送我们在走廊的尽头。在拐弯前，我回头看见她还在向我们挥手告别。
出了新侨饭店，赵丽很坦率地对我说：“敦子平时讲话很少，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见她这么健谈。”我默不作声地听着，问道：“你们过去在一起时都谈起什么？”
“一般都是生活上的琐碎事。她几次张罗着要找您。”
“你怎么愿意和外国人交朋友呢？”
“我啊，主要目的是想请她帮忙，帮我去日本。”
“你和敦子小姐谈过这问题吗？”
“还没有，关系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庄老师您的面子大，帮我说说好吗？”
“今天，我才第二次和她在京见面，过去也交情不深，现在和人家谈这么大的问题不感到太唐突吗？即使深交，也要看人家愿意不愿意，万不能勉强。”赵丽见我说的有理，又恳切地说：“庄老师，现在不忙说，过一段在适当的时机您帮我说句话好吗？”
“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想到国外去呢？”我反问道。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到外面闯闯吧！在这里有点憋得慌。”我们边走边说，来到了公共汽车站，在这里我和赵丽愉悦地分手，乘不同线路的汽车各自回家。“你下来了，我倒很愿意去看看你。”敦子小姐说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是一颗心敲打着另一颗心，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往往会激起别人同样的情感。而爱情是两颗心撞击的火花。敦子小姐在与我谈话中那睿智的目光，深情的一笑，含蓄的话语，使我神醉，扑朔迷离。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彼此能见到，握握手，谈几句话，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
六 偶然遇到个“红娘 ”
中国有句古语，叫“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跟庄先生的恋爱的确有点意外，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切都在悄悄中发生，默默中发展。
赵丽小姐才二十来岁，是个大学生，有次她问我：“敦子，你会打乒乓球吗？”
“会点儿，有这个爱好。”
“我小时候进过乒乓球队。”
我问赵丽：“报纸上说，庄则栋又回少年宫当教练，他是个为中国争光的伟大人物，我们日本冠军队，就是被他打得一败涂地，至今翻不过身来，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是的，庄则栋这三个字，在中国、在世界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我小时候就知道，我的教练章宝娣训练我们时，经常用庄则栋小时候训练如何刻苦、如何顽强、如何巧练来启发教育我们。我们的章教练，在五十年代和庄则栋配混合双打，曾获得过全国冠军。”
“庄则栋这个人很不错，当了冠军不翘尾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时，他也挺着腰杆活过来了，可惜他和妻子离了婚，是单身汉。”
“他球艺这么高，为什么不进国家队当教练？”
他下放到山西二年多，把近二十年来上不去的山西队带上来，把国家女队打得落花流水，这本来是有目共睹的，可是回到北京，他离开了体育界，到北京市少年宫去培养小孩儿。”“庄先生在我们日本人眼里，是一位伟大而又神秘的人物，我们全家人一谈到他就翘大拇指，可崇拜他了。”
“过去，你见过庄先生吗？”
“一九七一年，见过两次面，那时我二十七岁，庄先生和中国乒乓球队来到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这是‘文革’中第一个访日的代表团，也是我回国四年第一个听说来访的中国代表团，我很想见到从第二故乡来的亲人。我两次坐夜车赶到名古屋，第一次正赶上比赛刚开始，我被拒见，第二次庄则栋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出来见我，交谈有十分钟就分手了。第二天，中国乒乓球队从名古屋去大阪，我也正好从名古屋站上车，经大阪回岛根县。我们在火车上相遇了。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庄先生率领中国青年乒乓球队访问日本，在东京我曾去饭店看过他，以后十几年再也没见过。”
“你想见见庄先生吗？”赵丽问我。
“行！看看这位落难的世界冠军吧！我坦白地告诉你，当年我心里可矛盾了，他为中国人争来了世界冠军，举国欢腾。我们那个中学都为他欢呼，同学们都流泪了，我也很高兴。可我是日本人，庄先生把我们日本队打败了，我心里也难过，最后我还是跟同学们一起欢呼跳跃。因为我终究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嘛！我的血液中流动的感情，爱中国的成分比爱日本还要多。”
大概过了两个月，突然赵丽来了电话，她说：“敦子，我跟少年宫联系好了，他们说庄先生有空，你看能去吗？”
我赶快放下电话，向我们公司所长请假，所长说：“行，快点回来！”
就这样，我和赵丽来到了少年宫。那个时候说实在的，我对庄先生根本没有什么恋爱念头，纯属尊敬、敬仰，也怀着一颗同情心。总觉得他是个为中华民族作出过贡献的人，如此冷落他有点儿不公正。我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又在日本伊藤万公司工作，一直是反对跟外国人谈情说爱的。涉外婚姻，民族感情难以跨越，而且要比跟本国公民恋爱麻烦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爱情这东西的力量太大、太神圣，连我自己也不能战胜。
七 同情心萌发着爱情
少年宫见面之后，只要一闲下来，总是替庄先生担心生活的不幸。我是个老姑娘，已经四十岁了，深知单身的寂寞和苦恼。庄先生是结过婚的人，有妻子儿女，一下子妻离子散，变成孤单一个人生活，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此，当时我有一种想法，或许我跟他交朋友，作些安慰，跟他一块玩玩，能减少他一点苦恼，给他的生活增添点乐趣，所以我约他到饭店里见见面，聊聊天，吃吃饭。
两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没有一蹶不振，而讲到他的专业，仍然双目有神，放光溢彩，并且知识渊博，这是难得的。不知不觉我想起十四年前，在日本名古屋的那次相见，那时的庄先生是多么神气、而又平易近人……
今天说起来，好像是有缘分，没想到，少年宫第一次相见，他竟能叫出我的名字，这使我感到吃惊，一下子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到了第二次吃饭时，他风趣，健谈，对人生充满乐观，并没有跌倒之后的灰心丧气，很有男子汉的风度。我更加对他敬仰。
我那时这样做，仅仅想成为他一个普通朋友，不敢有非分之想。我这日本姑娘对他关心、同情，跟他接近，庄先生心里会怎么想。看来我的想法又落后于现实了，朋友之间太疏远，就不够朋友，而男女朋友之间一发展就容易越过朋友的限度。特别是庄先生本来就是我所崇拜的人，我是不可能只把他当朋友而一点也不去爱他。
也许，我的举动和同情，点燃了庄先生爱情的火焰，他对女人冷却了的那颗心，像春天的竹笋一样，哪怕有巨石压着，也要破冻土钻出地皮，迎接着春天明媚的阳光、滋润的雨水。他暗暗地开始向我传递信息，那时我还不知道恋爱已在身边发生，只是有一种感觉，庄先生在我面前出现时，我心情格外开朗，时间也过得格外快，而且下次还想见到他。
再说赵丽是个热心的年轻姑娘，她发现我是个老姑娘没有结婚，也知道庄先生离婚了没再结婚，我们年岁相当，而且见面之后谈得很投机。她是旁观者清，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我和庄先生是合适的一对。因此，赵丽无形中在做红娘，热心地为我俩牵线搭桥，她问我：“要不要约庄先生出来玩玩？”
我说：“行，今天晚上到丽都饭店打保龄球吧！”
赵丽笑笑，她就给庄先生拨电话。我们第三次的约会又开始了。
八 我总是惦记着他
那天傍晚，凉风徐徐，我叫来一辆出租车，带着赵丽小姐，去庄先生的家接他。
庄先生住在东城一条繁华大街路西的胡同内。这里属于北京古老的四合院的保护区，一排排槐树、榆树，一座座略显斑驳的院门，很有古城特色，胡同口还堆满西瓜、西红柿。
我们的车子停在胡同口。赵丽带着我，去找庄先生的门牌号码，谁知一下车庄先生就迎了上来，他早就在那里等我俩了。庄先生有礼貌地跟我们握手之后，就主动邀请说：“既然来到我家门口，就认认门吧！”
我们推开房门，赵丽惊讶地说：“啊！这屋子真大，有多少平方米？”“这是间客厅，有四十平方米。我的客人多，有地方坐嘛。”赵丽和庄先生走到另一个门，看到里面还有房子，我站在那里没有去看，有些不好意思，我问赵丽：“里面还有几间房？”
“两间卧室，一间洗手间。”庄先生没有主动让我们进去看，大概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对我说：“敦子小姐，等房子建好了，你们再来看好吗？”
庄先生讲此话时，他的目光传递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在这瞬间，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房子是我住的，这里的女主人是我！”这念头闪过后，我又暗暗骂自己“瞎想！真不害羞！”脸也感到一阵灼热。
“建好房子，孩子住哪里？”赵丽问他。
“他们不在这里住，和鲍蕙荞住在一起。”
我怕司机等得不耐烦，赶紧对庄先生和赵丽说；“司机还要送我们去打保龄球，咱们走吧！”
丽都饭店坐落在北京的东北郊，是座新建的合资豪华饭店，供外国人食宿和娱乐，价格昂贵，只收外汇券。那时我是单身，工资也算丰厚，每月都要来玩上几次。当时我听赵丽小姐说过，庄先生每月工资只有七十五元，玩一次保龄球合人民币二百多元，他是不敢问津这种高消费场所的。在门口我付钱买好票，请他们进去。庄先生一看要花那么多钱，又是我掏钱，他的表情很不自在，心中一定不是滋味。我心里也明白，这种场合女士出钱，男子汉心中总是内疚的。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
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我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过打保龄球，现在总算真的要打了。”
庄先生毕竟是运动员出身，对球性的适应比一般人要快，第一个球就碰倒六个瓶子。他越打越好，满堂红越来越多。我心里佩服他的聪明。每当他打出好球，我就为他鼓掌。我看他玩得很开心，心里格外高兴。每当我打出好球时，庄先生也为我喝彩鼓掌。
打完球后，我又请他们到球场旁边的休息室喝咖啡。
我们在这几次交往中，相互的心靠得更近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在播种爱情，同情心中萌芽着爱情。而且我也奇怪地发现，在庄先生面前，我变得年轻了似的，话格外多，心情也很愉悦，而且离开庄先生之后，总是惦记着他。
爱情啊，你真的就这样不期而至了吗？
到皇家公园去
由赵丽约我们几次相聚后，敦子这把圣火，使我的心在燃烧，我总是在思念着她。老实说，我也想过，她是个日本姑娘，我是政治上跌了跟头的名人，这样的感情发展下去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在此之前，我也曾在杂志上读过这类报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个别勇敢的同胞，突破过去的禁令与外国人恋爱，虽然受到许多挫折、磨难，但最后还是成功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真羡慕他们。现在我已经是无官一身轻的平民百姓了，跟一个普通日本姑娘恋爱，有何不可呢？
虽然几次约会赵丽小姐都在场，但我感觉她是在有意地撮合我和敦子。敦子是稳重的姑娘，由赵丽陪着显得多么自然，多么亲切！我想这一切都是敦子精心安排的，使我对她又增添几分敬重，对赵丽的话也格外注意。
第一次赵丽对我悄悄说：“敦子是费了好多周折才找到您的。”
第二次赵丽又对我暗示：“这是我和她认识以来第一次见她那么健谈。”
第三次赵丽在敦子打保龄球时又对我说：“庄老师您虽然第一次打保龄球，敦子称赞您打得好，比她技术还好。今后她有了对手，还要再约您打保龄球呢！”
赵丽的话的确很重要，敦子对我的感情在升温，我对敦子的爱恋也天天在增长。我一边在家抓紧修房工作，一边盼望着十月初我们说好的郊游。
十月二日的早晨，秋高气爽，日丽风清，我们三人乘车来到了颐和园。
我边走边给她们介绍说：“这里原是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经费挪用了，修建了供她享乐的园林。”
“为什么叫颐和园呢？”敦子好奇地问。
“这里原名叫清漪园。慈禧太后挪用了建海军的经费进行了重建、扩建。太监李莲英为了迎合慈禧渴望长寿的心意，特此把园名改成颐和园。意思是让慈禧在这里保全元气、长命百岁。慈禧高兴极了。”
“您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赵丽不禁问道。
“过去，我常陪外宾来这里游览，讲解员给外宾介绍时，我很留意地听，所以还记得一些。”
我们边走边谈来到了观赏颐和园全景的最佳地点之一的“知春亭”。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什么典故？”赵丽问我。
“知春亭小岛位于昆明湖的东岸，遍植桃柳，每当春季来临，这里桃花绽红，柳丝吐绿，最早向人们报告春讯。我国有‘见柳而知春’之说，故该亭以此意而命名。”
我们站在亭中驰目纵览，宽阔的昆明湖，壮丽的万寿山，挺秀的玉泉山宝塔和西山的群峰等，尽收眼帘。近、中、远景层次分明，宛如在画中游，令人心旷神怡。
“拍几张照片好吗？”我提议道。
“赞成！庄老师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拍照，要多拍几张好的。”
“我来给你们拍摄。”敦子热情地说。
“咱们轮流。”我补充道。
赵丽为我和敦子拍的照片，由于我们情绪很高，玩兴正浓，表情显得很自然。不少朋友看过这张照片后称赞说，庄先生丰采不减当年，敦子小姐在你身旁，笑的那么甜蜜，又有腼腆之感，真是可爱、真有缘分。这张照片是我家照片中的上乘，至今挂在我的书房中，永远激励我向往美好的生活，并永远记住我们美好、真挚的初恋。
九 我与前妻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上）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东走，不久来到了园中之园的谐趣园。这里回廊曲折，藕荷绕湖，景色清幽。
我和敦子被一个像门似的景物所吸引，走到近前往里看。赵丽小姐偷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按快门道：
“这张照片洗出来，好像你们俩人外出归来回家似的。”
敦子小姐听后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在想，什么时候我能有个家，天天能回家多好啊！
“庄老师，这一时期有些杂志、小报刊登您与妻子离婚的事，我们也不知情，您能否给我们讲一讲？”
“这话说来就长了……”
敦子小姐可能感到在愉快的气氛中提这样的问题不谐调，对赵丽说：“这使庄先生多为难啊！”
“这倒没什么，今天咱们痛快地玩，以后和你们谈好吗？”
“庄老师，您的经历、经验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借鉴，我喜欢听您谈话。但今天不谈，您不介意吧！”
“让庄先生谈这件事，心里是不好受的，以后这事也别谈为好。”敦子劝慰道。
“没关系，人生总是苦乐并行，闪光的人生只有九个字就能概括：跌倒了，爬起来，走下去。和你们谈也是我人生的一次小结。”
“好！庄老师，听您谈话并不是听新闻，您能从困境与低谷中走出来，比从坦途中走过来的人，体会更深刻，脚板更结实，意志更坚强。我们更佩服您。敦子，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同意！下一周的晚上，在我屋里，咱们尽情地谈，请庄先生主讲！”
我跟鲍蕙荞也有过初恋的美好时光。一九五九年秋，我俩是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认识的。那时我们都住在奥共党校里，每天吃饭时总是听到有人弹钢琴，旋律优美动听，后来我发现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位姑娘在弹奏，她和殷承宗一起来维也纳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当时，我还弄不清她叫什么名字，见面时只是微笑而过。在回国的途中，我才知道她姓鲍，钢琴弹得好。后来，她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这是一九六一年夏秋的事，我也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和单打的冠军。
她家住在王府井附近，上下班路过王府井南口的中国照像馆时，她总有意无意地看见橱窗中摆放着我放大的微笑的彩色半身照片。照片上的我微笑着面对着她。
一九六二年的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彭真同志及市委领导要观看国家乒乓球队名将的表演，结果我与鲍蕙荞邂逅。她看完我们的表演后，就跟朋友们跳舞去了。我不会跳舞，就去玩游戏，得了一辆玩具小汽车。晚会快要结束时，我见到鲍蕙荞，就把玩具小汽车送给了她。那时我是无意的，万万没有想到，爱神就把我俩拴到了一起。不久，她给我写来一封信，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有了感情，开始了恋爱。
我俩都是业务上的尖子，那个年代对我们尖子来说，信仰是动力，道德是准绳，价值是进取，奋斗是颂歌。我一心扑在乒乓球事业上，每届比赛要拿更多的冠军，为国争光，为亲手打碎“东亚病夫”耻辱的招牌而努力。她非常理解我事业上的艰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劳动，要耗去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也理解她在钢琴事业上若取得出色的成绩，也要和我一样，做出许多牺牲。因此我俩极少有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总是互相鼓励，以事业为重，相爱三四年连结婚的事都不曾想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保皇派”，讲了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被说成是黑尖子、修正主义苗子，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世界比赛也不让参加了，整天写检查，有时去农村参加劳动，根本不能去练习乒乓球。这时，我的心情很灰暗，为国争光的想法已经枯萎，年纪已经二十七岁，是否能结婚呢？
在一次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回来后，我见到了鲍蕙荞，她的心情和我一样，钢琴被批判成大、洋、古，许多国外名曲、作品不能练习，更不能演出，又怎能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呢？她同情地瞅着我，我走到她跟前，悄悄地对她郑重地说：
“蕙荞，过去咱们不结婚是为了事业，现在咱们的事业在哪里，全让革命！给冲了，再这样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还比我大十几天，快二十八岁了，咱们就结婚吧！”
她泪花闪闪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人人都在提心吊胆、审时度势、规行矩步地安排自己的清贫生活，小有平静就是很好的天时了，事情都要选择这种时刻来急办。路漫漫、黑茫茫，谁也保不住一夜之间又会降临什么样的灾和祸。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正是北京最阴冷的三九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我们结了婚。按理说，世界冠军和女钢琴家的金玉良缘应该是美满、幸福和欢庆的。但那个时候却是阴森和恐怖洒满人间，每个人就像落地的一片枯叶，被大风扬起，又被抛到汹涌的海浪中沉浮着，哪有真正的欢乐？
新婚不久，五月十二日“中央”来了个“通知”，内容是：
“国家体委是叛徒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人，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当天晚上，体委来了一些人，把我抓走，还抄了我的家。他们让我交待的“罪行”是，如何反对党的三面红旗的，骨子里是如何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我被剃成阴阳头，被殴打和游斗。甚至有的人竟扬言，要打断我的右手，看我还怎么拿世界冠军！
没过几日，鲍蕙荞也被她们学校的“革命派”抓了起来，要她与我划清界限，揭发、交待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时，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可她始终对审查的人说：“我了解他，他可能说错话，但他绝不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
在敦子小姐的房间里，我开始回忆起和鲍蕙荞的往事。敦子小姐入神地听着，却突然打断我的话：
“鲍蕙荞是正直的人，她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能维护你，真不容易，她的命也够苦的。”
“听你介绍，鲍蕙荞真是好人，真是值得同情的人，为什么后来你们又分手了呢？”赵丽迫不及待地问道，“如果您愿意继续说，我们特别愿意听，这里面不光有故事，更有做人的学问。”
“是啊！我常在回首往事，尽管往事不堪回首。我觉得孔夫子说了不少有道理的话，温故而知新，正确和错误、成功与失败，表面上看是故事的现象，透过现象能悟出一些道理，增长一些知识。我就是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在极关键的时刻走错了路，而这一步几乎毁灭了我的一生。后来，我才悟到：人在漫长的一生中，有着千步万步，而在紧要关头却只有一两步，也许一步登天，也许一失足成千古恨。天下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因而人的一生时时事事要谨慎、珍重。”
讲到这里，她俩似乎不那么明白，因为她们没有完全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没有那种感受。我想，应当用更易接受的语言，让她俩了解我的沉浮。
十 我与鲍蕙荞平和地分手（下）
在我被抓和挨批斗的三个多月中，受尽了污辱，背上背了个“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从香港归来的，我的教练傅其芳和战友容国团，由于受不了政治上的污辱，相继自杀身亡。我之所以没有走上绝路，是因为始终不忘鲍蕙荞悄悄对我说过的话：“你一定要顶住，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我苦挨苦熬，到了九六八年秋，国家体委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后，我才被放了出来，但整天学习政治，早上向毛主席像请示，晚上向毛主席像汇报，仍然不许打球。
一九六九年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似乎有段平静时期。周恩来总理过问我的事情，并亲自安排我来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一进入宴会厅，炯炯有神的目光就在搜寻，一眼看见了我，快步向我走来。我激动地快步向周总理迎去，当我和周总理的手握到一起时，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的感情向外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这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敬爱的总理，我非常想念您，非常感激您。”周总理很理解我和其他些尖子运动员这些年所受的委屈，亲切地对我和围上来的体委其他同志们说：“过几日，我要观看你们的体育表演。”周总理机智的关怀，从此使我们各个项目恢复了训练。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观看了乒乓球、体操、跳高等项目的汇报表演，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刻苦训练，为祖国体育事业立新功。在周总理直接的亲切关怀下，我们这些尖子的日子才愈来愈好过，训练的劲头也愈来愈足。
一九七一年春，将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主席、周总理从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支持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性体育比赛。我荣幸地做为主力队员参加了比赛，并与战友们一起夺得了团体世界冠军。
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我遇上了柬埔寨朗诺集团的球员柯武，为了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我弃权了。
在日期间，我遵循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主动和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来往，搞了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
这些政治活动，都是与小小的乒乓球紧密相连的。一九七三年以后，我身不由己地逐渐脱离了几十年所熟悉的乒乓业务，步入了我极不擅长的、陌生而复杂的仕途，当上了中共十大的代表、中央委员、国家体委党组的副组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体委主任、党组组长。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也要拉起他们的队伍，对我格外关心。我是官大能力低，见江青能在政治上“帮助”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的妻子鲍蕙荞虽然在一九七○年被江青从农场调到中央乐团，开始也感激她，后来渐渐看到了一些人对江青不满的情绪，便再提醒我，要跟江青一伙保持距离，靠得太近是危险的。她要我去找周总理，我告诉她，总理身体不大好，不要过多麻烦他。即使这样，当周总理病重时，泰国体协的领导人送给我八十只燕窝，我给总理送去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鲍蕙荞千方百计要把我拖到她的安全岛上来；我认为跟毛主席身边的人最安全，想把她拉到我的安全岛上来。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有了分歧、矛盾，感情上逐渐地产生裂缝。
我认为她是“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我的不幸也就从这两句话产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已经尝够了苦头，害怕政治的折磨，她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已伤透了心。我“登天”之后，自以为站得高，看得远，也敢于和她抗命。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我们相持着，各执一方。
终于，“哗啦”一下子，我站的一方败了，全国人民沸腾欢呼起来。她却在胜利中痛苦地沉默着。而我，被政治斗争的突变惊呆了，吓昏了，迷茫了，我被隔离审查，被免去一切职务，再次由“天上”掉到地下黑暗的小屋里，与世间一切美好愉快的东西、轻松享受的东西割裂开来。除了一支笔供我用来写交待和检查外，还能做的就是早盼太阳、夜数星星。我多么渴望见到家里的人。儿子小飙学习好吗？这是个在胎里就受“文化大革命”折磨的孩子。女儿斓斓非常可爱，她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睫毛长长的，还往上翘着，看人时眼睛一眨一眨的。她刚会叫我爸爸，还不到一周岁我就被迫离开了她。我的老母亲经得起打击吗？父亲和她相伴近四十年，年初却撒手而去，母亲缠过小脚本来走路就蹒跚，年岁已七十，行动更不方便。妹妹一家又远在新疆，谁来照顾这个孤老太太啊？！家里没有厕所，一次她摔倒在街上的厕所门口，多亏邻居的帮忙，才把昏迷过去的老母亲救醒送回家中。作为儿子不能侍奉老母，还让老人家为我牵肠挂肚，乌鸦尚能反哺独我不能！我怀念着一家亲人，我对不住他们，又见不到他们。
我抬头看见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却又联想到没有文化，只有爱子之心的老母亲。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第一次挨批斗的那些日子里，母亲突然拖住我，把我拉到里屋内，哆嗦着手，掀起一块布帘让我看。原来她一直悄悄地供着两尊雕像，一尊是释迦牟尼，一尊是毛主席。我不由得一惊，她却释然虔诚地说：“你别怕！没人知道，他俩我都供着，没人的时候我就点蜡烛叩头，因为没有烧的香卖。你别不信，灵着呢！”我埋怨地劝道：“您别两个一起供，让人家知道了又是事！”“他们谁也不知道，灵着呢！妈这是替你消灾免难，保你平安！”我由不得心里在苦笑，灵着呢，果然很灵，我又坐到了囚室中，这次一坐竟坐了四年。
“鲍蕙荞不能来看您吗？”赵丽小姐关切地问道。
“我是被监护审查，几乎完全是与世隔绝，妻子是不能来看我的。”
“能通信吗？”
“自由通信不行。每次她给我送东西、衣服、食品、香烟等物品时，附有一封短信，我给她写收条顺便附几句话，这些文字的东西，专案组的人都要进行检查。”
“那时，您有和鲍离婚的想法吗？”
“没有。”
“她呢？”
“也没有。”
敦子姑娘非常注意听着我和赵丽小姐的对话，她不多言不多语。
“赵丽小姐，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还没有被隔离审查，鲍曾对我诚恳地说：‘你要有思想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的审查。你得意时我真想离开你；可是，在你困难时，我不会离开你。老人和孩子我会照顾，他们的生活费我会每月按时送去，今后你被关起来，需要送什么东西，我来给你送……’”
“鲍蕙荞真是个不错的人啊！”敦子由衷地发出了同情的赞叹。
“由于鲍受我政治上的牵连，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团没有安排她演出。到了一九八○年夏秋之际，她通过专案组给我封短信，说在七月十六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她的钢琴独奏。得知这个消息我高兴异常。在八十年代初，经专案组同意，鲍给我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用这架收音机，按时仔细地听完了她的钢琴独奏，感慨万千，怀着深情写了一首不成文的词《鹧鸪天》送她：
月满则亏分久合，
沧桑陵谷路陂陀，
维城遘陌闻音雅，
布市传书春姓遮。
觌面稀，伴琴玲，
氍毹波涌弦腾凝，
仳离浪静百花谡，
囹圄恒听初恋声。
“您能简单地给我们解释一下吗？”赵丽轻声地问。
“月一圆就要缺，日一正就要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人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我和鲍最初相逢在维也纳，但相遇如同路人，那时她正值芳龄，清纯活泼，楚楚动人，她的琴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六一年，鲍在布加勒斯特获奖，当时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在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访罗时，要我给鲍带一封信，我没让大使在信上写我的名字。后来我们在北京相遇相爱了，但为了彼此的事业见面很稀少，见面时她有时还要练琴。六十年代中期，文艺界江青已经开始插手，波涛光涌，许多好的作品不能演出，‘文化大革命’中更甚，一九七六年我们夫妻分离后，文艺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我在被关着的地方，忧伤地听着我们初恋时她曾给我弹的钢琴曲。”
“那时你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相互思念着。”赵丽小姐说。
“是的，我隔离审查这几年，一直在思念着她，也想念着家里人。一九七八年，鲍写信告我，她的父亲去世，我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悼念我的岳父：
磊落光明志气豪，
谦虚谨慎语奢少，
赤胆忠心德智高，
重担挑，毕生精力为民劳。
诚恳待人善诱导，
扶伤救死胜思邈。
父去英灵上九霄。
托蕙荞，忍悲慰母育斓飙。
“我内心一直在感激她，这些年她吃的苦，受的惊吓比我厉害。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为什么后来我们感情上产生了裂痕，最后分手呢？其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秘密，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不禁陷入那痛苦的回忆中。
听完鲍蕙荞的钢琴独奏广播没多久，一天，我正在看书，体委专案组的人突然进来对我说：“你爱人来看你了，给你们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
一听到日夜想念、为我吃了不少苦头的蕙荞跑了这么远的路，到这个地方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是惊还是喜。快四年未见了，这话从何谈起？又有多少话儿要说！可是只给吝啬的二十分钟，这是关心？还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气一下子冒上来了，但我压住火，对专案组的人说：“快四年没有和妻子见面了，见面只给二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能否多给些时间？”
“不行！这次见面是你爱人多次要求、领导关怀你，才让你们见面二十分钟。”
这时，我已经不冷静了：“二十分钟能谈什么？这样短的见面更难受，还不如不见！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意见，增加到两个小时，否则我不见！”
“时间是不能增加的，你不见就不见。”说完专案组的人走了。
这时，一直站在门外负责监护任务的解放军领导走了进来，温和地对我说：“刚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你应当冷静点儿，别着急，我再和他们谈谈去。”
过了好一会儿时间，专案组的人进来对我说：“我们和军队的同志进行了商量，又请示了体委领导，同意你们相见两个小时，但你要掌握分寸，不要谈政治问题。”
“这点儿我晓得。”
经过近四年的分离，我和鲍蕙荞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小房间里单独见面了。这时，我的余气还未消，对她经过艰难曲折而争取来的探视，我没有报以亲热的拥抱，却以冷静的目光打量着她，好似要看穿她来访的真实目的和对我的态度。相反，她一进来就用怜爱的目光看着我，并询问我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我用简单的语言回答了她：“都好。”
此时，一种不可遏制、莫名的气在升腾。我，就是这样的奇怪，又不可理解。我在想，为什么你要多次地求专案组的人来见我？我希望我们的见面是自由的，在这个地方见面，是人生非常悲伤的地点！非常悲伤的时间！为了这悲伤、痛苦的会见，还要求他们。感情是美好的东西，但它实际上是最难通融的东西。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看我？”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埋怨地问。
“我想见你，我要鼓励你！你为什么不见我？”
“开始他们只给二十分钟的见面时间，我很生气，我要求延长到两个小时，否则不见。”
“为了这次见面，你知道我费了多么大的周折，这四年我等啊，等啊！等来的却是埋怨，等来的却是一盆冷水浇头，看来我们的缘分结束了。”她伤心地哭了，误会已经产生。
又过了两个多月，专案组的人来到我的囚室说：“审查到此告一段落，今天你可以回家了，但一个月后，你要到山西太原去工作。”
“是把我调到那里？”
“不！是临时的。”
“我的政治结论是什么？”
“结论还不能做，拖段时间有好处，可以更准确，免得有反复！”
“审查四年了，还不能做结论，要拖到何时啊？”
“也快了，你先去山西！”
“没有结论我怎么工作呢？”
“他们那边给你安排临时性的工作。再说你都可以回家了，问题的性质你自己可以猜到嘛！”
这样，我离开了囚禁的地方，四年后第一次见到街道上灿烂的阳光，可以在马路上自由地行走。北京街头的广告牌、霓虹灯，一切都感到新鲜，感到陌生，好像我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走到家的胡同口，老街坊见到我并没有歧视，一惊之后马上热情打招呼。离家门愈近，我的心跳得愈厉害，思想上愈来愈紧张。我已预感到进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也抱着幻想不希望马上发生。然而，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年迈高龄的老岳母、孩子们、保姆见我归来很高兴，迎上来问寒问暖；鲍蕙荞在屋里没出来，她的误会没有因我的归来而解除。既然误会是我造成的，现在有了充分自由交谈的时间，应该由我主动争取来挽回。我一方面主动帮助家里做家务事，一方面有时间就谈，谈不下去拖一段时间，等双方冷静下来再谈。由于误会无法解除，尽管我们之间谈话是心平气和的，和好的希望却破灭了。
“我的心已经凉了。”
“还能热起来吗？”
“金鞋虽好，我穿不合适还能穿吗？”
“‘枫叶经霜久，依然恋故枝。’为了两个孩子，我们还是凑合过吧！”
“缘分已断，在一起何宜？过去我们好好的爱，现在我们好好的分手，我们的心中仍保持对方可贵的美。不能成为夫妻还可以成为友人嘛！两个孩子永远属于我们的。”
“我衷心地祝福你，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中，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人……”
“祝愿我们今后各自生活得比过去安静、幸福！两个孩子你要多照看，我会关心他们的，他们是我的骨肉。”
从我们产生误会到分手，前后经历了四年多，彼此之间进行了坦率、真诚的交谈，也进一步地进行了了解和容忍，但终究我们还是分手了。总结这十几年，我弃业从政是历史的误会，和鲍的离异是天大的误会。一个人不能分辨是非是愚蠢，一个不能分辨是非善恶的人而有才能，这才能就会变成他的帮凶。另外，人的思想和感情是相当复杂的。说两个人能相互了解，实在并不容易，尤其男人了解女人则更难。
“庄先生，您对自己的确有了深刻的认识，我感觉，您已经改过，我们要慷慨地忘记您的过去，把您当成可依赖的忠实朋友，帮助您重建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好吗？”敦子小组听完我的回忆后鼓励地说道。
“谢谢你！通过这些年的反思，我确实认清了自己，为自己找到正确的目标，走出一条路，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这也可以算是一条成功之路。”我真诚地说。
“庄老师，您的苦难也是您的经验、财富，因而您将比别人更了解人生。”赵丽小姐感慨地说，“您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我记得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如果无法成为山间的松林／就做各地的灌木吧／如果不能成为灌木／就做小草吧／使街道更加青翠美丽／如果不能成为林荫大道／那就做窄窄的小路吧／若是无法成为太阳／就做一颗星星吧／只要你能发出光泽。’我很喜欢它，因为它说出了我要说的话。”
十一 难忘的中秋之夜
转眼又快到中秋佳节了。谁将伴我过这个团圆节？
我鼓足勇气，冒昧地给敦子打了个电话，这是我和她在北京交往了三个多月后，第一次单独约她，心里有些怦怦然。邀请她在阴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去北海公园赏月。
她欣然答应了，我禁不住心头小鹿乱撞般地喜悦。我希望她骑自行车来，她又愉快地答应了。
八月十五那天傍晚，六点左右她准时到达了北海公园的前门，我心头又一喜，和玉人幽会能不愉悦吗？幽会，这是多么甜蜜、幸福的字眼。我见她骑的是一辆小轮子的自行车，从新侨饭店骑到北海，对她来说并不轻松啊。
天色将近黄昏，我俩并肩在公园里漫步走着。公园里一双双、一对对的情侣手挽手、肩靠肩，彼此依偎着，从我们身旁走过。我的心头一紧，我已经是半老头子的人喽，现在也列入热恋的行列，般配吗？我和敦子默默地踱着步。
我跟敦子在北京相聚的三个月中，每次赵丽小姐都在场。今天，是我和敦子小姐单独约会的第一次。在花前月下，我是多么希望敦子在爱情方面，能往前迈上一步。我虽然是个急性的人，考虑到我的处境，她是外国人，相逢的时间也不算长，直坦坦地向她吐露，太难启齿。可是，她既然单身来约会，对我是信任和喜爱的。听人说过，上帝放进男人心中的是爱和追求的勇气，放进女人心中的是怕和推却的阻力。
我们默默地走着，过去有赵丽在场，话儿说不完，然而今天我们俩人在一起，有点冷场。
我们在小路上走着，一轮明月在薄如丝绢的云中穿行，好像是大海上的航船。我们走到一丛丛树中，突然停住了脚步，发现一对青年男女正在拥抱接吻，我跟敦子都有点不好意思，心里怦怦跳，我俩赶快改变万向，朝湖边走去。
“我真佩服这一对的勇敢！”
“他们是年轻人嘛！”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会有这种美好的生活吗？”
“我想只要庄先生去追求，去奋斗，总不会拒之门外吧！”敦子看了我一眼，她有些羞答答。我真想抱住她吻一下，但我克制住自己，人家还没有正式承认我是她的恋人，仅仅是朋友，何况她又是外国人，我不能太鲁莽了。欲速则不达，反而要出洋相。
我们肩并肩地走着，这时候我才觉得漫步着的腿似乎也有些累了，恰好也到了临湖的“双虹榭”，选择了一个靠近栏杆的茶座坐了下来，我从提包里取出月饼、汽水、肉肠，对敦子笑着说：“咱们边吃边谈吧！”
敦子剥开一块月饼纸递给我说：“你吃点儿吧！大概也饿了吧！”
我环视了一下茶座周围，一对对情人们，嘁嘁地谈笑着，我对敦子说：“今天很开心，不觉得饿。”我接过她递给我的月饼咬了一口，继续说道：“今天的月夜多么好，我们相遇在北京多么偶然，相约在北海公园又多么愉快。我们中国人形容朋友相识有一句俗话，叫做萍水相逢。意思是，人与人的相遇，像水面上的浮萍相遇一样。这种形容对我们还不够，我们的相遇简直像两颗流星在天空相撞一样，你说呢？”
“是的，我们的相遇是太难了，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难。”
这时，我想起一件事对敦子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和好友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一书，今天已经出版问世了，这本书的诞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的，是一个‘难产儿’，后来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终于生了出来，我送给你一本。”我从手提包中取了出来，双手捧着递给了敦子，我说：“在扉页上已给你签了名。”
敦子小姐双手接过了书。我在扉页上写着：佐佐木敦子女士惠存，这是我的处女作，送给第一位外国挚友，敬希批评雅正。乙丑年中秋，庄则栋赠。
敦子小姐边翻阅边感动地对我说：“谢谢，谢谢，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真高兴，衷心地祝贺你们的著作问世，回去后好好拜读。”
敦子笑着，甜甜地笑着，细嫩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书，嘴里边轻轻念着《闯与创》的书名。我深深感叹地对她说：“我在山西虽然工作、生活得不错，可是总有一种背井离乡、抛儿别女、夫妻不得团聚的凄凉感。后来我终于回北京了，游子归来、家人团聚又能妻小厮守了。可是，真没法子，回京不久，我的家庭终于破碎了，本来凄凉的心境，又加上一层孤独，从感情上讲犹如雪上加霜……”
这时，我看到敦子的眼圈有点红，泪水在眼里滚动着，她从提包里拿出手绢儿，在眼睛上擦拭着，然后又戴上了眼镜，深情地看了看我，低沉而语气紧凑地说：“假如，今后你在生活的道路上再次遇到挫折、艰险，你不会孤立的，我永远是你忠实、可信赖的朋友。”
她凝重地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这时候我多么想说：“敦子，我喜欢你，我爱你。”这时敦子也深情地看着我，她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她欲言又止了。我估计她，想让我向她求爱，又怕我向她求爱。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句话此时此刻说出来最恰当，也最符合此情此景。但是，我鼓了半天劲，仅平淡地说了一句：“我真感谢你！”
我明明看着敦子在期望着我的勇敢，让我这个懦夫给降温了，心中流过一种自责，坐失良机般的遗憾。
我又看了一眼敦子，在月光下，她是那么风韵典雅，那么端庄秀丽，又那么温柔善良。月亮在冉冉升起，我问她：“你知道外国的爱情之神是谁吗？”
“丘比特。”
“中国的爱情之神又是谁呢？”
“月下老人。”敦子从容、潇洒地答道。
月光下的敦子给我一种柔媚感。
十二 我们第一次拥抱
198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敦子打电话告诉我，她哥哥来北京出差，希望我晚上去新侨饭店见见面。我愉快地答应了。凭我的感觉，估计要谈我俩的事情，敦子肯定已和她哥哥讲了这件事。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时敲响了敦子的房门。推门一看，只有敦子一个人在等着我，她抱歉地说：“哥哥的工作很忙，请你等一下，一会儿他就来。”
我抬眼端详着敦子，想在她的神情上搜索点儿悬念，隐约觉得她很兴奋，给我一种喜藏眉头的印象，我的心似乎也踏实了一点，她又笑眯眯地给我端来了茶。
我也不敢问她，却扯开思路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工作的节奏很紧张，我去日本访问时，看到早上上班的人，走路都很快，很匆忙。”
敦子说：“是啊，哥哥一下飞机就到饭店，到了饭店就开始工作，吃饭时还要当翻译，谈判后，紧接着要翻译文件，每天工作到深夜。”
我说：“我们两国应当在竞争中携起手来，走向更高的境界。”敦子点了点头，我却接着说：“你看咱俩不是已经携起手来了吗？”
她扑哧一笑。这时听到了敲门声，敦子开了门，就叫道：“哥哥，庄先生已经来了，正在等您。”随着声音，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的个子比我高些，神采奕奕中，略带些疲倦，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深含机智。我们之间本来是素昧平生，他却像突然见到了多年的老友似的，热情地把手伸给了我，接着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叫佐佐木hong，见了你我非常高兴请坐。”说着，上身略往前弯，右手潇洒的一扬，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有教养，礼貌、热情、落落大方。
我也高兴地说：“我不用自我介绍了吧，敦子和我早就盼望着你来呢。”
敦子突然说：“对不起，我还有点儿事，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向我们微微一鞠躬，转身走了。
hong兄对我开门见山地说：“过去，我们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次我来北京，妹妹告诉我，你们已经相处了一个阶段，她对你很理解，也很爱你，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此刻，我的内心很不平静，我压住心头的冲动，直说道：“敦子是个好姑娘，我也非常地爱她，我愿意和她结为夫妻，白头偕老。不过，摆在我俩爱情道路上的困难还可能很多，尽管如此，为了我俩的爱情，我愿意走一条坎坷的路。”
hong兄见我情真意切地答应了和敦子的婚事，看得出来，hong兄的表情也在兴奋中带着一些忧虑。他说：“你和敦子相爱，我很高兴，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我觉得他的话说得令人感激，中肯而体贴人，他使我暗生敬意，我说：“我想，现在我是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做着普通的工作，近十年来也没参与什么政治活动，这些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允许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这是有法律保障的。不过，我的情况又有些特殊，也许会有麻烦，真遇到麻烦时，我想要想尽办法去克服它。”
hong兄又问道：“你现在能出国访问吗？”
“看来暂时还不行，1984年末，日本乒乓球界的老前辈田舛彦介先生，曾给北京市少年宫发来邀请信，请我访日，指导日本少年乒乓选手，领导上婉言谢绝了。”
我正伤怀地谈着，敦子轻轻地推开房门，坐到我旁边的沙发上，听我们漫谈。
hong兄说：“我们一家人一直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父亲在中国病逝，临终前曾对我们说：‘你们都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以后你们不能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我回不了祖国了，但我希望你们都回去。’这次来北京，敦子把你们的事对我讲了，我很赞成，你看我妹妹有多高兴。”
他边说边笑，边朝敦子望去，敦子含笑地望着我，她没有讲话，但她的眼神似乎在期待着我。
我说：“我从心里感激你们一家人对我的信任，我永远也不会辜负敦子对我真挚的爱，请伯父的在天之灵放心。但因为我历史上的问题，也许上面暂时不会同意，此点请你们能理解和谅解，也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争取。中国有句俗语：‘事在人为’。”
hong兄思索着说：“听说北京有涉外婚姻咨询处，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我看有三种可能性，如果上边同意，你们就可以办结婚手续。婚后上边允许你去日本，这是上策，去日本住一段再回中国住一段，两边的老人都可以照顾。如果不批准你去日本，只好让敦子两边跑了。万一连你们结婚也不同意怎么办？”
“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很大。”我说。
“那就只好让敦子加入中国籍和你完婚。你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需要有一个家啊。现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很好，有这个大前提，虽有困难，但我看希望还是很大的。”
听了hong兄亲切、恳切、透彻分析的感人讲话，我幸福而又有些茫然的心绪有了归宿，充满忧患而又矛盾的心境似乎也踏实了，我对hong兄说：“既然我和敦子真诚地相爱，我将爱到底，我能去日本也罢，不能去日本也罢，这不是主要的！如果让爱情附属于其他的条件，是不纯洁的，是可悲的。”我又侧过身来，对着敦子说：“如果以后我不能去日本，把你留在中国，你能吃得消吗？你后悔吗？”
敦子凝重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却坚定地说：“哥哥已经代表我表达了我的心，今后你能不能去日本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愿意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不怕苦，也能吃苦，只要你不嫌弃我，我愿意为你做出永恒的奉献和牺牲！我觉得东京和北京都是好地方，但对我来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你身旁，因为跟着心爱的人，到处是天堂。”
hong兄见我们都开诚布公地把事情说透了，又对我说：“敦子一个人在北京，我们也不放心，今后有你陪着她，我们全家就放心了，有什么困难，请你和敦子讲，我们全家都会帮助的。从现在起，敦子就拜托你了。”
我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说：“谢谢你们的信任，感谢你们给我的幸福。近一二日我去涉外婚姻咨询处打听一下，有什么情况，再及时告诉你们，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hong兄点了一下头说：“很好！我今天很高兴，一切事情都拜托你了。实在对不起，我还要去开会，所以必须离开了，太遗憾了，以后我们再见。”hong兄说完拿起衣服和我握手告别了。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敦子，她默默地站立在沙发旁注视着我，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敦子！”鼓起点勇气，拉住了她的手。她的小手是那么白嫩、纤柔，她羞怯地垂着头，却没有躲开。我拉着她一起坐到了沙发上，轻轻地抚摸着她那软玉般的手，身体贴得那么近，我感觉到了她呼吸的热流和心的跳荡声，嗅到了她黑亮的头发上散发的幽幽清香。我望着她那黑亮的眼睛频频地放射着神采，白暂的脸此刻却像玫瑰花一样那么醉红，双唇微微绽开，娇艳红嫩多么迷人。我不禁心旌摇荡，胸腔里奔突着炽烈的热浪，我一侧身就紧紧地拥抱住了她，她也紧紧地把两只玉臂搂着我的脖子，我们热烈地吻着，久旱干苗似的，终于得到甘露。这是一次纯真的爱情洗礼，我愿把这朵爱情之花延续到生活的最后一瞬。
我俩都非常激动，感情的突然飞跃跌进了美妙、甜蜜的酒池子里，醉意朦胧，我怀里是一位多么纯洁的姑娘。
我对敦子说：“亲爱的，我俩永不分离，我属于你，我永远忠于你。”她幸福地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醉人。
她收住笑容说：“你要当日本女婿，你得跟我每天学一点儿日语好吗？”
“不！我不想学日语！”
“为什么？”
“如果以后我去了日本，又学好了日语，就把你的位置给占了，要是我不会日语，我到日本的任何地方，你都陪伴着我，你给我当翻译，别人也哄不了我，我们不是形影不离总在一起吗？而我也飞不了啊。”
敦子笑着说：“你学会了日语，飞了也没关系，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应当去找一个更好的，我愿意甘当你的跳板！”
我一下冷起脸来说：“下一次不许开这样的玩笑。”
她抬起了头，眼里滚动着泪花，痛苦地一下扑到我的怀里。我茫然不知所措，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呢？
敦子轻轻地抽泣着，眼泪在她脸上往下掉着，她哽咽着说：“我对不起你！”就又扑到我的怀里，身子颤抖又呜咽着。
她越发抽泣着，语不成句了，断断续续地说：“我真对不起你，我……我……我不能……为你……生儿育女了。”
“为什么？”我茫然地问着。
“前几年，我……患了……子宫肿瘤，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啊，原来是这样。”我如释重负接着又说：“亲爱的，这不是你的过错，而是你的不幸，你已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和痛苦的折磨，我没有在你伤口上撒盐的权利，只有同情你，为你分担忧愁的义务。”
敦子听了我的安慰话，心里平静了些，说：“我们结婚了，却没有爱情的结晶，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这是多么对不起你啊！”
“敦子，我非常理解你爱我的心，我们都希望能有爱的果实。一个女性不能生育，是很痛苦的，是一生的一件憾事，我只有对你更同情，更爱。”
敦子又说：“要是早几年我们相遇多好啊，我还能为你生孩子。”
我又宽慰地说：“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过剩要成灾啊！这也是命运给我们安排的，你知道吗，有了孩子，他也会分走我们之间的一部分爱，你说是吗？”
敦子酸楚地笑了一下，又扑到我的怀里，我紧紧地拥抱着她。
这一天，可以说是我们的爱情进入成熟的标志。
十三 一对比翼鸟共筑爱窝
北京市民政局涉外婚姻咨询处的两位小姐明确地告诉我，我和敦子小姐的婚姻完全符合中国的法律，并告明我俩该如何办理结婚手续。
第三天晚上，我去新侨饭店，把敦子接到正在施工中的家里。我的心情异常喜悦和兴奋，我对她说：“敦子，这就是咱们的家！”
她举目环顾了一下说：“现在看来还不像家的样子，但我很喜欢，只要有块地方，有了你我就满足了。”
我陪着敦子来到客厅北边的厅，推开门是一个长六米，宽一米二的走廊，走廊的北边有两个门，我向敦子介绍说：“对着鱼缸西边的门里是咱们的卧室，东边的一间是客房，走廊的东头是盥洗室。”
敦子看了里边的三间房子后说：“这里面的房子还很大。”
“等都修好了，咱们的房子就可爱了、迷人了、美丽了、温暖了，真的是咱俩的小爱窝了。”
尽管正在装修的房子还杂七杂八，四壁空荡，可在我和敦子的心目中，它很快会变成五光十色温馨宜人的家。
“庄先生，我过去吃过苦，而且能吃苦，你可不要把我看成是外国的娇小姐，我是来自中国西北黄土高坡的普通的劳动妇女。你现在的条件我认为已经很好了，你的卧室虽然乱一点，但很干净，我喜欢……”
她喃喃细语声，却像一只毛毛虫在我心坎上爬，不禁心旌酥酥痒痒。顿时，我觉得心脏跳得很憋人，心神有些恍惚，又有些口干舌燥，声音颤抖地说：“亲爱的敦子，今天晚上你就别走了，我们，我们住在一起吧！”
她白暂的脸上顿时浮上了淡淡的一层红晕，微微地点了点头，我一下子把她抱到怀里，我贪婪、疯狂而又甜蜜地吻着她的双唇，她也醉意朦胧地顺从着。我如痴、如醉、如梦幻般产生着一种奇异、美妙的感觉。我吻她，似乎才发现似的，她身材不高却体态匀称；红润细腻的脸庞上，泛着虹一样的光彩；一双明亮的眸子，温柔而深情，荡漾着智慧、善良、理解；微微张开的淡红双唇，像燃烧着灼人的烛火；丰满的胸脯，像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力量。美丽、端庄、妩媚、典雅，她简直是一朵散发着芬芳的牡丹花。我陶醉了。
这一天，我太珍惜了，我和敦子在我们普通、简陋的“巢”里度过了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甜蜜之夜，结下了我们永生的良缘。
十四 结婚申请遇麻烦
我看着庄先生日夜奋斗，把我们家的建设进程加快了。这位当年驰骋乒坛的猛将，整天一身泥尘在当小工，既要指挥别人，自己又要带头干。说实在的，我心疼他，我真怕把他累垮了，千方百计让他吃好点儿，保证他的营养。
我听庄先生到涉外婚姻咨询处谈的情况后，心里非常高兴，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婚事能顺顺利利地办成。
庄先生对我说：“你快回日本，把结婚所需要的材料、证明等办好，你回来之后，我们的小爱窝又有了较大的变化。”
我说：“这个星期我就回日本，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当时公司里正好要我回日本办事，我向公司所长请了几天假，说明我要办理结婚所需的材料和证明。所长一听高兴地说：“恭喜你了！”
到了东京，哥哥和嫂子一见我满面春风，就猜到十有八九是回来办手续的。嫂子笑眯眯地说：“我们的敦子这回可要当新娘子了！”
我微微点头，暗暗高兴。第二天我就赶到岛根县江津市的老家。妈妈一见我那么开心，她就问：“庄先生对你好吗？”
“好极了，可疼我了。”
“你可少在庄先生面前撒娇，他是名人，事情多，你要多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好好照顾他！”
“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要像你对爸爸那样去关心照顾好庄先生。”
“庄先生结婚后，能来日本住吗？”
“我想可以吧！”
我把这次回来准备办结婚手续所需要的材料、证明等事跟妈妈说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到江津市去了。一路上秋高气爽、海碧天青，一切都像我的心情一样的美。我也曾经想过，嫁给庄先生之后，主要生活在中国，日本故乡可能来的机会就少了。望着群山，望着美丽的蓝天和大海，心里也有点儿依依不舍。但我一想到庄先生，这些惜别之情很快就被爱情战胜了。
所需的证明和材料都办得非常顺利，前后一星期，我就告别妈妈，乘飞机回北京了。我的心已经属于庄先生，走到哪里都想念着他。
当天晚上，我来到庄先生的家，按响了门铃。他开门一看是我，立即喜出望外，把门关好，一把就把我抱在怀里。我们心醉神迷地拥抱在一起，两张颤抖灼热的嘴唇重合在一起，一星期的分别就好像几年似的，我俩都在激情奔涌，恨不得把全部的爱与思念之情，一下子通过吻传给对方。
“你那边的一切手续真的都齐备了？”他半信半疑地问着。
“很顺利，你看！”我从文件包里拿出了材料。他一张张地仔细看着，我在一旁给他解释。他好像得到宝贝似的说：“敦子，我真幸福，我们有护身符了！”
第二天晚上，庄先生来到新侨饭店我的房间，那时我还没有下班。当我进门看到他时，他笑得不自然，我马上觉察到可能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从你的脸上看出，好像有事。”
“敦子，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
“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庄先生今天一早到了市少年宫之后，就来到领导的办公室。领导客气地问着：“庄教练，你有事吗？”
“有重要的事我才来麻烦您的。”
“什么重要的事啊？”
“您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今天是来开准备结婚的证明。”
“你要跟谁结婚？”
“日本的佐佐木敦子小姐！”
这下子领导的脸上顿时出现了难色，也有些紧张。
“哎呀！庄教练，这事我们可不敢作主呀！”
“前几天，我去过北京市涉外婚姻咨询处，她们说我们的婚姻完全合乎中国的法律，我根据她们的指点，来您处开证明，难道您对部下生活上的问题也作不了主？”
“庄教练，希望你理解，你是个特殊人物，有关你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敢自作主张，要向上级请示。”
庄先生一听凉了半截，可又能说什么呢？他很理解少年宫领导这种稳健的做法。
庄先生讲完这件事，我心里好像压上了千斤巨石，没有想到事情会遇麻烦。但我马上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给庄先生泼冷水，他会受不了的。我鼓励他说：“好事多磨嘛！咱们安心等上级的批示。”
他无可奈何地说：“生活上的问题，不批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我安慰他：“这是手续问题，办手续需要时间，我们按我们的计划进行，不要受这件事的影响。”
我这么一说，庄先生眉头展开了，情绪好些了，我给他弄了些吃的，边吃边谈起家里装修的事情。
过了数日，少年宫的领导告知庄先生，少年宫也派人去了涉外婚烟咨询处，了解到的情况与庄先生所述完全一致。少年宫的领导对他诚挚地说：“庄教练，我们少年宫领导都支持你们的婚事，都很同情你们，但此事我们必须向上级写报告，上级批准了，你们就办！”
现在的庄先生是北京市普通的市民，过去的事早已结束，时过境迁，今年已经四十五岁，年初刚刚离婚，年末要结婚，这都是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只要努力争取怎能不成功呢？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成功的把握会更高。
我们一面期待上面的对婚事的批复，一面抓紧时间整修房子。希望上面一批准，我们的小爱窝也修好了，岂不是双喜临门。不料，半个月后的一天庄先生从少年宫回来之后，气呼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那对浓眉像老鹰似的飞到额头，目光中燃烧着痛苦的怒火。
“出什么事了？”我轻轻地问着。
“不同意。说我是掌握国家机密的人，不能跟外国人结婚。”
我一听，心里像压了千斤石，几乎喘不过气来，问道：“你如何对他们说的？”
“我说我不是搞政治出身的，我一直是当运动员、教练员。是‘文革’的浪潮后期把我推上了当官的位子，只任两年多就下来了，我能掌握什么国家机密？少年宫的领导同情地说：‘上边说你掌握国家机密，我们也不好办，请你谅解吧！’我感到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有难处，我很理解他们。”
“下步怎么办？”我问。
庄先生说：“好事多磨，我向党中央写申请结婚的报告。”
“能行吗？”“我那本《闯与创》的书出版不是有这种情况吗？有的人就是不同意，后来给中央写了报告不是批了吗！”
庄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舒畅了一些，我也觉得中央会批准的，我还担心庄先生由此产生灰心丧气的情绪。
“庄先生，事不宜迟，我们写请示报告吧！”
于是我们通宵达旦地写了起来，并把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历史都附上了。
十五 照片带来美好的回忆
我们的小爱窝已经走向“正规”，越来越美，我们设计的家具，已经一件件运进屋里，我和敦子的爱也日益深厚、充实。我们抱着莫大的希望，相信领导上会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俩都已四十多岁，跟年轻人不同，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不多了，我和敦子冲破了偏见和阻力，我们住在了一起，我们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是特殊情况下的“先斩后奏”。
我看着这个舒适的爱窝，有时心里喜过则感到羞愧。因为举目之下，几乎都是敦子的心血钱筑成的。不过，我也为即将娶上日本的媳妇而感到骄傲！
北京市民都忙着准备过年，家家开始采购年货。为了迎接我和敦子第一个共同的春节，我们研究着买哪些过年的东西，并加紧室内的布置。
敦子看着两边空荡荡的墙上提议道：“你应当把过去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照片挂在客厅的南墙。”
“你帮我选吧！”
那天晚上，我俩开始整理照片。我的照片很多，其中有一些是和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贺龙、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体育界运动员时的合影照片。
能见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是托容国团的福。他于一九五九年四月，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中，第一个为我国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他们回国不久，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等在中南海接见了部分乒乓球队的队员以及田径、游泳等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当时，我荣幸地参加了，还和领袖们握手，合影留念。回来后我在日记上写道：“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去为毛主席争光！”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时，周总理、彭真、邓小平、贺龙、李富春、陆定一、郭沫若、罗瑞卿、沈钧儒等都出席了开幕式。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毛主席很少出席，但他非常关心这届比赛的情况。中、日团体决赛时，毛主席也没有亲临赛场，而是在家中看电视，他深知在那天灾与人祸交织的年月，中国乒乓球队战胜日本乒乓球队夺取世界冠军的深远意义。当中、日团体赛进行到二比二平局，第五场我出战荻村伊智朗时，毛主席在电视机前对着我高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二比0就胜了荻村。
在翻阅照片中，我又拿出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这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二十六届世乒赛闭幕后的深夜，邓小平同志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人大会堂设宴，祝贺、招待中国乒乓球队全体人员及大会的工作人员。宴会前，把我父母也请到了人大会堂，并在“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国画前，邓小平、彭真、贺龙、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与我和我父母合影留念，给了我家无上的荣光。
我们球队每次出国参加世乒赛前，周总理都要率领政治局部分或大部分成员，为乒乓球队的出征送行或饯行。一九六三年三月，我们将要去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的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临出发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的武成殿为我们钱行，陈毅和贺龙副总理也参加了宴会。周总理还特意请来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仲曦东，介绍给我们乒乓球队全体。周总理说：“这位仲大使，今后就是你们的后勤部长，后勤方面的事由他全权负责。如果不习惯吃外国饭，可由使馆的厨师做中国饭，厨师不够还可以从国内派。”
“有！有！我们全力以赴。这次世乒赛用的球台，我们也购了几张，摆在使馆里，我们那里就是你们的训练基地。”仲大使热情地说。
陈毅同志说：“现在国际形势很好，我将要陪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今天，我特地赶来为你们送行。如果你们打胜了，回来时我就不请你们吃饭了；如果你们打败了，我去机场接你们，给你们献花，还请你们吃饭。”
贺龙副总理说：“你们打胜了，我来请你们。”
周总理风趣地说：“我先请你们吧！今天，我是按照国家招待内宾的标准四菜一汤请你们吃饭。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虽然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我们还要处处节约。今天的宴请由我工资开销，但粮票你们要交啊！大家不介意吧！我们吃饭的地方是武成殿，古代将军出征要走安定门，打了胜仗从德胜门进，打了败仗不能走德胜门。打了胜仗以后，皇帝要庆贺赐御宴，才能到武成殿吃饭。你们即将出征，我请你们先在这里吃饭，算是对你们胜利的预祝吧！”
周总理停顿了一下儿，又接着说：“对你们的比赛，我提出四点要求：一友谊重于比赛；二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三胜不骄，败不馁；四此行必胜必成！”说完总理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向大家巡视一圈，宴会厅里顿时寂静得鸦雀无声，人人如空谷之松。
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二十七届世乒赛我们又拿了三项冠军：男子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接着我们访问了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德等国。
胜利的消息早传到神州大地，消息犹如春风送暖，暖到人间，也暖到毛泽东主席的心里。
六月下旬我们从欧洲归来，贺龙、荣高棠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乒乓球队全体队员。这是我第三次被毛主席接见，也是第三次给毛主席表演打乒乓球。最后一场表演赛是我和张燮林，我拉一两下就重板扣杀，张燮林左右奔跑着，飘飘然后彩蝶飞舞般把险球一一救了回来，有时我低手连续起板七八次，张把我重板扣杀的球又低低送了过来。毛主席被这些精彩的球所吸引，不时地鼓掌，笑出了声音。
毛主席一生中，曾三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接见时和大家一一握手，看表演、合影留念，没有和运动员交谈过。这次接见，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我们。我和张燮林给毛主席打完表演后，毛主席在荣高棠的陪同下和我握手时，他笑眯眯地亲切地叫了我一声：“小庄！”毛主席的声音不大，音调细而高，飞入我的耳朵里，我的心随着咚地响了一下。这是我一生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使我终身不忘。吴小明也听到毛主席叫我，他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毛主席叫你的名字，你太幸福了！”
接见后，毛主席又兴趣盎然地走到奖杯前，俯下身子，正面审视着，又侧过脸来端详着，满意地笑了。
和毛主席合影时，其他的运动员都换了便服，我和张燮林是表演赛最后一场，来不及换衣服，所以和毛主席的合影我俩穿的是运动服。
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副总理，对我们取得的成绩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我许了愿得还愿啊！”不久，他在四川饭店摆了酒宴，还把陈毅副总理请来。席间陈老总幽默地说：“你们又为中国人民争了光，我先举杯祝贺你们！本来说好，你们输了回来我请客，可是你们贺老总和我有言在先，现在果然你们打赢了，那只好由他请客了。”说得我们都笑了起来。“今天你们打胜了我很高兴，所以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宴。你们比赛的时候，我虽然陪着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可是心里总是惦念着你们的比赛。我是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二十六届世乒赛你们打得不错，拿了三项冠军，二十七届在国外比赛也拿了三项冠军，也是进步，我心里很高兴，今天给你们庆功。”贺老总接着语气一沉，对傅其芳教练说：“老傅啊！二十八届的冠军杯子，可是要比这次多啊！”
后来领导上派容国团担任女队的教练。容国团运用集体的智慧，大胆启用新手，大出奇兵，在二十八届世乒赛中，我们中国队共拿了五项冠军。
十六 棒打鸳鸯的通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我跟公司的同事们来到地处东华门的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办理常驻的签证延长手续。
几个同事在前面很快办完了手续，轮到我了。我走到那个中年男子的前面，把护照递了上去。他一看是我的名字，扬起浓眉又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说：“佐佐木敦子女士，您的签证上边没有批下来，今天不能办。”说完又礼貌地对我微笑。
我的心咯噔地震了一下，好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到我的心口上，我吃力地问道：“什么时候可以批下来？”
“很抱歉，我们不知道。您的护照可以放在这里，过些天您再来问，”对方回答。
我惊愕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我克制住自己。根据我从事外贸活动的多年经验，这意味可能被拒签。我将会被迫离开中国，离开北京，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还有那个刚刚奋斗建起来的小爱窝，我的心能不碎吗？
同伴们一听我没有办成，都互相交换眼色，似乎也悟到了内因，又都不愿意说出来。在这种场合唯一能做的，是拥着我安慰说：“先回去吧！过几天再来看看结果，也许他们忙，没来得及给你签。”
我急匆匆地来到家里，庄先生一看我脸色不对头，马上不安地问着：“怎么，有什么事吗？！”
我再也憋不住了，哇一声哭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像天要塌下来，地要崩裂，我直言相告说：“他们不给我办延续签证！”
庄先生一听，脸变得雪白，赶紧拥着我安慰说：“别着急，过几天再问问去。”
“庄先生，我们不能坐等，我们要摸清情况，要争取啊！”
“好，好！我们分头去了解情况。”
这种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头绪也很多，到底事情出在哪个关键人物身上，哪个掌握我们的生死簿，我们该去找谁，简直是老虎吞天，无从下嘴啊！我和庄先生开始瞎忙乎，他跑中国方面的，到北京市政府、市委、市公安局请人帮忙，想弄个究竟。这时，他找不到领导，哪一级的领导都不见他，见到下面的一些人，回答是：“不知道，不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我找日本公司方面，想请有关人士疏通关系，请求延长签证，但四处奔走，跑断筋骨，仍然弄不到一点儿消息，急得我俩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十三日，我再次走进市公安局外事处，心头“咚咚”跳得格外厉害，弄不清降临在我头上的是祸还是福。
我小心翼翼地问着那个中年男子：“我的签证上面批下来了吗？”
那个中年男子看了我一眼，拿过一个文件似的东西，像背课文似的对我说：“佐佐木敦子女士，这是你的护照，本月十七日到期，我们不再续签！”
天哪，几天之内必须离开中国，离开我心爱的庄先生，我脑子轰一下要炸了，我一股怒火冲上心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为什么？”
“我想，你比我们更清楚！”那个中年人只动了动眉毛，压着嗓子说。
我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像被撕成碎块了。我隐忍着痛苦，眼前这些具体办事的人员是没有权力更改的，一切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留给我的只有女人的天性——软弱的哭泣。
我到了家里，一头就扑进庄先生怀里，痛苦地哭了起来。庄先生看到我如此沮丧、悲痛，他一切都明白了，脸像霜打的，木鸡似的呆在那里。
“我四十岁以后才找到了爱情，找到了你，告别了国土，告别了家乡，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忍痛割爱地离开娘家，谁知道婆家却不接收，赶我走……”我有些忍耐不住，痛苦地摇撼着庄先生，悲愤地对他说：“你多么可怜呀！是我害了你！你可以多次拿到世界冠军，却得不到我奉上的真挚的爱情！……”
庄先生的心早碎了，两眶含着痛苦的泪水，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知道此时的任何安慰话语，都显得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他一只胳膊搂着我，一只手替我擦泪，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安慰道：“敦子，你就哭吧！放声地哭吧！可能这样会好受些。中国的事情太复杂，好事总是多磨难，事情总有个过程。我想，我们真诚的爱情可能被上面误解，当真诚被别人误解时，最好的解释是：再真诚。”
庄先生这么一说，我开始冷静下来，我知道我这样冲动，会给庄先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已经是庄先生的人了，我爱中国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庄先生，我申请加入中国籍，这总可以放心了吧！”我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庄先生一听愣了，他不安地说：“这可是大事，是不是你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再决定也不迟。”
“来不及商量，我自己决定。”
“再说，入国籍是很复杂的，三五天难批下来，要申请，要待批，有一连串手续，现在只有几天了，来不及了。”
“让上面了解我的决心很重要！我爱中国！我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现在咱们就写，事不宜迟。”我哭着拉起庄先生的手，两人坐在写字台边，一边流着泪，一边写入中国籍的申请，我说：“一定要在我离开之前送上去！”
十七 泪血浇心的思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点五十分，敦子挥泪飞回了东瀛，送别归来的我，欢乐和团聚已成为过眼浮云，今朝只剩下我孤雁哀鸣了。
此刻，我全身无力觉得更瘫软了，哀叹自己再一次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的心仿佛被活生生地撕了下来，随着敦子到日本，剩下来的是痛苦。
一个激灵，又使我想到，我们呈递的入籍申请将开始层层旅游，带着我们的焦虑和期望，缓缓地经受着研究、传递。又有一丝忧虑悠悠地掠过心间，担心着节外生枝，担心着上帝又要我再扮演一次悲剧的角色。
亲爱的敦子：
你好！你走后的当天晚上接到了茂弟弟的电话，告知你已平安到达东京，16日晚又接到你我别后30个小时的电话，
1986年12月15日，对我们来说是个悲惨的日子，我在日历上的这一天重重地划了一条道子，我们相爱一年半没有分离过，而且感情越来越深，这次离别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人可以暂别，但用心血浇灌的爱情之花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我知道你走的前几日强忍着巨大的悲哀，把能为我做的事情都做了，却没有带走你的一样东西。这是你怕我心里难过，我也急盼着你早日归来团圆。
你哥哥代表全家把你托付给我，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不负你冰清玉洁的一颗心，也绝不辜负你全家的重托。请你相信时间，我们一定会重逢，那时候起，我们将相濡以沫，相亲相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这几日我痛定思痛后又活了过来，到处去跑，了解情况，打通门路，为你早日回来做准备工作。首先我向少年宫的领导反映，他们对我说：“庄教练，决敦子的入籍问题和你们的婚姻问题，我们实在爱莫能助，你还是向上级去反映吧！”
此后，我找了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东城区政府副区长，前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和夫人李清。他们对我和你的婚姻很关心，很同情，对你果断地申请加入中国籍与我完婚很支持，认为这是正当的要求，上面很有希望批。
敦子，我们的目标也更明确了，要向高层反映！对任何事情要理解，不要怨嗟；要积极争取，不要等待。抽时间经常往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跑跑，五次、十次地向大使馆提出申请，不要气馁，哪怕事情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希望，你千万不要认为没有希望，希望就是希望，无所谓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
最近，我又把咱们的申请，送给了曾做过我们代表团团长的××同志，请她再送给哥哥万里副总理。我还去了外交部，把我们的申请转交给吴学谦部长。我还到习仲勋副委员长家，接待我的是曹秘书，我和他谈了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你反映的和汇报上来的报告情况不一样。”12月底，×××女士打电话告我，万里副总理27日接见了她们，×女士如实地汇报了我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我就给万里副总理的秘书打了电话，请他向副总理转达我们的呈请。总之，等待是痛苦的，对我们未来我又是充满信心的。尽管困难横亘在我们面前，请相信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样晶莹透亮。
最近，我找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看了这本书，我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暂时被阻也只是短期的。这本书让茂弟弟带给你。
……
敦子，没和你商量就给你起了中国名字。这些日子，蓦地一下“梦樱”二字脱口而出，我又开始咀嚼和品尝着你名字的味道。人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对你是白日思，夜里梦，伸手去抓却是空！本想和你携手登玉楼，共作千年醉，却不料今日棒打鸳鸯，天各一方，你挥泪去了，我孤灯只影，人去室空，翘首东望，与谁话凄凉？！今日驾鹤去，何日君再来？谁人知我，蟾宫悲梦！
你的夫则栋
一九八六年十月卅日于家中
亲爱的敦子妻：
你好！非常的想念你，必须要有实际行动，去跑，去找！但救世主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尽管我们无力回天，但总是存在一种可能性，可“借力回天”！借梯找救世主。
我在海关工作的好友李××是个热心肠的人他得知你被迫回国的悲痛心情，非常同情我们的际遇，在交谈中他提醒我说：“有些事情北京市不大好办的不妨到外地试一试！”
“北京市都办不了，到外地能有希望？”我不解地问。
“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同志你和他熟吗？”
“不大熟，彼此都知道。”
“李市长平易近人，专为老百姓办实事，深得天津市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你可以找找他。如果你愿意去，明天一早我要送一些省市的海关领导去天津开会，你顺便搭车前往。把他们送到天津后，我陪你一起去找李市长，咱们有车办事也方便，你办完事后再拉你回来。”
我和××驱车来到天津市政府，走进接待室，我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后，工作人员对我客气地说：“庄教练，您这次来的不凑巧，正赶上今天李市长陪同黄华同志和北京来的几位部长。您明天来可以吗？”
“今天我还必须赶回北京去，我给李市长留封短信，您帮助我转交行吗？”
“可以，可以。”
“谢谢您！”××在一旁等候，我在接待室给李市长写了一个来拜见而未遇的短条，并把过去给邓小平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短信秒了一遍，交给了工作人员。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李瑞环市长：
您好，我本不愿意打扰您，但实在无法，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我将感激不尽。
我叫庄则栋，在“文革”后期犯了严重政治错误。76—80年被隔离审查4年，在中央的关怀下，1980年9月解除监护，同年10月去山西，在山西工作近三年，1984年8月分配到北京市少年宫任乒乓球教练工作。1985年2月和鲍蕙荞离婚。
1985年夏季，在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相遇。她是我16年前在日本结识的友人。她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父亲为了中国的建设1962年病逝在中国。1967年，母亲领着她们兄妹6人回到了陌生的祖国——日本。从1978年她开始常驻中国，在伊藤万公司任职。她热爱中国，她同情我、鼓励我，后来我们相爱了，到目前我们相爱一年半了。我给上级打报告要求结婚，回答是：“你掌握国家机密，不同意结婚。”但，我们真挚地相爱着，感情非常深。我已十几年不参政，是个时过境迁之人。今年，我已47岁，佐佐木敦子43岁（未婚），时间催人老，佐佐木敦子已征求家里人的同意，愿意加入中国国籍，放弃日本国籍，来华定居和我完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她完全符合条件。请领导批准，允许我们组织家庭。顺致敬意！
庄则栋拜呈
1987年2月27日于天津
我和××都有一些乘兴而去，却怅然而归之感。
不料，回京后的第三天，我的师弟吴×从天津来家看我，寒暄后他说：“李市长昨天见了我，并要我给你捎话，你给李市长的信他看了。他说你的要求是合理的，一定尽力帮忙！”我一听几乎要流下眼泪，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市长，替老百姓办事如此负责，只有三天就有回音，这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抚慰，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我万分感激！我想，你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必定和我一样的心情，让我们在充满希冀中而焦急地等待吧！
祝春安！
你的夫则栋
1987年2月28日晚
十八 恳求加入中国籍
我回到日本，在痛苦中擦干眼泪，绝望中鼓足勇气，为了跟庄先生在北京团聚，为了我们后半生的幸福，我尽最大的力量，开始寻找“上帝”，要用我的真挚的爱情来感动“上帝”，让我加入中国籍，让我跟庄先生结婚。
给大使馆的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
大使阁下：
您好！
在您百忙中打扰您，实在感到过意不去，我恳求您能帮助我这弱女子加入中国国籍。
……
当然，我不是很轻率地向庄先生表达爱慕之情要求结婚的。首先征得我哥哥（1962年，我48岁的父亲病逝于兰州，从此21岁的哥哥，承担起了严父的责任）的同意，才正式向庄先生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并去了北京市民政局涉外婚姻咨询处了解到我们结婚是合法的。这样，我才根据他们的指点和要求，办理了与庄先生结婚所需要的一切手续。但后来，庄先生却被“掌握国家机密”为理由，未获批准。此后，我们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恩准我们结婚，但没有得到正式的答复。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考，我决心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与庄先生结为夫妻定居中国。
元旦时，我去乡下看望年迈8旬的母亲时，她毅然鼓励我立刻加入中国籍，速回庄先生身边，力争做个贤妻，并让我与她老人家到父亲的墓碑前进行诀别。母亲如此坚强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加入中国籍的决心。
我请求中国政府审查我的历史和为人，批准我加入中国国籍，重返中国与庄先生结婚和定居中国，为四化建设贡献余生力量。
此致敬礼！
佐佐木敦子
1987年元月15日于东京
给邓小平主任的信
尊敬的邓小平主任：
您好！
今天是第三次打扰您，写信恳求您的恩感，请允许我加入中国籍与庄则栋先生结婚，安居中国共度晚年，我愿意抛弃日本较舒适的生活，投奔到孤零零的、需要照顾的庄则栋先生和他80岁的老母亲那里。
有些人会担心我过不惯中国的生活，但请您放心，我在西北的河西走廊长大，熬过了六○年三年的自然灾害。当年我和甘肃人民一道吃过树皮、野菜，也与牛、马共饮过积存在小池子里的雨水，比起这些苦难的日子，现在可算是天堂了。何况能和庄先生在一起生活，互相照顾，因此希望能批准我们的结婚申请。我坚信一切困难会克服的。我过去的40年几乎是听天由命的，等待着由上帝来安排人生和伴侣，但在前年十月份，我第一次拿出勇气和真诚的感情选择了我的终身伴侣，我很珍惜它，不愿意受到妨碍。正如一位日本歌唱家所唱的：“虽被禁止，也仍想相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红线相接着，爱情如生命，仅属两人，任何人也无法破坏两人之爱，为了与您相见，将冲破黑夜奔向您方”
我记得在高中的政治课中学过，当一个人若能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则仍然是好同志。请您批准我们结婚，我们将是守法的诚实公民。我渴望着您的佳音。
谨祝安康长寿！
佐佐木敦子
1987年2月16日呈上
给王震会长的信
尊敬的中日友协王震会长：
您好！
我再次打扰您老人家，表示抱歉。
我已多次写信给上级领导及公安部门，要求批准我加入中国籍，同庄则栋先生结婚，定居中国共度晚年，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该怎么办？我用什么行动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信赖呢？渴望指教。我和庄则栋先生的结婚纯属我们的爱情，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政治杂念，欢迎审查。
我父亲为协助建设新中国的大西北，艰苦奋斗十几年，最后逝世于中国，而我也勤勤恳恳地为中日友好贸易苦干了十五年，就得不到应有的报偿吗？
我恳请能得到格外的照顾，如果我婚后不安居中国而三心二意，我愿意接受惩罚。
谨祝安康长寿！
佐佐木敦子
1987年2月16日呈上
十九 盼这一天尽快到来
最亲爱的则栋夫：您好！
您不断地从电话和信件中向我吹风，我们的苦恋就要结束，不久我将能回到北京，回到您的身边。但愿“上帝”的仁慈是真的，能让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大概这个好消息像一副高级补药，我的精神变得轻快了，脸色也春回大地。而且一家人随着我情绪的变化大家都有了春意。我日夜焦急地等待着大使馆的正式通知，把苦苦追寻的梦变成现实。可是，时间太煎熬人了，每天都将是十年百年的漫长。哥嫂弟妹们深深理解我的心情，为了使我能把时间的煎熬变成愉快的假日，他们建议我到妈妈家去度假，我很赞成。
……8月2日晚听到您传来的特大喜讯，我兴奋得一连两天没睡好觉，任我翻来复去，睡神总不降临。我焦急地每天屈指数日子，但总觉得表针走得比以前慢了。
您的生日要到了，我想赠您纪念品，不知您想要什么？缺什么？能告诉我吗？这是考验您对妻子是否老实，坦白！
这次隆弟弟经过北京去广西出差，机会难得，你们已两年没见了，好好谈谈吧！
托弟弟带去的碗是妈妈的心意，请收藏好，待将来过年过节或结婚纪念日时我们再使用。
我焦急而又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我们重逢的一天！盼望这一天尽快到来！吻您！
您的爱妻敦子、梦樱
1987年8月18日
二十 草拟婚礼客人的名单
最亲爱的敦子妻：您好！
越是在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越难熬，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刻，困难也越大。但，我完全相信你能主宰自己，控制自己的情感，尤其在我们身处逆境时心能定，脚能稳，理智能清醒而又下决心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顾这8个多月的分离时光，我们都经受了严峻的痛苦的考验。这段岁月比八十年还难熬，可是，你多么坚强！我的梦樱是一位极重情而又有毅力和胆识的人，我能不珍爱吗！
现在，我着手做你回来的准备工作，我们的新居又做了一番新的修饰，红喜字的剪纸贴到了几乎所有的显眼处。我想了几点原则性的意见，根据这几点意见我好草拟参加我们婚礼的客人名单，现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中国的婚礼不像日本那么复杂，是否你应入乡随俗呢？我想，我们能举行这不平凡的婚礼，太有意义了！应该是气氛隆重而欢悦，雅气而精致，朴素而简单，规模不大而充满家庭色彩。接信后望告！
信写到这里接到隆弟弟的电话，他说要到家里来看看，看看姐姐生活过的地方。为了欢迎他的到来，我给他写了一张心情愉快的书法赠送他。
您最亲爱的则栋夫
1987年8月21日
二十一 十二月才能领到中国护照
最亲爱的则栋夫：您好！
8月底，我在焦急的等待中，接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第一次通知，要我第二天去使馆面谈。
第二天，我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中国大使馆。大使馆领事部的张大林先生在会客厅接见了我并说：“有关你和庄先生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经中国政府研究，准许你们结婚，但是有两个条件：（1）庄先生今后不能出国；（2）你必须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法律规定：公民不能有双重国籍，你要加入中国国籍就必须放弃日本国籍。有关国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回去后好好慎重考虑！”
“这问题没有必要再考虑！一年前我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我立刻答道。
“既然这样，我们就给你发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表格，你回去后另外写一份个人简历，准备好二寸的照片，填写后交回使馆。这材料由我们的信使转给国内，国内审查、批准后，再由信使转到使馆，再通知你，这样往返需要两个月，请你不要着急。”
我拿回表格，当天晚上开夜车，就把所需要的资料都填写完毕，第二天就送交大使馆。
约半个月过去了，没想到张大林先生来电话又约我去使馆面谈。我以为是中国政府提早审批完我的材料、发给我护照，早日来中国，我真是喜出望外，兴冲冲地第三次来到使馆。
张大林先生一见我就说：“请你再写一份声明，你为了和庄先生结婚，是你自愿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通过日本公证处，证明这份‘声明’是你亲笔所写后，再交给我。”我又一一都照办了。
所以，不出意外我估计领到中国护照，回到您身边，办理结婚手续，也得12月份了。我利用这段时间学烹饪，办理辞职、卖房、托运等事项，回家看望妈……您要耐心啊！
祝好！
您的爱妻梦樱
1987年9月11日
二十二 殷切等待你的归来
最亲爱的敦子妻，我的梦樱：你好！
珍函收到勿念！我的心中非常高兴，非常甜蜜！我们得到的将是团圆和幸福；我们失掉的则是后怕和痛苦。我们即将团圆，百年之后双双入土也觉得是冥福无涯，我们的心愿是双方两不负，此情此意将隽永无比。如果没有团圆，将是人活着而爱情的心死了，这不是无穷的遗憾伴终身吗？！
有时候我也冷静地想，我们之间的磁力是什么？钱？名？出国？秀？……一时意？一时欢？一时羡？觉得都不是，却是一种情，长在心上又生了根的情。它不怕天高，它不怕海深，它不负天，它不负人，如同青山不老，江水长存，石在有火，人在有情，情潮如浪，永吻崖岸，思之落泪，泪如佳酿！
家中一切依旧，你给我留下来的好作风，天天在坚持，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盼你！等你！接你！吻你！
你最亲爱的则栋夫
1987年9月29日
二十二 妈妈同意了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式通知后，我很快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好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表，同时也办理了脱离日籍的手续。在办手续过程中，我为脱离日本籍难过地流出了眼泪，但为了我和庄先生真挚的爱情，我可以牺牲一切。
九月下旬，我向公司领导面呈了辞职报告，按照公司的规定，提出辞职必须提前三个月，但由于我的情况特殊，三天前才提出来。
想到不久就要离开家乡，飞往魂牵梦绕、日夜思念的庄先生身边，心中就有幸福感。可是，和庄先生离别近一年的事，一直没有告诉年迈的妈妈。妈妈毕竟七十八岁的高龄了，我怕妈妈知道不准我去跟庄先生结婚，她会经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她虽然几次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中国出差？”都被我以“工作需要”，“没有出差中国的任务”而蒙混过关。
现在，我和庄先生的婚事有了结果，不久要喜结良缘。我应当把这大喜事告诉在老家时刻惦念我的妈妈。
我迫不及待地简单打点了一下行装，回到了妈妈身边。妈妈一看到我满面春风的样子就高兴地说：“遇到什么好事，这么使你高兴！前几次你回来，我总感到你有心事。”
“妈妈，有好消息告诉您！最近，中国政府终于批准我和庄先生的婚事，很快我要去中国了。”
“我说你这么高兴呢！”
“不过还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妈妈敏感地问道。
“一，庄先生不能出国。二，我必须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北京。”
“让你放弃日本国籍！这是为什么？”妈妈感到突然，很不理解地问。
“确切的理由我也搞不清楚。”
妈妈沉思了一会儿，平静地问：“这件事你和哥哥商量没有啊？”
“商量过了，哥哥也认为目前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妈妈低下了头，用更低的声音说道：“既然哥哥赞成你加入中国国籍和庄先生完婚，我也就不多说了。”
“妈妈！你同意了！”
我看到妈妈的眼角挂着泪花，不由得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妈妈！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和您商量：我和庄先生、哥哥初步研究，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请妈妈和哥哥代表新娘一方的亲属出席，如您同意的话，还要尽快申请办理护照。”
“既然你们想得这么周到，我就去吧！”
妈妈答应后，我非常高兴。我又帮助妈妈做大扫除，经过几天的打扫整理，妈妈家到处干干净净。
二十三 我领到了中国护照
在妈妈家平静、愉快度过了美好的两个月。十一月下旬，中国大使馆又通知我，中国政府已批准我加入中国国籍，十二月一日去使馆领取我的护照。
我把这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妈妈，并说：“我们该启程赴东京了。”
十一月三十日，我们离开了江津，乘火车赴东京，住在哥哥的家中。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中国大使馆，领取了中国护照。我终于拿到了进入国门、走向庄先生身边的通行证。
哥哥是个心细又对我关怀备至的人，他看了我的中国护照说：“你最好再去日本出入国管理局一趟，要一个再入日本国的签证，这有利于你随时都可以回日本。妈妈年事已高，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能立刻赶到。否则，不办这个签证，按正常来日本探亲，办手续需要二十天至一个月。”
我照哥哥的吩咐，很快来到了日本出入国管理局。办事人员介绍我去咨询处，刚好值班的是位负责人，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他直截了当地做了介绍。
他看着我非常难过的样子，关怀地说：“我理解你的处境，更知道你的难处，这样办吧！第一，现在，我就给你发永居日本国的许可证。第二，再发给你入日本国的签证。有了这两件东西，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回来后想住多久都可以！”
我听了后，只是拚命地用手帕压住泪腺，不断地鞠躬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二十四 聚雅酒楼的典雅婚礼
妈妈在北京建国饭店休息了一天多，精神好转了，她对我说：“这次来北京，我要看看五星红旗。”我和庄先生很理解妈妈的心意，一起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后，我们漫步向矗立在广场上的旗杆走去，妈妈看到飘扬在旗杆顶端的五星红旗，深情地说：“来北京看五星红旗，这是我多年的宿愿。在日本，只有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有活动请我们去，才能见到五星红旗，每当我看到这面红旗，心中总是非常亲切和激动，五星红旗是新中国充满信心的象征，我们一家曾与新中国同甘共苦过，艰难岁月建立起来的情感是纯洁、高尚的，是终身难以忘怀的。你们的父亲……”说到这里，她的眼睛被泪水浸湿了，模糊了，她处在回忆往昔的情景中。
妈妈心境平静后，我们在广场的中央，以四面的景物为背景，拍摄了不少照片，妈妈精神很好，久久不愿离去。
妈妈第二个心愿，是到我们家并看望庄先生年迈、被病痛折磨的母亲。两位老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朋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互问好，相互祝福。由于婆婆耳聋，在语言表达上比较困难，但婆婆对我的称赞，对妈妈的问侯，充分表达了两国人民之间真挚、纯洁的感情。妹妹一家为我们的聚会包了饺子，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晚上。
回到饭店后，妈妈对我们说：“这几日你们总是陪伴着我，你们结婚的手续和仪式准备得怎么样？”
庄先生坦然地说：“妈妈，您在休息时，我们就已办好了结婚的手续。这次敦子来北京定居是中央批的，我们到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办手续一路绿灯。结婚的仪式，您来之前我早已安排好，不然我和敦子这几日无法陪您啊！”
“这我就放心了。如果明天有时间，我还想去颐和园看看，再去友谊商店买些东西。”
“一定满足您的愿望。”庄先生高兴地说。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庄先生和我在北京聚雅酒楼别开生面地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有的朋友向庄先生建议：“像你们这样来之不易、动人的婚礼，又是经中央批准的，应当大张旗鼓，办得有气势……”
听了后，我也想，是啊！一个人一生中举办婚礼是件大事，谁不想把婚事办得更热闹、更有气魄。可是，我听庄先生对朋友平静真诚地说：“我们结婚不是给人看的，我们不愿意过分张扬，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大河的性格深沉而平静，可能小溪喜欢喧哗吧！”
哥哥下午从东京赶到北京，晚上在我的陪同下，与妈妈一起提前来到聚雅酒楼。来宾们陆续到了，有前中国驻日本国大使宋之光和夫人李清，有著名作家老舍的夫人胡xie青和女儿舒立，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宜，香港的朋友彭华女士，江苏美术家分会主席亚明，国家体委庄先生的老战友张燮林和老大姐郑凤荣，北京市乒协主席、庄先生的教练王锡添，北京市少年宫主任刘涛，辅导员庄正芳，陕西咸阳广播电视设备厂的马新厂长，他是热情支持全国少年宫系统“如意杯”乒乓球比赛的企业家，以及庄先生的亲朋好友总共七十多人。庄先生在山西的好友钮琛和黄克毅也要来，由于身体不适和道路遥远被庄先生挡了驾。
晚七点十五分，来宾落座后，由太原电视台庄先生的挚友靳大力先生担任婚礼的司仪。他首先向来宾高声宣布：“现在，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的结婚典礼开始。新娘佐佐木敦子，经中国政府批准已正式成为中国国籍的北京市居民了，他们的婚恋，真是千载难逢，经过千辛万苦，千山万水，又经过千锤百炼，终于迎来了这来之不易的一天。我代表新郎、新娘向前来参加婚礼的所有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新郎新娘结为并蒂莲，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宴会开始后，大家边吃、边喝、边笑、边谈一阵子后，在一片欢迎的掌声中，前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先生讲话：“小庄的情况我比较熟悉，他们的恋爱我和李清也知道一些，今天参加他们的婚礼，我非常高兴。这一对恋人可称得上是坚贞不渝，尽管经历了艰难曲折，愈远愈深，愈久愈浓，这点儿精神实在难得。今后，他们的爱情之舟就要驶进宁静、幸福的港湾，既要有忠诚的帆，又要有理解和信任的舵，才能使生活过得更加美满、甜蜜。我衷心地祝福他们！”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证婚人宋大使的讲话是我们的婚姻的高度概括，讲得精彩。
二十五 有情人终成眷属
办完我们婚礼的第二天，敦子的哥哥和母亲返回了日本。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敦子，有时候敦子就站在我眼前，我却仿佛在梦中，眨了眨眼又确认是醒着的。继而一想也是事出有因，这是我一年多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历尽千难万难成为现实时，又有一股余悸在心头。于是想，千求万求求到手，今生今世不分离。
我们形影不离，我却又滋生出一股新鲜感、陌生感。屈指而计，这几十年来我总是单枪匹马地奔驰。前期是我搞运动，摒除一切地运动在球场；后期则是政治在运动着我，运动使我昏头昏脑以至浑浑噩噩，爱情和家庭常是稍纵即逝，家庭和爱情看到的是一朵鲜花，得到的是一片枯叶，家庭生活几乎成了点缀品。而现在我俩却耳鬓厮磨、形影不离。她对我嘘寒问暖，衣服帮我挑选购买，饭给我做，我能不新鲜、陌生而又喜悦吗？话虽如此，事情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老夫子曾有一句名言：“民以食为天。”这是大实话，也是一句最大的话，这句话像个网一样，笼罩住人类。
开始，我想让敦子尝尝北京的风味小吃，我们到东华门的夜市上去吃炒疙瘩、兰州牛肉面、酿皮子、鱼圆汤、卤煮火烧、炒肝……没想到敦子对酿皮子极感兴趣，这是一种西北风味的食品，后来竟然和小摊主熟了，小摊主给敦子调的醋、蒜、辣子格外多，敦子吃着、笑着，吃得格外可口香浓。
风味小吃尝了，吃得很开心，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哪，要自力更生地解决日久天长的吃饭问题。经我俩商定，菜由我买，饭由敦子做。
过去，我极少买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经常是买的多，买错了，新鲜和不新鲜的分不清。后来我虚心向营业员和小摊主求教，才知道顶花带刺的黄瓜是新鲜的，自然长红和捂红的西红柿不一样，糠与不糠的萝卜重量不同。
敦子也是经历了一番实践的。她在日本时，为了以后能给我做出好吃的饭菜，专门到明治屋料理学校学习了两个月烹调技术，学会了做一些日餐、西餐、中国菜、点心等等。可是轮到实际操作时，我看她简直像个初次登台的演员，小心翼翼地想着、顾忌着，一会儿又翻看这菜谱，一会儿显得那么迟疑，一会儿又那么忙乱。终于做成了，但做得太多，她硬塞着让我吃，总怕我饿着。饭菜做得很可口，很快就发现我圆了一圈。
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之际，敦子突然发烧关节酸痛，我马上陪敦子去协和医院。经大夫确诊是急性肠胃炎，给了药并要一天打两针青霉素。大夫说：“不要着急，几天后就会好的。”我们放了心，然后去打针。我家离协和医院较远，天天来这里打针不方便，我对敦子说：“晚上那一针就在离我们家附近的第六医院打好吗？”
“可以。”敦子无力地答道。
晚上九点，我陪敦子来到第六医院打针室，护士一看我们陌生的面孔，问道：“你们登记了吗？”
我把情况向他们讲了，护士听后忙说：“不行！不行！协和医院的病人来这里打针，我们这里没这规定。”
敦子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对我说：“咱们走吧！还是去协和医院打吧！”
这时，我把护士请到门外，低声地说：“我是庄则栋，来打针的是我夫人，请您帮帮忙。”
护士马上改口客气地说：“您怎么不早说，过去我们都是您的崇拜者，您是名人，我们应当帮忙。请您夫人过来打针吧！针费免了！为你们尽义务我高兴。”我和敦子被护士的坦率与真诚所感动。
我们家附近商店的售货员，见我和敦子来买东西，总是报以微笑说：“欢迎你来中国定居，你来买东西，我们的服务态度都会好，而且特殊照顾你。”
敦子同样报以微笑说：“谢谢！”
敦子知道我的工资低，每次我去买菜由她报菜名：芹菜、菠菜、黄瓜、西红柿、大白菜、榨菜、猪肉，等等。名贵的鱼、对虾、螃蟹等她从不让我买。有时我违反她的“指示”，买回一点儿高级的虾仁和鱼类，还要挨批评。
开始我到自由市场买菜时，小摊主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可是，我见到一些老大爷、老大娘买菜时常常讨价还价，我也向他们学习，再买菜时也讨价还价，尝到了买东西的学问和欢乐。
我们单位的一些同志和不少朋友经常关心地问我：“敦子来中国生活上习惯吗？在家里喜欢吃些什么？”
我总是爽快地回答：“非常习惯。她生长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们一家生活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现在比那时的生活强多了，怎么会不习惯呢？！我们在家最喜欢吃炸酱面、饺子。总之，大众化的饭菜我们最喜欢吃。”
婚后不久，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在家中热情地接见了我和敦子。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你加入中国国籍来北京定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对你们的婚姻也表示热烈祝贺！”
我和敦子受到李市长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光荣，对李市长给过我们的支持帮助，并最后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的婚姻。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敦子激动地对李市长说：“感谢二字无法表达我对您、对邓小平主席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但我仍情不自禁地向您、向邓小平主席说声‘我谢谢您’！”
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你的要求正当、合理，我们怎能不支持！”
中午，李市长设宴用精心安排的中、日合餐款待我们。席间，李市长亲切地询问敦子工作、生活、家庭等状况，敦子一一作答。
午饭后我和李市长一起打乒乓球。李市长也是打两面攻打法的，他说：“我对你的两面攻打法很赞赏，现代的乒乓打法，靠单面攻是很难取胜的，一定要搞两面攻，横直板都要搞两面攻。我开始打乒乓球学的就是两面攻，我认为：‘两面开攻，八面威风。’当然，其他各种打法也不能丢，也要创新、发展。”
我打乒乓球、研究乒乓球多年，听到李市长对乒乓球今后发展方向的精辟、精彩的论述使我肃然起敬。分别时我们恋恋不舍，敦子激动地对李市长说：“我们夫妻热爱您、感谢您，我们从心里尊敬您！”李市长送我们到门口，我们乘车踏上了归途。
我们平凡、宁静的生活中，社会活动也是不少的。一次在宴会上，沈醉老见到我和敦子非常高兴，他对敦子诚挚地说：“你来中国在物质方面赶不上日本，但在精神上你会得到许多的安慰和欢乐。”
是的，我们婚后，一直生活在同胞们热情的关怀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能领略到广大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纯朴的心和聪明才智。生活在前进中的祖国怀抱里，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二十六 我终于获得出国自由
我母亲突患脑血栓不幸于一九九一年春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母亲的逝世，使敦子更想念在日本岛根县乡下瘦弱而孤单的八十二岁的老母。她对我忧伤地说：“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梦见多病的妈妈，她脸色苍白发青，喘着气，颤抖着双手，招呼我们赶紧去看看她。你能不能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恩准我们一起赴日本探亲。”
此时我心情非常矛盾，一起去日本看望年迈体弱、风烛残年的老母是人之常情，可是上面对我有规定不许我出国。
天缘巧合！这时我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信。一封是世界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先生，告诉我在日本千叶举行第四十一届世乒赛时，我与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一书的日文版，将首次在日本发行。
另一封信，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日本蝴蝶公司社长田舛彦介先生，邀我访日庆祝蝴蝶公司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四十一届世乒赛。
两封来信使我们异常高兴。我对敦子充满信心地说：“现在给中央写信时机好，理由充足，并以人格担保，出去后绝不做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我看大有希望。”
敦子不放心地说：“你从公事的角度写，我从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给上面写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太好了！”
“这次给哪位中央首长写呢？”
我想了想犹豫地说：“出《闯与创》一书是上书万里副总理，他批准后出版的。我们结婚是上书李瑞环同志，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才成功的。出国问题不要再麻烦以上的中央首长……”
“那给谁写呢？”敦子急切地问。
我又考虑了好久，才用征询的语气对敦子说：“批准出国是要担更大风险的，现在我要把心掏出来让上面放心。要写，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
敦子同意说：“咱们现在就起草。”
现将两封信的全文录下：
江泽民总书记：
我叫佐佐木敦子，打扰您甚忙的工作，深觉不安，但有一事求于解决，只好冒昧地写这封请愿书乞求恩准，我和庄则栋一起去日本探亲。
自1987年，中国政府批准我和庄则栋结婚来中国定居，受各界人士的关心和爱护，生活得很美满幸福。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但我作为炎黄子孙，不能孝敬自己的母亲感到难过和忧心忡忡。
我母亲今年82岁，身患着高血压、动脉硬化、白内障、脑瘤等疾病，每天都去医院治疗吃药。去年5月，母亲硬向医院多要了两星期的药，强忍着晕火车、汽车、飞机的痛苦，从日本岛根县，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望二女婿。一到女婿家就卧床一星期，缓过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看五星红旗。妈妈说：“五星红旗是代表新中国，而你们的父亲，就是应新中国政府的要求，作为援华专家留用于中国直至病逝。”
我们陪她到天安门前，仰望五星红旗时，她激动地哭了。妈妈在北京只逗留了两个星期，启程回国时忧郁地说：“据我的身体看，今后再来中国是不大可能了，所以希望你们俩今后经常回来，看望我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我听到这话，真是心里直流血。天下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的时候，理应是少的照顾孝敬老的，但是我们却反而让年迈多病的妈妈，拚着老命千辛万苦来看我们。当老人提出唯一希望，作为儿女的我们又不能给予满足，真是天大的遗憾、痛苦和内疚。
“每逢佳节倍思亲”，真正表达了我们这样人的感情。
恳请您恩谁我们探亲吧，我们愿以人格做保证：一定按期返回中国。
此致敬礼！
佐佐木敦子
1991年3月15日
江泽民总书记：
首先，我和佐佐木敦子向您致意！
我们向您呈上请假赴日本探亲的报告，现将理由和保证向您汇报。
一、理由：
1．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婚后感情愈益弥坚。敦子把半生积蓄拿出来修了新房，作为我们终老的归宿。最近，我母亲刚刚病逝，敦子82岁多病的老母知道此事后，提出一个老人的愿望，希望我们夫妻能在她活着的时候，双双走趟日本，看望一下老人家和家里人。
2．世界乒联主席获村伊智朗先生来信说：1991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第41届世乒赛时，我的《闯与创》一书日文版首次在日本发行。与此同时，日本乒协的领导人，日本蝴蝶公司（专门生产乒乓球器材）成立45周年的庆典，特邀我和夫人参加，并参观41届世乒赛。
二、保证：
1．我们只申请1—2月的探亲假，届时保证返回。我已向中央在婚前保证不出国定居。现在，我已50多岁，绝不食言。
2．过去，我多次出国比赛、访问、参加外事活动，从未犯过错误……这几年，还有今后，日本的亲属夏季都要来京度假，我们要接待他们。
3．我是运动员出身，打了几十年乒乓球，习惯于搞业务。我没有政治才能，现已15年不参政，今后也不参政……这些年，我一直搞业务活动，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幸福的。如果领导上批准我和敦子去日本探亲，我保证既不介入政治，更不会去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日本人民邀请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怎能得到日本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呢？在我有生之年，我愿通过乒乓球的业务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做点有益的工作。
恭呈报告，恳盼批准。
庄则栋 1991年3月15日
很快，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有关单位办理我们的出国手续，全开绿灯。出国前北京市委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我向那位同志汇报了出国的打算：探亲、访友、交流球技理论等等。
那位同志对我说：“庄则栋同志，你和敦子给中央的信我们都看了，写的很好，很感人。我们完全相信你，有什么困难你提出来，我们能解决的一定帮助你解决，让你高高兴兴地去日本探亲、访友。”
我当即表示：“感谢中央，感谢市委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到日本后，我们以中、日友谊为原则，言行都要符合这个原则。访日结束我会按期回国。”
出国的前一天，北京市教育局正、副局长陶西平和汤世雄，及少年宫的领导设宴为我们送行，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和敦子的访日和探亲访友获得了圆满成功，我们按期归国，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称赞。有的同志开玩笑地问我：“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我笑着说：“这一辈子我只吃惯了中国饭菜，别处的饭再好吃，咱们没这个命！吃不习惯啊！”
此后，我又和敦子先后访问了瑞典、美国、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与当地的乒乓球教练员、运动员交流球技，增进友谊。每当访问一结束，我都和敦子按时返回，因为我们心中不仅时时惦念着那个用心血营造出来的温馨小屋——我们的家，而且总难以忘怀中华大地——我们的国家。如果一个人把小家和大家忘记了，或者弃之不顾，那么他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如今，我和敦子一直住在北京，过着普通市民淡泊宁静而又美满幸福的生活。也许在一些人看来不起眼儿，但我，心足矣。只有经历了海洋狂风巨浪的颠簸，才能真正体会出平静港湾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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