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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 处，确实死有余辜。“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 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 ※ ※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 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 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 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5，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 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 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 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他头脑还算清楚。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 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 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 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 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 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 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 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 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 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 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 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 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 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 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 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 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 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 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 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 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 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 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