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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 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于观赏焰火，而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 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 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四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 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１９５２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６６０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５６０ 多亿斤，差额达１００亿斤上下！ １９５３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 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抢购粮食， 哄抬粮价。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 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 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 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八种解决方案：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 城市配给，硬性办法；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三、只征不配——结果 会边征边漏；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五、临渴掘井——到最 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 没有把握；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 ；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 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 “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 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 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 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 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 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 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 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计划供应”，是粮食部 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 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 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 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 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