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沉浮

十九

　　公安局一个人没来，僵持半天之后，陈同和带着市委办公厅一位秘书赶来了。

　　陈同和指着聚在楼下的黑压压的人群，语重心长地对郑组长说： “老郑啊，你看看，听说你们要带马达同志走，这么多干部群众来给马达送行，说明什么啊？”

　　陈同和和文山市委没把处分当回事，八七年底即下文任命马达为文山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兼山河电视机厂厂长。隶属关系也变了，变成了市辖企业，厂子虽然还在城关工业园，但却不归县里管了，赵安邦、钱惠人算是白忙活一场。这个结果是赵安邦没想到的，据说赵安邦跑到市委找陈同和交涉过一次，问陈同和为什么？陈同和的回答很简单，只硬邦邦的一句话，“我的原则是，不能让违规者占便宜！”

　　然而，陈同和心里还是很有数的，实际上让赵安邦占了便宜，次年二月县委班子调整，赵安邦由排末位的副县长一跃而成为县长兼县委副书记，钱惠人做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也就在那时，于华北从古龙县委书记调任文山副市长，主管工业。

　　八十年代末的文山是令人难忘的。那时不是现在，啥都过剩，那年头除了人啥都紧缺，尤其是彩电，供不应求，次品处理都得凭关系。山河电视机厂真是一片红火啊，不但厂子效益好，也带活了文山一方经济。

　　马达那时候觉得自己不但是厂长，还兼着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有时有点拿腔捏调。可这能怪他吗？当时谁能料到这位赵安邦县长后来会青云直上，官居省长高位呢？！

　　马达可不是有点小傲慢啊，该同志是一阔脸就变，得意忘形。得到陈同和的赏识，兼了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以后，马达就不知自己姓啥了，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说话的语调渐渐带上了拖腔，对他这个当初的盟友，在职县长不再主动热情握手了，而是伸出手让他握。赵安邦不止一次当面嘲弄马达说：“马局啊，你说我和钱主任拉你过来干啥？风险是我的，厂子归市里，我这不整个一大傻蛋吗？！”

　　马达总是打着标准的官腔说：“小赵县长啊，没有你里应外合我也过不来！”

　　每到这种时候，赵安邦总是把手一伸，“知道就好，再给我一些彩电票！”

　　马达一开始还算不错，十张、二十张，多少总是给一些，赵安邦用这些彩电票做礼物，省内外拉了不少关系。后来不行了，省里、市里不少人盯上了山河电视机厂，纷纷找马达要彩电。马达吃不消，汇报到市里，市里做了个决定，一个口子管理，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于华北批。赵安邦再找马达要彩电票，马达便公事公办了，让他找于华北批条。他火透了，授意变电站拉了电视机厂几次电。道理说得也很堂皇：彩电紧张，电力也紧张啊。

　　经济紧缺的年代，也是官倒盛行的年代。在赵安邦的记忆中，省市有些干部子弟就靠倒山河牌彩电发了不少财。白原崴当时也是其中一个官倒公司部门经理，曾跟省委一位副书记的公子到文山来过几次，有一次，拿着于华北的批条一下子提走了三百台彩电。

　　在山河电视机厂最红火的时候，赵安邦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曾不止一次提醒过马达：经济紧缺是暂时现象，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局面总有一天要结束，劝马达眼光放远大一些，和国外著名电器企业合资，引进最新技术，把企业做大做强。马达听不进去。　

　　待于华北调任省委副秘书长，刘壮夫主持工作时，马达已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了。

　　吴亚洲最初是文山郊区一家村办印刷厂的业务员，偶然跑到城关工业园联系印刷业务，发现了为山河电视机厂生产包装纸箱的好买卖，就找到工业园管委会，申请投资办厂。当时，管委会正为山河厂搞外包配套，双方一拍即合，吴亚洲便四处借款，一周内筹资二十多万，上了纸箱厂。纸箱厂挂牌时，赵安邦被请去喝了场酒。

　　马达也弄来了，马达一见桌上的茅台，眼睛立即亮了。一人喝了大半瓶茅台。喝到似醉非醉的时候，牛皮又大了起来，指着他这个县长对吴亚洲说：“小老板啊，你要想发财得跟准人！跟着赵县长你发不了，他县政府只管收税，收管理费，你得跟我，跟我们山河厂啊！”

　　吴亚洲的纸箱厂和山河电视机厂签下的外包合同从来就没有认真履行过，电视机厂收了货也从没按时付过款。吴亚洲还不敢催，生怕马达耍威风一脚将他和他的小纸箱厂踢开。于是，便忍气吞声，一次次借款，补充流动资金，据说后来连住房都抵了出去。这种情况赵安邦开始并不知道，直到后来双方矛盾总爆发，吴亚洲哭到他面前，他才看清了马达这个国营奸商的嘴脸。

　　矛盾爆发于当年夏天的一次洪水泛滥，电视机厂局部被淹，二百多台电视机和刚收下来的五万只纸箱全泡到了水里。马达真心疼啊，先是跳脚在厂里厂外四处骂娘，继而，便想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坚决不认这五万只纸箱的账。该厮也做得出来，眼一闭，愣说这五万只纸箱接收前就是泡过水的，不但不给加工费，还要对吴亚洲罚款五万元。吴亚洲最初并不想把事闹大，低声下气求马大爷开恩。马大爷就是不改口。后来干脆不和吴亚洲见面了，让管外包的同志传话说，不干就滚蛋！

　　吴亚洲真是不想干了，流着泪找到县长办公室，对赵安邦诉苦，赵安邦气得不行，带着吴亚洲找马达交涉，以为马达总要给点面子。

　　马达却一点面子不给，口口声声不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碰到这样不讲理的赖皮，你真是没办法。赵安邦被迫找到了分管副市长于华北。于华北问明情况后，和马达谈了三次，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四万多元，那五万只纸箱的货款却一分没要回。于华北对此并不恼火，反倒当着赵安邦的面表扬马达说，安邦啊，你也得理解马达嘛！马达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有这样的好厂长，这个山河电视机厂大有希望啊！赵安邦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暗自冷笑：还大有希望？有什么希望啊？这么不讲商业道德，马达和他这个厂只怕不会有啥好结果！

　　后来也想过，马达能在陈同和、于华北手上提上去，恐怕就与此有关。在陈同和、于华北看来，马达个人品质和道德无可挑剔，爱厂如家，生活简朴，很有责任感。然而，他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马达这类同志对社会信用，对经济秩序的责任意识。马达没有这种责任意识，他的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使得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极度漠视和轻蔑。在经济短缺时代能得逞一时，在经济过剩时就要吃大苦头了，决无成功的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吴亚洲和亚洲集团到底还是在宁川崛起了，而马达和山河电视机厂则成了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