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 /刘震云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

  “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

  “你去哪儿?”

  他儿子: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他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买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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