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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它，它的力气其实很大。单是把它装进纸盒，再把纸盒用绳子捆上就 费了我不少力气。 一路上它更是鬼哭狼嚎。 我一手扶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手背过去不断拍打着夹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纸盒， 口中还不断喊着“咪咪、咪咪”地安抚它。 它在纸盒里乱蹬乱喘，弄得自行车摇摇晃晃很不好骑，又赶上修路，不时还得 绕行或下得车来推行。到了先生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在十月下旬的天气，我竟能汗流如雨。 把它一放进客厅，我注意到妈没让人扶，一下就坐起来了。 我马上想，妈真是躺下就不会坐起来吗？ 我也看见妈欣喜的笑了。妈，我为的不就是您这短短的一笑吗？可是我突然发 现，我的背包忘在门户不严、等于是废屋的老家里了。那里面有我全部的钱财细软， 只好返回去取。等再回到先生家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一头扎在床上，一下就 睡着了。 不过睡了几十分钟，又突然醒了。然后就睡不安稳了。虽然有小阿姨陪妈睡在 客厅里，我还是不断起身到客厅里看望她，见她安详地睡着，便有了很实在的安慰。 当然，大功告成的兴奋也使我无法入睡，我长久地注视着她，就像欣赏自己的 一个的杰作。我怎能知道，那其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而妈就要离我而去？ 十月二十二号，星期二。 很早起身，说是给大家做早饭，其实真是为妈。 煎蛋和“培根”。国产的“培根”质量不太好，只能拣最好的几块给妈，余下 的是先生和我、小阿姨平分秋色。 妈的手又不大好使了。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从她筷子里掉下来，妈像犯了 过错，轻轻地“哎呀”了一声。 我说：“没事。” 她懊恼的也许是那块煎的不错的“培根”，更懊恼的也许是我为她的劳作让她 白白地掉在了地下。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可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起，我想它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在 我心里留下了痕迹。 对，我懊丧那么好的一块“培根”妈没有吃到嘴里去。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 就那么容易得到？要以为那仅仅是一块煎得很好的“培根”就错了。 还有，妈那像是犯了过错的神态让我为之心痛。妈，您就是把什么都毁了，谁 也不能说个什么。这个家能有今天，难道不是您的功劳？ 后来妈要上厕所，我有意要她锻炼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没有去扶她，也不让小 阿姨去扶。 她先是抓马桶旁的放物架，企图靠着臂力把自己拉起来。我把放物架拿开了， 迫使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可她就是不肯自己站起来。 我那时真是钻了牛犄角，认为站得起来、站不起，对她脑萎缩的病情发展至关 重要。如果从这样小的事情上就倒退下去，以后的倒退就更快了。 为了让她自己站起来，实在用尽了心机。 我先是假装要把她抱起来，然后又装作力不胜任、歪歪扭扭像要摔倒的样子， 嘴里还发出一惊一乍的惊叫，心想，妈那么爱我、疼我，见我摔倒还不着急？这一 急说不定就站起来了。 可是不行。 我又推高发动的档次，打出唐棣这张王牌：“唐棣年底就回来了，她不是说要 带您去吃遍北京的好馆子吗，您自己要是站不起来，她怎么带您出去呢？” 还是没用。 深知她盼望着一九九二年我带到她美国去和唐棣团聚，又说：您也知道，飞机 上的厕所很小，根本进不去两个人。您又爱上厕所，要是您自己站不起来，我又进 不去怎么办呢？ 这样说也没用。又知道妈极爱脸面，在先生面前更是十分拘谨。便故意打开厕 所的门，明知先生不过在卧室呆着，却做出他就在厕所外面的样子，说：“你看， 妈就是不肯站起来。” 妈着急地说：“把门关上，把门关上。” 就是这样，她还是站不起来。 后来我发现，她起立时脚后跟不着地，全身重量只靠脚尖支撑，腿上肌肉根本 不做伸屈之举。既然不做伸屈之举，自然就不能出劲，不能出劲怎么能自己站起？ 我立刻蹲在地上，把她的脚后跟按在地上，又用自己的两只脚顶住她的两个脚 尖，免得她的脚尖向前滑动。以为这就可以让她脚掌着地。但她还是全身前倾，把 全身重量放在脚尖上。而且我一松手，她的脚后跟又抬起来了，这样反覆多次，靠 她自己始终站不起来。 现在回想，这可能又是我的错。 她术后第一次坐马桶的时候，突然气急败坏地喊道：“快，快，我不行了。” 我吓得以为出了什么事，奔进厕所一看，原来她上身前倾。两脚悬空，自然有一种 要摔向前去的不安全感，难怪她要恐怖地呼叫。 那时我要是善于引导，将她整个身体前移，使她两脚着地，并告诉她坐的时候 重心应该稍稍往后，起身时重心应该前移，以后的问题可能都不会有了。 我却不体谅她大病初了，在正常生活前必需有个恢复过程，反而觉得她的小题 大作让人受惊，根本不研究她为什么害怕，就气哼哼、矫枉过正地把她的身体往后 一挪。她倒是稳稳地坐在马桶上了，可是两只脚离地面更远了，如果不懂得起身时 重心应该前移，使两个脚掌着地，再想从马桶上站起来就更不容易了。 对于一个本来就脑萎缩、又经过脑手术的老人来说，手术后的一切活动等于从 头学起，第一次接受的是什么、就永远认定那个办法了。以后，没有我的帮助，她 自己再也不能从马桶上站起来了。 人生实在脆弱，不知何时何地何等的小事，就会酿成无可估量的大错。 也许她的敏感、她对这个手术的一知半解也害了她。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很多受 了伤害的暗示。她认为既然是脑手术，自然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大脑的功能既然受到伤害，手脚自然应该不灵。 这时她又叫小阿姨扶她起来，我因为急着到装修公司去，就嘱咐小阿姨别扶妈， 还是让妈自己站起来。 在装修公司忙了一天，回家时一进胡同，恰好看见妈和小阿姨从农贸市场回来。 小阿姨没有搀扶她，而是离她几步远地跟在身后。她连手杖也没拿，自己稳稳当当 地走着。这时她看见了我，就在大门口停下，等我走近。 我搀扶着她走上台阶，她的脚在台阶上磕绊了一下，我想，好险，幸好我扶着 她，就回头对小阿姨说：“走路的时候你可以不扶她，但要紧跟在她的身边，万一 她走不稳，你得保证一伸手就能抓住她。上台阶的时候可得用劲搀扶着她，不然会 出事的。” 妈还买了半斤五香花生米，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街、最后一次买东西了。 不过半斤五香花生米。晚上我问小阿姨，妈是不是自己站起来的。我是多么想要听 到这样的消息，那会比什么都让我高兴。 小阿姨说不是。还是她扶妈起来的。 我感到无奈而又失望。 她说，妈还对她说：“你干嘛不帮助我？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助我的，你怎么 不听我的净听你阿姨的呢？你别听你阿姨的。” 妈不但过于敏感，且取向颇为极端。 她之所以这样讲，一定是又为自己制造了一份寄人篱下的苦情。诸如，因为她 是靠我生活，自然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算数；自然指挥不动小阿姨：保姆自然势力、 谁给她工资她就听谁的……等等。 妈是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苦心了。她不理解我的苦心倒没什么，让我不忍的是她 会从自己制造的这份苦情里，受到莫须有的折磨。 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还是不断到客厅里去看她。她似睡非睡地躺着，猫 咪亲呢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它把头枕在妈的肩头，鼻子拧在妈的左颊下面。我在沙 发前蹲下，也把头靠在妈的脸颊上，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妈没有说话，一直半合着 眼睛。 那就是我们少有的天伦之乐。我当时想，妈的病好了，我们还能这样幸福地生 活几年。 为了不影响她的休息，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十月二十三，星期三。 一早我就起床了，把头天晚上泡过的黄豆放在“菲利普”食物打磨机里粉碎， 给妈磨豆浆喝。此物早已买来多时，这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又让小阿姨去买油饼。 妈吃的不多。她的食欲反倒没有在医院时好了。 服侍妈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臀部有一圈出血性紫癍，根据部位推测，显 然是昨天我让她练习自己从马桶上起立未成，在马桶上久坐而致。 当时我倒是想了一想，即便坐的时间长了一点，怎么就能坐出如此严重的一圈 瘀血呢？但我很快就否定了可能有问题的取向，心里想的总是妈手术后百病全无。 要是我能往坏处想一想，肯定早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也因为我们家的人，身上常常出莫明的出血性紫癍，过几天就会自行消失。妈 也如此。我也就大意了。 但这一次发展到后来，轻轻一碰就是一片。所以星期三的发现，已是非常危险 的信号。 从这一圈紫癍的发现到妈过世，不过就是五天时间。 如果说妈去世前有什么征兆，这就是最明显的征兆了。 回忆妈这一场劫难的前前后后，我甚至比医护人员还能及时发现妈各种不正常 的体症，只是我既没有医学常识，不了解这些不正常体症的严重后果，又没有及时 的求救于医生，就是求救于医生，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采取应有的措施，我更 没有坚持将这些不正常体症的来龙去脉弄个一清二楚。妈是白白地生养我了，她苦 打苦熬地把我拉扯大，哪想到她的命恰恰是误在我的手里。我蹲在马桶一旁，等着 帮妈从马桶上站起。这时，妈伸出手来，一下、一下，缓缓地抚摸着我的头顶，突 然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立刻感到那声音里颤绕着非常陌生的一种情韵。丢失了我几十年里听惯的、 她也讲了一辈子的那个声韵。心里涌起一阵模糊的忧伤。 现在才悟到，那声音里弥漫着从未有过的无奈和苍凉，以及欲言还休的惜别和 伤感。 那是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现在我的耳朵里已能清楚地回响起深藏在那句话后面 的万千心绪，和没有说出的一半：“……可是我不行了。” 她也许曾经想要把后面的一半说完，可她还是不说了，咽回去了。 她的手虽然一下、一下抚摸着我的头顶，却又轻得似乎没有挨着我的头发。 虽然没有挨着我的头发，我却能感到自她心里尽流着的、而又流不尽的爱，绵 软而又厚重地覆盖着我。 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像是重又回到她襁褓中的婴儿，安适地躺在她的怀里。 虽然她老了，再也抱不动我，甚至搂不住这么大的一个我了。可是，只要，不 论我遇到什么危难，她仍然会用她肌肉已经干瘪的双臂，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虽然她的左肩已经歪斜得让她难以稳定的站立，她还会用她老迈的身躯为我抵 挡一切，那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肯为我这样做的。 我一生爱恋不少，也曾被男人相拥于怀，可我从不曾有过如母亲爱抚时的感动 ……也不曾有如母亲的爱抚，即使一个日子连着一个日子也不会觉得多余…… 从她手掌里流出的爱，我知道她已原谅了我。不论我怎样让她伤心；怎样让她 跟着我受穷多年；怎样让她跟着我吃尽各种挂落……她都原谅了。 可是上帝不肯原谅我，为了惩罚我，他还是把妈带走了。 就在那一天，我对先生说，我要给妈找一个心理医生，来解决她的思想障碍问 题。我觉得她手术后躺着坐不起，坐着站不起是思想障碍的问题。 但那时最要紧的是忙着找关系，以便请到最好的医生为她做放疗，心理医生的 事还没来得及落实，她就走了。如果这个问题早解决一些，妈的体力一定不会消耗 那么大，这又是我的过错。 下午，妈和小阿姨一起包了饺子。小阿姨告诉我，妈还擀了几个饺子皮。后来 妈就说累了。我不知道我是否吃到妈包的那几个饺子，或哪一个饺子，反正这是妈 这辈子给我包的最后一次饺子了。 晚上妈对我说：“沙发太窄，猫也要跳上来睡，把我挤得不得了。特别是昨天， 你们两个人还都在我脸上蹭来蹭去的。” 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猫偎依在她身旁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睡着。她之所以闭 着眼睛，不过是在专心致志地享受我们对她的依恋。 她又说：“前天晚上把它刚接回来的时候，它对这个新环境还有些认生，对我 也有点生疏，昨天就好了。拼命的往我怀里钻，简直像要钻进我的肉里。”妈微微 地笑着。这真是妈值得炫耀的感受，连一只牲畜都能分出好歹，那是怎样的好歹？ 所以它来只钻妈的被窝、只让妈抱。当时我就让妈睡到折叠床上，让小阿姨睡到沙 发上去。 妈坐下就站不起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很发愁，不知怎么才好。 临睡以前，我忍不住拿出她的核磁共振片子，万不得已地吓唬她说：“本来我 不想告诉您，但是现在不告诉您也不行了。您瞧，您的脑子已经萎缩的相当厉害了。 医生说，您自己再不好好锻炼。再不好好恢复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继续萎缩下 去。脑子一没，人就活不成了。照这样下去，再有三个月就要死了。但医生说，只 要您好好锻炼，好好恢复您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脑子还会再长大，那就不会死了。” 想出最后这一招，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妈是不会放心把我一个人丢在世上的， 为了这个，她也得拼上一拼。 妈平静地躺在折叠床上，眼睛虚虚地看着空中，什么也没有说。 这当然又是我的大错。 从以后的情况来看，这一招，不但没有把她激发起来，肯定还给她造成了很大 的精神负担。她精神越紧张，各方面的功能就恢复的越不好。 对妈有时可以用激将法，有时不能。火候掌握不好就会坏事。 我猜想，她后来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肯定和 我这样吓唬她有关。我把她吓着了。 十月二十四号，星期四。 下午带妈上北京医院联系放疗的事。 我拿了甲大夫的介绍信去找关系，可是甲大夫介绍的那个关系不在，只好挂了 一个普通的门诊号。 我们先在候诊室等着叫号。为了抓住每一个帮妈锻炼脑力的机会，我装做忘记 了我们的号数，问她：“妈，咱们是多少号？是不是该叫咱们了？” 妈说：“三十七号。” 我说：“瞧，您比我还行，我都忘记咱们是多少号了。” 护士叫到三十七号的时候，妈已经拉着前排的椅子背自己站起来走了过去。我 想她一定在注意听护士的叫号，否则怎么会在她走过去的时候护士正好叫到她呢？ 尤其是在乱糟糟的人群里，护士的声音又不大，连我听起来都很吃力。而且她自己 站起来的时候很利索，这又让我感到信心倍增。 我们等叫号的期间，先生又去找了他的关系户。很凑巧，先生的那个关系户在， 我们希望得到她的治疗的放射科主任也在。 我对妈说：“妈，瞧您运气多好，要找的人都在。” 我可能变得极其琐碎、极其牵强附会，不论可供回旋的地盘多么小，我都想在 上面挖出点让妈振奋的东西。 放射科主任给妈做了放疗前的检查。 她让妈用食指先点手心、再点鼻尖。左手点完右手再点，而且要求妈越点越快。 妈做得很好。 主任说：“老太太真不错，这么大年纪，做这么大手术后果还很好。”我听了 这话比什么都高兴，这不是又一次得到证明，妈很棒。何况还是一位主任医生的证 明。 主任约定我们下星期一，也就是十月二十八号来医院放疗，同时交付所需费用 和办理放疗的一应手续。然后，她让我拿着妈的病理切片到病理室去做结论，以便 作为放疗的依据。 我们乘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里人很多，我用双手护住妈，挡住那些拥挤的人 说：“别挤、别挤，这里有个刚动完手术的老人。” 电梯里的人见妈那么大年纪还接受手术，都感到惊奇，也许还有一点敬佩。羡 慕妈在这样的高龄还有这样硬朗的身体；一个老头还向我打听妈的年纪，一听妈都 八十了更是赞叹不已。 我为有身体如此之好、生命力如此之强，能抗过如此大难的妈而自豪。好像她 能顽强地活下去是我极大的光荣。 下楼以后我在挂号厅给妈找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到后院去找病理室。病理室 很不好找，拐来拐去才找到。病理室的大夫看了妈的切片也说，妈的瘤子是良性的。 他给我开据了放疗需要的病理诊断，我们就回家了。 下门诊大楼的台阶时，我怕妈摔着，便站在她面前，和她脸对脸地倒着下台阶。 万一她一脚踩空，我还可以抱住她。 这时我又忧心起来，我发现她的脚分不出高低了。她果然一脚踩空在我的脚上， 并且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样子。但是她脚却很有劲，像她术后第一次下地踩在我脚上 一样，很痛。要不是我挡着她，非从台阶上摔下来不可。我也立刻想到昨天她从农 贸市场回家的时候，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磕绊的那一下。 我烦闷地想，就在手术前妈的脚还能分出高低的啊。 回家的路上，不知怎么说起她穿的运动衫裤，妈还略微诙谐地说：“美国老太 太。” 她在美国生活期间，见惯了美国人的日常穿着，多以舒服、方便为原则。我认 为这个办法不错，特别在妈日渐老迈、手脚也不太灵便以后，运动裤上的松紧带， 要比西裤上的皮带简便多了。另外她的脚趾因生拐骨摞在一起，一般的鞋穿起来挤 得脚疼，穿宽松的运动鞋就好多了，所以后来就让妈改穿运动衫裤、运动鞋。 车到和平里南口，快过护城河桥的时候，妈说：“到了。” 我说：“嘿，妈真行，才走一遍就认出来了。”可不是嘛，走一遍就能从北京 千篇一律的街道中认出某一条路口，不很容易。 到家以后妈满意他说：“大夫挺负责任，检查的很认真。”说这话的时候，离 妈去世还有三天半时间，而妈的脑子还不糊涂。 妈满意我就满意了。 这就是妈这辈子最后一次上医院了。 这天晚上妈又发生了“谵妄”。自己下了地，蹲在地上小解后，又自己站起来 回到床上睡去了。 第二天小阿姨问她：“你能蹲下？” 妈说：“你不扶我，我不蹲下还不尿在裤子上。尿在裤子上你阿姨还不说我。” 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不存在她近二十年不能下蹲的事实。但她似乎也分不清白天 和夜晚、过去和现在的事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很高兴，当做可喜的事情对先生说，后来又对胡容说。因为她 近二十年不能下蹲了。可是在梦中，她不但蹲下、还自己站了起来。这是否说明她 白天的表现，并非是各部器官的功能丧失？ 我也更相信妈最后能站起来。可是我也更不能容忍妈自己不能站起来的表现了。 妈对我把这件事说给先生很不高兴。说：“多不好意思。” 后来又对胡容埋怨，“张洁干嘛要对老孙说这件事，多不好意思。” 胡容说，“张洁是高兴啊。” 十二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上午又和妈多次练习坐下、起来那件事。妈没有任何进步。 中午去参加了奥地利使馆的一个招待会。 回家头很痛。睡了一个午觉。我估计星期二给妈洗澡的时候，暖气还没来，我 怕她冻感冒，热水一直对着她冲，自己可能就冻感冒了。 午睡起来后，我到客厅去看妈，她独自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客厅里。 虽然知道现在再想什么也是白搭，但还是忍不住去想。在行将离开人世的前两 天，她独自坐在那里想过什么？ 可在那时，我并不知道一切已然无用，想起上午毫无效果的练习，免不了做困 兽斗。便用很激烈的办法试探她、激励她：“别练了、别练了，没用，只好等死吧。” 妈生气他说：“我偏要练，偏要练。” 她的回答和她的气愤又给了我一点希望，至少说明妈还有一个想活下去的愿望。 下午，豆花饭庄的老板刘则智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到她那里去一趟，她有要事相 商。又说到台湾一位文化界的朋友想结识我。我那时心情已不甚好，再重要的事情 与我和妈的困境又有何干，但想到台湾的朋友也许会为我的作品开拓另一份读者， 便又很自私地去做那商业化的应酬。刘则智的业务由于某些环节不畅，突然进入低 谷，感慨多多，所以很晚才回到家。 到家就进客厅去看妈，可是妈已经睡着了。 妈出院后，我以为就剩下渐渐康复的问题。所以没有更多的陪伴她，一直跑进 跑出地为装修新房子而忙碌。她不能老住在先生家里，虽然在先生家里住下后，对 于住哪儿妈再没有说过什么，可我知道妈一定特别想住进自己的家。 从妈这个阶段和小阿姨的谈话中看出，妈的心情波动很大。 她问过小阿姨：“他们说我能活到一百岁，你说能吗？” 小阿姨说：“当然能，你身体那么好。” 妈能承受那样大的手术，谁能说她身体不好呢？ 她为什么问这个？是她希望如此，还是她感觉到不对，想从别人那里找到与此 相反的证明。 她甚至提起我准备请美容师给她剪眼皮的事：“我女儿对我真好，我这么老了 她还要给我剪一剪眼皮。”她还对小阿姨说：“唐棣结婚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她的婚 礼，我已经没病了。我也是该抱重孙子的人了，唐棣的同学都做妈妈了，她还没有 结婚呢？” 又说：“我们要是去参加唐棣的婚礼你也别走，就给我们看着猫。” “你阿姨说，等我们搬进新房子，要请给我手术的大夫聚一聚，还要我和大夫 们一起拍照留念呢。” “等我好了，我带你去北海公园玩。” “等我好了，你阿姨说咱们五个人（包括先生和他的司机），到饭店里好好庆 祝一下。” 我想她说的“等我好了”可能是指她做完放疗吧。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妈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呀。 可也正是这个时期，妈越来越不想锻炼了。 记得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她自己还说：“我早点恢复还是好，老不走就不会走了。” 那时她在医院的走廊里来来回回走的很快呀，人们给她鼓掌，她还说谢谢呢。 她几次对小阿姨说：“活着真没意思，这么老了还得从头学起。” 又说：“我这么老了，就这么过就行了，还锻炼干什么。” 或是：“等你们到了我这么大年纪，就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不过是想尽办法让妈健康长寿。 我也奇怪，这些话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也许是我老不在家，她没机会说、或是 她以为我那样逼她锻炼是不同情她？ 妈，您误解了我。您误解我倒没什么，但这样误解可就伤透了您的心，那不也 就伤了我的心吗。 还有一天她突然似乎是对我，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欲言又止地说：“这手术…… 嘁！” 我想她当然是对我说，但我没有做出应有的呼应。我那时仍然认为她的感觉代 替不了科学。正像我后来常听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一切等科学做出回答就晚了。她 去世后我回想起她说这句话时意味深长。有一种悔不该当初、说什么都晚了、只好 罢手的苦绝之情。她肯定已然察觉，正是手术后，她的情况更见不妙。妈是一个大 英雄气概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对手术的态度，不会这样出而反尔。这句话，她 又是只说了半句。因为她早就知道，她就是把这句话说完，可能还是这个下场：我 不会相信她，而是相信所谓的科学、相信大夫说的：一切都很正常。甚至还会调侃 她、抢白她：一切都是她的多疑。 而且，她能说得过、争得过、“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夫”、“手术完美无 憾”的现实吗？ 她说不过，也争不过。 既然她说不过，争不过，再说感觉不好就是她的荒谬。 有人相信吗？ 也许她自己也没法相信吧？ 十月二十六号，星期六。早上照料妈起床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对我说：“我今 天特别不舒服。” 我看着她安详、宁静、看不出一丝病痛，略显迟疑、迷惆因而也就毫不理直气 壮的脸，想不出她说的特别不舒服是什么意思。而那时我还满怀逃出劫难的喜悦， 仍然固执地认为，手术以后什么病都没了，一切顺利、万事大吉。所以迟疑地站在 那里，一时不知怎样去做。 这时小阿姨在一旁说道：“她就是这样，等会一再问她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 有什么不舒服了。” 听小阿姨如是说，便想起手术后没几天，妈也对我说过：“发烧了。”给她量 了一下体温，三十六度都不到。当时以为，她说的“发烧”就像她的“谵妄”一样， 是手术后一种虽然不正常，可又是必然的反应，其实正像医生预料的那样，妈果然 没能经受住手术的打击，早从那时起就开始应验了这个预料。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还有一两次妈也对她说：“我觉得我病了。” 过一会儿小阿姨再问她情况怎样，她又说她没病了。 这一反复出现的情况，她要是及早告诉我，或我时刻守在妈的身旁，可能就会 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会及时反映给大夫，如果那样，还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吗？ 所以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我只是研究着她的神情。猜测着她之 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以为这又是她的错觉。更对不起妈的是，我以为她也许在为不 愿自理、不愿锻炼做铺垫，并根据这种想当然的猜测，酝酿着自以为对恢复妈的健 康有好处的对策。却连问都没问一句“您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对她说一句抚慰的 话。 我只对她说了一句：“胡容一会来看您。” 她也就缄口不言了。 难道我不了解妈是一个非常自尊自爱、非常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人么？就对自己 的女儿也不愿多说。如果她不是“特别”不舒服，她是不会对我这样说的。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十月十三号我让她别“闹”了的那番报怨，把她吓坏了， 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 她也忍着不说了。 尤其在她这样说了之后，我竟没有丝毫的反应，她还有什么可说？虽然妈去世 后小阿姨提醒我，十月十七号（也就是十月十三号我那番报怨之后）妈咳嗽的时候 还希望尽快得到治疗，但我还是觉得她见我对她的“特别不舒服”没有丝毫反应之 后，不但隐忍了病痛的折磨，还隐忍着更多的什么。 她是否不忍再用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给我添乱？ 也许还有唯恐期待落空后的恐惧和悲凉？彼时彼刻，她多么期待我的理解、我 的呵护：她是真的“特别不舒服”，而不是“闹”； 也许还有在等待我判断的这一瞬间，唯恐怕得不到理解的忐忑； 是不是还藏着一丝祈求； 虽然妈去世后小阿姨告诉我，吃早饭的时候她又问过妈：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妈果然说她没有哪儿不舒服。 那我也不能原谅我为什么就相信了小阿姨的话，不亲自问一句：妈，您到底哪 儿不舒服？ 为什么我总是相信不相干的人比相信自己的妈多？一九八九年星云大师来京， 与文坛一些朋友会面，并送在座的朋友“西铁城”手表一只，因为来的珍贵，我特 地留给妈戴。妈说它老是停摆，我不信，星云大师送的表怎么可能停摆？在她多次 催促下，我只好送去修理。一次不行，又修了一次，每次修回来我都特别强调地对 她说：“人家可是用电脑验修的。”言下之意她不能再说不好，再说不好简直就是 和科学作对，无是生非。在我这样强调之后，妈果然不再提停摆的事了。妈去世后， 我开始穿她穿过的一些衣服，当然也戴起了她戴过的这只表，这才发现，妈没有错， 它果然常常停摆。我冤枉了妈。 有时我还冷不丁地想：吃早饭的时候小阿姨果真问过妈“你哪儿不舒服”吗？ 妈真说的是她没有什么不舒服吗？ 小阿姨是不是怕我追究，便拿这些假话哄我？ 又是不是怕我自谴自责地折磨自己，干脆断了我的念想？ 如果不是这样，小阿姨又何必多此一举，这一举对她又有什么好处？ 就算小阿姨见我那时劳累过度，也不敢因此隐瞒妈的病情，她是聪明人，什么 事大、什么事小，心里应该有数； 这真是“死无对证”了。 可是，现在就算我能得到证明又有什么用？ 而且，我又有什么资格去对证？想来想去，不还是我自己的错！ 当妈说：“我今天特别不舒服”，小阿姨在一旁说“她说是这样，等一会儿再 问哪儿不舒服，她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了”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穷追不舍，弄个一 清二楚？ 我为什么就固执认为，妈这样说来说去是她的错觉、是手术后的一种反应，或 者是她不想自理、不想锻炼的伏笔。而不去设想，即使手术成功，难道不会再添新 的病； 可是妈，您自己为什么也不坚持和我探个究竟？这种忽而不适，忽而没事的微 妙变化只有您才体会至深。 妈去世后小阿姨还对我说，就是出院后这几天妈还对她说过：“早知道这样还 不如不做手术。” 这样，什么样呢？ 妈后悔了，肯定后悔了。她原以为这场大难很容易对付吧？这是不是和我在她 手术前，始终对手术危险性的轻描淡写有关？ 我再没有机会问妈了。 我也没法责怪小阿姨，这些事为什么在妈去世后才对我说？可是人都不在了， 再说什么也白搭。 回忆她来我家不久妈就每况愈下，妈去世两个多月后她又离开的事实，好像她 就是为了给妈送葬才来到我家。 我又何必怪罪他人，难道不是我自己对妈有成见，把蚂的一切行为都看成是她 的固执和心理障碍？ 妈是带着许多不白之冤走的，我就是想给妈平反、想对她说我错了，她也听不 见了。 她用死亡为自己做了证明。 我只是越来越相信这是真的——妈是含冤而死的，而且是我害了她！ 我常常眦着双眼固执地盯视着空中，十月二十六号早晨她那安详、平和、没有 一丝病痛的脸就出现在眼前。 对着那张永远不会消逝的脸，我一遍又一遍、无穷又无尽地猜测着那张脸后面 所隐忍的，和安详、平和以及没有一丝病痛完全南辕北辙的，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切。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那是她对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救，我却没有回应，没有伸出援助的手。面对她 的呼救，我的一言不发对她是多么残酷！我说的是对她。我的罪过多少，可以留待 余生不断地反省，而母亲的身心在这场劫难里所遭受的一切摧残，无时不在撕咬着 我的心。最痛苦难当的是我无法替她感同身受。 我只好不断地猜想，她在这段日子里想过、感受过什么？即使我不能替她经受 这场劫难，要是我能大致猜想出她在这段日子里的每一份感受，哪怕在这种猜想出 来的感受里经受一遍，也算为她分担了一些。 她走了多久，我就想了多久，我知道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事 情。更还有，她那悲惨的一生。 可我怎能一丝不差、原样原味地想出妈的苦情？明知这努力的无望，却还是禁 不住地去想。 人生所有的熬煎，不正是来自这人生的不可能性？ 九点多钟，胡容来了。 那天的风很大，胡容本不想出门，可不知为什么觉得非要来看妈不可，看来也 是天意。 妈一见她就说：“我就想你要来了，我正盼你来呢。”好像有满肚子话等着对 她说。 妈去世后胡容对我说，那天她一看见妈，就觉得妈不好了。妈眼睛里的神全散 了，还有一种不胜重负的感觉。可她没敢把这不祥之感告诉我。 我一见到胡容就对她说到妈的“心理障碍”，希望能借助她的力量也来开导开 导妈。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妈低着头，一言不发。 胡容对妈说，她手术后由于心理障碍，很长时间胳膊抬不起来。 这时王蒙来访，我就把妈交给了胡容。 我一走出客厅，妈就对胡容说：“我不是心理障碍，就是难，做不到。”可是 刚才当着我的面她既不承认，也不辩解。她一定觉得和我说什么也是白搭。寒心之 后，只好对胡容一诉哀肠。 胡容试着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的动作，只用一个手指扶着她，她就从椅子上 站起来了。她不过就是需要有个心理上的依托。 胡容说：“您看，我一个手指扶您，有什么力量？这就是您的思想上问题。” 妈说：“那就再练练吧。” 胡容见她每次落座时膝盖也不打弯，与椅子距离还很高就“咚”地一声跌坐下 去，便说：“您看，您‘咚’地一下就坐了下去，而且坐了几次都没出问题，说明 您身子骨还很好。可是您不能离椅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往下跌坐，这样跌坐下去很危 险的。” 妈就说她的腿硬了，打不了弯了。 然后又对胡容说：“小月势力眼，她对我和张洁的态度不一样。我叫她扶我起 来，她就是不扶。” 胡容说：“您别想那么多，别怪她。是张洁不让她扶您，为的是让您多多锻炼 锻炼。” 妈说：“我只是跟你讲讲。” 胡容又帮助她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地锻炼了一会儿。 这时妈突然对胡容说：“我要走了，我活不了几天了。我累了。张洁也累了。 她太累了。她要是三四十岁还好说，她也是到了关键的年龄了。像你，不是也得了 那么重的病吗？以后有什么事，你们两个人可以多商量商量。唐棣用不着操心了，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张洁。” 好像她那时就知道我要大病一场（她去世后不久，我就查出丙型肝炎），为了 减轻我的负担，为了我能安心治病，免得我再为她去四处奔波、求医、找药、为她 受累，她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了。 胡容一听她这样说就慌了。忙问她：“您哪儿累？” 妈又说不出。 胡容又问：“您的腿累吗？” 妈说不累。 胡容又问：“您这样起来、坐下累，是不是？” 妈也说不是。可她还是说，她累了。 胡容着急地劝导她：“您怎么能这样说，您得好好活下去。您手术做得这么好， 还得活好长时间呢。” 妈说：“是啊，谁不愿好好活着、活得长，可是我不行了，力不从心了。我这 样张洁多着急，她也累了，我帮不了她的忙，还给她添乱。” 胡容说：“这是她当女儿应尽的责任。咱们不是还要一起到美国去吗，我去看 女儿，您去看唐棣。” 妈说：“不啦，不行啦。去过了，也看过了。我的腿硬了。” 不论胡容说什么，似乎都拉不住、留不住妈了，妈突然就像修练到了四大皆空 的境地。 可是过了一会妈又要求胡容帮她练习从椅子上起立坐下的动作。 胡容让她休息一会再练。 她说：“我要练，不然张洁又着急了。张洁对我很好，可是她的脾气让人受不 了。” 妈在美国的时候也对唐棣说过：“你妈是很孝顺，可是她的脾气太犟、太急， 我受不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心情太坏了。” 确实像妈自己说的那样，她嘴上虽然不会说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清楚。 曾几何时，我难道不是一个老是笑嗬嗬的傻姑娘？ 不论与多么刁钻、阴暗、狷介的人相处，都能相安无事。倒不是我有多么宽宏 大度，而是天生成的没心没肺、浑然一片、轻信于人。不论谁坑害了我、甚至卖了 我，不要说以牙还牙，就是觉悟也难。偶尔品出些滋味，也是转眼就忘，从不知道 记恨。曾经有个长我许多、清华五二届的追求者，对我的评价即是“浑然一片”。 在我林林总总的候选人中，那是母亲看中的两个中的一个，另一位是中学时代一个 姓付的同学。 这两个人都是品行极好、忠厚老诚的知识分子，后来全都当了高级工程师。其 中一个下落不明。提起他，妈老是痛惜他说：“恐怕早死了，他得的一定是肝癌。” 另一个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中遭了大难，从此心灰意懒，最后丢弃了他的学业，跟 着儿子到日本去了，自食其力地在一家公司看大门。说，“即便如此，老死他乡， 我也不会回去了。”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我就是听了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释的谜。 记得有个中学时代的女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是笑，你真是那么无忧无虑吗？” 是的，那时候我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谓生活作风不 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即使在穷困潦倒，贫血得晕倒在地、衣衫补了又补的时 候…… 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 也许是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 伤害…… 觉得自己对人人都有一份应尽的责任，既要尽孝道、又要尽妇道，以及朋友之 道。还要挣钱养家，又件件都想做好。结果不但没有本事将这包揽天下的角色演好， 反而累得七窍生烟、六欲全无…… 但是又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把这神圣的角色死心塌地、任劳任怨地扮演下去， 便只好自哀自怜、心生怨气…… 我被做人的重担压迫得失去了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