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 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 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 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 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 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 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 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 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 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 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 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 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 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 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 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 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 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 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 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 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 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 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 《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 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 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 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 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 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 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 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 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 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 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 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 “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 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 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 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 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 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 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 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 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 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 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 《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 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